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祖强

早就听说，上海是二战期间全球唯一接纳犹太难民的城市，因此，萌生了参观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念头。今天天气不错，下午乘地铁12线来到了提蓝桥。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是犹太摩西会堂旧址，始建于1927年，位于长阳路62号（原华德路62号），1907年建造之时是一幢私宅，是由俄罗斯犹太人集资将原来在其他地方租屋建造的摩西会堂迁入，成为一所供俄罗斯犹太人和中欧犹太人使用的会堂。二战期间成为犹太难民的宗教活动中心，犹太青年组织也一度将其总部设在摩西会堂内。摩西会堂，可能是整个上海有关“犹太难民聚居区”的文字和实物资料最多也最为完整的地方。现在成为许多犹太人士来上海的必到之处。

这是国内唯一反映二战时犹太难民生活历史遗迹的展馆，也是二战中收容犹太难民的历史见证。纪念馆3个展厅层叠呼应，万千影像和书籍资料诠释了战争期间，欧洲的犹太人是如何在乱世里颠簸动荡生存的。当全世界人民对犹太人关上了门，只有上海却对他们开了一扇窗。无论哪一种缅怀，都是沉重无比的。

左边那栋漂亮的灰色和红色砖墙相间的三层小楼就是摩西会堂，是上海仅存的两座犹太会堂旧址之一。2004年被列为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

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在1994年参观时留言感谢：“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上海人民卓越无比的人道主义壮举”。

第一展厅的一层是一个礼拜堂

这是一楼礼拜堂里的神台

在神台后面有一个柜子，柜子里现存放了一卷妥拉，它是由以色列各市政府和市长赠予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象征着中以两国人民的友谊。

二楼有一个罗生特生平事迹展。

雅各布·罗生特 (Jacob Rosenfeld) 原名雅各布·罗森弗尔德，1903年1月11日生于奥地利的莱姆贝格，是犹太裔奥地利人。1927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获综合医学博士学位。他早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因从事反帝活动多次被捕，继而又因反对希特勒吞并奥地利被投入集中营。关押一年后，判限期出境，终生不准回国。1939年他来到中国，开始了在解放区长达10年的奋斗经历。他先后转战华中、山东和东北解放区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在新四军、八路军和东北人民解放军中担任高级卫生工作职务，并历任大军区医学顾问、纵队卫生部部长。他是唯一获得正规军高级军衔的外国医生，是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罗生特返回祖国奥地利。1952年因心肌梗塞不幸病逝。

为了纪念罗生特医生为中奥友谊作出的贡献，在山东莒南县（原八路军山东军区指挥机关所在地）为他建立了一尊4米高的汉白玉全身塑像，1992年10月5日举行了塑像揭幕仪式，山东省莒南县医院被命名为罗生特医院。1993年，奥地利也命名了一所罗生特医院。

在第二展厅对面有一座罗生特的塑像

1941年3月，罗生特化装成德国传教士辗转来到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受到代理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和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被安排在军部总医院工作，随后又被任命为新四军卫生部顾问。由于日伪军占据了苏北的大小城镇和主要交通线，新四军军部与各师间处于隔离状态。因此，罗生特经常往返于军部与第二、第三、第四师之间，穿梭在军营里、战士间，看病问诊、实施手术、培训医生……他还亲自筹建了新四军华中卫生学校，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医护人员。

1942年春，罗生特提出入党申请。陈毅知道后很高兴，同意当他的入党介绍人。随即，罗生特成为中共特别党员。罗生特与陈毅，从见面之初，就彼此相惜，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陈毅称赞他是“活着的白求恩”。

