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大院！

张广贤

二支队沙河驿基地大院建设

和冀东钢厂筹备的点滴回忆

             

张广贤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所在的基建工程兵二支队从甘肃嘉峪关的酒钢搬迁到唐山地区。将原来在大西北比较分散的办公、厂区、生活等区域统一集中到了一起。在河北省迁安县沙河驿新建了“部队基地大院”。

四十多年过去了，昔日的“大院”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喧嚣。但是，当年在大院工作生活过的老兵们仍对她魂牵梦绕，因为在那里留下了我们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

1983年，根据国家关于裁军的总体部署，二支队分布在各地的两万官兵除少数人转业回原籍，大部分在原施工驻地:上海宝钢、安徽马钢、河北唐钢以及广东深圳就地转业，集体改制为企业。留在沙河驿基地的700名官兵以原十二团金结厂为基础，转制成立了首钢设备结构厂，连同整个基地大院的设施、固定资产整体移交首钢（设备结构厂现更名为:首钢设备结构有限公司，本文仍使用原厂名，简称 设结厂）。

2016年5月下旬，我参加了十二团部分战友在唐山的聚会，回到沙河驿大院，旧地重游。心情激动，感慨万千！

其实，离开部队以后我也回过大院几次，看望那里的首长和战友，平时战友微信群里也常有大院的消息。但是，能和众多战友们一同重回大院更有着一番不寻常的感受。

在大院参观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设结厂自2008年改制以后出现了一些问题，生产经营遇到一定困难。上级决定由首钢矿业公司对其进行托管，同时对厂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

在大院聚会那天的午餐会上，我真诚的鼓励和希望厂新领导班子带领全厂职工尽快走出困境，使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职工生活得以尽快的发展和进步。诚然，这是当年在大院工作过战友们的共同心声和期盼。

虽然从部队转业已经三十多年，和老战友的聚会见面又让我的思绪回到那漫漫十五个春秋的军旅生涯。

我是1969年入伍到甘肃嘉峪关参加酒钢建设的。1973年，我离开12团机关去北京钢铁学院上学。1976年毕业回到沙河驿基地后一直在支队（师部机关）工程科工作，直到1983年基建工程兵部队撤销。期间，亲身参加了冀东大厂初期的一段筹备工作。同时也从机关战友中得知沙河驿基地建设的一些情况。在此，对当年的有关情况作点滴回忆，以此献给曾经在大院工作、生活过的战友们！

本人在沙河驿大院（二支队工程科）工作期间的照片。

　　文革之前，全国的钢产量只有1000多万吨。文革后期，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精神号召之下，党中央明确要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钢铁工业无疑是国民经济的重点。在1970年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周总理提出，要下大决心摆脱我国钢铁工业十年徘徊的落后局面。在国务院的部署下，甘肃酒钢、四川攀枝花和鞍钢等地的钢铁大会战由此拉开了序幕。各地领导不断表态。出不了铁就跳嘉陵江、跳高炉等口号就是那时各省一把手向党中央表示的决心！

        此后，国家在外汇财力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投入巨资从德国引进了当时世界先进的钢铁成套设备，简称1700工程（具体是大转炉、连续铸钢、夕钢片、1700mm连轧等四套设备，安装在武钢） 。同时上马了由二支队、三支队承建的本钢1150初轧和1700热连轧工程。  

        这两项工程的建成投产，对我国钢铁工业的结构有了一定的改善和提升。但是，与国民经济的需求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根据国务院指示，由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冶金部组成的专家全面考察以后向党中央提出了在南北各建设一座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建议。党中央在集中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后同意以上建议，并决定将两个大厂选址在上海的吴淞口和河北冀东地区的秦皇岛附近。大厂选在海边，主要是源于原材料运进厂和成品运出厂的运输成本。因为当时我国矿山的生产能力有限，大部分铁矿石要从外国进口。钢厂建在海边矿船就可以直接靠岸进厂，省去陆地上的运输环节。另一方面可以大大减少冶金工厂对内陆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随之，冶金部经过研究，决定将二支队和二十二冶分别从酒钢、包钢调往冀东，以承担冀东大厂的建设任务。二支队就是在这种背景形势之下搬迁到唐山地区的。

