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当我写下这个话题，我的心似乎也沉重起来。半个多世纪前的一幕幕，随着文字的积累，又在我眼前浮现。</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1966年文革开始后，金华地委有许多干部被打成“走资派”挂牌戴高帽批斗，后来有六位原金华地委的领导干部，被关进一个叫“4·24办公室”的机构里。在那里，六位老干部度过了一段艰苦而又难忘的时光。这六位前辈分别介绍如下：地委书记李学智；地委副书记张学义、江革；地委常委、组织部长魏俊哲；地委常委、副专员胡晓民；还有一位就是我的父亲李子正，时任浙江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我父亲之前曾任地委常委、监察委员会书记，所以也在其中。（查《金华市组织史资料》，我父亲地委常委任职截止时间为1968年4月。所以文革初期，还是地委常委。）</b></h1> <h1><b style="color: rgb(1, 1, 1);"> 在这里，先要弄清两个问题：一、六位前辈何时关进“4·24办公室”的？二、“4·24办公室”成立于何时？是什么机构？</b></h1><h1><b style="color: rgb(1, 1, 1);"> 一、关于六位前辈关进“4·24办公室”的情况，有三位前辈曾有过回忆，分别记录如下： 张学义前辈《难忘峥嵘岁月》：“……1968年春，省革委会成立，南萍当主任不久，金华造反总部在金华人民广场召开所谓的万人大会，大会宣布经南萍批准，我和李学智、胡晓民等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当晚我被关押到“六号门”审讯，第二天早晨又送到新华印刷厂由造反派对我专政，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又将我押到解放军某师炮兵连严加看管，一切行动不许任何自由。当时李学智、我和江革、胡晓民、魏俊哲，李子正等六人分别关进一间小房间，由“4·24办公室”分别进行专案隔离审查。”（《春秋》杂志2012年第4期）</b></h1><p><b style="color: rgb(1, 1, 1);"> </b><b style="color: rgb(1, 1, 1); font-size: 20px;">魏俊哲前辈《从山东到金华》：“……1966年底，搞得更厉害。我与李学智、副书记张学义、江革、地委常委、副专员胡晓民、地委常委、秘书长李子正6人被集中关押在文训队（党校内），当时有一个排的兵力看管我们……每人一间小房子，仅能放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条凳子，互相之间不准交谈。”（春秋》杂志2005年第3期）</b></p><p><b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 rgb(1, 1, 1);"> 胡晓民前辈《难忘的岁月》：“……金华地委成立了新的革命委员会，召开了万人大会，会上宣布李学智和我是“现行反革命”，立即逮捕法办。我和李学智、张学义、江革、魏俊哲、李子正6个人被关在地委党校一个二层小楼的一楼内。当时有一个排的兵力看管我们，门口有两挺机枪、两门大炮，上洗手间不仅要报告，还有战士跟着。每人一小间，只能容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条凳子，互相不准交谈，打饭的时候靠张学义、魏俊哲、李子正3人轮流去食堂，其余3人不能随便走动。接着就是天天批斗不断。”（《春秋》杂志2012年第1期）</b></p><p><b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 rgb(1, 1, 1);"> 几位前辈提到，金华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召开了万人大会后被关进“4·24办公室”。查《金华市组织史资料》及《金华历史大事记》，1968年4月20日，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金华地区革命委员会；4月24日在金华人民广场召开有5万人参加的成立大会。
根据以上前辈的回忆及资料，六位前辈关进“4·24办公室”的时间，大概是在1968年4月24日金华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万人大会当天或者几天后。</b></p> <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二、“4·24办公室”成立于何时？是什么机构？地址在何处？</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据《金华历史大事记》记载：“（1968年）4月底，地区革委会‘四二四’办公室成立。这个办公室是地区清理阶级队伍专案工作的机构，专门审查所谓的专政对象、党内走资派。”应该肯定，“4·24办公室”这个名称，源于1968年4月24日金华地区革委会成立的日子。地址是在金华老地委党校。</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font-size: 20px;"> 在这里，我还有一个疑问：这个“4·24办公室”关押的人员，已知的就是上面六位前辈。我自己曾多次去“4·24办公室”给父亲送东西，也没有见到或听到还有其他“所谓的专政对象、党内走资派”。“4·24办公室”还关押着其他人员吗？难道“4·24办公室”是特意为审查这六位“走资派”而设立的？这个问题还有待于金华党史工作者调查研究考证。</b></h1> <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下面说说我们与“4·24办公室”的一些事：</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第一次进“4·24办公室”</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我第一次去“4·24办公室”给父亲送东西，已经记不得具体日子了。好像是和小A去的，小A父亲也关在“4·24办公室”，他已经去了几次了。那天我和小A来到了老地委党校的“4·24办公室”，这是一座二层楼的房子，一楼第一间就是类似接待室的办公室，面积有十几平方米，里面摆着办公桌椅子等。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人称老王。</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我给父亲带去的是几包烟丝、火柴等。以前父亲一直是抽卷烟的，记得文革前抽的是牡丹牌的，好像五角钱一包。文革冻结工资后，父亲就抽八分钱的经济牌香烟。后来觉得还是烟丝便宜，就用烟斗抽烟丝了。