1943年8月，罗生特来到新四军第四师驻地大柳巷参加卫生保健会议。一天夜里，大柳巷围堤决口，汹涌的洪水吞噬了土地、庄稼和房屋，情况十分危急。师长彭雪枫当即率领四师将士和与会代表奔向决口处。为了确保罗生特的安全，彭雪枫让他守在堤上。然而，罗生特却将药箱交给助手，脱掉上衣跳进齐胸深的洪水中，和战士们一起拉起人墙，然后用草木和石块堵住了决口，保护了方圆数十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战火纷飞的年代，枪林弹雨的战场，罗生特不辞辛劳，把一个又一个伤病员从死亡线上拉回。 1943年，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罗荣桓患了尿血症。受陈毅委托，罗生特来到山东。在为罗荣桓治疗的两年中，他日夜操劳，感动了罗荣桓及家人，罗荣桓儿子亲切地称他为“大鼻子叔叔”。 1943年11月，滨海战役正打得激烈，罗生特在离前线不远的村庄里做手术，一连几十台手术，早已力不可支。当他听闻前线有人受伤，便纵身上马，一口气跑了几十里，累到心脏病复发，却还是坚持做完了手术，挽救了伤员的性命。

抗战胜利后，罗生特随罗荣桓去了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顾问和第一纵队卫生部部长。 1949年11月返回奥地利。 1952年4月22日在以色列逝世。

二楼图片还展示了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史料，陈列着一些来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罪证物品。

右边的小房子就是第二展厅

2号展厅门口的这几组数字，是犹太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1933：纳粹在德国执政，开始排犹运动。

1935.9：纳粹德国颁布《纽伦堡法》剥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公民资格。

1938.7：在法国埃维昂国际会议上32个与会国一致拒绝收容犹太难民。同年11月9日发生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

1938-1940：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博士给众多犹太难民发放了“生命签证”。

1941.12：太平洋战争爆发。

在上海避难的犹太人是不会忘掉被犹太人称为“中国的辛德勒”的人——何凤山。何凤山当时是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他上任时正是德国纳粹掀起反犹排犹恶潮，奥地利是第三大犹太人聚居地，纳粹要将这些人斩尽杀绝。但有一个规定，除非这些犹太人能避难拿到一个接收国的签证，才可以离开奥地利，否则必定在集中营化为灰烬。

何凤山上任时，欧洲上空已战云密布，纳粹德国肆虐横行，掀起反犹恶浪。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奥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聚居地，总数约18.5万人。纳粹欲将这里的犹太人赶尽杀绝，规定集中营的犹太人只要能离开奥地利就可以释放，赶不走的则在集中营里成批屠杀。因此，对奥地利的犹太人来说，离开就是生存，不能离开就意味着死亡。于是，犹太人纷纷想方设法离开奥地利。

要离开首先要有目的地国家的签证。但不少国家都“强调自身困难”，相继对犹太人签证亮起了红灯。求生的欲望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每天奔走于各国领事馆之间，但大都没有结果。17岁的艾瑞克·高德斯陶伯之前已经向除中国之外的50多个国家的使馆发出求助，但毫无例外的遭到了拒绝。后高德斯陶伯于1938年7月20日去中国使馆碰碰运气，沒想到一次就从中国总领事馆拿到了20份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这消息在犹太人中迅速传开，中国总领事馆门前每天从早到晚排着长龙，许多求助无门的犹太人在这里拿到了去上海的“生命签证”，从而逃离欧洲去了中国，或转道上海去了美国、巴勒斯坦、澳大利亚等地。顶住压力何凤山成批地给犹太人发放签证，引起了纳粹当局的不满。纳粹以中国总领事馆的房子是犹太人的财产为借口，没收了房子。何凤山就自己掏腰包，迅速把领事馆搬到了另一处很小的房子里，坚持发放签证。

可是，只有一个国家对犹太人敞开了怀抱，中国-上海！中国，也成为了绝望中无处可逃的犹太人的唯一护身符。“到上海去”，犹太人们奔走相告，上海是唯一一个不要签证就可以来的地方，也无需有人宣誓担保，无需警方证明，无需保证经济独立。 在德国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改建的博物馆，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全世界都对犹太人关上了大门，上海是唯一的例外”。上海，像茫茫大海中灯塔顶上的那束微光，给犹太难民以生的希望。