        当时具体负责基地选址建设的支队领导是张夺文付支队长。据支队机关参与沙河驿基地筹备建设的同志介绍，基地的选址也遇到不少困难。支队领导班子内部的意见也不很统一。有的主张靠近唐山，有的主张靠近秦皇岛，有的主张靠近海边。也有的主张躲开秦、唐稍远一点，以避免和地方政府产生矛盾。但是，这些想法最终要受到当地土地划拨和资金投入多少以及上级领导的意见。因为文革后期，国家财政十分紧张。最后，经过反复研究冶金部拍板决定把基地建设在沙河驿。

当时冶金部领导要求基地抓紧建设，尽快将支队机关和部队从嘉峪关搬过来。部领导鼓励说，以后冀东大厂开工后还要在周边建设生活区，将来大厂的生活区就是一个繁华的海滨小城镇。

沙河驿基地就这样开始上马建设。

基地大院的规划、设计、施工都是二支队自行负责。由于唐山地区属于地震活跃带。所以，设计时都是按抗一定地震裂度进行了考虑。但是，由于大院距离1976年唐山大地震震中不远，所以，已经完成的建筑不同程度受损。家属宿舍受损比较严重。震后有的进行了加固，有的推倒重建。

         唐山地震前、后，占地1600亩（一平方公里多）的沙河驿大院建设初具规模，形成了基本的运行功能。建成了支队机关办公大楼、金结厂、机修厂、氧气厂、各类库房、医院门诊楼 住院部、部分营房、家属宿舍、学校、商业等设施。金属结构厂据说是华北地区同类工厂中规模最大的。1000多个座位的军人俱乐部拔地而起，周六、周日不时有电影放映和文艺节目演出。支队医院在唐山大地震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抢救了数以千计的伤员，挽救了不少伤者的生命。

那时候，大院里有部队和家属约两万人。整个大院，人流攒动，机器轰鸣，车水马龙，生产热火朝天，管理有条不紊，呈现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

2016年十二团部分战友在沙河驿原二支队办公楼（现首钢设结厂）前合影留念！

持话筒讲话者为原十二团团长 首钢设结厂首任厂长 刘克才。我主持午餐会，我旁边穿浅蓝色衣服的两位年轻同志是设结厂新任领导。

　　1976年上半年，二支队在唐山沙河驿的基地建设基本就绪。抗震救灾后期，支队立即组成了由胡志鸿付支队长负责组成了冀东大厂筹备小组。有技术科任凤森科长等工程技术人员，宋德玉科长安排我代表工程科先参与筹备组的工作。由于当时上级还没有明确的具体指示我们只限于收集一些参考资料。

       1977年9月12日，冀东大厂具体选址工作大会在唐山正式召开。国务院十几个部委派员参加。谷牧副总理委托国家建委第一副主任宋养初代表国务院负责组织。涉及到的主要部门都是部领导参加。冶金部李非平、叶志强两位副部长带领部机关和在京院、所以及两个施工单位的30多人参加会议。二支队任科长和筹备组的五位同志参加了会议。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高规格的国家级活动，深感责任重大 认真重视。

       会议在冀东地区的六个县市进行了实地考察。北京的各部委多是自己开车参会，考察的车队有五、六十辆。唐山地区派出交警领路。到了各个县，又有县里的交警跟随车队。与会人员在秦皇岛、滦县、昌黎、抚宁、乐亭，迁安实地考察了约一个星期。于9月20号左右到昌黎县集中进行讨论研究。

