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熔炉

梁振明

已迈入花甲之年的我，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有苦、有累、有收获，是岁月磨练了自己的意志，使我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孩子，成为一名吃“皇粮”的国家干部。

艰苦岁月经苦难

1953年，我出生在文水县武午村，父母都是村里本份的老实农民。

我们村位于文峪河东岸，1959年前，文峪河还没有修水库，每逢雨季，河水像一群猛兽，汹涌而来。尽管村干部们紧急组织社员用装土的麻袋、草袋，以及门板到村西护村堰上防洪挡水，但都无济于事，洪水冲毁了农田，冲走了庄稼，冲进村里、院里，街道成了河道，村民们眼看灾难，欲哭无泪。

　　

洪水退后，因为文峪河床和耕地一样平，村里的街道夏季泥水滩，冬季成了溜冰场。当时，全县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苦了文水全县人，好活了宜儿武午村”，其实，我们村并没有因水多而好活。地下水位升高，致使村里的耕地严重盐碱，集体粮食亩产只有三四百斤，集体分给社员们的粮食不够吃，只好向国家申请吃救济粮。

村里的灾难是小灾，加上整个国家三年自然灾害，使社员们的生活雪上加霜。

那时，一个社员一年靠集体和吃国家的救济粮也就是二百来斤(小孩分得更少)。社员们家家都是糠菜各半。一年吃不上几顿肉，一个社员一年分十来斤小麦，能吃上几顿白面那是过年的事。有的社员饿的把米糠炒一下，磨成炒面，吃上后便不下来。为了解决社员的吃饭问题，集体把玉茭棒磨进粉，配上做了干粉的粉渣，加上食用碱腐蚀，制成让人难以吞嚥、现在猪都不吃的“三粉面”，吃的不少社员得了浮肿病。当时，能吃上豆腐渣祘改善生活了。

　

我记得上小学二年级时，为了解饿，口袋里经常装一块老咸菜，饿了时吃一点。我和同学们还为了充饥，把校园或集体打场的豆稭翻来复去寻找黄豆，找到一粒如获至宝，用铁丝串上烤熟……

家里我是老大，下面三个妹妹，父母为了不使家里“断根”，瞒着妹妹们，每天给瘦弱的我早晨从蒸红薯摊上赊上一个红薯。

放学后，我还和小伙伴们到地里逮蚂蚱火烧一下充饥。

说了吃的，再说说花的。 由于我们村集体是以小队核算，社员们每个劳动日工分值一角多点，一家按五口人两个劳力计算，一天工分收入不到三角钱，扣除每人每年二百来斤的口粮款和蔬菜款，普通家庭劳动一年下来，还得欠集体款。那时，村里除了娶不过媳妇的“光棍汉”外，有孩子的家庭基本都是欠集体款的“欠款户”。

　　尽管那时因为刚解放国家经济困难、加上自然灾害给人们造成了生活困难，但是，在毛主席党中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鼓舞下，大小队干部们都能率先垂范，带领全村男女老少，勒紧裤带，铺沙压碱，挖渠排水，平整土地，苦干实干，使生产条件逐步得到了改善。那时，干部作风硬，村里风气正，全村基本上没有刑事犯罪的。

在学校，学雷锋、学先进做好事蔚然成风，同学们经常帮助五保老人抬水、擦玻璃、清洁卫生，还把自己利用业余时间拾下的糞倒进集体的糞堆。

我们村过去是种植葡萄有名的村子，每到秋季，葡萄成熟后，香甜的果实挂在架上，孩子们就是肚里饿着，也不到葡萄园里偷吃葡萄。

为求学业误入门

1966年，我小学六年级毕业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学生大串联，县城的中学停止招生，村里后来办起了农中。那时，农中学的课程基本上是教育要革命的内容，文学知识基本没有。学生们除了正常的学习之外，还要给老师写大字报，参加游行、文艺宣传等社会活动，正常的学业已被打乱。当时农中三年学制，到1968年农中二年级时，我们班50多位学生，坚持上学的仅剩下10来个。

　　

多年任班里宣传委员的我和几位班里的同学商量，准备到西城驻扎的“红联”武斗队给刻蜡版、写消息，求得学习锻练的机会。

当时文革中，全县“红联”“总站"两大派别武斗升级，先是用棍棒，遂步发展到用枪炮弹，1968年后半年，中央文革小组下达了收交武器、结束武斗的文件后，两派全部收交了武器，但武斗队还在。当时，“总站”一派凭武力占领了文水城，“红联”的武斗队驻扎在西城村。那时，人们象着了魔似的，大部份人都有派别观点，有的夫妻两个，因派别观点不同，经常争的面红耳赤。做为我们上学的孩子们来说，人家给了个“红联”牌牌，就祘“红联"的人了，其实，入会观点是模糊的，实属跟风而已。