当时国内政界对向犹太人发放签证意见也不一。蒋介石对德国有好感，使用德国军事顾问，购买德国武器，还把儿子蒋纬国送到德国学军事。这自然对何凤山形成了很大压力，他很快就受到了来自顶头上司——驻德大使陈杰的直接威胁。陈杰秉承国内的旨意，想维持同德国的关系，害怕得罪对方，因此坚决反对何凤山给犹太人发放签证，但何凤山没有理睬。后有人向外交部打小报告，说何凤山在向犹太人出卖签证。陈杰于是采取突然袭击方式，派人到维也纳调查。因查不到证据，才不了了之。但是，何凤山于1940年5月被调离维也纳。

1937年“8.13事变”后，日寇占领了上海大部分地区和周边地带，各国租界之多，使得中国政府无法行使职权。因此，上海才在1937年秋到1939年秋的近两年时间里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签证、不需要经济担保、不需要工作证明就可进入的城市。消息传出，世界各地犹太人逃来上海避难。在1933年至1941年间，上海共接纳了蜂拥而至的近3万欧洲犹太难民。对犹太人来说，上海就像一艘狂风恶浪中的诺亚方舟，承载着他们的安全与希望。

这就是何凤山签发签证的印章

何凤山到底向多少犹太人发放了签证，至今尚无准确数字，只是以找到的签证号码推算，至少是几千份。一位幸存者1938年6月得到的签证号码为200多号，另一位7月20日的签证号码为1200多号，而汉斯·克劳斯的签证日期为1938年10月27日，号码为1906号。1938年纳粹的“11月大屠杀”之后，申请签证的就更多了。到1939年9 月，70%的奥地利犹太人已外逃，我国上海收容的犹太人就达1 .8 万人。由此推算，所发签证至少是几千份。古巴等地还有一本书中说，有4000名维也纳犹太人拿着到上海的签证逃到了巴勒斯坦。

为了帮助犹太人摆脱厄运，极具同情，怀有人道主义之心的何凤山顶住国民政府的压力，开始为犹太人提供全力帮助，办理前往中国的签证。虽然来上海并不需要签证，但没有签证犹太人就不能离开奥地利。

当时能够接收犹太人的国家非常少，犹太人为了逃命四处奔波。当他们得知中国领事馆可以无条件办签证时，便蜂拥而至，那场面想都能想象得出。

此后，何凤山又先后担任“中华民国”驻埃及、土耳其等国大使。他退休后于1973年移居美国旧金山，以写作自娱，著有回忆录《外交生涯四十年》。长期漂泊，乡思日深。 80年代后，他曾多次回国观光，盛赞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的巨变。1986年11月，他应邀回湖南，参加母校长沙雅礼中学80周年校庆，发表了题为《怀念雅礼》的长篇讲话，还向雅礼中学捐资9000美元。他向亲友表示，希望百年之后魂归故里，长眠在家乡的土地上。

这是何凤山的塑像

2001年，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举行了隆重的“国际正义人士——何凤山先生纪念碑”揭碑仪式，石碑上刻着“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人”。

何凤山1921年考入长沙雅礼大学。1926年考取德国慕尼黑大学公费留学生，1932年以优异成绩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1935年参加外交工作。1937年出任中国驻奥地利公使馆一等秘书。1938—1940年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其间，总共约向4000名犹太人发放了到上海的签证，继后又出任“中华民国”政府驻埃及、土耳其等国大使。1940年5月离开维也纳，回国到重庆参加对日作战。

1973年退休后定居美国旧金山，以写作自娱，著有《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一书。书中提及救助犹太人事迹时他平静地写到：“富有同情心，愿意帮助别人是很自然的事，从人性的角度看，这也是应该的。”

