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立新

　　我的父亲衣雨亭，1916年出生在山东省临朐县一个叫泉水崖的小山村。这个沂山脚下的村子，因村后山沟里有一股常年涌流的泉水得名。老辈人说，元末明初衣氏祖先为避祸，从登州府栖霞县躲入大山，走到此地，遇泉水而定居下来。

我的祖父衣相宽是泉水崖衣氏的第十五世孙，为人豪侠仗义，能文能武，是方圆数百里的名人，与当地官府、绿林好汉多有结交，常为民间摆平一些官府都解决不了的事情。我6岁那年，曾在泉水崖老家住过一年。每天麻麻亮，祖父就起身去村外林子里练武，太阳出来后，祖父练完武顺便拣一筐粪背回来，这时，家里其他人才刚刚起床。祖父抽旱烟，一根一米多长的铜杆烟锅从不离身，因烟锅太长，点烟时胳膊够不着，要手拿火绳子才能点燃。村里人说，这杆铜烟锅就是祖父护身的兵器。祖父练武避人，也不收徒，没人知道练的是哪一路拳脚，只是从绿林好汉对祖父的敬重，来揣测功夫了得。

现今居住在泉水崖村的人，对祖父的身份有两种说法，一说祖父是个秀才，另一说祖父是个落弟秀才。不管怎么说，我儿时的印象，祖父是个文化人，通古博今，上下五千年无事不晓。每到夜幕降临，村里的老少爷们就聚集在我家老宅的哪三间北屋里，那是祖父的居所。屋内炕桌上一盏煤油灯，玻璃罩内的黄色火苗一窜一窜的，把屋子照的昏昏暗暗。炕上、地下、门旁黑压压一屋子人，来的晚了就倚着门框。人们免费喝着祖父青花大茶壶里茶叶沫子泡的茶水，抽着炕中间大笸箩盛的免费烟叶。祖父斜倚在炕被上，从三皇五帝开讲，到清末民初还不结束。我那时总觉得村里人不是来听故事的，是奔着不要钱的茶水和烟叶来的。要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沂蒙山区是极度贫困的，大部分人家是喝不起茶的。记的有一次村里不知办什么事，全村人凑不出十元钱，大队书记只好找我祖父借了这十元钱。祖父不光故事讲的好，毛笔字也写的好。每年春节前，祖父都要准备充足的墨和大红纸，在院子里摆上条桌，为全村各家各户及邻村的友人写春联。

祖父1893年生人，属相蛇，和毛主席同年，但祖父命长1990年仙逝，活了97岁。到今天，仍是泉水崖村最长寿的。我1953年生，也属蛇，比祖父晚问世一个甲子，和习主席同年。

我的祖母王氏，娘家是临朐县有名的富户，半个临朐县城的商铺都是祖母娘家的。我二叔说过，解放前，祖母娘家的兄弟常和县长、警察局长在一起吃饭、抽大烟。二叔还说，祖母长的很漂亮，个子高挑，皮肤白浄，高高的鼻梁，大大的眼睛，尤其是两道眉毛，弯弯的孤线垂到眼角，像墨画的一样，说我们兄妹的眉毛都像祖母。抗日战争，鬼子扫荡，祖母是小脚，沒有跑脱，被堵在家里。因父亲是八路军，祖母就是抗属，鬼子要把祖母带走，祖母死死抓住门框不走。鬼子用绳子将祖母双脚捆住，用大洋马在地上拖进了炮楼。7天后，炮楼来人叫家里领人，村里人将祖母抬回家中不久，人就殁了。

父亲儿时一直在县城祖母的娘家寄住读书。祖母的五弟和父亲年龄相仿，舅甥二人从小学相伴到中学毕业。五舅要拉着父亲去考黄埔军校，父亲不願从军报考了山东省立师范，结果名落孙山。五舅黄埔毕业后，分配到了国民党十八军，军长是陈诚。淮海战役时，五舅是团长，后到台湾，是国军的将军，退休后到美国定居，多年来一直打听父亲。父亲也常常念叨五舅，两位老人直到去世都不知对方消息，更未谋面。后来，五舅的夫人回大陆，还到临朐县政府打听父亲情况，只是，父亲己经过世了。

父亲虽然没有考上师范，却是泉水崖村第一个中学毕业生。在上世纪30年代，对一个小山村来说，父亲绝对是大知识分子。于是，父亲便办了一个私塾，教的却不是四书五经，而是现代学堂的知识。村中适龄孩童纷纷报名，来父亲的私塾上学。学生多，学费收入也多，父亲志满意得，日子过的红红火火。好景不长，两年后村子里又毕业回来一个中学生，也开了一个私塾，也教现代学堂知识。两个学堂，分庭抗礼，父亲的学生分走了一半，学费也少了一半，父亲的情绪也低落了一半。

