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什么告慰您----父亲

愿为莲

　　我拿什么告慰您——父亲
——追忆心中的抗战英雄我的父亲郑有发

我呼吁，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肩负起历史重任，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行的新成就，告慰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所有先烈，告慰近代以来为中华民族独立、中国人民解放献出生命的所有英灵，这是我们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最好的纪念！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是郑金卫，陕西武功小村镇水渠村人。父亲郑有发生于1919年,读过私塾，上过薛固小学、乾县中学。1936年，加入原杨虎城部38军第17路军,在警二旅炮兵营当勤务兵，是武功籍抗日英雄冯迩革的贴身警卫，父亲参加过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他所在部队隶属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独立第四十六旅，先后参加中条山西部的血战永济、六六战役、四一七战役等大小战役十一次。解放后回老家武功，当过公安局局长。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受尽屈辱和折磨。后因摔伤瘫痪卧病在床，直到1997年离开了人世。父亲到死未曾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的母亲及我们全家人，也没收到当地政府对父亲抗战老兵身份的确定，更谈不上享受什么特殊政策待遇。

“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戮力同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这是2015年9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的讲话。各大报刊要求全国人民深刻领悟并贯彻落实主席的讲话精神。而我能做的，就是将父亲留给我们的记忆通过回忆讲出来，再记下来，以此来告慰父亲的英灵，因为他在母亲和我们家人的心里，永远是抗战英雄。

（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蒋介石国民政府对外妥协投降,签订一系列危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不平等条约；对内发动内战,对红军发动五次围剿,屠杀人民群众和抗日分子,叫嚣“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中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深得爱国志士乃至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将军，被中共抗日的诚心感动，他联合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将军,欣然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协议。

1936年春，张、杨二将军停止了对陕北红军的围剿，秘密与共产党订立了互不侵犯抗日友好协议。蒋介石到西安后,杨虎城、张学良再次谏言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他俩的激情苦谏非但没有唤醒蒋介石的良知，被蒋严厉拒绝，蒋一意孤行，要求张、杨服从继续“剿共”命令。此时，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深入人心，抗日的怒潮已经席卷全国。蒋介石的顽固不化，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的行为遭到国人的唾弃。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毅然决定实行“兵谏”，逼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6年12月11日，也就是兵变的前一天,时任国民革命军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孔从洲，向父亲所在部队下达任务，命令他们在西安四个城门口设卡检查。除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持有临时通行证放行外,禁止任何人出进城门。若有强行出入城者一律扣押,关进防空洞。父亲回忆说，那两天空气仿佛凝固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严肃，彼此说话言语谨慎，也不敢透漏任何消息，唯恐出现什么岔子，大家小心翼翼地执行每一个命令。“西安事变”后在南门垃圾箱发现许多被守城官兵撕毁的国民党要员通行证，那是守城官兵不识字给没收毁损了,就连军统头子戴笠也被扣押关进了防空洞，可见时局多么紧张。后来张学良怕事态扩大,把戴笠接到张公馆，但此举还是给十七路军后面的军事工作埋下隐患。事后，父亲和其他官前一天,时任国民革命军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孔从洲，向父亲所在部队下达任务，命令他们在西安四个城门口设卡检查。除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持有临时通行证放行外,禁止任何人出进城门。若有强行出入城者一律扣押,关进防空洞。父亲回忆说，那两天空气仿佛凝固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严肃，彼此说话言语谨慎，也不敢透漏任何消息，唯恐出现什么岔子，大家小心翼翼地执行每一个命令。“西安事变”后在南门垃圾箱发现许多被守城官兵撕毁的国民党要员通行证，那是守城官兵不识字给没收毁损了,就连军统头子戴笠也被扣押关进了防空洞，可见时局多么紧张。后来张学良怕事态扩大,把戴笠接到张公馆，但此举还是给十七路军后面的军事工作埋下隐患。事后，父亲和其他官兵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担心戴笠报复，每个人心里都捏了一把汗，唯恐遭遇不测。12日凌晨三点，父亲跟随十七路军炮兵营营长冯迩革，奉张、杨将军命令，集结整顿炮兵营,向各自早已安排好的战场前行,有的奔赴守火车站,有的奔赴飞机场,有的攻打伪省政府。当天晚上，父亲跟随冯迩革及部分兵力,着便装执行对蒋介石的兵谏任务，解除了陕西省伪政府，抓获了省政府主席邵子力。在华清池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逼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便是扭转时局的“西安事变” 。

