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生涯的回忆与思考》作者：王廷胜——(十六)进北京军政大学师以上干部读书班学习

弘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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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

同志

我们

学员

读书班

邓小平

军政大学

马列

战役

十六、进北京军政大学师

以上干部读书班学习

1973年9月至1974年6月，军委为落实毛主席提出的，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认真读一些马列的书，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能力的指示，决定由北京军政大学举办师以上干部读书班。

　　北京军政大学，是在“文革”中将原高等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和政治学院合并的，是培养师以上军政干部的最高学府。这期是成立以来开办的第一期。我们五十四军由韩玉奎副军长率三个师参谋长(张鹏年、王廷胜、冯英奎) 参加这期学习。

在肖克校长、唐亮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全校教职工辛勤工作下，这期既学军事又学政治，主要是结合批林读马列的原著。系统地读了《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部分章节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左派幼稚病》等，还读了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马列原著虽然很难啃，但经教员的辅导，从原理原则上基本弄清了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本质区别。学立场、观点、方法。在军事上，传达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战略方针的最新指示，学习了埃及10月战争经验，学习了防原子防化学新的知识，参观了六十五军在坝上的打坦克演习，进行了加强步兵师防御想定作业。

另外 ，个人还利用不少时间去学院图书馆，读了克洛塞维兹的《战争论》和国民党元老张骞所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拿破仑几次成功和失败的战例》等，对战争史和战略战役学知识颇有收获。

总的讲，通过学习，在政治军事理论方面都有很大提高，收获不少。但在那个年月，“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仍以“阶级斗争为纲”，党的政治思想理论还受极“左”的干扰，对一些问题并非都弄懂搞通，事后看来，很多问题也是学而废用。在学习中，有几件事值得记载，现列举如下:

1.难得一次糊涂

开学第一课，就是传达学习党的“十大”精神。由唐亮政委传达。在学习讨论中，大多数学员提出，“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正确的提法有些不好理解。后来唐政委在小结时又专题作了解释，还是不能使人信服。事实上“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是文革推翻了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恶果，它已揭示了“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失败，“九大”路线明显是错误的，事实已作出结论。

这说明，我们广大党员和干部已觉悟到了，只是不好公开说出，因为有党的最高利益和党的纪律所约束，只好来一次“难得糊涂”。

　　　　2.批林不批“六个战术原则”

读书结合批判林彪的“天才论”，使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他在政治上，出于个人野心，抢班夺权，谋害毛主席，图谋失败后，又叛党叛国；在理论上大搞唯心论的天才论，丢掉“本原论”，搞头脚倒置，精神第一；在方法论上，搞形而上学，走极端，说绝话，玩弄同义反复。说辩证法是变化法，将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混为一谈。从而在政治上、思想理论上与其划清了界线。

但在学习中，也觉得有混淆不清的问题。对“六个战术原则”即:“一点两面”、“四快一慢”、“四组一队”、“三种情况三种打法”、“三猛战术”、“三三制”也加以否定，感到不解。一次小组叫冯英奎同志到大会发言，他坚决不肯，叫我去，我也借故推辞。我们当时感到，那些原则是在解放东北战场上，由无数烈士用生命换来的，是实战经验的总结，是打胜仗的战术。不能因人废言，乱批一通。我记得在批林中，曾把四野一部分部队南下时，奉军委命令去参加支援二野的四川战役和云南战役，说成是抢地盘; 还说衡宝战役是错误的战役等等。我是经历这一战役的人，真知我十二兵团部队英勇地与白崇禧敌军厮杀，牺牲了不少同志。当时，还处在10月1日建国庆典，此役全歼白军主力第七军四个整师，打了南下渡江后第一个大胜仗。毛主席、朱总司令为嘉奖前线指战员，还给每人发两块光洋。我们党和军队在解放战争中，是团结统一的，那是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实施的胜利战役，乱批会造成作战原则和历史的混乱。

3.欢迎邓小平同志与我们一起游园

党的“十大”请出不少老同志出来工作，请邓小平担任党和军队的重要职位，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鼓舞极大。

1974年“五一”节，我们学校发给每位学员到颐和园的游园票，我携妻子和小女儿(她来京看病)一同前往。我们从北便门进入，将要走到石舫时，忽听到后面人群中发出掌声和欢笑声，我们驻足回头张望，心想可能有大人物前来，于是就靠在路旁等待着。不一会儿，只见邓小平同志携家人，神采奕奕健步走来，满面笑容，不停向路旁群众挥手致意，显得十分高兴和自信。我和家人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欢迎他的到来。当时我心情十分激动，久违了的精明领导人，第二次被打倒后，被毛主席请了回来，并兼任我军总参谋长。国家经过将近八年的动乱，人民群众期盼早日安定，见到他老人家也就好像见到了希望的曙光。这天，我和家人愉快地度过了很有意义的节日。

4.对打“小报告”的小组长有些厌恶

1974年3-4月间的一天，总政调查组来我们组核实调查，说学校政治部王主任在传达毛主席关于请出邓小平和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以及在参加我组学习讨论中，有对中央首长蔑视攻击和不尊重之事。说是我们小组长(某军政治部主任) 向总政首长写了告状信，当时总政主任是张春桥。

事情是这样的，1973年12月底，学校政治部王主任在全校大会上，传达毛主席请出邓小平同志和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讲话时，在解释邓办事果断时，他或许熟悉二野情况，举例说1950年XX 军入藏时，军长思想不通，邓政委说“不愿意去，就撤职”，结果就愉快地去了。再就是王主任参加我们小组讨论上述话题时，我们组有人提出，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三反分子”，“5.16”是指的谁？王主任是直爽人，说是指江青同志。那天开会他因身体不好，怕风，没有参加会。本来组里不少同志都心知肚明，是江青莫属，故意叫领导说得更明白。我们当时向调查组如实地作了反映，证明王主任并没有对中央首长有蔑视攻击和不尊重的意思。

从此，对我们这位组长的人品有所警惕和蔑视。此人好出风头，好挑剔别人，貌似原则性强，背着韩玉奎支部委员和全小组同志私自向上打“小报告”，夸大和歪曲事实，真使人厌恶。“文革”中，确有少数人用这种方式投机取巧，对上献媚，失掉人格，企图向上爬，不是吗？

5.不要结业照

1974 年6 月底，读书班按计划完成了各项学习内容，将要离校的前几天，校里通知说，军委领导要来与学员合影，大家听了很高兴，都在期待着。

一天，果然学校戒备森严，我们学员早早在操场事先准备的排座上站好，只见几辆卧车徐徐驶来，照例大家鼓掌欢迎首长的到来，第一个下车的是王洪文、第二个是邓小平，第三个是张春桥。在校领导的引导下就位照了像，随后又鼓掌送走了首长。

　　到下午，学校通知，学员如有愿意要照片的登记交钱。我们军的四位同志不约而同地表示不要。其实，我们心中对王、张没有好感。这期读书学习，本来应有更多时间来精读马列原著，结果张批示要开门办学，用很长时间，坐车从红山口到五棵松总部炮兵去看大字报，参加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还搞儒法斗争报告，批“水浒”，批宋江，把矛头引导对准敬爱的周总理。很明显，他们一伙企图标榜自己是法家，是最革命的。其实，他们脱离实际，搞极“左”那一套，早已被人看出，与林彪唯心论体系是一丘之貉，是假马列主义者。还好学校领导在这方面是有所抵制的，在广大学员中并没有多少市场。不要这张结业照，是理所当然的，没有留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