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平简历（二、1961-1984共23年，从大学毕业奔向上海到改革开放回归深圳）

然子

上海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城市，曾听说解放前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我这个不爱冒险的老实人能适应上海的生活吗？

1961年10月9号我到了天目路上海火车站，在上海我举目无亲，没有人来迎接我，我独自雇了一部三轮车直奔沪东造船厂，我无心欣赏上海的市容，我觉得各个城市都差不多，一心想着我要去报到的厂到底是个怎么样。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踩踏，三轮车经过定海桥来到黄浦江边的摆渡口，横渡黄浦江对面高庙上岸便是沪东造船厂。

我住进了单人宿舍，一个20平米的房间住了9个人，分上下铺睡，30个房间才有一个公共卫生间，生活令我不习惯。后来我约了另外一位刚分配来的南京同学，在宿舍附近租了一间农民房住下。但最令我不习惯的是人际关系，在这里再也看不到学校那种纯真热情的面孔，个个都为自己的事情奔波忙碌，不关心他人而显得冷漠。

上海人自有一种傲气，还有一点“井蛙之见”，以为天下只有上海大，看见新来的外地人总爱问:“侬乡下拉啥地方？”意问你故乡在哪里，更有无知者问:广东大还是广州大？令人哭笑不得。还好，在上海开店做生意的广东人不少，上海人不敢小看广东人。

我到了上海后找到一个同班同学，他分配在海军某部当军代表，我们在外滩拍照留念。后来打听到几个同班同学也分配在上海，大家约好春节放假时到我宿舍来聚会。

熊萍儿，是我去年南昌实习时认识的南昌师范学院女生，我班同学都认识她，她说寒假春节要到上海来看我，我欣然答应了。

春节放假五天，大年初二上海同学来了5个人，加上熊萍儿和我一共7人，吃什么呢？当年什么都是配的，我们都买不到，这时刚巧看到一个农民拿着一个大兔子在卖，我们用10元钱把它买下 ，吃了一顿兔子餐。

熊萍儿来住了一个星期就回去了，关于她的故事我在QQ空间日志里也有叙述

大连海军机械学校朱逢子得知我分配在上海，就委托我办一件事，他说有一个上海沈同学分配在武昌当军代表，不久前父亲去世留下52岁的母亲和两个女儿及孙女在身边，请我去慰问一下。

我如期来到沈家，沈妈妈热情地接待了我，两个女儿和孙女与我打了个照面，很快就躲到阁楼上去了，沈妈妈就跟我唠起了家常。

沈家就在延安路上海音乐厅旁，有时姐妹俩会带着侄女陪我去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玩，慢慢地我们就熟悉起来了，知道她们的名字了，姐姐沈静，妹妹沈瑛和孙女沈平。

姐姐比妹妹大一岁，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妹妹刚高中毕业准备高考，小侄女才5岁在家跟她们玩。姐妹俩有3个哥哥都在外地，侄女是大哥的女儿，二哥三哥尚未结婚。我每隔三个星期左右就会去沈家一次，听沈妈妈唠家常。

沈妈妈有意叫沈静和朱逢子要好，示意我从中牵线。1962年7月我带她们姑侄三人从上海来到苏州朱逢子的家，住了一个晚上，看来朱家对未来的媳妇很满意，3年之后朱逢子和沈静就结婚了。图为苏州园林虎丘留影，当中是沈瑛和我。

沈瑛就读的是格致中学——上海名牌中学之一，可不知为什么高考却落选了，只好分配去上钢五厂工作。

关于沈瑛的故事我在QQ空间日志里也有叙述

我工作分配在造船科轮机股，工作不到半年就能独挡一面了，不用领导操心。

图为办公楼下轮机股全体合影，前排右4是我

参加工作满一年有12天的探亲假，记得第一年春节我在火车上整整站了24小时，从上海到株洲有许多人转车了我才找到一个座位，从上海到广州要耗费32小时，再转船或汽车才能到惠州，于除夕那天到家，虽然疲惫但很兴奋。

母亲看见我裤子屁股都磨破了，赶紧凑齐布票给我做了一套新衣服，还责怪我总来信说一切都好。不用母亲担心，第二年春节回家时就穿着非常光鲜了。

由于工作需要我也不能每年春节都回家，记得1964年春节我就是在海上过的，当时家在上海的同事都回家过年了，不能中断的工作只能由我顶上，我乘着蒸汽机货轮“和平72号”从上海出发，乘风破浪直奔秦皇岛，除夕夜航行在渤海湾上，幸好风浪不大，我做的锅炉自动給水试验也圆满成功。到了秦皇岛我马上写信回家告诉妈妈，我春节过得很开心，除夕夜在船上聚餐每人一只鸡。