转眼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了华北，也进入了山东。那年冬天，父亲和村里一群后生在老宅的大门口晒太阳，只见村外来了一个肩挑担子、手摇拨浪鼓的货郎。货郎径直走到后生们跟前，撂下担子，攀谈了起来。这群后生中，父亲1米8的个子，浓眉大眼，白白净净，一脸学生模样，很快就引起了货郎的注意。货郎和父亲聊的很投机，还告诉父亲，他姓王，是寿光人，过几天还会来。一来二去，王货郎和父亲成了朋友。王货郎跟父亲说，现在日本人打进了中国，中国人不能当亡国奴，要抗日打鬼子。父亲接受了教育，表示要跟王货郎一起去打鬼子。王货郎要父亲多联系些年轻人，一起去。1938年3月，父亲带着村子里17个后生，按照和王货郎的约定，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八支队，并于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八路后，才知道王货郎真名叫王文介，是山东纵队八支队的政委。王文介看到父亲带了17个人参加八路，当时就任命父亲为副分队长，就是副排长。两个月后，山东军区在泰安办医务培训班，父亲有文化，王文介问父亲想不想学医，父亲寻思学医回来当卫生员，比冲锋打仗危险要小，另外，医生和教师在那时的中国农村是最受尊敬的两个职业，就高高兴兴的去了泰安。培训班的老师是山东军区卫生部长张一民，解放后，张一民任第四军医大学副校长。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母亲去四医大进修，就是张校长办的。我也去过张校长家，他家的小儿子叫“牛牛"，在四医大时，我常去找“牛牛"哥哥玩。张一民55年授大校军衔，61、64年两次晋衔，张均未晋升少将，父亲曾在家中抱怨，认为不公。文革中，张转业任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因和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是战友，潘受到四人邦牵连，殃及张一民。张又调回陕西，任省高教办主任。张的大儿子是医生，想从哈尔滨调回西安，沒人给办。恰好，我在三线时的指导员刘厚友在西安医学院一附院任政治处主任，分管人事工作。母亲找刘帮忙，将张的大儿子调入了一附院，也算给父亲的恩师帮了忙。

父亲参加革命的领路人王文介，55年授少将，任西安炮校政委，即后来的二炮工程大学，后任二炮副政委。1970年，王文介听说父亲在咸阳工作，专程来到家中。王文介坐的是上海牌轿车，那个年代，中央领导做红旗，省军级领导坐上海。王文介的警卫员带着汾妹、弘妹、凡弟，坐着上海轿车在咸阳市兜了一圈，滿大街的人驻足观看，第一次在古城看见了传说中的上海牌轿车。

　　父亲在泰安学医回来后，被编入一一五师，任过护士、护士长。后调入一一五师教导一旅一团一营任军医，营长李福泽。这个部队抗战时一直在沂蒙山区，归鲁中军区。抗战胜利后，鲁中主力部队进东北，成为四野三纵也就是40军的主要班底。李福泽曾指挥过塔山阻击战，55年授少将，是二弹一星东风基地首任司令员。父亲生前单位铁道部建厂局党委副书记李超的丈夫徐明少将，曾和李福泽搭班子，任基地参谋长。父亲和李超阿姨聊天时，常提起老首长李福泽。李福泽去世后，葬在塔山烈士纪念碑旁。那一仗，李的数千战友牺牲在塔山，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当年是李所部的连长。我去塔山时，在李的墓前三躹躬，替父亲致哀。

父亲沒有进东北，抗战中期调入鲁中军区卫生所任所长，教导员丁聪是鲁中区党委书记霍士廉的夫人。听父亲说过，丁聪的第一个女儿是父亲接生的。文革前，霍士廉任陕西省委书记，丁聪是卫生厅长。咱们俩家走的很近，我也去过丁阿姨家，她家有个女儿，小名毛毛，年龄和我相仿。丁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书多，客厅的一面墙全是玻璃书柜。现在，我家的客厅也一墙书柜，而且书柜的样式是比照丁家的书柜选的。我从陕西省旬邑县调到铁道部建厂局，就是霍伯伯写的信，霍的秘书亲手办的。后来，霍士廉调任农业部长。八十年代初，母亲带着大孙子衣珂到北京看望霍士廉，小衣珂当时二、三岁，给霍爷爷背了一首唐诗“春眠不觉晓……"，霍非常高兴，当即铺开宣纸写下此诗送给衣珂小朋友。

抗战胜利后，鲁中军区的地方部队编成三野八纵，就是后来的26军，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兼任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父亲任26军某部卫生队长，军长张仁初。父亲随军参加了鲁南战役、豫东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胶济路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1950年，驻军宁波、舟山一带准备解放台湾。同年11月，朝鲜战争爆发，26军奉命入朝。父亲奉上级命令去兖州带一个野战医院入朝，军列行至安徽宿县，父亲急发肺结核喀血，下车住院治疗。病癒后，野战医院早已入朝。小时候，常听父亲讲张仁初打起仗来不要命的故事。说打鬼子时，有一次，敌人阵地久攻不下，团长张仁初光着膀子，挥着缴获的日本指挥刀，带头冲了上去，此后便有了“张疯子"的绰号。文革中，父亲得知老军长张仁初去世，一个人坐在椅子上默默地流泪。