我和老王说了后，就把东西放在办公桌上。老王一声不响的把一包包烟丝打开，仔细翻看了里面黄色的烟丝，看看没有其他东西，就把烟丝包好；又把几盒火柴扒开，看看里面也没有其他东西，最后把火柴装好，就叫我们回去了。</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这是我第一次进“4·24办公室”，当时觉得有点紧张，有着电影中“探监”的感觉。</b></h1> <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一件棉大衣</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那年初冬，母亲叫我们去“4·24办公室”，去把父亲一件棉大衣拿来。因为大哥以前串联回家时把棉袄丢了。冬天来了，家里没棉花，需要从父亲的棉大衣里抽出一点棉花，我们的棉袄中也抽一点棉花，凑合着给大哥做一件棉袄。母亲说，父亲这件棉大衣是1964年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做的，粗布面，长过膝盖。因为是大衣，棉花相对多一些，可以抽出一些棉花的。</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那天我和姐姐去“4·24办公室”，到了接待室，老王等几个工作人员在那里。我姐姐和老王说了要把我父亲的棉大衣带回家，并且说了原因。老王马上把我父亲叫到接待室。父亲听说要把棉大衣拿回去，着急地说：冬天来了，这件棉大衣我白天要穿的，晚上还要盖在被子上的，为什么要拿回去？姐姐又把事情说了一遍。姐姐讲的断断续续，父亲听得认认真真。父亲听明白了，阴沉着脸，没有说话。他回到自己房间，把棉大衣放到办公桌上就走了。</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老王把棉大衣拿过来，先把两个口袋翻出来看看，接下去从衣领开始，自上而下、由外及里，仔仔细细地捏了一遍，看看有没有夹带啥东西，检查完后，啥也没说就把棉大衣交给我姐姐了。</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回家后，母亲把棉大衣拆开，抽出一些棉花，又缝好了。第二天我就把棉大衣送回了“4·24办公室”。老王又把昨天检查的程序重复了一遍，发现没有夹带任何东西，挥挥手就叫我回去了。</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后来母亲把从棉大衣中抽出的棉花，加上我们棉袄中抽出的棉花，用旧衣服给大哥做了一件薄薄的棉袄，大哥穿上勉强御寒，度过了这个冬天。</b></h1><p class="ql-block"><br></p> <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1972年父亲重新出来工作后，我曾在衢县烂柯山下的浙江化工学院，和父亲一起工作、生活了几年。1973年进行批林整风运动时，某天下午，父亲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发言，说起文革时，父亲又讲起这件棉大衣的事情，父亲讲得非常激动，最后几乎说不下去……我在台下听的热泪盈眶，差点没哭出来。</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这件棉大衣，父亲后来送给了学校车队的一位司机。这位司机经常给父亲开车，家里条件较差。父亲得知他的家庭情况后，就把棉大衣送给这位司机了。</b></h1> <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家里东西不要动”</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有一次，我和小A去“4·24办公室”给父亲送东西，走到接待室门口，就听里面有几个工作人员在说话，老王的声音最大，似乎在念一封信。老王说：“……我身体还好的，不用担心……家里东西不要动……”。老王读到这里，问其他工作人员：“他信上写家里东西不要动，什么意思？”好像是在念关在这里的G前辈写给家里的信。这时我们已经走进接待室了。老王看见我们进来了，就停止谈论这封信了，然后照例检查我们带来的东西，没发现问题，就叫我们走了。我们刚一出门，老王的声音又响了：“你们说，会不会有什么东西藏起来了？……”</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文革结束后，我曾多次碰到过G前辈的爱人H阿姨，H阿姨文革中也挨过批斗。我和H阿姨谈过一些事，就是没说起这封信，不知这封信最后是否交给G前辈的家人了。</b></h1> <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口子太小”</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小B的父亲也关在“4·24办公室”，那年冬天，小B要给他父亲带东西，叫我陪他去“4·24办公室”。到了“4·24办公室”，小B把带来的衣服放到办公桌上，还有一个盐水瓶。老王把衣服摊开，仔细检查了没问题，接着拿起盐水瓶。这种盐水瓶原来是医院挂瓶用的，玻璃质，口头上有个橡皮盖子，冬天灌上热水，可以当热水袋使用。老王问：“这个是干什么的？”小B回答：“晚上用的。”老王显然不知盐水瓶可以当热水袋使用，他拿着盐水瓶看看，说了一句至今想起还令我喷饭的话：“口子太小”。我们当时就觉得老王想歪了，他一定把盐水瓶当作夜壶了……小B一声不响，我忍住没有笑出来。老王没有为难小B，收拾好东西就叫我们回去了。</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离开“4·24办公室”，走了一段路后，我们才大笑起来。——那是少年苦涩的笑啊！</b></h1><p><br></p> <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你们识相点”</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记得“4·24办公室”附近有一个空地，上面有单杠、双杠等运动器械，我和小A有时候去那儿玩会单杠，做些引体向上，双杠上也来几下支撑运动。有天傍晚，我和小A又去了。走到“4·24办公室”附近，还没开始运动，就看见老王走过来了。他看着我们，说了一句至今还记忆犹新的话：“你们以后没事不要到这里来，你们识相点。”态度严厉，直接干脆。我看看老王，表情严肃，眼睛盯着我们。我和小A也不运动了，只能默默地走开了。后来我想，老王是否早就看见我们来过这里，怀疑我们会给父亲通风报信，所以才如此警惕。</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你还欠我一次”</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去“4·24办公室”给父亲送东西，很多时候我是和小A一道去的，但是有时候我俩不同步。