我工作总是力争上游，不久就从轮机股调到新产品股，从事军工产品制造，1966年夏天我出差去洛阳西安等地，了解快艇柴油机制造情况，其中有个地方叫虢镇，这个字我不认识，跟着人家读“贵”，是军用高速柴油机生产基地。地方很小，但锣鼓喧天吼声震地，原来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已冲到此地。

我也有点疲惫了，回到上海我想回家，因为春节未回去，被新介绍的女朋友家留住了，现在又与女朋友相处不和谐，我想回去看看父母顺便休息一下。九月我回到了惠州，在家没几天就拉肚子了，原来得了阿米巴痢疾，吃了大量的土霉素，痢疾止住了胃口也没有了，只能请假在家休息到了十一月才康复返沪。

痢疾好了胃口大增，身体恢复很快。然而，遇到女朋友变故婚事告吹之打击，精神心灵创伤严重，正在康复的身体被压垮，落下终生易拉肚子的慢性病。关于此段不愉快的恋爱经历，我在QQ空间里也有叙述

1967年7月我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太太，此时心情不好，有点为完成人生大事想结婚的目的。我觉得自己不适合找家庭关系复杂的人结婚，而她是个单亲家庭，母亲是医生，还有一个插队落户的妹妹，其文化不高也不是问题，可以自学成才。

1968年1月便登记结婚了，春节一起回惠州探亲，母亲见了很高兴。1970年6月女儿出生，我们在陆家嘴浦东公园拍照，婚后平静了4年，真正过的小康生活，母亲千里迢迢赶来上海带孙女。1972年2月灾难就降临了，妹妹带着突发精神病的妈妈从嘉兴回到我们蜗居的房间——9平米朝北的小间，这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更没想到从此就走上了看不到终点的病人家属之路。

此时，母亲带孙女回惠州过年尚未回来，若回来了这9平米的鸽子窝怎么住，幸好太太单位帮忙在淮海中路尚贤坊安排一个晒台搭建，面积14平米让我一家老少——2个老人、3个大人和1个小孩得以安身。

此晒台搭建原是空置的危房，因为我们急需也无法考虑那么多了，需知在上海找房子比找对象难啊！夏天室内气温42度，奶奶只好带着孙女去附近的淮海公园消暑，大风大雨来了只好躲到楼下邻居家里……我不解:那么复杂的人造卫星宇宙飞船都上天了，怎么我连一个安全栖身之所都找不到？

1975年春节，此时儿子也一岁半了，我举家六口——奶奶、外婆、父母带着两个孩子从上海回惠州探亲，看望年老的爷爷，我自从18岁离家后就很少见到父亲了，直到父亲去世父子相处的时间恐怕不到半年。

回惠州途经广州换乘，多得一班广州船厂工友的热情帮助，使得行程顺利，平安完成探亲任务。当年经济拮据，出外无钱住旅馆和去饭店吃饭，都是通过亲戚朋友相互照顾来解决食宿问题的。

回到惠州，姐弟两个家庭大会合，孩子都很小有的尚未读书，丽雅和理力更小，都叫他们表哥表姐。图为惠州西湖百花洲合影，爷爷、外婆、大姑、4个表哥姐，那时理力还被抱在妈妈的手上。

难得举家从上海回惠州探亲，却惹红眼了一些要我好看的同事，她们在领导面前流言蜚语，等我回到上海时就批评我请假超时。

其实，我们因工作需要出差机会是常有的，同时可以顺便看望自己的老家，可领导偏偏把机会给了别人就是不给我，甚至把应该由我主讲的论文交由别人代讲，剥夺我出差开会的权利，所有这些我都默默地忍受了，毫无怨言。

我工作一丝不苟全心投入，淡泊名利专攻难关，有时脑筋血管都显露出来了，旁人看见都在笑，似乎在问——你值得这样卖力吗？看我那么执着也有人劝我，这个钟表内面的齿轮都是坏的，就靠你一个好齿轮能走准吗？不管怎样我的性格是改不了了。

经过一番艰苦奋斗，我终于研制出分段预装和单元组装新工艺，大大提高了造船效率和减轻了劳动强度。图为管系单元组装图

我的发明创造威胁了许多同行的饭碗，他们极力诋毁我，抓住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没有反击只是自我安慰:茂林多枯枝，芳草多落英。

1978年中国决定对外开放，承接国外订单和国外参观团常有出现，记得1980年夏天有一个日本参观团来沪东造船厂参观，看了我绘制的图纸和说明书，提出了一些问题我都一一作答了，参观团个个点头称是。