1995年，在上海犹太人研究中心的学者和美国“犹太人救命签证组织”的联合努力下，何的事迹被发掘出来。

1997年9月28日，96岁高龄的何凤山在美国旧金山去世，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特意送了花圈。

1999年，由加拿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和犹太人大屠杀问题教育中心联合举办、上海犹太人研究中心协办的一个名为“犹太人在上海”的系列活动中，何的义举被公诸于世。

2000年4月2日，一主题为“生命签证——正义的外交官”的图片展在纽约的联合国展厅开展，对71名外交官进行了特别报道，已故的何凤山博士名列其中。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委员会主办的一旨在缅怀英勇无畏的国际外交官的盛会亦于4月3日在联合国大会会议厅举行。

2001年1月23日，何被以色列政府授予“国际正义人士”称号。他的名字被刻入犹太人纪念馆的“国际义人园里”。欧洲历史学家指出，何是解救犹太人最多的“义人”。

2001年，联合国总部举办了名为《生命签证：正义与高贵的外交官》的纪念展。在这次纪念展上，展出了二战期间拯救犹太难民的各国外交官的英勇事迹，何凤山是其中惟一的一位中国外交官。展场上，因拯救的犹太人最多，何凤山的照片被放在正中央，十分抢眼。2005年，何被联合国正式誉为“中国的辛德勒”。

2005年8月在湖南益阳市博物馆举办了《生命签证——国际正义人士何凤山博士拯救犹太难民事迹展》，以色列驻华大使海逸达、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蒙、美中经济科技贸易促进会首席代表刘建吉以及省、市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参观展览

。2007年9月25日，骨灰运回家乡安葬。树高千丈，叶落归根．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上，刻着1947年何凤山先生的一首元旦试笔诗： “大造生才非偶然，英雄立志岂徒然．而今愿集精与力，万里前程猛着鞭。” 诗以言志，名以史留。

2007年9月28日，何凤山博士纪念墓地在湖南省益阳市落成揭碑，以色列驻华大使安泰毅、何凤山女儿何曼礼等均前往益阳深切缅怀何凤山博士。

何凤山儿女站在以色列纪念碑前

虽然，后来大多数犹太人没来中国，而是去了美国古巴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但是有了这个“中国签证”，他们才得以离开奥地利，这个签证是他们的生命之路，被他们称为——通往自由的车票。多少年后，在犹太人举办的“纳粹大屠杀展览”时，都会把何凤山的名字放在最显著的位置。据考证， 何凤山是救助欧洲犹太人数最多的人。

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国际义人——何凤山先生纪念碑”揭碑仪式上，以色列总理沙龙在纪念碑前发自内心赞美：“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天使，他是上帝！”。

社会对何凤山的评价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何凤山的纪念碑前说；“在他的面前，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从而感到了我们自身的渺小”。

沙龙在纪念碑前说；“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天使，他是上帝”。

1999年初冬，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在访问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时说：仁慈正义不分国界，我们中国也曾有人救过犹太人。

2000年4月中旬，江泽民主席访问以色列时，以色列总理巴拉克恳切地向江主席表达了他对何凤山的感激之情。

以色列新任驻华大使安泰毅在接受《中国日报》专访时说，“在犹太人的传统里，人的生命是最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我们有一句名言说，救人一命就像拯救了一个世界。而何先生救了成百上千人，我们估计这个数字在两千左右。”

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公使莫义澜先生称，何凤山是一位为犹太人的黑夜点燃光亮的人。

美国海外遗产保护委员会主席米勒先生致词称，对何先生的义举深表感激和崇敬。

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表示，何凤山是千千万万无私救助犹太人的中国人民的优秀代表，集中展现了中国人民正义、善良的美德。70年前，当许多国家向犹太人关闭大门的时候，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何凤山博士冒着生命危险，向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签发了“生命签证”，使他们得以躲过纳粹的大屠杀，来到中国。仅上海一地就收留了来自德占区的3万多犹太人。