       冶金部参会的人最多，有三十多人，李非平付部长负责讨论。他是抗战之前参加革命，在延安时就是老兵工，解放时是负责唐山工业的接收大员，后一直在冶金系统工作，是冶金部资格最老的付部长。老人家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因为大厂选在海边，大家在讨论过程中如有提了很多关于施工方面的问题，李部长就亲切的招呼我们两个施工单位的同志:请02部队的解放军和22冶的同志谈谈。因为两个施工单位提前作了功课，都将国内外在海边基础要进行打桩施工的一些技术方法进行汇报并和北京的专家讨论请教。叶志强副部长还对大厂建设中有关生活设施条件等作了发言，他鼓舞大家，在大厂开工的同时就要和生活设施同部安排进行，大厂投产之时渤海湾将屹立一个美丽的海滨小城，让大家为之一振。对冀东大厂充满期望和信心。

       但是，让人遗憾失望的是由于当时唐山正处于震后建设之中。整个华北地区的工业基础还不是特别发达。根据当时大会讨论简报和大会发言，当地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都感觉到冀东大厂建设问题较多，困难重重。

当时河北省刘英付省长（当时称省革命委员会付主任，是一个60多岁的女同志）和唐山地委书记兼行署专员张一平参加会议。二位省、地官员向中央提出了很高的移民搬迁费用和预测两年的搬迁周期。电力部提出因为华北电网用电紧张，需要专门给大厂建设电厂增容。铁道部和煤炭部提出要从大同往海边建设运煤铁路专线给大厂运送煤炭。根据煤炭部的解释，开滦煤矿的煤已经和国外有长期的供货合同，不能供应冀东大厂，最近的路线只能是从大同运煤。交通部提出当时秦皇岛码头的泊位有限，必须给大厂新建专用码头用于矿石、燃料等材料的运输。水产部的领导也表示，由于大厂的建设使国家在渤海湾的对虾养殖基地会受到污染而影响出口的外汇收入，希望国家给于投资另辟新的海产品养殖海面。那个时候国家的出口的产品的确有限，外汇收入主要来自吾农副产品和海洋产品，在海产品中，渤海湾的海参、对虾、高档鱼类占一定比例。

以上各个部门提出的投资费用综合超过数十亿元，而且周期比较漫长。

       在冀东大厂筹备初期的讨论之中，除冶金部系统对冀东大厂建设态度明朗，决心较大外，河北省、唐山地区和国务院其他部门感觉困难、压力较大，对于建设冀东大厂的信心不足。

原二支队在大院的部分办公区域

航拍的原沙河驿大院军人俱乐部。

　　在南北两个大厂分别进行筹备的过程之中很明显体现了上海市和河北省在工作作风、工作思路方面的大相径庭。当冀东大厂各个方面互相扯皮大讲困难的时候，上海市的筹备研究工作风生水起。上海市政府没有等靠中央各个部委，很快主动组织有关专家拿出了宝山大厂的选址建议和初步设想。并在当时市直属的上钢一厂、二厂、三厂、五厂、十厂，以及其他市属大型冶金企业进行动员。市领导向大家展望了宝山大厂建设将给上海钢铁工业带来的机遇和美好发展蓝图（宝钢建成后的事实证明了上海市当初的预想），并向中央表示，建设宝山大厂，上海市保证: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体现了上海当政者的高瞻远瞩和大上海的经济实力。

        1976年10月份以后，中央调整了上海市的领导班子。坐镇市委第一书记的是苏振华，第二书记是倪志福，革委会主任（市长）是彭冲。一、二、三把手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1977年国庆节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国家计委、建委和冶金部汇报了南北两个大厂的情况。上海市的积极态度受到中央的肯定，在三位上海市领导的鼎力推动下中央一致通过上海宝钢先期正式上马，明确由李先念副总理总负责。这就是后来人们一直说的李先念是宝钢建设的第一任总指挥。其实那是党中央政治局内部的分工。

