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院八年

行吟

小院八年

翟力实

一

奔流于四川盆地西隅的青衣江，在其中游江畔，有一座县城叫夹江。

距离夹江县城数华里的地方，有一处阔大的弃用机场，机场两侧还有大片的部队营房，民间叫它是“工地”。为什么叫“工地”？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了。只听说机场是当年为了抗御日寇的空袭而修建的，从此留下了地名。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步兵130师所属炮兵540团就驻扎在这里。

工地的边缘上有一座小院，居住着炮团首长的几户人家。我们家也住在这里。对于我来说，这里有着特别的意义，特殊的感情。

因为，我可能是从这里开始懂事的。

二

1961年春天的一个日子，我记得，那一天阳光明媚。我们一家人，跟着到炮团任职的爸爸，从师部驻地雅安驱车约八十多公里，来到了炮团驻地。
到了小院门口，只见竹篱笆外的“三合土”路边，盛开着鲜红艳丽的“指甲花”。5岁的我拉着爸爸的手，走进了那座有着三排青砖平房的院子，开始了在夹江的将近八年的生活。
在这八年里，国家发生了很多事，我们家，也跟着发生了很多事。

三

成都盆地是美丽的。小院就美丽得不得了！
它坐落在碧绿的田野一侧，被竹篱笆环绕。东边是几畦菜地，西边有一口石井（井里游动着两条鲇鱼哦！），南边是一座磨坊和一条蜿蜒的“螃蟹河”，北边则是一座小桃山——春天，一山的桃花，粉的，白的，红的，像飘来的彩云。
到了黄昏，小院里房子之间的小道旁，夜来香开了，暗香在四处浮动，香气扑鼻。萤火虫也出来了，点着它们的小灯笼，四处游走。
爸爸妈妈给我们订阅了《中国少年报》、《小朋友》和《儿童时代》杂志。每到星期天下午四点，我们家那台小院里唯一的一部熊猫牌收音机前，就挤满了姐姐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和妹妹的好朋友。这些好朋友加起来，差不多就是小院里的全部孩子了。
“嗒嘀嗒，嗒嘀嗒，嗒嘀嗒嗒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随着欢快的小喇叭声，我们幸福地成长着。

四

小院的美，不光是景色，还有那么多让我们爱戴的叔叔阿姨，那么多人间的善良和美好。
我们家的老四出生后，妈妈的奶水不够。恰好院里的贾阿姨也刚生了孩子，奶水多，便时不时地抱去喂喂。
那时，我们还有一个很享受的事情，就是到院里其它阿姨家里“蹭饭”！也奇怪了，自从我们在其它阿姨家里吃过饭以后，就总觉得别人家的饭好吃！于是，一会儿何阿姨家、一会儿贾阿姨家、一会儿王阿姨家…..时不时地，就到人家家里蹭一顿。大人吆喝，也吆喝不回来，弄得大大（我家像亲人一样的老保姆）不得不想了一个办法：先把自家做的饭菜悄悄送到人家家，再换上人家家的碗，就说是阿姨家里的饭！
住隔壁的参谋长赵春生叔叔，有一支气枪，星期日常常出去打鸟。到了下午，赵叔叔总能提一大串几十只麻雀回来。白玉秀阿姨就在屋门口升起炉子，把剥好的麻雀放到油锅里炸，我们一群小朋友就围着看。炸好了，当然每个小孩儿都有份儿！
有一年春天，爸爸难得有时间，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和安团长叔叔的大儿子安长庆大哥到田野里去踏青。越过“螃蟹河”的时候，要走过一道“独木桥”。我们大一些，都可以独立走过，妹妹太小，一个人不敢过。
正巧有一位战士叔叔在那儿洗衣服，就过来帮助，抱着她过。谁知道，这叔叔脚下一滑，就要跌落水里，爸爸将他一拉，他站住了，可他失手将妹妹掉进了小河里！
虽说是小河，但水很深，可以淹到大人的胸口，水流很急。妹妹掉进水里，一下子被淹没了！而且，水哗哗地留着，往下四五十米就是正旋转着大木轮的磨坊！
大家一下惊呆了，就在此时，仅比我们大几岁的长庆哥“嗵”的一声跳进了水里，紧接着，并不会水的爸爸也跳了下去……妹妹在水里，透过亮晃晃地水面，看见河岸上惊慌失措的姐姐和哥哥，很快就没有了清醒的意识，后来，只觉得自己抱住了“一条大鱼”，便被救起了！
想起当年的遇险，妹妹至今还在感激着。