周文重表示，美国海外遗产保护委员会举办的这一活动，使得很多美国人得以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在当时很多国家对犹太人关闭大门的时候，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何凤山博士顶住压力，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向数千名犹太人签发了“生命签证”，使他们躲过纳粹的大屠杀。何凤山博士是千千万万无私救助犹太人的中国人民的集中代表，他的义举体现了中国人民正义、善良的美德。

一位幸存者引用哲人的话称颂何凤山：“有些人虽然早已不在人间，但他们的光辉仍然照亮世界。这些人是月黑之夜的星光，为人类照亮了前程。”

“你父亲高贵的心灵、慷慨的精神，让我们所有人受益匪浅，暴力没有摧毁他的良知，他的义举值得所有人尊重。”在以色列何凤山义举纪念牌前，以色列学生代表拉米向何凤山的女儿何曼礼表达了最诚挚的谢意。

由索尔、何曼礼及其它众多人士所进行的调查研究业已发现曾获得何签证的14个家庭，其成员包括哈里·菲尔德勒及其堂兄埃里克·哥特斯塔伯。“我们确信何博士至少救了2000名犹太人，”索尔说。截至目前为止，已发现5份签证，最大序号是1938年10月27日签发的第1906号。

华德路收容所，位于长阳路138号，又叫第一难民中心，1939年1月正式使用，可容纳1000名难民，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收容所，并曾作为伤病医院和产科医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长长的名单墙开始部分是一个浮雕，突出刻画六类人：正统犹太教徒、老年犹太妇女、中年男子和儿童、还有犹太年轻人。女、中年男子和儿童、还有犹太年轻人。

2014年9月3日，犹太难民名单纪念墙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揭幕。

犹太难民名单纪念墙，由26块铜板组成，墙体上镌刻了13732个二战期间犹太难民姓名，铜墙长34米、高2.5米，除了在纪念墙上镌刻难民名单和一些犹太难民的回忆语录，还特别预留了空白的墙壁，等待那些未知的姓名。

墙上写有一位犹太人的话：这是一次情感之旅，当我和那些中国居民道别时，我们都含着泪水。我们曾经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共同相处，这段经历是我们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就好像彼此是亲人一样。

这两个外国老人是否在寻找他们的亲人？

这块石板上写着“明天我们将开始在一个陌生城市里的新生活。然而在那里，我们是安全和自由的。"

名单墙尽头的国旗墙上写着：下列国家的人士到访过本馆。

走出1号展厅就可看到一个小庭院，这里有2、3号展厅，3号厅旁边是个咖啡屋。

这是2、3展厅间走廊顶上的字。

七盏金灯台，是犹太教的象征。

“这些签证，……被称为生命签证。"

“经过长途跋涉，客轮靠停上海码头……"

重获自由

上海曾是我的家

“技艺精湛的艺术家丰富了难民们的生活"

来自以色列的客人正在参观纪念馆。

上世纪40年代老上海的一张详细地图

这一角落的家具与书，记录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往事1889年，生于浙江黄岩的林道志，出身贫苦，但自小嗜学，以“少年才俊”闻名乡里。后来，他前往上海商务印书馆打工。生活穷困的他却喜欢读书，并很早萌生了创办义校的愿望——让穷苦孩子有书读。几经周折，林道志创办了上海基督教私立慕义学校。“他就是想让人们读书，因为只有读书才能救国。只要有孩子肯前来读书，他宁可自己贴钱也要让孩子来读。”为支撑维系学校日常支出，他在自家办起了肥皂厂和复写纸作坊，以微薄的收入免费招收贫困百姓包括犹太难民的孩子。这一时期，提篮桥地区有上万名前来避难的犹太人。一位犹太学校的卡尔先生同他接触很多，俩人由熟悉渐渐成为知心好友。林先生得知卡尔曾在德国任过校长，因此，请他到慕义学校亲自任教。