父亲未能参加抗美援朝，便回到山东军区报到。军区干部部长陈美藻是父亲的老首长，55年授少将。我看过陈给父亲写过的鉴定，对父亲评价很好，也提了一条缺点，说父亲斗争性不强，陈部长的评价很中肯。在我眼中，父亲是个好人、老实人，从不得罪人。这一点，汾妹很像父亲，衣珂也很像爷爷。

陈部长将父亲安排到济南辛庄刚成立的山东军区卫生学校任学员三大队大队长。母亲从三野二纵即21军选调到卫生学校上学，是三大队一区队的学员班长，此时与父亲相遇。

根据军委的指示，山东军区淮备在卫生学校的基础上组建第五军医大学，著名心血管专家牟善初就是筹建负责人之一。不知是何原因，五医大沒有建成，牟善初调四医大，又调解放军总医院任副院长，百岁寿终。1963年，母亲去四医大进修，再次成为牟的学生。

父亲当八路前已婚，发妻是包办婚姻的农村妇女，比父亲大三岁，小脚，我在老家时称“娘”。山东八路军多是子弟兵，就是当地人在当地当兵打仗。即便是战争年代，父亲也能常回家看看。娘育有一子二女，大哥怀玉，大姐秀伟，二姐国卫。解放后，父亲对婚姻不满，与娘离了婚。但是娘已嫁到衣家，不能再回娘家，只能继续留住在衣家，此种情况有一专用词:“离婚不离家"。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同时调入山东军区保育院，父亲任副院长，母亲是见习医生。院长夏彬阿姨是山东军区政委彭嘉庆的夫人，一个走过长征的女红军。母亲说，夏院长思想极左，全军干部调级，夏认为保育院是后勤单位，硬是压着不调，父亲母亲都少涨了一级工资。此事，父亲从不提起，母亲却耿耿于怀了一辈子。保育院还有一个副院长阎华阿姨，其丈夫赵剑秋是父亲的战友。赵剑秋先是改编京剧《孙安动本》，被指为彭德怀鸣冤，遭批判。后又编写样板戏《奇袭白虎团》，受四人邦牵连。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济南工作，去看过阎华阿姨。那时，她己和赵离婚，一人独居。阎阿姨很会削苹果，削的果皮相连不断，整个果子削完后，果皮还完整不动地覆盖在苹果上。后来，我也学会了这一招，削苹果时常会招来赞叹声。这些年，人们都用削皮器了，我也不再用小刀显摆了。

1955年授衔前大裁军，父母先后转业。铁道部到山东军区选干部，父亲被选中，调往北京铁路总医院，后又负责筹建丰台铁路医院。母亲转业到军区保育院对门的济南工人医院。1958年，母亲带我去北京看父亲。头天晚上从济南坐火车，到北京天还没大亮。父亲接我们娘俩，从前门火车站坐有轨电车，我第一次看见长着两根大辫子、挂着铜铃铛，在铁轨上“叮叮当当”招摇过市的电车，非常兴奋。那时，前门一带多是低矮的土房子，我对父亲说，北京怎么这么破旧，那像首都啊。多年后，父母还总说起这一段，夸我聪明记事早。还记的一天，父母领着我逛商店，突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大暴雨。街道瞬间变成了河流，我牵着父母的手在商店屋檐下避雨的画面60 多年后仍清晰如初。这就是5岁的我对北京的最初印象。我和母亲离开北京后，父亲又奉命赴石家庄组建铁路慢性病医院。

1958年，格尔木之父慕生忠将军在青藏公路全线通车后，向彭德怀建议接着修建青藏铁路。1959年，国家批准青藏铁路开工，慕生忠任局长兼书记的青藏公路局转隶铁道部，改称为青藏铁路工程局。父亲奉命率石家庄铁路慢性病医院整建制迁驻格尔木，组成青藏铁路医院。后因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无力支撑这一巨大工程，加之当时技术条件限制，无法解决高原隧道和冻土施工等难题。两年后，青藏铁路下马，慕将军回到军队，青藏铁路工程局并入西北铁路工程局。青藏铁路医院一分为二，一部分驻宝鸡组成二处医院；一部分并入咸阳中心医院，父亲任命为西北铁路工程局中心医院主管业务的第一副院长。院长姓何，是长征干部，老红军，四川人，喜欢小孩，常领我出去玩。