四

1961年的秋季，我们在八一小学上学了。
八一小学在小院南侧数里。每天清晨，我们在薄雾中越过一座小桥，和早起下地的水牛和老农擦肩而过，去上学。在一个天蓝云白的日子，我们在操场上戴上了红领巾，加入了少先队。
两年后，八一小学因故解散，我们则和在县城里工作的妈妈，一起去了夹江县城读书，只有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回到工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能见到爸爸。
爸爸很忙，也不多说话，他留给我最鲜明的印象，是穿着军装，提着牛皮的大公文包，匆匆离去的身影。爸爸妈妈虽然很忙，但也很注重我们的教育，特别是思想品德方面的教育。他们教育我们，在各个方面都不要依靠父母，要比劳动，比学习，比进步，要靠自己的努力，勤劳、朴素、诚实、谦虚，一步一个脚印地进步。
1962年的初冬的一个傍晚，从不让我们坐部队车辆的爸爸，突然派一辆吉普车来县城接妈妈和我们回工地了。一路上，来接我们的解放军叔叔一言不发，天也黑了下来，我们的心里的谜团更大了。回到工地，我们才知道，爸爸要去中印边界打仗了！
妈妈和大大为爸爸紧张地准备行装，姐姐也开动了脑筋，自己动手，要给爸爸赠送一个针线包。针线包做好了，是用蓝色的布缝成的，上面，姐姐还用她灵巧的手绣上了白线拼成的字：“祝爸爸 打败敌人，凯旋归来！女儿 小萍 ”爸爸把它揣到靠近心口的衣袋里，据他说，即使在战场上，也要每天都拿出来看一看。
送爸爸出征那天，妈妈领着我们都去送别了。在炮团大礼堂的操场上，车队已经列好，家属们在操场上，站了一堆。挥别的时候，一些阿姨忍不住哭了！
回来的路上，妈妈对我们说，“我也想哭，但我绝不能在你们爸爸面前哭而影响他！”
后来知道，爸爸和炮团全体官兵，在青藏高原的行军路上和中印边界的丛林里，克服了大雪、大风、泥泞、冰冻、缺氧、缺粮、无路、大炮上山等许多看似难以克服的困难，终于在指定时间到达了指定位置，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7794部队打响了第一炮”，完成了作战任务，捍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和国家的尊严。
爸爸和炮团的英雄指战员们在中印边界反击战中的种种细节，我是在几十年后，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史资料中才得知的。
五

我和姐姐、妹妹三个大孩子在夹江县月亮街小学上学的日子，是充实的。除了好好读书，我们还学习雷锋，为外地人领路、到江边拾粪、参加救火……然而，一到周末，就急着想要回到工地小院的家里去。有时候，会到大市场找到家属院来县城买菜的马车，一起搭乘回去。
1966年，我上五年级。2月的一天，我走在从夹江回工地的路上，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正在播出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虽然我才十岁，但焦裕禄的故事还是打动了我。
可是不久，县城里的气氛变了，学校里上课也不正常了，大小字报贴得到处都是，学校图书室里的书被掀翻在地，来自大城市的戴着红彤彤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袖箍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神色凝重地出现在县城的街道上。
学校乱了！我这个全县优秀少先队员，副大队长，也是班长，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
眼看着同学们纷纷给老师贴大字报，我则一筹莫展，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落后了呢？但老师们都很好，我又能造什么反呢？
幼稚的我左思右想，终于想起一次上体育课，很喜欢我的周老师因为什么发火了，走到队前，使劲按了我的头一下，当时我就很不高兴！对了，就写这个吧！于是，我的第一张小字报（也是最后一张）怯生生地出现在了学校大钟下的那根粗木柱上。
学校“停课闹革命”，我也就这么混了一个学期。到1967年春季开学的时候，我在教室门口遇到了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张老师是女老师，从某部文工团下来，个子很瘦小，短发，戴着深度的眼镜。张老师见到我，就说：“这个学期，你可要好好学习，不能那样混下去了！”我在班级里的成绩是比较好的，老师能这样提醒我，足见她对我的期望。老师的话，像重锤一样敲击在我的心头，但懵懵懂懂的我，当时并没有太理解。直到后来，才能慢慢体会到它沉甸甸的分量。
五

1967年，我们小学毕业，但因为文革，初中停止招生了，我们也没学上了。但这对于不懂事的我们来说，真是天大的好消息！
我兴冲冲地回到工地，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打乒乓球、抓泥鳅、粘知了、游泳、钓鱼、自制幻灯、木刻主席像，也去飞机场帮电影组的叔叔往大标语上填漆，到修理所帮助叔叔们制作毛主席像章…….玩的不亦乐乎！
然而，我们并不懂得爸爸妈妈内心的苦。
由于妈妈是军属，便被机关里极个别的“造反派”盯上了。一个雨夜，妈妈被拉到夹江县城的街心花园，和几个干部一起挨斗。造反派让妈妈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低头认罪，妈妈则坚决否认无端地指责，绝不低头！更有甚者，他们不顾妈妈当时已经怀有几个月的身孕，硬是押着她步行几十公里，到乐山去接受批斗！好在，路途中，造反派自己都走不动了，才放走了她。
爸爸在文革中的情况，我们就更不清楚了，只听说炮团当时按照上级的指示，接收了乐山军分区搞“四大”闹得不可开交的一部分军人，让他们在炮团的驻地，作思想整顿。
据说，爸爸连续三天去给他们作思想工作，从一开始他们的抵触、吵闹到后来的安静、思索、服气，爸爸付出了极大地心血。记得爸爸曾告诉我，解放战争时，他也曾受命，去对国民党军队的俘虏作思想工作，也经历了“舌战群儒”、润物无声的过程。哪一次更难呢？
我们更加不知道的是，就是在这个时期，作为成都军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标兵，当年4月刚刚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署名学习体会文章的爸爸，被老家几个造反派的一纸诬告信，彻底改变了命运！
就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我们最小的弟弟，在师医院出生了。
六

夹江八年，小院八年，我们慢慢地长大了。
1968年初秋，部队调防了。
我们和大人一起，收拾东西，给箱子打捆，打扫房子。最后，按照部队的要求，在房间里留下了大米和白面，甚至买来了酱油、盐巴、醋等调料留在厨房，让小院的新主人住下就能做饭吃——达到这一要求之后，我们登车去云南了，去远方了。
远方，那里有未来的生活，在等着我们。
再见了，指甲花！
再见了，夹江！
再见了，小院！

2019年6月28日星期五 1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