1943年前后，日军轰炸上海的风声渐起，不少犹太人纷纷设法逃离。卡尔先生无奈，在他离开上海之前，将二千余册重要的英文、德文、希伯来文书籍包括一些珍贵的宗教书籍全部寄存在林家，书上多有编号，并盖有“保罗中学”图章，想必保罗中学是卡尔在德国任教的学校。卡尔拜托林先生“请好好保存这些图书，我会回来取的”。

为了这句话，林先生一家三代坚守了整整70年。

1981年2月，辛劳一生的林道志先生未见卡尔归来，带着遗憾离开。临终前，他念念不忘，嘱托儿孙，要兑现保管并归还书籍的诺言。

岁月流逝，林道志夫妇及他的长子林尊义、次子林尚义相继病逝。跌宕、多舛的遭遇，致使“寻主”一事愈加艰难。然而，他的儿孙们恪守承诺，三代相传、精心守护那二千册珍贵的书籍。林道志的小儿媳、65岁的潘碌女士对笔者说：“自我嫁到林家开始，就时常听我公公提起这事，那犹太老师说了，会回来取书，就一定会回来的。” “ 我公公保管这些书40年，我丈夫接着保管了20年。我不能允许自己有任何闪失，更不可能把它们当作财富变卖，绝不可以。潘碌介绍说，有一次她在整理东西时意外发现了三个信封，里面装有1947年卡尔先生写给公公的信，信中有卡尔先生夫妇二人的合影照和一张圣诞贺卡。信上告知：“我已回到故乡德国，现住在岳母的公寓里……食品供应不是很好，回乡的生活总算安定，也找了份不错的工作……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庭，我很想得悉你们的消息。”这几封信让潘碌及家人喜出望外，总觉得希望在一步步靠近。已近古稀之年的她日夜祈祷、期盼：书归原主，我才心安。

林道志的外孙孙礼德将他多年精心积存的、外祖父生前珍贵的遗物如亲笔书信、泛黄的照片、当年基督教私立慕义学校信徒的名单等翻找出来，供笔者拍照。他说：“承诺是道义，更是责任。”“旷日时久，因为没有卡尔先生的联系方式，找他如大海捞针。”但全家视承诺为整个家族传承下来的责任，为找到书的主人，锲而不舍。

在林家二楼藏书的亭子间，笔者有幸目睹到这些珍贵的藏书，大多是布面烫金精装，其中有德国著名诗人、思想家歌德的诗集、剧作等，还有《圣经》故事及印刷精美的彩色童话画册，有些画册中人物、动物的手臂、腿脚等肢体仍可活动，构思新颖巧妙。

为了承诺卡尔的嘱托，林家三代几经迁徙、风雨70年，无论经历战乱，还是遭遇“文革”抄家，拼尽全力，精心守护着那二千余册书籍，如同呵护着自己的孩子。

搬迁在即。林家向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求助，立即引起馆方高度重视。大家被坚守70年承诺的经历，深深地感动了。“这是我们听到的最激动人心的一件事。”以往是“犹太人找中国人”，这次是“中国人找犹太人”。志愿者高智慧女士感叹不已。

纪念馆向德国驻沪总领馆寻求帮助，通过档案系统仔细查找卡尔·安格尔及其家人的迁徙情况。不久前，在德国北部什未林小镇，博士研究生、志愿者杨梦帮助找到了卡尔先生和他夫人宝拉·安格尔的合葬墓碑。尽管尚未找到为卡尔收书的人以及他的后人，林家欣喜之余难掩惆怅，但是为了实现承诺，绝不放弃。

日前，笔者与志愿者高智慧女士联系，获悉此事在各方努力下，仍在进行中，但愿苍天不负诚心人。寻找的路也许还漫长，但林家三代信守诺言，传承70年，无怨无悔，令世人感憾。