“西安事变”使军统企图暗杀陕籍共产党的计划落空，军统再次与十七路军结下冤仇。在后来的中条山战役（日方称之为“中原会战”）补给最困难时,军统头领戴笠趁机委派巡视员，以清理46旅共产党为借口，强行索要“西安事变”守城将士的“花名册”，企图杀戮报复，孔从洲听闻后大为震惊,见事态严重立即电告团长冯迩革。冯连夜将全团已经阵亡的将士名单编制入册，伪造一份“西安事变”守城将士“花名册”，并注明这些兵源都是泾阳、三原等地剿匪改编的成员。但这份名单并没能骗过军统巡视人员,他们由师部直奔团部,要检查所有官兵的私人物品。危急情况,冯迩革命令父亲连夜收缴全团所有与八路军有关的来往信函、书籍、日记，秘密焚毁。后军统人员无功而返。父亲此举使十七路军幸免于难，保全了十七路军队的战斗力。的计划落空，军统再次与十七路军结下冤仇。在后来的中条山战役（日方称之为“中原会战”）补给最困难时,军统头领戴笠趁机委派巡视员，以清理46旅共产党为借口，强行索要“西安事变”守城将士的“花名册”，企图杀戮报复，孔从洲听闻后大为震惊,见事态严重立即电告团长冯迩革。冯连夜将全团已经阵亡的将士名单编制入册，伪造一份“西安事变”守城将士“花名册”，并注明这些兵源都是泾阳、三原等地剿匪改编的成员。但这份名单并没能骗过军统巡视人员,他们由师部直奔团部,要检查所有官兵的私人物品。危急情况,冯迩革命令父亲连夜收缴全团所有与八路军有关的来往信函、书籍、日记，秘密焚毁。后军统人员无功而返。父亲此举使十七路军幸免于难，保全了十七路军队的战斗力。

父亲郑有发生前照片

（二）

1938年，冯迩革由17路军警2旅4团团长升任独立46旅副旅长兼4团团长，孔从周任旅长。父亲跟随冯迩革来到三原、泾阳一带进行练兵。5月，父亲所属部队从朝邑平民县（今大荔县平民乡）到大庆关与日本鬼子隔河炮战,战前防守工事修得很隐蔽,冯迩革团长亲手操炮，一举夺回大庆关。继而跟随冯迩革团长进中条山，与游击队一起打日本鬼子。两年后的一天，冯迩革受孙蔚如之命率部前往雪花山“缴匪”，实质上是去给游击队送枪。部队刚一上山就朝天鸣枪，佯装遭遇游击队袭击。几天之后全团下山离开雪花山时，除冯团长随身携带手枪外，其他官兵除有游击队赠送的牛皮日记本外，什么也没带。游击队给冯迩革团长赠送了一匹小马驹，由父亲牵着下山，此事成了冯迩革受到同行讥笑的笑柄，数年后冯迩革将小马驹送给了父亲。杨振邦是山西永济市雪花山游击队队长，父亲目睹了他用肥皂制公章，而且在他们的发送的每个牛皮纸日记本上加盖印章。父亲在留守处弹药库期间学会用土豆刻制“国民革命军96军中条山大本营”公章的技术。11月，父亲所在部队改编成第四集团军，在司令孙蔚如、军长赵寿山，副师长孔从洲带领下，全体将士以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无悔战歌，成为抗战期间杀敌的英雄。

