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关街26号”——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九）

张海宁

　　向各位小伙伴报告一个消息，我们院子里的夏伯渝先生、也就是“拉驴”。作为一位“无腿老人”历经千辛，不改初心。在2018年5月14日第五次挑战登顶“珠穆朗玛峰”终于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残障人士登顶。为表彰他的体育精神，获得了2019“劳伦斯世界体育奖”的年度“最佳体育时刻奖”。成为继姚明、刘翔、李娜之后又一获奖的中国体育人。这个劳伦斯世界体育奖被誉为“体育奥斯卡”，是世界体坛最具影响力的大奖之一，也是目前唯一全球性的体育颁奖仪式。夏伯渝的故事，向世界展示着一种体育精神、也展示着中国人的坚毅和信念。南关街26号的所有人、为夏伯渝骄傲吧！

　　写到这，忽然发现，我笔下的那些人、那些事都是平平常常，做出惊天地、泣鬼神壮举的除了夏伯渝再无第二了？似乎平淡了些，可是我们的先辈不就是平平淡淡的度过了一生吗？我们这些人同样不是平平淡淡的过了几十年吗？不仅如此、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平平淡淡的度过余生。那也就接着以平常话、说平常事和平常人吧！

　　大概是小时候好奇心用的过度了，老了就变得很无趣，很难有什么再能吸引我了。尤其是步入“耳顺之年”心劲大不如从前，客居外地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唯有回忆还能聊以解闷。我觉得怀念过去，不是为了感伤而感伤，而是为了此刻寻求一种感觉。如同一遍遍地重温同一个梦境，不为别的，只想看得更清楚。于是，我明白了，过去的就过去了，无法重来。但是怀念，却是唯一能让现实牵绊着过去的方法，途中充满着喜悦与忧伤，如同回家！

　　小哥们李小民、徐州人，一直是他爸爸带着他在青海，他比我大两三岁、我和他相处的时间很长，每当我家来亲友家里住不下时，我都是去他家借宿。我抽烟的开端就是拜他所赐、他家的条件为我们抽烟提供了便利。说起在他家借宿，还有件非常丢人的插曲；十二三岁时，因为抢军帽、被母亲暴打一顿。当晚寄宿在他家，可能是白天玩的过于兴奋、当晚挨打又受到了惊吓，睡得很沉、夜里一泡酣畅淋漓的尿湿了大半个床。我臊的天一亮就跑了。小民啥也没说，第二天拆洗了全部被褥。那时，他很照顾我、对我百依百顺、更不容别人欺负我。我参加工作去报到就是他推着自行车驮着行李送我去的。1973年我上学后来往渐渐地少了，成家离开一场后干脆就断了联系。十多年前打听他的消息，竟然问不出来，有的说一场没这个人；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好像调到诺木洪去了，莫衷一是。小民是个很忠厚的好人，好人有好报。祝愿他幸福的安度晚年！

　　“毛海”，大名金年胜，工作后在市政工程公司开挖掘机。九十年代见他时已调到长途客运站了。他似乎比我们早熟，那时就知道往头上抹发蜡，在我们和女孩还处在“老死不相往来”阶段，他已经渲染“拍婆子”的经历。听得我们面红耳赤、又亟待下文，真与假也无从考证。他家女孩子的小名叫“妖怪”、我们一直就这么叫。后来有人说不是“妖怪”、是“幺姑”。何以见得？理由是他妈妈是四川人，这个女孩是他家最小的，四川话“小”为“幺”。如此说来是我们按照谐音以讹传讹变成了“妖怪”。但我觉得“妖怪”似乎显得更亲切一些。

　　小伙伴“小华”，大名叫李发华，一度我们很是要好。1968年他借我的气枪玩几天，待他还回来时枪托靠近手把握的地方给摔断了。我当然不高兴，他说拿去到小桥红旗厂找人给修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无从知晓那把气枪的归宿，小华大概也不好意思，从此就渐行渐远了。

　　“肃青”，少年时很是帅气。在西宁供电局工作、常出野外施工，待收工回来时“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因此、我们说他们是“远看要饭的、近看逃荒的、在近看是送电的”。曾经我们俩关系极好、他是我在大学期间唯一有书信往来的朋友，八十年代以后莫名其妙的就走散了。又十多年后我给他打过两次电话，邀请他到我家做客、他都没来，我意识到过去无论如何再也回不去了。细思量，大概是我做的不够好，无意中在什么地方慢待了、或者是得罪了他。