　　

记得是秋季的一天下午，我和我们班的宋廷荣、张继金.梁秀威等五位同学走上到了西城村学校(红联指挥部)，并和指挥部人员打了招呼。人家通知我们，明天早上每人发两个饼子，组织队员到文水城游行示威。

当天晚饭，我和几位同学每人吃了碗“蒙米"(小米做的干饭)，找了个空教室，鞋子当枕头，和衣睡在学生桌上。半夜，蚊子的虰咬和校园的吵闹声把我们惊醒，我们出去看到，原是“红联”的人员抓到一个“总站”的人正在院里审问，旁边还站着持枪的“红联"队员，我们几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们顿时心生疑问，怎么收交了武器还有枪？深感到情况不妙，枪战并没结束！于是，第二天早上天还不亮，我们商量后，乘着夜幕，偷偷溜出了西城……

果然不出所料，“红联”组织进城游行之后，武斗并未结束，双方枪炮交火，“总站”武斗队败退到平遥城，因为当时"总站”武斗队在外县要生存，就需要开支，于是发生了以后所谓的“总站"抢下曲银行(其实是县银行下曲营业所〉事件。

年令十六当铸工

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里，当工人是青年人的梦想和选择。

1969年初，经我舅舅介绍，16岁学业无望的我，被录用到文水县手扶拖拉机厂铸工车间当合同工。

内行工人都知道，铸工是个又脏、又累，苦重危险的工种，每天和黑沙打交道不说，用几千度的铁水灌模型，稍不慎，就会发生事故。在我未进厂铸工车间之前，就听说该车间的一名女工，被淹出的铁水烧伤了下身。

第一次进车间后，我看到工人师傅用沙包两人抬着四五百斤重冒着火花的铁水，摇晃着走向模型，铁水映红了他们防护草帽下黑污的脸，汗水不时从头上流淌下来。看着这辛苦工作场面，我不免感几分压力和恐惧。不过，为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再苦再累我也要顶着！

记得有一次我和同伴用铁杠沙包抬着几百斤重的铁水浇模型时，浇了一半，突然冒出一股铁水，直冲车间上空，随后化着点滴火花，落下来烧通了我头上的防护草帽，烧在带手套的大栂指上，我闻到一股烧皮肤的焦味，手指和头上钻心地疼，但不敢停下，如果停顿浇模，模型降温就会出废品，于是，我咬紧牙关，强忍疼痛，坚持到最后把模子浇完。

　（上图第二排左一为母亲，右一为父亲，最后排右三为作者）

受伤的我，怕回去后父母看见心里难受，盘祘着对策。那时，因为厂里没有足够的工人宿舍，我每天骑着破自行车上下班回家，一天得跑三十多里路。回家后，为了不让父母看到我的伤，我带着手套，遮掩着伤痕。

尽管当铸工苦累，但我从没放弃文化学习，有点时间，就看书、练字。当时，铸工车间有几个是中专生，但车间的大幅标语和工人师傅们活动专栏里的决心书，都由我来代写。由于自己的吃苦上进，受到了厂领导和工人师傅们的爱戴。

解除合同进公社

我在手扶拖拉机厂当了一年合同工人，在续定1970年的合同时，厂领导和车间领导覚得我工作不错，又给我续定了一年的合同，不想厂领导因没给县里个别干部的亲戚续定，县里的一纸传文，把厂革委主任的爱人和我们几个，统统解除了合同。

一个纯农民家庭的孩子，工作没有了，每月能给家里补贴三十来元工资的希望破灭了，我的心在刺痛、流泪……

回家后几个月，我投入了县里冬季挖西大口井的战役当中。

那时，在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县里提出了战天斗地，冬天变冬忙，努力改善生产条件的口号。并在樊家庄地段文峪河东岸和大城南村西北开了两处大口井蓄水工程。

寒冬腊月，挡不住人们苦干加实干的热潮。大口井工地上，人吆马欢，红旗招展。来自全县各村的民工们冒着风寒，用铁棍、铁镐把冬土砸开，硬是用肩扛、平车拉的人海战，开挖着占地百亩的大口井。