冯迩革奉调独47旅任副旅长兼741团团长后，父亲跟随他参加了“永济会战”“望原会战”“六六战役”等战役。其中“六六”战役他终生难忘。1939年6月6日，日寇调集重兵数万人，分九路向中条山守军进攻，企图将我军压制到黄河以北并予以歼灭。战斗打响，三万余名陕籍官兵分布在六十多华里的中条山上。日寇以步、骑、炮、空立体作战阵势向驻防在中条山的独47旅全面压攻，父亲和将士们使用的机枪被称“汉阳造二十响”，每分钟打20余发子弹,连续半小时后枪管发烫,需换枪或扔手榴弹；而日军机枪每分钟60余发子弹。敌我双方武器装备悬殊太大，鏖战三天三夜后,日军动用空军对我方前沿阵地轮番轰炸,致使第一道防线暴露在日军坦克群面前。在敌众我寡、阵地被敌突破的情况下，仅剩的800余名将士被迫转移，突围到广德村时仅剩下百余人。部队被日军逼上海拔1800余米高的悬崖，在常乐、洗邓、平高一带山村分散隐蔽。身为警卫员的父亲跟随冯迩革进入洗马村一条沟道，在一个崖洞中躲藏起来。山崖边上传来敌人搜索的吼叫声，冯迩革告诉父亲:“最后的时刻到了，敌人如下沟搜索，接近洞口再开枪，来一个，打一个。记住，最后一颗子弹必须留给自己，宁死不做俘虏，花名册和物资账单不要带了,藏起来奉调独47旅任副旅长兼741团团长后，父亲跟随他参加了“永济会战”“望原会战”“六六战役”等战役。其中“六六”战役他终生难忘。1939年6月6日，日寇调集重兵数万人，分九路向中条山守军进攻，企图将我军压制到黄河以北并予以歼灭。战斗打响，三万余名陕籍官兵分布在六十多华里的中条山上。日寇以步、骑、炮、空立体作战阵势向驻防在中条山的独47旅全面压攻，父亲和将士们使用的机枪被称“汉阳造二十响”，每分钟打20余发子弹,连续半小时后枪管发烫,需换枪或扔手榴弹；而日军机枪每分钟60余发子弹。敌我双方武器装备悬殊太大，鏖战三天三夜后,日军动用空军对我方前沿阵地轮番轰炸,致使第一道防线暴露在日军坦克群面前。在敌众我寡、阵地被敌突破的情况下，仅剩的800余名将士被迫转移，突围到广德村时仅剩下百余人。部队被日军逼上海拔1800余米高的悬崖，在常乐、洗邓、平高一带山村分散隐蔽。身为警卫员的父亲跟随冯迩革进入洗马村一条沟道，在一个崖洞中躲藏起来。山崖边上传来敌人搜索的吼叫声，冯迩革告诉父亲:“最后的时刻到了，敌人如下沟搜索，接近洞口再开枪，来一个，打一个。记住，最后一颗子弹必须留给自己，宁死不做俘虏，花名册和物资账单不要带了,藏起来奉调独47旅任副旅长兼741团团长后，父亲跟随他参加了“永济会战”“望原会战”“六六战役”等战役。其中“六六”战役他终生难忘。1939年6月6日，日寇调集重兵数万人，分九路向中条山守军进攻，企图将我军压制到黄河以北并予以歼灭。战斗打响，三万余名陕籍官兵分布在六十多华里的中条山上。日寇以步、骑、炮、空立体作战阵势向驻防在中条山的独47旅全面压攻，父亲和将士们使用的机枪被称“汉阳造二十响”，每分钟打20余发子弹,连续半小时后枪管发烫,需换枪或扔手榴弹；而日军机枪每分钟60余发子弹。敌我双方武器装备悬殊太大，鏖战三天三夜后,日军动用空军对我方前沿阵地轮番轰炸,致使第一道防线暴露在日军坦克群面前。在敌众我寡、阵地被敌突破的情况下，仅剩的800余名将士被迫转移，突围到广德村时仅剩下百余人。部队被日军逼上海拔1800余米高的悬崖，在常乐、洗邓、平高一带山村分散隐蔽。身为警卫员的父亲跟随冯迩革进入洗马村一条沟道，在一个崖洞中躲藏起来。山崖边上传来敌人搜索的吼叫声，冯迩革告诉父亲:“最后的时刻到了，敌人如下沟搜索，接近洞口再开枪，来一个，打一个。记住，最后一颗子弹必须留给自己，宁死不做俘虏，花名册和物资账单不要带了,藏起来，它以后就是我们741团的纪念碑了”。所幸的是敌人最终没下沟。等到夜深人静，父亲与冯迩革才出洞进入洗马村，敲开一位农家大门，受到大娘一家人的悉心照料和掩护，直到听说鬼子全部撤离才上了路。第二天，他们收拢部队。老百姓将仅有的粮食—玉米碾碎,用玉米面给战士做搅团吃,但每人只能吃半碗,有的还吃不上,也没有水喝,村子唯一一口藏水的地窖周围长满了绿苔藓,水中有蝌蚪之类的小虫。就是这样的水，伙夫还不让官兵饮用,唯恐没有水做饭。父亲听当地老乡说村外有泉眼。便骑马跑了近四五里,找到一个四周都被马粪和小石头围起的小水坑，水从石缝流出,父亲顾不得脏，双手放在马粪中间接水喝。