　　“生海”、大名李生海。参加工作以后又去当兵，复员后在青海低压开关厂保卫科。他有个习惯，说话时总要舔一下手掌，用青海话说他爱“胡皮乱赞”。六十年代末生海的妈妈在二机床厂锅炉房、需要三班倒，轮到小夜班时在夜里十二点下班。那时的南川东路，过了南门管理站以后就是一片漆黑，不要说人、连个鬼都没有。他妈妈下班后要回家，生海一个人也不敢去接，常常叫上我和李晓民一起去。我们先是找个地方呆着吹牛熬时间，等到晚间十一点后、我们骑两辆自行车去二机床厂，到哪儿等一会儿他妈妈下班了、我们一辆车上坐俩人回家。到家已是午夜时分。

　　“老猪头”，只知道姓陈、大名不曾记得（原谅我一再这样称呼你，因为我的确不知道你的大名）。在他家我亲眼目睹了这样一幅极具“黑色幽默”、又悲哀又滑稽的场景。他有个大哥比我们大很多、之前只知道他有个大哥当兵，但一直没见过。大约是在1967年他大哥从部队复员回来，进到家背包不解、征尘未洗，光板床上放着他的背包、他坐在背包上慷慨激昂的和他爸爸辩论，或者说在训斥他爸爸。他爸爸站在地上低着头听着儿子的“教诲”。为什么？因为他爸爸和他的派性不同，他是保皇派、而他爸爸是造反派。这一幕被我深深的印在了脑海中，那时觉得猪头的大哥那是相当“革命”了！

　　一场在六十年代后期建有一个农场，位于平安县下红庄，大概有二百多亩地。种的主要是土豆和小麦，一年中一场会派职工去农场劳动若干次，早上去、晚上回来，我们只要不上课就跟着去，反正农场里有吃有喝。我们也不用劳动，就是为了爬山下河的玩。下红庄在湟水河边，一次我们几个想去河里游泳，但不知道河水深浅，问一个“尕咋”，水深不深？尕咋说；深呐、在咋俩，并且在自己的下巴上比划了一下。我一听那倒是挺深的，脱了衣服下水、走到河水没到膝关节那时，我往前一扑、好嘛，河底下的石头直接硌到我肚子了，这河水太浅了。我才反应过来、那个“尕咋”高不过一米二，我已经一米七几了。他的下巴处不过在我的肚脐那儿。想想这“尕咋”倒也没骗我，是我自己不长脑子。

　　周文选和我同级不同班，那时候他家里比较困难，他和他弟弟放学之余拉架子车。架子车平时就停放在一场大门旁边的过道里（就是现在通往家属院的这条道路，六七十年代这并不是一条路，只是围墙与房子之间的夹道。靠大门这面进深大概不到十米，北面从水房那儿都是封堵住的）。一场是客运单位、每天都有若干从外州县回来的班车。旅客是各色人等、有从州县来西宁出差的、有回家的、更多地是经由西宁再转往外地的。这些长途跋涉的旅客大都携带许多行李，如果班车到达的比较晚赶不上公交车，只有雇佣人力架子车。当然、不是谁都能来客运站拉活，只有一场和客运站的家属才行。一般雇佣架子车的目的地是火车站、西宁大厦等比较远的地方。有时一俩车，偶尔会要两辆车。到火车站一趟好像是一块六毛钱，到西宁宾馆好像才几毛钱。周文选常喊我们几个给他帮忙、我们先是几个人挤在架子车上胡吹卯聊、一有班车进来赶快出去揽活。那时人似乎都不太富裕，如果不是行李很多且路程又远、一般都不会雇车，所以一天中未必能揽上一个活。能揽上一个去火车站的哪算是最大的生意了。我有两次跟着他的架子车走到火车站，这段距离差不多有五公里，来回两个多小时。回程我们轮换着拉车、其余人坐在车上。现在想想那时有点傻了吧唧，不知道图啥？这家伙很抠、我们如此辛苦的随他跑一趟下来连一毛钱的“炒大豆”都舍不得买。

张海宁
2019年7月16日无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