父亲调咸阳之前，我们家一直在济南，早先住在军区保育院内一座日式平房内，房子矮，房间也不大，是木地板，家中好像只有一张大床，沒有其他家具。父亲说，组织上批准我和你母亲结婚后，两个人高高兴兴的把背包铺在一起就组成了家。婚后第二天，父亲从仓库拿回家一个滕条编的菜筐子，母亲用布将筐子内外绷上，这是家里第一个衣物柜。又过了些日子，母亲又拿回家一个带盖的茶色方形玻璃瓶，说这是朝鲜战场上缴获的药品瓶子，美国造，说她早就盯上这个瓶子了，可以盛茶叶，这不，今天药一用完，就把瓶子拿回来了。除此二件，家中再无长物。那个筐子，随着我家从济南到宝鸡，再到咸阳，再后来就一直在贮藏室藏着，不知何年大扫除时离开了我家。那个茶色小瓶子，子女们多次提议扔掉，父母均不同意，直到现在，仍在家中，成了四代人的证物。

父亲说，济南市段店一带，日本人时期就是兵营，后来国军接管了。解放后，这些兵营都驻进了解放军，军区保育院就是这些兵营中的一个大院子。我参加工作后，多次到济南，还曾在济南工作过几年。每次经过段店，都能勾起幼年时一些糢糢糊糊的记忆。有一次，我想进保育院内看看，大门口的卫兵拦住我，问:同志，您找谁？我答:谁也不找，我找我自已。卫兵不明白，我解释:刚解放时，这里是山东军区保育院，我的童年在这里。卫兵还是不明白，答曰:这里不是保育院，军事禁区，不得逗留。在门外多呆一会都不行，更别说进去找童年了。

父母转业后，不能在兵营安家了。母亲在工人医院当医生，父亲的单位在医院后面的营市街赁了一个院子，院内三间朝西的大红瓦房就是我们的新家。

春光明媚的一天，全家去大明湖泛舟，那时弘妹还没来到这世上。父亲荡起双桨，在母亲的指引下，船儿一会进入荷花丛，一会又穿行在柳荫下，父亲两臂酸了，家人的景也看够了，母亲指挥靠岸。父亲将船儿轻轻地摇到湖北岸的石阶码头边，母亲突发奇想，要培养一下波弟的独立生存能力。一个4岁的小男孩，要把游船的缆绳拴到码头的木桩上。波弟匍匐在船头上，向岸上尽可能长地伸着小胳膊，几次努力均未成功。母亲想助儿子一力，来到船头，抱着波弟双腿，更加努力地向前伸着，波弟向前伸着小手淮备将缆绳套上木桩。这时，惊险一幕突然发生，小船突然往湖中退回了几米，母亲和波弟失去重心，双双掉入水中。原来，父亲也想助她们母子一力，准备将船向岸边再靠靠，沒想到，双桨荡起了，方向搞反了，船儿倒退了。面对这突发事件，父亲似乎还沒反应过来，呆呆地坐在船尾，拿不出任何应急措施。汾妹在船上吓的哇哇大哭，我趴在船上，扒着船邦，低着头朝湖水里大喊着妈妈……。只见湖水中的母亲，忽上忽下地沉浮着，双手在水中胡乱地摸索，想要搜寻到波弟。波弟在水中表现则大不一样，小胳膊小腿四肢并用，在水中不停地划着，身体一直漂浮在水面上。说是人生下来就会游泳，看过电视里水中分娩的镜头，婴儿脱离母体后，会很自然地在水里游来游去。回想起来，波弟在大明湖中的表现，和水中的婴儿十分相似。老话，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母亲和波弟掉入水中的瞬间，岸上两个年轻人鱼跃入水，迅速将母亲和波弟救上岸来，又帮着父亲将船拴好。母亲站在码头上，头发散乱，全身滴着水。波弟在岸上吐了几口水，没哭，表现甚佳。父亲上岸后，握着两个年轻人的手不停地摇晃，一再地感谢，还要留下人家的姓名地址，改日登门再谢。年轻人说我们是北海舰队的军人，父亲一听更加高兴，说咱们都是军人，我是38年的。年轻人一听，马上立正敬礼，说:首长好，请注意安全。军人离开后，我们也打道回府。回家路上，母亲批评了父亲一路，以后的日子里，只要一提此事，父亲就得挨一顿批。到家后，又发现了一件更惊奇的事。临去大明湖前，母亲在家中给我们兄妹三个每人用小手绢包了二块白皮点心，回到家中，波弟的小手绢仍在手里，打开手绢，二块点心俱在，只是被水浸泡后，瘫软的拿不起来了。可见“吃”在孩子心中的地位，历尽劫难，点心犹在。几十年间，我去过无数次大明湖，每次都要去北岸看看家难发生地。有一次和爽妻游大明湖，我特意将她带到事发点，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家难全过程。妻捧腹。