也就是说，我有事要去他不一定去；或他有事要去而我不去。我俩达成一个协议：如果我要去他没事但陪我去，那我就欠他一次；而他要去我不去但我陪他去，那就欠我一次。有一次我和小A说，我明天要去“4·24办公室”。小A说明天我有事就不去了。我说那不行，你上次还欠我一次。小A想了想确有其事，只得同意陪我去。到后来，谁也说不清到底谁欠谁了，基本上都是两人一道去的。</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世上有一种“怜”，叫“同病相怜”；世上有一种“友”，叫“患难之友”；世上有一种“凉”，叫“世态炎凉”；世上有一种“心”，叫“刻骨铭心”……</b></h1> <h1><b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 rgb(25, 25, 25);"> 那天，那件事……</b></h1><h1><b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 rgb(25, 25, 25);"> 有一天夜晚，我和小A干了一件事，此事与我们关在“4·24办公室”的父亲还有点关系。这件事，我怀着复杂的心情，这几天断断续续地写下了五百多字的全过程。写完后我觉得不太妥，又把它剪切了；后来觉得还是要放进文章里面……如此反复了几次，最终还是把这段拿掉了……</b></h1><h1><b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 rgb(25, 25, 25);"> 那是一段痛苦的回忆。</b></h1><h1><b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 rgb(25, 25, 25);"> 往事不堪回首。</b></h1><h1><b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 rgb(25, 25, 25);"> 忘了什么时候，我们的父亲先后离开了“4·24办公室”，从此我们再也不去“4·24办公室”了。</b></h1><h1><b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 rgb(25, 25, 25);"> 别了，“4·24办公室”！</b></h1><p><br></p> <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还有几句话：</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一、关于六位前辈关进“4·24办公室”的时间，虽然我前面已经查了，但是我心中还是有个疑问。根据我的记忆，他们似乎是在1967年下半年关进去的。我隐约地觉得，我在1967年年底去看过父亲，地点就是在金华老地委党校，即后来的“4·24办公室”。不知是否我记忆有误。</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二、关于“4·24办公室”成立的时间，我还想说一下。我记得最早给父亲送东西，那时都说去“大批判办公室”。我感觉“4·24办公室”是由“大批判办公室”改名而来，而“大批判办公室”全称可能是叫“金华地区XX大批判办公室”，一般简称“大批判办公室”。“大批判办公室”应该成立于1967年下半年，直到1968年4月24日金华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才将“大批判办公室”改名为“4·24办公室”。</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以上两个问题，仅是根据我的记忆提出的。写下这两点，也为今后金华党史工作者研究这两个问题留点参考资料。仅此而已。</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三、文革结束后，我大哥从东北回到了金华，父亲送给大哥一件皮大衣。这件皮大衣，面料很好，里面都是好皮毛，领子也是皮毛，拎在手上沉甸甸的，冬天穿在身上非常暖和，也是父亲的珍爱之物。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送给大哥这件皮大衣，抑或父亲还记着当年在“4·24办公室”那件棉大衣的事？</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四、关于“4·24办公室”的老王，后来我和父亲多次谈起，我把与老王接触的一些事都和父亲谈了。父亲说：那个老王是绍兴人，人还是不错的，他私下对我态度也比较好，在我面前说起李学智同志，从来不直呼其名，都是称：“那个老李”……</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希望老王是个正直的人，可能当时处在那个环境，也是身不由己，言不由衷吧。</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啰啰嗦嗦的写下这些，希望我的叙述能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如果我能为还原历史真相做点事，那也是我非常愿意的。</b></h1><h1><b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 rgb(25, 25, 25);"> 关于“4·24办公室”，屈指算算，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 。前辈们已经离我们而去，当年的知情者——决策者、工作人员，包括我们这些昔日的“走资派”子女，如今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些事？作为一个普通的知情人，要抓紧记下这些事。记住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机构，关押过这些前辈，发生过这么一些事……</b></h1><p><br></p> <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往事悠悠，岁月有痕。前辈已逝，吾辈亦老。文革留给我们的创伤，时间也难以抚平。写下以上文字，只为了那不能忘却的记忆……</b></h1><h1><b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 rgb(25, 25, 25);"> 亲爱的父亲，尊敬的各位前辈，你们安息吧！</b></h1><h1><b style="color: rgb(25, 25, 25);"> </b></h1><h1><b style="font-size: 20px; color: rgb(25, 25, 25);"> 2019年8月5日</b></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