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纪录片《中国道路》观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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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纪录片《中国通史》第一集《中国道路》观评

韩同常

2016年发布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制的、百集电视纪录片——《中国通史》，通过影像和解说，图文并茂地再现和论述了中国历史，这对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文明自信，对促进中华民族继续伟大复兴，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积极意义。

然而，一切历史作品都是历史的再造而不可能是还原，何况，本纪录片在史料基础上的解说与论述，必然存在难以自圆其说和不能接近真理的个别谬误，这是需要指出来的。纪录片《中国通史》第一集《中国道路》试图高屋建瓴地总结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延续之路，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由于制作者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使“道路辨识”出现了偏差。

一、“中国道路”不该从孔孟和春秋战国讲起，应该至少从原始公社晚期和三皇五帝开始

《中国道路》无视孔子之前大约3000年到5000年即距今5500年至7500年中华上古、远古文明之路的探索与延续，仅仅局限于孔学儒教和诸子百家思想学说与文明道路的大辩论、大碰撞，并与西方“轴心时代”思想哲学相对比，这是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也没有跳出“儒教中心主义”的窠臼，事实上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

远古、上古中国道路的探索与传承，并不主要依赖某些专业研究者、思想家、哲学家的聚众讲学、著书立说，而主要依赖中华先圣、先祖、先民的口传心授、有效治理和文化传承，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战天斗地、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精神品格，是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同步演进的。孔子绝不是中华文明的第一位圣人，也绝不是最后一位圣人，三皇五帝三代圣王都是不朽的中华圣祖。伏羲皇创《易经》，中华民族以变应变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化根深蒂固；黄帝以战止战、主动融合东夷、中原农耕文明与西北各游牧文明，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大一统传统，中华天下中心观念源远流长。

道路探索与调整永无止境。孔子及诸子百家无疑是面临中古夏、商、周以来数千年之大变局，对中华道路进行主动思考与探索的代表人物，同样进行思考、探索与大胆实践的代表人物还有很多、很多，包括中华历代天下共主和各诸侯国、四裔周边附属国君王、官吏和百姓。在这个大变革时期，最成功的中华道路探索者、实践者、创新者、集大成者应该是秦始皇帝嬴政，而不是孔圣人。新中国若好了伤疤忘了疼，继续片面尊孔，必然倒向礼教、理学和片面和合主义，这是没有出路的。

二、《中国道路》对秦皇汉武、隋唐强势大帝评价不高，对投机取巧、通过兵变黄袍加身的弱宋宋太祖却口称“伟大”，厚此薄彼，彰显对礼、法认识模糊

纪录片制作者内心可能尊崇“成王败寇”的庸俗现实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对秦始皇帝嬴政开创的中华封建专制帝国文明新时代延续两千多年、断续相加领先世界文明1500多年的历史事实视而不见，却幸灾乐祸地津津乐道于大秦皇朝“历15年而夭亡”，以此否定法家、法治和新兴地主阶级继续革命思想路线，并为孔学儒教礼制和礼治占据统治地位提供根据。制作者似乎只迷信“一个家天下政权只有家族存续数百年、上千年才是成功”，实际上，大秦皇朝法治和大一统成果才是中华文明的兴盛之路和坚实基础，孔学儒教周梦只是我们文明大厦的“粘合剂”而已，不可本末倒置、主次不分。

《中国道路》对公元前89年汉武帝发布《轮台罪己诏》改变国策一事加以放大，用“好大喜功”否定了汉武帝刘彻开疆拓土、巩固国防、保卫先进农耕文明的历史伟业，用晚期（公元前87年汉武帝逝世）的休养富民之策否定他大半生的积极进取国策，这就像有人用改开否定社革和继革类似，是为了否定而否定，是脱离历史阶段和不顾主要矛盾的片面之见。

《中国道路》也看到大秦的郡县制取代血缘世袭分封制、大隋科举取仕、大唐包容发展的进步意义，但是没有指出这些都是法家和法治的胜利，是地主阶级继续革命的胜利，而是片面指责“强汉、盛唐家天下皇朝也没有永远维持下去”，为此，又归因于孔学儒教礼治不够。我看这是苛求，也是开错药方。一个专制帝国皇朝不可能永存，历代农民起义客观上促进了政权更迭和制度创新。贯彻孔学、儒教礼治很彻底的两宋王朝，事实上是中华民族饱受屈辱、异域文明兴旺发达并超越中华军事政治文明的尴尬时代，虽然经济科技人文之光在宋代依然闪耀。可见，孔教礼治并不堪大用，至少不能完全代表中国道路。

总之，《中国道路》指出的“礼治、法治有机结合文明之路”，并没有切中要害，应该由法家、法治统领儒家、礼治，而不是相反。

综上所述，《中国道路》所阐述的中国文明之路，从起源到演变，都不仅仅是孔学儒教之路，也并非当代中国的必由之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融合古今中外文明的精华，坚定地走好社会主义之路，才是坚定中国道路自信的正确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