三年自然灾害时，全国人民吃不饱饭，虽不能说饿殍遍野，但在济南城里常能看见饿毙街头的死人和倚在墙角、尚存一气、无力动弹、等着死的活人。市区和郊外的榆树被剥的光溜溜、白赤赤的，人们将树皮磨成粉和棒子面掺在一起蒸窝头吃。有一天，家里断炊，没有早饭，我肚子饿，哭着去上学。父亲心如刀绞，把家里旮旮旯旯翻了个遍，找到了几颗黑枣，跑出门去追上我，把黑枣塞到我手里。父亲晚年时，有一次提起那天的事，眼眶顿时噙满泪水，觉得内疚，对不起儿子。

还有一次，父母带我去段店军队大院看望战友。那时，军队生活供应比地方要好。父亲战友家的厨房墙角有一堆地瓜，我闹着要吃。父亲战友说，吃完饭，你挑一个最大的回家，自己抱，不能让爸爸妈妈拿。饭后，我果真挑了一个最大的地瓜，心里美滋滋的想着，家中弟弟妹妹看到这么大的地瓜该多高兴啊。路上，几乎所有行人的眼晴都盯着我怀中的大地瓜，赞羡的声音飘了过来“看，这小孩抱的地瓜真大"。父亲见我累的满头汗，要帮我拿，我不让。因为我答应战友叔叔了，坚持着将大地瓜抱了回来。一进家门，还没等到听弟弟妹妹的表扬词，就累的倒在床上睡着了。

我家情况在整条街上算是最好的，因为青藏铁路是国家重点工程，物资供应相对好些，父亲常从格尔木往家寄食品。慕生忠局长曾任兰州军区后勤部政委，搞生活供应很有一套。青藏高原当年黄羊很多，成千上万只一群一群的。慕局长组织了一个打羊队，将机关枪架在大卡车顶上，在大草原上追着羊群扫射，再将打死的黄羊扔到车上，拉回来按人头分给各单位。父亲把他的那一份黄羊肉省下来，抹上厚厚的一层盐，用小木箱寄到济南家里。我家现在还留了一个当年父亲寄黄羊肉的枣红色小木箱，看到小木箱就想起了黄羊肉，有时甚至会想，爸爸寄回的羊肉里会不会也有藏玲羊的肉，毕竟那个年代人们还不知道保护她。母亲看到小木箱，总会说一句，那几年多亏了这个小箱子，是咱家的功臣

　　有一次，父亲回家过年带回了一箱罐头。汾妹拿了一盒凤尾鱼罐头跑到院门外的街上臭显摆，其他家人和父亲在屋内嘘寒问暖的说着话。突然，街上传来汾妹声嘶力竭的哭喊声，全体家人不知发生了何事，一起跑到街上。只见汾妹万分伤心地大哭着，小手指着一个方向，说罐头被一个大人抢了。保姆谢阿姨，年近四十，曾经是小脚，解放后，男女平等，又把裹脚布放了，雅称“解放脚"。一听罐头被抢，这还了得，飞身而起，撂开解放脚，身体晃悠着往汾妹所指方向追奔而去。半小时后，谢阿姨悻悻而回，罐头却没有回来。

自然灾害时期，山东是重灾区，陕西的情况则要好的多，父母决定战略大转移，搬家！1960年底，全家登上了北京开往上海的13次特快，先到徐州，再转乘到宝鸡。13次特快是名气很大的一趟车，不仅速度快，还因为车箱外壳是金属的，老百姓呼为“绿钢皮”，就是后来说的绿皮车，其他火车车箱都是木制的。全家乘坐一个软卧包厢，我和弟妹们第一次坐这么高级的火车，又新鲜又兴奋，在包厢的四个铺上爬呀跳呀，嬉戏打闹的叫喊声压过了车轮和铁轨的撞击声。傍晚，到了徐州火车站，父亲的战友、徐州铁路分局栾永芝局长把我们接到招待所住下，第二天还没大亮，栾局长把我们全家送上了上海开往乌鲁木齐的53次特快列车。栾局长一再给父亲抱谦，说没能搞到软卧，只好委屈坐硬卧了。父母则对栾局长的盛情一再感谢。1975年，万里任铁道部长，整顿文革重灾区徐州，栾局长立了首功，被调往锦州铁路局任党委书记，享年92岁。

记得到宝鸡的第一顿饭是在父亲单位食堂吃的，印象十分强烈。大圆饭桌正中，放着一盆圆圆的白面馒头，白面馒头旁边还有一个菜盆，定睛细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已的眼睛，菜盆内竟盛着满满的土豆红烧肉。这生活，对我们这些窝头都吃不饱的山东灾民来说，就是梦想成真。至今仍记的吃饭时母亲说的一句话:今天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咱家哪都不去了，就在陕西住定了。此后我家再没离开陕西，一直过着共产主义生活。