香港船王包玉刚有爱国之心，1981年他向沪东造船厂订购了4艘36000吨远洋散货轮，要求性能同日本造的一样。据此，中国船舶总公司成立了一个联合设计小组，前往日本大阪造船厂搞中日联合设计，成员有本厂15人其中副厂长带队，我有幸被选中。

当年出国是十分稀有的事情，我也着实感到光荣骄傲和自豪，为什么会选中我呢？按一般的推理应该是善于巴结领导的人，才有可能得到如此好的差事。我想，是否与那个日本参观团有关呢！

一天，厂里通知我与出国人员一起去市内办事，原来是办理出国手续，理发拍照，护照要用出生日期，谁知道自己的公历生日啊！临时想一个吧，尽量把自己年龄说小一点，我知道自己是1938年正月初三出生的，就写1938年12月3号吧！这就是我身份证号码与实际出生日期不符的来由。

要出国了，公家还发服装费，西装领带行李箱都准备好了，1981年1月17号由上海虹桥机场乘上国际航班直飞日本大阪，3小时航程就到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乘飞机。

到了日本，大阪造船厂设宴欢迎

我们小组按专业分插到有关部室和日本技术人员共同设计，我分管轮机管系，负责带我一起工作的日本技术人员叫“三好正先生”，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当着大家的面说，祝先生的工作量一个人相当于三个人的。

三好先生和我们关系很融洽，周末还请我们去家里做客

除了在办公室工作以外，我们也参加船舶试航和参观车间生产，船舶下水方法和我们有些不同，让我们长见识了

一开始进度有点慢，等我全面了解工作内容后进度就大大加快了，工作进展顺利，晚上也和白天一样工作。说实话，日本的先进城市的繁荣使我们都想留在日本长一点时间，但国内已经催促我们返国了，1981年5月5号我们回到了上海，在大阪一共待了108天。

出了虹桥机场进入上海市区，怎么这样昏暗啊！与大阪的流光溢彩相比，反差太大了，中国是落后了。

我们回国不久，大阪造船厂也派三好先生等3人来帮助工作，很快整个设计工作顺利结束，第二年年底第一艘36000吨远洋散货轮建成，经试航验收一切性能合格，荣获国家金质奖，奖品是一个咖啡色的塑料包，几次大扫除太太都要把它扫掉，我却把它保留至今，现在还可以隐约地看到，在包的右上角印有“JIN ZHI JIANG”,和包的左下角沪东造船厂的标记“HD”字样。

我埋头苦干，三好先生说的，祝先生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也从来没有人提起，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就是这样，老实人拼死拼活地干也没有人说你好，投机取巧的人倒是蛮得意的，我吃力不讨好，好像失去了很多，但我得到的是一手过硬的技术本领。

我全力扑在工作上，加班是家常便饭，早上6点出门晚上9点到家，出门时孩子未醒，回家时孩子已入睡，所以我都不知道儿子是怎样长大的，难怪我去日本3个多月，回来时穿着西装领带儿子都不敢认爸爸了。

家中事情全靠太太和母亲操劳，有时还要照顾生病的岳母，到1982年2月岳母去世了，这个背了10年的包袱才彻底放下。

工作是全力以赴了，可我的生活实在艰苦，为了扩大居住面积搭了一个小阁楼，矮的连腰板也伸不直。

在晒台上居室旁边再搭个厨房，面积只有2平米但也大大解决了做饭问题，已经很开心满足了，在上海四五家人共一厨房的并不鲜见

早出晚归，上下班路上往返3个小时，每天横渡黄浦江两次，到达高庙摆渡口上岸后还要步行10分钟才到达办公室，实在是奔波了，多次要求工作单位离住家近点，但沪东造船厂就是不肯放人，当年要调动工作单位比上天还难。

没注意到太太精神状态越来越反常，有的事情我再三反复劝解无济于事，慢慢地我知道她有病了，此病又不好向别人诉说，也找不到治疗的地方，有一次我试图找上精神病防治所，得知要有单位介绍信才能进入，只好作罢。

为了搭厨房的事曾与楼下邻居闹别扭，如今她视机报复了，买了一个小乌龟放在我们门口爬来爬去，我觉得十分无聊可笑，可太太却气得死去活来，精神快崩溃了。

面对困境我一筹莫展，谁能帮我解决问题呢！只有靠自己！

1983年4月父亲病危，我带着儿子回惠州探望，面对生离死别，又不知道父亲能拖多长时间，我还是忍痛带着儿子离开了惠州，等我回上海不久就接到电报，父亲去世了享年83岁，后事也处理好了，但我还是飞回惠州看了一下母亲。