为了不耽误劳动时间，到了中午时分，各村分别给民工们用铁桶送来了米汤加玉米面窝窝头，虽然米汤和窝窝头是凉的，但民工们的心都是热的，人们都用实际行动，实现县委改善生产条件的宏伟蓝图！

一天下午，我从西大口井下工回来，大队喇叭上广播让我到大队接电话，说让我到宜儿公社一下，我骑着自行车去了后才知道，原手扶拖拉机厂革委主任刚调到宜儿公社当书记。因为我在手扶拖拉机厂当合同工时他了解我，问我愿意不愿意当公社的线务员，我爽快地答应了。

以前在过公社工作的同志都知道，公社用的线务员、话务员，也是通讯员，劳动强度是最大的，但工资是最少的，除了日常的维修电话和广播线路、接电话等日常工作外，冬季每天还得给公社干部住的十多个房间里的火炉搗炭、添火、掏炉渣，还负责公社灶房的挑水。不过，有了当铸工的艰苦经历，劳动多点累点算不了什么。

财贸招工当干部

人的命运像小孩子的脸，瞬间就变，让人捉摸不透。

就在宜儿公社当了近一年的话务、线务员后，1971年5月份，文水全县财贸招了200多名职工充实财贸队伍，当时18岁的我被招工的选准，并分配在县人民银行。几个月后，县里从各单位抽调下乡工作队员，我被选派到了宜儿公社里洪村下乡。

里洪村当时是全县有名的穷村子，全大队没有一个企业，社员们仅靠土地为生。没有经济收入，吃饭连盐醋都买不起，只好舀些酸菜汤当调料。

(上图为1971年银行招收的新人，共20人，除张爱昉，李燕青调出外，还有18位。前排中间为作者。)

当时，我们在里洪村下乡的工作员共五名，其中两名是从省里派的。我们严格执行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下乡规定，白天和社员们一起上地里劳动，晚上还要召开各种会议。下乡时间上每月除了一天回银行领工资外，我基本30天吃住在村里。我们的工作队长是法院院长，叫赵洛群，当时年令已将近六十岁，但他坚持白天同社员们一起劳动；还有一名公社蹲点干部叫张廷禄，当时身体不好，但他宁愿带着中药锅边下乡、边治疗，也不愿回家休息。

为了充实自己，我除了抽时学习政治理论外，还暗暗向有工作经验的老队员学习，并注意和群众拉近距离。当时群众生活条件差，卫生条件也差，每天吃派饭，每个家庭都得去，吃好吃赖不说，有时，小孩在炕上大便，咱在一旁吃饭是常有的事，但你又不能嫌弃和声张。

1972年夏季，我受组织调派，从里洪村调到方园村蹲点下乡。近两年的下乡，我学到了许多，也得到了许多，经多次申请和组织考验，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县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会上，县委书记张邦应(后任山西省政法委书记)将"模范工作队员证书"送到我手上。紧接着，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县人民银行宣布县委组织部和团县委文件，任命我为县人民银行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那时，县里只有一个人民银行，银行没有行长副行长之称，只有支书副支书两个委员，我是老中青三结合班子中的年青委员。当时全县财贸系统招的都是职工，后来由全县新招的二百多名财贸职工转干考试中，我以排名第三名的成绩，转为国家干部。

命运的突变，给我思想上增加了压力，促使我加强学习的欲望。下乡回单位后，我分配在银行社队财务股工作，除了财务检查、培训社队财务人员、配合县政研室搞社队财务调研外，还抽空自学函授大学各门科程，后来还参加了省委党校大专班三年的学习，努力充实自己。

一身正气当记者

一份付出，就有一份收获。

1981年，我的一篇新闻稿件被《山西日报》刊登，引起了县委通讯组领导的注意，把我从县人民银行调到了县委通讯组当记者。

记者当时是受人关注和羡慕的职业，不仅人品得正，还得有敏锐的政治头脑和文字功底。为了升造自己，我边工作，边学习，完成了三年省委党校大专党政函授学业。

十多年的记者工作生涯，使我深深体会到，宣传模范，其实在制约自己、规范自己，宣传不让别人做的事，自己首先不做。

（上图为全家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麻将赌赙这股暗流开始盛行，不少家庭因赌赙负债累累，家破人亡，有的甚至走向犯罪，针对这种社会现象，我采写了报告文学“暗流浊浪防沉舟”，先后在《山西日报》、《吕梁日报》进行了刋登和连载。在此，我做出表率，不参于任何形式的赌赙，截至目前，我的家人和儿女没有参于过任何一次赌赙。