一天,父亲随团长冯迩革去师部开会,会议完毕后其他人都离开会议室,唯独孔从周和冯迩革没有离开会场，好像在争执什么，然后就听到他俩争吵起来。只听到孔从周说：“我是旅长,还是你是旅长?别忘了这是在旅部，不是在你的团部!”父亲连忙跑进会议室，拔出腰间的手枪，一到门口被会议室外孔的警卫员挡住,孔从周和冯迩革异口同声地说:“这里没你的事,去操场玩去。”父亲不敢多问，乖乖地转过身抱个篮球去了操场。下午5点左右,孔从周在操场散步,走到父亲身旁问:“小伙子想不想回家?”父亲回答:“日本鬼子还没赶出去，自从离开清流关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孔笑着说:“作为一名军人，当以国事为重，不论官兵都一样,你说得对,但我问你想不想去后方?”父亲大概明白了两位上司争吵的原因。说:“当然想啊！”孔拍了拍父亲的肩膀说:“这就对了,现在给你一个任务,到洛阳留守处看弹药库。”父亲说:“不知道副旅长同意不。”孔从周哈—哈—哈—大笑几声,拉着父亲进了餐厅,对大厨说，“炒个韭菜鸡蛋,再来个红烧鱼！”这是父亲上中条山最丰盛的一顿饭。第二天早上例会,孔从周当众宣布让父亲到河南驻守洛阳弹药库的命令。后来,父亲才知道孔看上父亲有文化识字，想让他给自己当警卫员,副旅长冯迩革坚决不答应。

　　郑有发与冯迩革视察所部修筑战事工地

　　中条山战役两党信任不足国军惨败

中条山抗日战争六六战役纪念碑

（三）

父亲听革副旅长，回河南偃师驻守弹药库，任留守处负责人。此后的岁月中,他便时常奔波于中条山与河南之间，但一直保持着和冯迩革的联系。战事紧张,独立46旅成立了十几人组成的碟报小组，内部叫“谍报队”，孔从洲见父亲血气方刚，而且有文化，就决定让父亲从事谍报工作，成为谍报队一员。不论是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安插在敌人战斗核心部门的谍报人员（情报队），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如果没有赤胆忠心和大智大勇，根本无法生存，更无法获取情报。他们凭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广泛的人脉关系、超常的智慧，加上对党无限忠诚，才能获取敌人大量机密情报。父亲在敌战区做情报工作,有幸结识了当地的游击队员。每次执行任务时，旅部按照小组名单派出一批,深入到敌人后方,他们装扮成烟土贩子,与当地皇协军(地方保安队)打交道作掩护,套取情报。他们所穿的衣服与众不同,第一个纽扣和下面的纽扣看起来没啥两样，实际上第一颗是金子做的，外表经过加工，一般人看不出来的。若谍报人员一旦被敌方抓获,为防备严刑逼供或者催眠诱供,头一低就吞金而亡。父亲在给冯迩革当警卫员的那几年里，亲眼目睹了每次战前派出的侦察兵活着出去，将战地情报及时传回来，但人却再也没回来的情景。他们旅每年都要开一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追悼会，以此悼念阵亡的官兵。现在他从事谍报工作，就是把头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时刻都有生命危险。有一次,皇协军带他们翻过一道山梁,来到一小河旁，他们看到的是提前挖好的坑,原来皇协军是要活埋他们。谍报队一名队员一看事情不妙，撒腿就跑,皇协军发现距离日军驻地不远,一旦开枪引来如本人就更麻烦，就都不敢开枪,便在河滩互相指责大吵起来,活埋谍报队员一事就搁浅了。谍报队人员需要隐蔽身份，日常生活开支较大,冯迩革团长很不满意，每次看到开销账单都要训话,每次训话最少半个小时。后来孔从周和冯迩革将谍报队人数压缩到3人，包括父亲在内。因经常外出打探情报，父亲的面孔被各单位的哨兵都记住了，也就加大了谍报队员行动的风险,时常三更半夜在路边遇到地方武装打劫。再后来，孔和冯就给谍报队三名队员每人配备一匹马。冯迩革团长把1938年雪花山游击队送给他的拿匹马给了父亲。那匹马马头是机枪底座,伴随冯团长经过无数次枪林弹雨，出生人死。还有一挺德国造轻机枪,每分钟可以打60余发子弹,平时在上边盖几件风衣。每人再持两把手枪,路上遇上哨卡强行检查时,他们一般先解释,再报部队番号,还不让通过就拔枪强行闯关卡。独立46旅派出的谍报人员一批又一批,基本上没有返回的人。父亲属于第三批,唯有第四批派出的人完成任务安全返回。

情报工作是一项高危职业，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必须对党绝对忠诚，还必须具备大智大勇的素质。据父亲回忆，他们与某县城的一位联防队长打了四年交道，随提出见一下联防队长的上级的请求。有一次，他们听闻联防队长的父亲过八十大寿之际,决定派孔从周旅长去赴宴。临走时孔旅长变卦，非让冯迩革旅长去。冯说：“弄不好这是金沙滩赴鸿门宴。”最后，俩人着便装前去。到了才发现，党政军商各路诸侯都在场,场面热烈，没什么异样。午宴后众宾正在看戏。突然，老寿星的屋子“叭！叭！叭！”传出三声枪响,院子里听戏的军人赶快拔出枪,冲向老人房间。只见联防队长不紧不慢地从他父亲房间出来,面带笑容说：“大家不要慌,枪是我开的,趁我在,把老爷子风光的送走了。”有人问：“为什么？”他说：“你们懂个屁，我是尽孝心呢?”寿宴未散,又备丧事。父亲到死都想不明白联防队长是何用意。