1978年元月，国务院以对上海市政府、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冶金部关于上海宝钢选址报告批复的形式下达文件正式决定宝钢上马建设。

宝钢上马后，国务院明确宝钢建设总指挥部的首任总指挥是谷牧付总理，其次三位付总指挥分别是国家建委主任 韩光；冶金部付部长 叶志强；上海市付市长陈锦华。在征地、拆迁和市政工程取得进展之后，宝钢建设期间的几任总指挥都由冶金部领导担任。冶金部李东冶部长和六名付部长都曾担任过宝钢建设的总指挥。黎明是最后一任担任总指挥的冶金部付部长，也是任期时间最长的。他一直到宝钢投产并继续担任宝钢董事长直到退休。

在宝钢建设过程中，二支队的领导和我们工程科的几位战友曾在宝钢总指挥部担任重要职务:付支队长胡志鸿一直担任付总指挥。工程科的王承义、孔祥功、温广新三位战友分别担任宝钢总厂付总厂长兼总指挥部付总指挥、宝钢总指挥部总工程师、宝钢总指挥部计划处处长职务。王承义后任中冶集团首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二支队的首长和工程科的战友同十二团、十七团、十八团数千名战友和十万建设大军 并肩作战，为宝钢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较大贡献，功不可没！

       就在宝钢正式开工不久，党中央对经济工作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种大气候下，不少人对宝钢的建设提出了比较激烈的批评及正式质询。认为建设宝钢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作出了一个建国以来最大的工程建设项目的错误决定”，是“上了外国资本家的当”｡当时向国务院正式提出质询的全国人大代表有开国老将军，有著名经济界名人等。此史称共和国质询第一案。当然，这些代表的初衷是好的，他们的目的是抱着对中国经济工作的关注和自身的一份责任。但是，由于在当时我国比较封闭的环境之下，他们自然的缺乏对世界科技发展的了解，因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另外，当时在和日本、德国的引进谈判中也遇到一些问题。日本当时是以向宝钢提供技术和供应设备为筹码希望在中国购买更多的石油（当时东北大庆油田正处于高产期，国内有一种说法，叫用石油换技术）。一时间，宝钢工程下马的呼声强劲，冶金部在内部作出了宝钢下马的处理方案:拟将已经和国外合同确定的设备分散到鞍钢、武钢、包钢等地建设。

就在国内的强大压力和外部情况相互交错之下，国家不得不对宝钢的建设作出相应的调整。将和德国、日本设备的供货合同时间作了延迟，条款进行了适当修改。但是，中央对于建设宝钢的决心没有动摇。

随后，由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中央老同志出面对国内各方面进行协调，邓颖超同志以中日友好会长的身份出访日本，扫清了中日在技术转让及贸易方面的一些障碍，使得宝钢得以重新复工。

随着宝钢风波的平息，加之河北省的等、靠态度，冀东大厂的筹备工作从中央的议事日程之中完全消失。

抗震救灾时的唐钢西大门 厂大门口是二支队的宣传车（当时二支队的部队代号是110部队，后改为00029部队）。宣传车上有毛主席和华国锋同志的画像。

　　就在1978年冶金部通知二支队往宝钢调集兵力时候，支队领导还对冀东大厂的建设报有希望。所以，把当时在陕西金堆城的18团部分兵力调往宝钢（二支队部队到达宝钢的时间大约是1979年元旦以后），保存了土建施工力量比较强、当时在本溪的13团和在冀东的16团，以备冀东大战。但是，由于冀东大厂的变故，使二支队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困难境地。在宝钢没有拿到炼铁、炼钢和轧钢的主体项目，只承担了辅助的原料厂工程。致使冀东地区的万人队伍处于无米之炊。只能随唐山震后的十几万建设大军去争抢民建工程。“找米下锅”是那个时候大家的口头语。