我家在宝鸡住铁二处大院的平房，分了两户，每户二间住房和一间厨房，厕所是公用的。大院内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生活供应站。因西北铁路工程局文工团也在院内，所以院内还有一个剧院。据说，这个文工团是原志願军文工团，回国后被西北铁路工程局接管。我看过文工团演出的歌剧《红珊瑚》，不是一般水平。西北铁路工程局撤消后，文工团交给了铁二局，去了成都。大院离火车站很近，附近还有一条金陵河。我放学后要么去铁路边看火车，要么到金陵河里摸螃蟹。

我们住宝鸡，父亲在咸阳上班。暑假的一天，咸阳中心医院的党委书记李志克阿姨来我家，说父亲想我了，她正好来宝鸡出差，回去时带我去看父亲。下午，我跟着李阿姨，还有同行的二个叔叔，登上了重庆开往北京的9次特快列车。一行4人，正好一个软卧包厢。晚歺时，列车员给包厢送来了4碗热气腾腾的红烧牛肉面。我是第一次吃牛肉面，虽然现在已回想不起是什么味道，但那浓浓的红汤、雪白的面条和面条上那几大块红烧牛肉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吃完面，李阿姨托起我到上铺睡觉。我脱下小球鞋，李阿姨说，你的脚真臭，妈妈也不给洗洗。

车到咸阳，已近半夜。李阿姨的丈夫田志周伯伯到车站接我们。田志周，原志願军抗美援朝工程总队政委，与铁道兵并肩战斗，共同担负起朝鲜北方铁路线的抢修任务，是“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的传奇人物。抗美援朝结束，田志周率工程总队承建了宝成铁路最艰巨的北段工程，再次成为传奇。西北铁路工程局就是以工程总队为班底组建的，田志周任党委书记，人们仍习惯称“田政委"。1964年，西北铁路工程局撤消，田志周调北京，任物资部监察委书记。

坐在田伯伯的华沙牌轿车内，夜幕下的古城黑乎乎的一片，偶尔能看到街边低矮的土房子里露出微弱的煤油灯光。车行约十分钟，前方原本黑暗的天空突然亮了许多，十多栋四、五层高的楼房窗户亮着电灯，进入楼群，就到了西北铁路工程局机关大院，时称“基地”。

父亲在基地住单身宿舍，我就住在田伯伯家。田家大儿子田沈平，比我大几岁，天天带我出去疯玩。三个女儿东平、新平、京平，新平和我同岁，是同班同学。田伯伯晚饭后散步，喜欢领着我。基地大院有人问，田政委，这小孩是谁啊？田伯伯总是逗他们，说这是我的小儿子。我吃饭跟父亲去小食堂，田家改善生活时，就在田家吃。我是在田家才知道“富强粉”的，雪白雪白的，包饺子真好吃。

1961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家搬到了咸阳。基地有两栋高标准的住宅，编号21、18。21栋是局级干部住的，称“局长楼"；18栋是级别较高、资格较老的处级干部住的，称“处长楼"。父亲是国家行政12级干部，当时中央规定，13级以上为党的高级干部，我家住进了18栋东头二楼最好的那一户。

1964年，三线建设开始。铁道部在大三线的头号工程是成昆铁路，2号工程是在四川省资阳县的山区建一个制造火车头的万人大工厂，资阳机车厂，代号431。筹建处主任宋金声是青岛四方机车厂长，副主任向守富是北京二七机车厂长，还有一个副主任是铁道部建厂局副局长王抬风。父亲奉命参加三线建设，组建431工地医院。

四川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资阳山区不仅物产丰富，价格也非常便宜。父亲每次回咸阳，用竹条编的包装箱带回成箱的柑桔、花生、香肠、米花糖、菜籽油。去火车站接父亲的司机，也送一些给他们。哪个年代，这些东西都是稀罕物。父亲在四川工作期间，常有司机叔叔问母亲，衣院长啥时候回来啊，我好去接啊。几十年后，同学群里还有人说，你们家真好，床底下都是好吃的，小时候最喜欢去你家玩了，有桔子吃。

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是走资派，在四川挨批斗。母亲被打成“恶霸富农"“假党员“，住进了“牛棚”，家被红卫兵抄了几次。一天晚上，我和小朋友在楼下玩耍，突然听到有人小声叫我的小名。循声望去，只见昏暗的路灯下一个头发蓬乱、满脸胡须，肩上一前一后搭着两个帆布旅行袋的瘦瘦高高的叔叔喊我。我应了一声，问:是叫我吗？叔叔说，你是衣拉吗？我说是，你是谁？叔叔说，我是爸爸呀。我赶紧跑了过去，在昏暗的灯光下辨认出了父亲，抱着父亲的腰大声哭了起来。父亲说，别哭了儿子，先回家。我收起哭声，帮父亲从肩上拿下来一个帆布包，另一只手牵着父亲往家一溜小跑。一进楼门洞，我就朝楼上大声喊着:妈妈快开门，爸爸回来了！我记的很清楚，父亲已经3年多没有回家了，我要让母亲早一刻知道父亲回家了！