在我当记者的生涯中，有两次采访让我流泪，甚至刻骨铭心，并影响我的未来。

1985年9月，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乐村武昆的大儿子武师建在前线英勇牺牲。时隔半年，部队首长和文水县当时的副县长王正海，带我们到乐村给烈士家属送噩耗，并给我们介绍了武师建牺牲的情况一一

1963年春，武师建出生在文水县孝义镇乐村一户农民家庭。1980年，武师建在文水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济南陆军大学。1985年9月10日，身为七连二排排长的武师建，赴老三前线作战。在前线战友们牺牲了的情况下，他带领战士们坚守在老山最前沿的二一一高地上。那里战斗非常激烈，被战友们称“第二个上甘岭"。颗颗炮弹像野兽一样怪叫着，钻到二尺多深的地下，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弹片、土石飞上天空，这里的山头被炮弹削平了，烧焦的土里掺着黑色的弹片。

(图片选自网络)

　　

武师建俯身在猫耳洞里，整整两天两夜，他指挥战士们打退了越军的30多次进攻。他腿部受伤，却全然不顾，继续沉着迎战。

一颗子弹打烂了他的嘴，鲜血染红了下颌，染红了报话机筒，但他不下阵地。战场上，战友们一个个伤亡倒下，他的子弹也打光了。忽然，一颗炮弹袭来，洞口被炸塌了，他的左手掌被炸掉半个，他咬紧牙关，怒目圆睁，用右手抓起身边仅有的一颗手雷扔了出去……

在赴老山参战之时，师建就知道，当兵就意味着奉献和牺牲。他当兵后，曾和一位姑娘通信有恋情。上前线后，他写信回复女友：“我们将开赴前线了。请允许我收回我上次的去信，收回我的话，我不想谈此事了，待回来再说(当然能否回来还不一定)，真正的爱情是崇高的，无私的，它意味着给对方帮助和幸福，同时自己也得到提高和幸福。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没有这种资格了。”

他知道，战争是残酷无情的，如在前线有个三长两短，岂不给对方心灵上带来创伤……

听着部队首长动情的介绍，看着武师建牺牲留下的遗物一一黑皮包内的手电筒和他的信件日记，我的心潮在起伏，在伤痛、流泪、激荡。

武师建是文水对越战场上的一位英雄，他的勇敢，他的品德和爱情观是当今时代不朽的楷模。在过去一切向钱看的年代里，有的人贪腐捞钱不择手段，而武师建同志为了保家卫国，舍弃爱情，英勇战斗，最后牺牲，这怎能不令人敬佩和落泪！

　　

武师建是战场上的英雄，而另一位却是平凡岗位上的英雄，她叫周拉奴，是西城村原妇女主任。

周拉奴1931年生，文水县西庄村人。由于家境贫苦，幼时被父母送人，9岁时养父母又亡，15岁嫁到西城村。她为人正直，心地善良，手勤脚快，乐于助人。1958年被选为生产队队长，1965年任大队妇女主任，197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70年代中期全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当时由于人们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工作阻力较大，

1974年，西城大队党支部开会研究计划生育工作，周拉奴自告奋勇，担当起全村的计划生育工作重任，并任计划生育副村长。任职28年中，她对党的事业忠诚，对工作热情，对群众贴心。

为了宣传党的计划生育国策，她入农户，跑千家，曾无人答理，被狗咬过。还因为天黑路滑，踒过脚；为了动员生了一胎的妇女主动做计划生育手术，她挨过骂，受过打，但她耐心解释，毫无怨言，默默忍受；为了把党的温暖送到人们心中，对一些做了手术的妇女，她亲自上门看望，有的还到医院配视；她还抽时到敬老院，帮助五保老人缝补衣服、拆洗被褥。义务当村里纠纷的调解员；对困难戸慷慨解囊，贴心相助。最后得到了村民们的理解和对她人品的认可，被人们称为好心人。

1993年12月的一天因突发心脏病，倒在了西城村委会场。

从周拉奴同志的事迹中，对我心灵的触动也很大，她没有惊天动地的业迹，但从她默默无闻的基层平凡工作中，我看到的是她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看到了基层共产党员的表率作用。

我的采访稿在吕梁日报刊登后，引起了新华社的重视，新华社山西分社原副社长杨玉良，又采写了一万多字的长篇通讯“计划生育的好干部一一周拉奴”为题，分别在《人民日报》、《山西日报》等报进行了刊登。