由于二支队原来一直搞工业厂房建设，民建施工明显经验不足，唐山震后恢复中又采用了很多新的施工工艺，因此部队无法和地方的建筑企业竞争。在唐山居住小区施工的初期也闹过一些笑话:如有的连队头一天内墙上挂的腻子第二天就脱落了；外墙的涂料一夜之间变了颜色；有一家住户客厅的掉灯在全家人吃饭时突然坠落，侥幸没有伤到人。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几起。当然，随着部队各级层层不断的学习培训，此后的施工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二支队这种比较困难的状况一直延续到基建工程兵撤销之前16团、19团调往深圳，13团调入北京指挥部。

        现在回头看大院的建设，在选址问题上的确存在一定问题，给后续企业的发展以及职工生活带来不少困难，弊多利少，后患比较大。但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其责任不能完全归结到支队某一个主要领导。

        其实相比之下，22冶的情况比二支队还要糟糕。冶金部是在同时命令22冶和二支队调往冀东的。但是，22冶在基地的选址建设上犹豫不决，观望时间太长。一直拖到地震以后。地震后，土地的划拨以及几万人的户口进入唐山就非常困难了。他们原来的基地在包头，但是包钢早已没有施工任务。22冶就这样一直在冀东地区打游击十几年，直到90年代才在唐山丰润区搞到一块立足之地。

二支队官兵参加1976年唐山抗震救灾！

　　首钢设备结构厂作为二支队基地沙河驿大院的继任者，从部队撤销至今经历了36年的风风雨雨。30多年，厂领导班子带领全厂职工奋力拼搏。原二支队转业的700名老兵牢记本色，不忘初心。在远离城市，生活环境条件相对较差的情况之下努力工作，把自己的后半生奉献给了大院，为首钢和国家的工业建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首钢设备结构厂成立之初，由原十二团刘克才团长担任第一任厂长。转制后，在老团长的带领下，调整机构，建章立制，很快理顺了内部管理机制，比较迅速平稳的实现了从部队建制到现代企业制度的过度。并大力开拓市场和组织新产品研制。在企业内部较早完成了ISO质量体系认证。为生产经营尽快融入市场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新产品开发中，进一步完善和成功研制了炼铁高炉、炼钢转炉、大吨位混铁炉、盾购机等成套设备以及钢铁水包、阀门等设备。取得了一、二类压力容器生产制造许可。部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出口到意大利、津巴布韦、日本等国家。产值持续递增，年超亿元，好的年份产值突破2亿元。使设备结构厂由原来部队时比较单一的钢结构制作发展成为能够生产冶金成套、大型单体、压力容器以及其他多种通用设备的综合性机械制造企业。

     30多年来，设备结构厂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企业开放的步子迈的还不够大，与同类企业还有一定的差距，职工生活困难不少。

部队转制为设备结构厂后，首钢对其管理方面也有一些变更。开始由首钢下属的二级公司管理，2008年工厂经过改制转为股份制企业。2016年上级决定由首钢矿业公司对其进行托管。

首钢的几任主管上级在客观上鞭长莫及，主观上也没有真正尽到对企业的具体帮助和指导。由于工厂远离城市，周边被农村包围，职工生活、子女就业多有困难，在某些方面也不能直接享受和首钢职工同等的福利待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职工的积极性，制约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发展，工厂的经济效益不够突出。

据厂新班子领导介绍:2008年以后到2016年企业潜亏约3亿元（所谓潜亏不是财务报表中所体现的亏损数据，而是潜在的。比方说:设结厂有1亿元的库存产品，但根据这些产品的技术指标及市场需求它已经无法销售出去变为现金，而只能形成少量的残值，那么1亿元减去残值就属于潜亏。无用的积压物资、无法收回的账款一般都属于潜亏。潜亏是企业经营不良的一种表现）。所以，企业没有充足的资金进行设备的更新改造和改善职工的生活福利。