父亲一进家门，母亲就哭了。睡到半夜，我醒了，听到隔壁母亲还在抽泣，那天，母亲哭了一夜。

1976年，431工程结束，父亲又奉命赴京组建双桥医院，不知为何，医院没有建成。父亲又调回咸阳中心医院任院长。

有一次，我到涿州铁道部建厂局机关办事，中午在机关食堂排队买饭，恰巧碰见父亲从咸阳来出差。父亲叫我跟他去小灶吃饭，点了几个单炒，还有一个凉拌豆腐絲。我第一次吃豆腐絲，涿州附近高碑店的豆腐絲又是最有名的。白白的瓷盘，盛着白白的豆腐絲，点缀少许翠绿的香菜，滴少许香油，清爽可口。从那以后，我就特别钟情这道菜，也就每每想起那天的父亲。

我妻王爽是父亲医院的护士，王爽的母亲也在医院工作，是医生。王爽嫁到我家，父亲特别高兴，因为王爽不仅工作表现好，是先进，而且是基地大院出了名的漂亮姑娘。父亲去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出差，还会给王爽买衣物回来。有一次，父亲从上海捎回一条白色连衣裙，王爽穿着，越发显得婷婷玉立，父亲脸上乐开了花。一次和父亲聊天，我说，爸爸，别人都说王爽漂亮，您能打几分。父亲想了想，说:9分模样，10分身材。此后，再观察爽妻，圆圆的脸庞，细细的脖颈，高高的个子，平平的肩膀，挺拔的身板，修长的双腿，身材果然一流。可模样为什么少了一分呢？细想起来，我们衣家人世代大眼睛双眼皮，妻在眼睛上丢了分。婚后我们有了自已的小家，但仍在基地大院，也就常回父母家。每次离开，父母都在二楼的阳台上目送我们。我们知道父母在阳台上，每次走到楼下都要回身望望，父亲总是笑着挥挥手，那意思是:走吧……。后来，我们工作调动到涿州，见父母的次数就少了。

有一年，我和王爽回咸阳过年。那几年，单位效益不好，回家的列车上，王爽说过年也没给老父亲买点礼物，妻手巧，就在车上用浅灰色开司米毛线给父亲编织了一个帽子。几年后，我出差路过咸阳，晚上到家，父母已准备就寝。只见父亲躺在床上穿着睡衣，头上仍戴着那顶浅灰色的小帽子。我说，爸，你晚上睡觉咋还戴帽子？父亲笑而不答。旁边的母亲说，你爸的帽子白天晚上不下头，还不就是王爽织的。父亲临终前，在医院臥床两年，直到离世，头上仍戴着那顶帽子。

一次和父亲聊起山东老家的往事，我问了一句:我奶奶姓什么？父亲说:姓王。随即又补了一句:王爽的王。我当时心里直想笑，姓王就姓王呗，还王爽的王。后来反过劲来才恍然大悟，父亲喜欢王爽还有一层意思，王爽的王，就是祖母王氏的王！父亲心底最深处藏着对祖母永远不能忘却的爱。

父亲解放后只回过一次临朐老家，是和娘办离婚。父亲不愿回老家，除了不愿意面对娘，也害怕勾起对祖母的记忆，因为祖母是因父亲而死的。有时，父亲给我们子女讲战斗故事时会说上一句，当年泉水崖村跟我一起参加革命的17个人，打下济南时，只剩下我一个了。泉水崖在父亲的心中不仅是生他养他的故乡，也是他心中不敢轻易触碰的软肋。

1982年，父亲以正厅级干部离休，晚年患糖尿病，2003年5月25日在他生前工作多年的咸阳铁路中心医院去世。

父亲去世的那年正闹“非典”，凑巧那年我被派驻广州，是非典第一重灾区。接到父亲病危电话，我立刻赶回咸阳，王爽从北京也到了咸阳，北京则是“非典"的第二个重灾区。那时全国人民对“非典"的恐惧远大于洪水猛兽，对灾区来的人视为死神。我们到家后，放下行包就去医院探望父亲。下午，我和王爽回家做饭，远远看见我家楼下停了一辆白色的救护车和一辆闪烁红灯的警车，车旁站着一群穿警服和白大褂的人，居然都戴着防毒面具。原来，我们被邻居举报了，这些人是“非典办"的。防毒面具们尾随我们来到家中，出示了红头文件，核实了我们身份，调查了我们“潜回”咸阳的时间、路线、交通工具以及这几个小时和谁打过招呼、握过手并详细记录，接着一个戴听诊器的防毒面具又给我们听胸音、测体温。程序完成，防毒面具们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将我俩带到公安局拘留所隔离。我据理力争，说你们要依法行政，我们不发烧，体症正常为什么要隔离。随即掏出手机，将情况告知北京单位领导。这个领导和我关系最好，且手眼通天，将情况直接反映到了国务院办公厅，云:我单位一个高级专家如何如何，其父是老革命如何如何，现在病危急需亲人陪伴如何如何……。防毒面具们看我把电话打到了北京，便妥协了一步，说你们今晚准备一下隔离用的衣物，明天早上再来带我们，并规定不得出家门。中国是集权国家，办什么事都得走上层路线。晚上8点，我的手机响了，那一头自报家门是省政府秘书长某某某，说已接到了国办的电话，你家情况特殊，省“非典办"已发传真给咸阳市，允许你们照看老人，不予隔离，但不许接触他人，不许去医院以外的地方。若老人离世，治丧规模要限制。第二天，来了一个防毒面具，送来了省里专为我家发的传真文件。