当时，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也不只我一个，黄绍周的遭遇更更悲哀，为了能和家人团聚，他从湖南调回广州，起初分给他的只有一个不到10平米的斗室，他工作积极常常加班，晚上天冷他关起门窗，抽烟加班到深夜，时间长了得了肺癌，等他全家从惠州迁去团圆时，不久他就撒手人寰，抛下3个孤儿和寡妇，时年46岁。

在沪东造船厂没多久我曾写过入党申请书，文化大革命曾一度终止过，后来又写了，但一直得不到批准，个中原因我很清楚，他们能压住我的无非是“党员”这个招牌，如果我是党员就不可能任由他欺压了

最终我产生了离开上海的想法，我不怕同行诋毁我排挤我，因为我过硬的技术是我最坚强的防卫武器。但我面对的困难是无法解决的，住房小上下班路远看不到解决问题的时间表；同时工作不愉快要在本市调动绝对不可能；更令我头痛的是太太的精神状态每况日下，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恐怕就要变成她母亲的样子了。

权衡利弊，我决意离开上海回归深圳，放弃难以割舍的专业。当时适逢深圳特区成立不久，要到上海招聘人才，1983年初，我要去招聘处报名，但因开不出单位介绍信而落空，第二年招聘处也聪明了，无需介绍信就可以报名，我找到深圳南油集团招聘处，简述了简历概况，招聘处当即表示要我，而且态度很诚恳坚决，此条后路我已走通了，余下的就是我怎样才能离开沪东造船厂啦！

首先厂长这道关就没通过，谁愿意放走一头老实巴交埋头苦干的老黄牛呢？看来从下面开通道路是不可能了，那就从上面开通吧，这要与上级部门打交道，这可是我的弱项啊！一向胆小怕事不善于与人打交道，尤其与领导打交道的我，怎样开通上面的道路呢？

此时一反常态，我视调动与生命一样重要，我连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呢？哪里我都敢去，哪个领导我都敢见，我找到上海造船公司经理，他曾任过沪东造船厂厂长，我向他诉说了要求调动的理由，他答应了在我的调动函上签了字，上海造船公司是上海所有船厂的主管部门，有了这个尚方宝剑我的调动就通行无阻了。

剩下来就是我自己的事情了，记得我明天就要离开上海了，今天还在上海科学会堂作学术报告，也作为我向上海同行们的一次告别。1984年12月22号冬至那一天晚上，我冒着凛冽的寒风孤身一人乘上南下的列车直奔广州，25号到达深圳，此行是凶是吉无人知晓，反正我是下定决心了，即使来到深圳比上海差我亦义无反顾了。

在深圳南油集团报到，这是一个负责南头半岛38平方公里开发建设的大型公司，每天我都带顶草帽骑上自行车，穿越在蓝天白云田野和荔枝林之间，寻找水源电源以供三通一平开发建设之用，大都市的繁华和边陲小镇的对比反差，令我有被流放的感觉。

随着开发建设的进展，我们的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到了1985年春节，请太太带着儿子来深圳看看，为了节省路费，留女儿在上海寄宿在朋友家。由于太太身体不好早就没有小别胜新婚的感觉了，看见她比以前憔悴多了，也难怪，两年多以前也就是1982年10月，我母亲回惠州照顾父亲了，整个家庭重担就落在她身上了。我安慰她说，快了，我们这里职工宿舍好了我们就可以全家迁来深圳了。

1985年6月12号女儿生日我赶回上海，办理搬家事宜。当年难觅搬家公司，一切事情只有自己操办，最烦琐的事情就是行李打包，幸好太太从单位里借来打包机，和废弃的大纸箱，一边收拾行李一边联系火车托运，一天，我去上海北站办理托运，车站劈头就问我行李多少件，这一问把我问懵了，不回答吧下次再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北站离我家也实在太远；回答吧我根据什么报数呢？最终我报了一个数——41件，回到家我就根据这个数打包，真是上天保佑，按照这个数我打包完成了。

记得临别上海前，我带家人游了龙华公园、吴淞口公园，别了，上海，不知何时再来看你。7月13号星期六，我率领全家带着随身简单行李，在上海公平路码头乘上“珍珠梅”号离开上海，这是我在沪东造船厂曾参与设计建造的7500吨客货轮，船上我们一家4口住个房间很是温馨。

来码头送行的有太太的哥哥和我的同事王新娣。当年“珍珠梅”穿过台湾海峡，舷窗紧闭播音停止，好一场紧张气氛。15号到达广州大沙头码头，在广州舅舅家住了两天，于7月18号来到深圳。时逢盛夏米兰花正香，后来每逢我闻到米兰的香味，就会回忆起这段不寻常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