<h3>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这首知青歌曲,大家都非常熟悉,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个年代几乎唱响了全中国城乡各个角落。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首歌曲依然脍炙人口,经久不衰。前些日子在香港大剧院举办的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演唱会上,上百名老知青在香港交响乐队的伴奏下就齐声高唱过。</h3><h3> 有人把这首歌归咎于文革时期的知识青年之歌。其实不然,正如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这首歌曲也不是诞生于十年动乱期间,她创作于1964年,作者就是视聂耳为终身偶像的朱践耳。朱践耳,安徽泾县人,本名朱荣实,1945年加入新四军苏中军区前线剧团。建国后在上海、北京等电影制片厂任作曲。1975年调入上海交响乐团从事作曲。他将荣实改为践耳,就是践行聂耳走过的道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践耳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唱支山歌给党听》和《接过雷锋的枪》这两首大江南北争相传唱的群众歌曲,就是他创作的。</h3><h3> 践耳先生创作《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这首歌曲的那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一个纲领性文件。1965年中央办公厅发布了通知,说不再修改了,就依此发布。就因为这样,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h3><h3> 1964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有组织,每年都有计划,有安排,有物质经费的保障,组织比较严密,强调自愿原则。当年全国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听从党的召唤,满怀革命豪情,背井离乡,雄心壮志,义无反顾,奔赴祖国的农村边疆时,一路上都高唱着这首歌。从歌曲里的画面,仍然可以见到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在艰苦的环境里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革命乐观精神。那时候的知青,真正是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甘洒热血写春秋,无怨无悔而下去的。</h3><h3> 在党中央发布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后,1965年5月25日,上海在文化广场举行万人参加的青年下乡上山参加边疆建设动员大会。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西光同志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委讲话,希望去新疆的青年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广大青年也坚决表示,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沿着革命化的道路高歌猛进。<br></h3><h3> 在党中央发布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后不久,除了上海,几乎全国所有的大中城市都掀起了上山下乡热潮。1966年5月16日,汕头市也在中山公园大同剧院举行规模宏大的“汕头市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h3><h3> 作为一场震撼中华大地的大规模青年运动,上山下乡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渊源的。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就出现了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学生志愿去山区、农村、边疆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举动。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口号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就是1955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报上报道了这件事,毛主席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下的按语。现在,这个大李庄乡已改名为广阔天地乡,凭此以纪念毛主席当年的批示。</h3><h3> 1966年之前的五年间,全国有计划上山下乡共下去了129万人,平均每年26万人,规模比较小,安置比较稳妥,社会影响并不像“文革”期间那样大,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动员城市青年扎根农村,安家落户,指导思想、措施、步骤都是很稳妥的。所以,时至今天,有人说上山下乡是“文革”产物,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它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开始在全国有计划地开展,这一段上山下乡和之后的上山下乡显然不同。</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