1941年，八路军晋南地区和太行山区战地医院消炎药紧张,因为父亲跟随冯迩革那么多年，加之从事过谍报工作，结识过共产党的游击队。父亲就模仿孔从周笔体写手输,配合群众给游击队野战医院送盐（给伤员灭菌用）,事情败露后被逮捕入狱，判刑25年,关押在洛阳军法处。后来，孔从周找孙总司令和李兴中军长说清,父亲的刑期改为3年。直到1945年，孔从洲动用三根金条才将父亲从监狱救出。

郑金卫收到纪念抗战胜利主办方的邀请函

郑金卫参加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座谈会的参会证

（四）

1946年秋，1946年秋，时任国民党38军中将军长孔从洲、副军长刘威城、政委汪锋率领55师在河南巩县起义。不愿卷入内战的冯迩革作为中共秘密党员参加了起义。他时常暗地里全力资助和营救被国民党逮的捕爱国人士，使国民党极为不满。与共产党有过交往的父亲则请假回了老家。孔从周由武汉连发三份电报催父亲归队,电报频繁引起当时西安军统站的注意。最后一封电报的内容是要父亲和冯迩革接报后速到武汉接管武汉工程学校(现武汉二炮工程学院)和汉口地区治安。抗战结束后，冯迩革不愿内战，国民党早已察觉，冯迩革多次受到军法处置。这次电报被西安军统站特务截获，铁证在手，军统特务站趁着夜色将冯迩革团长秘密抓捕,关押在西安柏树林监狱。入狱期间，共产党多次营救失败。1948年3月，冯迩革被秘密杀害于西安城墙下，时年41岁，父亲永远失去了最好的战友。其实，就在冯迩革被捕的当天晚上，另一路军统特务直奔武功小村抓捕父亲，父亲在家人的协助下侥幸逃脱了。后来，父亲担心特务再次上门抄家，发现他和共产党、游击队秘密交往的证据，偷偷地溜回家烧掉了所有与共产党、游击队以及其他重要信涵。1950年,孔从洲在西安与父亲见面时,要他拿出1937年、1938年他们在河北与河南交汇的雪花山上给八路军送武器时,八路军赠给他们日记本,父亲说：“烧了，一点都没留。”孔从洲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烧了自己的前程！”是的，正如孔从洲所言，父亲烧掉了他与共产党合作积极抗日的重要资料，给我们为他争取抗战英雄身份造成严重影响，甚至改变了他的后半生以及我们家人的生活。

1948年5月，武功解放,父亲参与县政府组建工作。在土地改革时期为武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成立武功公安组,首任组长(公安局前身)。任组长不久后,祖父祖母以上吊威逼他辞职（因为大伯已命丧战场），父亲只好向组织辞去公安组长职务。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父亲受尽了屈辱,家中被红卫兵洗劫一空。

1986年冬,父亲不慎从两丈高的悬崖跌落摔伤，卧病不起长达十年之久。家庭生活日渐拮据,我们姊妹几个先后辍学,更无钱去省城给父亲看病,只能给父亲在附近买些中草药疗伤。父亲每每讲起他的戎马生涯，目光闪烁，眼睛发亮；但讲起他的晚年生活，眼含泪花，痛心不已。但他倔强性格，从未开口向政府要过一分钱。直到1997年离世，自己抗战老兵的身份确认和相关待遇也没有得到落实。

　　2003年8月29日，冯迩革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9月，他的亲属收到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大红印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得知这一消息我很欣慰。2007年12月11日，西安事变研究会杨虎城暨十七路军军史研究委员会在陕西省政协举行纪念革命烈士冯迩革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我以父亲是三十八军第十七路军战士、烈士冯迩革警卫员的儿子的双重身份受邀参加。我和与会人员一样，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家乡烈士冯迩革的怀念与敬意之情。“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这句话读起来很有力量，也很温暖。“英雄精神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它是激励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这句话听起来气势轩昂，激人奋进。“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正值清明节，我伫立在父亲的坟茔前，看青松苍柏，樱花雨落，再一次潸然泪下。我该拿什么告慰您，我的英雄父亲！

讲述：郑金卫

整理：马冬梅

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