战场上的英雄和平凡岗位上的英雄尽管环境条件不同，但他(她)们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对我的意志都注入了一种动力和力量，激励我用手中的笔，弘扬正气，鞭笞丑恶，服务社会！在县委通讯组(后改为新闻办)工作期间，由于我工作努力，多次获得吕梁地委宣传部“优秀新闻工作者”、文水县委“优秀党员干部”的表彰奖励。

两袖清风严律己

1995年，我被文水县委任命为县纪检委宣教室主任(副科级)。

纪检委的宣教工作职能，是对党员干部进行党纪党规教育，此项工作尤其在商品经济社会，显得更为重要。

我上任时，面对文水纪检宣教工作全区13个县倒数第二的状况，从抓对党员干部的典型教育入手，树立了“编外纪检干部”、“一炮炸出个好书记"等一批本县正能量的典型，分别在《中国纪检监察报》、《山西日报》、《吕梁日报》上进行了报道，用正面典型引导和教育全县党员。同时，利用流动宣传栏、警示教育片等形式，对党员干部进行党纪党规的教育。在县纪委工作的三年里，文水纪检宣教工作连续三年全区排队第一。

(上图为纪委工作人员合影，前排中为县纪委书记陈榆生，作者第二排右四)

　　

宣传别人的过程，也是制约自己的过程。教育别人的过程，更是规范自己行为的过程。1998年，我从县纪委调到文水县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党总支书记。在商品经济社会，宣传部门虽然是"清水衙门，当时不被官场看重，但自己注重严于律己，以德为官，不贪不占，一身正气，坦荡做人，用自己的行动，努力做一个好党员、好干部、好公民。

(上图左起分别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广生、梁振明、李宇鹏、韩步宾)

退而不休办善事

60岁象征着秋色红叶的美丽，同时也象征着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大部份干部退休后，感到孤独，情绪低落，兔疫力下降，直接影响身体健康。2014年我退休后，有的单位想聘请我给他们文秘把关，并付给一定的报酬，我觉得挣钱是没够的，不如办个与自、与他人有利的公益善事。

于是，在2014年，我和几位老同志在县老干部活动中心自筹资金，购买了音响设备，筹建了老干部电声歌友会，请了声乐老师进行辅导，让退休后的老同志们参加唱歌活动，生活不再孤独。在此同时，我们制定了办会宗旨，那就是：开心、快乐、健康。用高尚的品德凝聚人，用优美的歌声吸引人，用正能量的文艺激励人、引导人。

由于我们办会目得明确，加上几位同志团结一致，无私奉献，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协会这个公益事业上，人员由刚组建时的十来个人，2019年已发展到了一百多人。

为了迎合大家的兴趣爱好，丰富活动内容，在2016年，我们还在协会内部组建了舞蹈队，集体购买了演出服装，每周定期活动。 2017年春季，舞蹈队赴云南西双版纳，参加了"万达杯"全国广场舞大赛，舞蹈队表演的“格桑拉”荣获一等奖，当即奖励现金一万五千元。

作为老干部协会会长的我和其他会领导一道，时刻不忘老干部的责任和使命，利用老干部们政治素质高，对唱革命歌曲热情高的特点，还组织排练了难度较大、分声部的大型经典合唱歌曲《长征组歌》，并在全县进行了多次演出，引起了社会的反响，使团队在全县有了声誉。

　

2019年，在县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在全体协会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团队艺术不断提高，艺术种类增多，人员得到扩大，经文水县文化局、县文联批准，原老干部电声歌友会更名为老干部艺术协会。

团队的更名，加大了我的责任，我将和同志们一道，用我们的歌声为民族振兴鼓劲，用我们的光和热继续奉献社会，服务社会！

最后，谢谢原县政法委刘五一书记写诗对我鼓励，并作为此文的结束语：

清水衙门守清贫 ，

岁月熔炉炼丹心。

笔耕不辍书正义，

讴歌时代谱人生。

　

作者 ：梁振明，文水县人，大专，1971年参加县人民银行工作，1972年入党，后调文水县委新闻办当记者，1995年任县纪委宣教室主任，1998年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宣传系统党总支书记。曾在全国各大报刊、杂志发表稿件诗文两千多篇，还先后出版了自己编写的《正气清风》《胡兰故乡的旗帜》《岁月熔炉》《诗文伴我行》《岁月记忆》五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