父亲弥留之际，时而昏睡，时而清醒。我和王爽白天陪伴，母亲晚间陪伴。两个妹妹已照顾父亲多日，疲备至极，母亲着她们回西安自已家中休息几日再来。一天下午，父亲突然醒来，双眼炯炯有神，思维异常清晰，对王爽说，打电话叫他们都来。我明白，父亲是回光返照，想最后见见他的所有子女。我对父亲说，现在闹“非典"，各地都隔离，可能来不了。父亲用山东腔嘟囔了一句:操他娘的。又昏睡了过去，再没醒来。这句国骂，竟成了父亲最后的遗言。

　　第二天凌晨四点，家中电话铃声急促响起。王爽从床上一跃而起，一边接电话，一边说，老爸不行了，快去医院。我俩一路小跑，王爽嘴里还不停地说着:快、快……。进了病房，只见医生在给父亲做人工呼吸，母亲坐在另一张床边流着眼泪。十几分钟后，医生说人不行了，料理后事吧。王爽打来一盆温水，一边给父亲擦洗身体，一边找出事先准备好的寿衣，叫我帮忙一起给父亲穿上。我一边给父亲穿衣服，一边流着泪大声呼喊着父亲，父亲再也不能应答，体温一点一点下降，渐渐离我远去……。

87年前，我的祖母王氏把父亲带到了这个世界；87年后，另一个王姓女子把父亲送离了这个世界，莫非冥冥之中早有安排。

父亲生前说过，自己一生没干出什么大事，也没犯过什么错误。父亲不犯错，缘于心底善良、为人谨慎。父亲在民族危亡时，挺身而出走上抗日战场，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能做到的，不能不说是大事情。父亲最喜欢唱的一首歌《在太行山上》，歌词“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父亲就是这样参加八路军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回山东老家时，家乡人民称父亲是老八路；这几年我回老家时，家乡人民称父亲是抗日民族英雄，泉水崖村甚至还给父亲留了一处宅基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抗日战争的英雄们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将会越来越享有崇高的地位。解放战争时期，父亲身经百战，参加过许多著名战役，这种机会不是每个革命军人都有幸遇到的。这些战役已成为中共党史的传奇，父亲则是这些传奇的亲历者。1955年，共和国对开国功勋授勋，父亲被授于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授勋证书上是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亲笔签名。母亲说，父亲在战争年代曾立过一等功。儿时，曾记的家中有很多军功章，一次翻抽屉时，偶尔见过一个军功章锦盒上印有“华东军区三级战斗英雄"字样。可惜，这些军功章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时丢失了。父亲离休后，因为战功，待遇比同级干部略高。我二叔也曾经是八路军，还是武工队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山东的部队要转移到外线作战，进而解放全中国。父亲兄弟两个，不能都离开家乡，要留一个照顾老人。父亲做工作，叫二叔回家当了农民。我回老家时，二叔曾几次抱怨说，要不是你父亲叫我回家照顾你爷爷，我现在也和你父亲一样的待遇，是离休干部。二叔只想到了解放后的父亲，没有想到和父亲一起参加八路的那17个泉水崖兄弟。

建国后，父亲听从祖国召喚，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一生奔波在条件艰苦的铁路建设工地上，与母亲常年分居，与家人聚少离多。2004年，我曾去拉萨青藏铁路工地，2016年又去了林芝川藏铁路工地，住的是当地最好的宾馆，房间内备有成箱的便携式氧气罐和抗高原反应的红景天口服液，晚上睡觉带着输氧面罩，值班医生随叫随到。即便这样，我也不想在青藏高原多呆一天，任务完成，便急忙飞离。想想四、五十年前的父亲，条件肯定无法和我比，却在青藏铁路工地工作了3年，而且还吃不饱饭。父亲一生，我只能仰止。

按照父亲生前的嘱托，母亲在咸阳市的北塬上选了一处墓园。父亲的安息之地北靠汉武大帝的茂陵，南望被誉为中国龙脉的巍巍秦岭，侧旁是大将军卫青、霍去病的寝墓，脚下是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一河渭水东流不息。父亲长眠在风水宝地中护佑着他的子孙，代代平安。

父亲，您辛劳一生，累了，歇歇吧！

立新2019年7月24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