大院东距山海关100公里，冬天的气候比北京冷，但是宿舍的取暖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由于缺乏资金，生活用电增容不够，夏天空调用电得不到保障。80年代的宿舍年久失修，透风、漏雨。有的老同志象候鸟一样，冬天就去迁安（市）县城或首钢矿山基地杨店子镇的子女处过冬。昔日繁华的大院略显萧条和冷清。

二支队医院医护人员参加救治唐山震后伤员！

　　另外，设结厂的发展及其命运也受到整个首钢发展情况的一些影响。

大院归首钢时首钢的总经理是周冠五同志。那时的首钢是中国工业的一面旗帜，十分辉煌。在80年代经济过热的大环境下，周冠五同志要搞大托拉斯。在海内外并购了一些企业，原来国内规模较大的三线军工企业兼并了15家。计划要搞类似一汽那样规模的汽车制造公司以及其他多种产业。而忽视了对类似设结厂这样二、三层单位的研究和给于各方面的帮助支持去提升其生产能力和效益。

北京重型机器厂（简称北重）就是那个时期被首钢兼并的企业之一。当年的北重是机械部直属全国六大重型机器厂之一。是全国仅有的四家拥有8000吨以上大型水压机的万人国有大型骨干机械制造企业。然而，随着首钢形势的走向，加之其他原因，最后北重进入了破产程序。

周冠五总经理之后是由冶金部付部长毕群出任首钢一把手。毕群上任后在首钢万人大会上讲:“首钢是一团乱麻，结构乱、财务乱、管理乱、负债不合理”。并大刀阔斧进行紧缩、整顿，其目的想让首钢步入一个良性的循环。

但是，其工作也遇到了较大的阻力。因为整顿和改革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所以举步维艰，困难重重。

不久，北京开始了第二轮的奥运会申办工作。为了完成奥运会申办，党中央和北京市决定下决心停止首钢石景山厂区的生产。后毕群副部长离开首钢任北京市任政协付主席，60多岁在政协付主席任上去世。

此后，刘琪同志（原任冶金部部长，时任北京市长，后任北京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推荐原鞍钢的朱继民主政首钢。这时，首钢石景山厂区逐步全面停产，部分钢铁主业开始往河北省冀东地区疏散。但是，和唐钢合建的曹妃甸厂区生产并不理想，炼铁大高炉投产后较长时间处于亏损状态。首钢的二十万大军，能到冀东工厂工作的不到一万人。其压力可想而知。几万职工的建设公司、机电公司，设计院、三产等原来主要依靠钢铁主业生存的单位都推向了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象设结厂这样远离北京，又是由原部队转制的企业，必然的受到这种大环境的影响。

二支队工程技术人员和战士们正在研究唐钢抢修方案。

     36年寒来暑往，弹指一挥间。设结厂当年转业的700名战友已经退休。今天，设结厂的职工队伍结构已经改变，新生力量不断成长。他们在厂领导的带领下，继承老兵作风，发扬老兵精神，砥砺前行！我们希望，我们也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在全国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推动之下，设备结构厂的前途将是一片光明！

       30多年来，原二支队在沙河驿大院工作过的老兵们没有忘记大院。不断有来自全国各地一批又一批的战友们回到大院，寻找当年的青春岁月，回忆那火样的军旅生活！大院，就像一位人过中年的母亲，虽然没有了往日的丰满和迷人，但是，她始终以母亲的姿态迎接着八方儿女。回到她的怀抱，就会感到那浓浓的温暖母爱！

        本文结束并临近“八一”建军节之际，我向曾经在大院工作过的战友们致敬；向所有原基建工程兵的战友们致敬！祝战友们身体健康 晚年幸福 心永远年轻！

   

               张广贤

二零一九年七月于北京

注:

文章所述为本人之经历以及肤浅看法。有关历史事实根据记忆亦进行了一定核对并向原十二团以及支队机关的有关首长、战友进行了请教咨询，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久远，文中定有错误之处，敬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