这就是林道志先生

三号展厅旁的大面洋咖啡馆

2013年5日7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总理出席大西洋咖啡馆剪彩仪式。

2013年5月7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总理夫妇在大西洋咖啡馆品尝咖啡。

这是难民纪念馆马路对面的白马咖啡馆

重建的白马咖啡馆在犹太难民纪念馆对面，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白马咖啡馆的“重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而如今它的完整再现，一切源于一封从悉尼发出的电子邮件。2015年4月初，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二期白马咖啡馆的复建工作正在紧张推进。咖啡馆外观图纸在移除前得到了妥善保存，1∶1复建在施工工艺上没有什么难度。到了内部装饰阶段，施工却遇到了一个难题：70年前的咖啡馆内部是什么样的？为此，纪念馆曾经询问过一些在虹口生活过的犹太难民，他们从各自角度回忆了当时在咖啡馆里度过的美好时光，可单凭口述难以真实复原内部原貌。

一封意外的海外邮件让事情有了转机——“你好，我听说你们将在悉尼举办巡展，我可以参加开幕式吗？”邮件来自一位名叫罗恩·克林格尔的老先生。原来，4月20日虹口区赴悉尼举办“犹太难民与上海”海外巡展，曾向一些犹太老朋友们发出邀请函，罗恩正是通过朋友获得展览的信息。

进一步沟通时，罗恩告诉工作人员他的父母在上海结识、他出生在上海。不仅如此，他的外祖父在上海避难时期，曾经营过一家咖啡馆——这让工作人员眼前一亮。但当时素有“小维也纳”之称的舟山路一带咖啡馆林立，罗恩说的这家咖啡馆会是“白马”吗？一番焦灼的等待后，当回复邮件中“White Horse”（白马）一词那一刻，虹口区外办、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不禁一起欢呼。

一家四代的中国缘。4月20日，罗恩·克林格尔应邀来到悉尼巡展现场。他特地带来16张与“白马咖啡馆”有关的老照片。原来，当罗恩听说虹口区正在复建白马咖啡馆后，十分激动，他特地在家中仔细翻找，从旧相册里整理出了这些照片。

这16张照片从各个角度展示了当年白马咖啡馆的原貌。其中有大门入口的照片、有露台咖啡座外景照片，有客人在咖啡馆小憩的照片，更有多张照片拍摄的是白马咖啡馆内景，照片上内部装饰细节呈现清晰，除了吧台、桌椅，甚至连吊灯、窗帘款式等细节也完整呈现。长久来的内部细节复原问题就这样神奇化解了。

这个犹太人家庭与上海的缘分颇深。罗恩是白马咖啡馆原店主家族的第三代。在他的引荐下，工作人员见到了白马咖啡馆原店主家族的第二代科特·莫斯伯格。今年96岁的科特告诉工作人员，白马咖啡馆的名字源自歌剧《白马咖啡馆》。1938年“水晶之夜”事件爆发后，德奥等国的犹太人纷纷逃难。父亲鲁道夫·莫斯伯格先带着太太和女儿赫塔于当年逃往上海，次年儿子科特也出发前往上海和家人团聚。

到了上海后，鲁道夫盘下了长阳路临潼路口的一座小楼，开起了咖啡馆。这家咖啡馆还兼具了餐厅、酒吧和夜间俱乐部的功能，因气氛温馨、服务周到，很快成为当时犹太难民们日常聚集场所之一。1940年，在白马咖啡馆当服务生的赫塔在店里工作时结识了前来店内就餐、同为难民的赫尔曼·克林格尔，两人结婚生子，生下了罗恩。一个犹太人家族在上海得到了延续，直到1949年前往悉尼。

巧的是，多年后，罗恩的儿子又娶了一位中国姑娘为妻。作为家族代表，罗恩说：“我的母亲总是说，在上海避难时，我们犹太人没有受到威胁、没有受到任何不友善的对待。我们的家族是幸运的，我们的故事有一个愉快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