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田家口段溃口五十年之钩沉

要战通

　　[内容提要]：本文以作者自己13岁少年的亲身经历和见闻，生动翔实地揭示和描述了1969年“7.20”湖北省洪湖市田家口长江溃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侧面概况及关键情节。其主要内容包括：1. 万民逃难的骇人场面和作者亲历其中的传奇见闻及感受，抢险队员洪水中子夜救灾民的惊险曲折过程；2. 灾民疏散、转移和安置过程及情节，国家、政府及社会各界竞相慰问灾区、倾力救援灾民的感人场面；3.洪水冲击后的故地灾情惨境，灾后重建的政策安排和实施过程，油毡窝棚的居住体验；4. 鲜为人知的堵口抢险现场真相披露，抗洪英烈慷慨赴死的悲壮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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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大堤田家口堤段，位于湖北省洪湖县（现洪湖巿）燕窝镇与国营大沙湖农场交界之地，属于长江中游左岸干堤，堪称江汉平原防洪安全的咽喉要塞，而这里恰恰又是历年来长江汛期险情多发的堤段。

1969年7月初，天气出现反常现象，整个长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暴雨或中到大雨，江水迅速猛涨，致使宜昌至武汉江段，许多地方的江水都超过了防汛警戒水位线，而且，从上游奔涌而下的洪峰还接二连三地光临，严重地威胁着下游堤防。至7月20日上午10时，田家口堤段的水位已高达30.55米。泥土筑成的江堤长期承受着高水位的压力，又日夜处于雨水冲刷、江水浸泡和洪峰肆虐之中，并多处出现“管涌”（即鼓水翻沙现象），岌岌可危，随时都有溃堤的危险。果然不出所料，7月20日傍晚8时许，长江田家口堤段猝不及防地轰然溃塌，霎时间，滔天洪水狂奔猛泻，一切堵口方案和措施顿时全然失效，遂铸成溃口大患。这一重大事件旋即震惊了全国上下，同时也给我们处于溃口附近的民众造成了巨大灾难。此事虽已过去了半个世纪，而当时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一、长江子堤上，那惊人心魄的信号

1969年，我们家住在湖北省国营大沙湖农场新垸机械化队队部，此地离田家口垂直距离不足2公里，可谓居于溃口洪水首当其冲之地。田家口不属于大沙湖地界，而是与大沙湖农场东南部接壤的洪湖市燕窝镇的一个村庄。

7月20日的傍晚，这是盛夏的一个普通的晚上，斗转星移，月白风清，老天爷丝毫也没有向人们预示什么不祥之兆。新垸队部的家属区里依然像往常一样，充满了农家的祥和气氛。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晚饭之后，有的坐在门外的竹椅上摇着蒲扇乘凉，有的正用大木盆在为孩子们洗澡。那时，分场里都还没有供电，人们也都习惯了黑灯瞎火的晚间生活。钟表的时针不经意地指向了晚上8点，夏夜的草虫儿还在“吱吱叽叽”地叫着。

突然，恶耗传来！只听得有人如丧考妣地撕声大喊道：“不好了——，长江倒口了——！”惊呼既出，还未及反响，就被一声蛮横的呵斥给镇住了：“谁在造谣啊？瞎喊什么！”听这恶狠狠的霸气，八成是个不明真相的造反派头头的声音。于是安静了，大概谁也不愿与这造反派较劲。但人们毕竟还是受了惊扰，都在将信将疑地四处观望，看有无什么新动静。约摸只过了两三分钟时间，哇塞！只听得东南方向的长江子堤外面传来了骇人听闻的信号：疯狂的敲锣声、军号声和瘆人的呐喊声在夜空中交响共鸣，凌厉回荡。这个突如其来的凶讯如晴天霹雳，一下子就把人们给吓懵了，而霎那间，整个新垸队部家属区就像炸开了锅似的，沸腾了！大难临头，劫波袭来，被吓懵了头的人们个个东奔西窜，惊恐万状，叫爹喊娘，呼儿唤女，旋即制造出一种噪杂混乱、沸反盈天的局面，搞得鸡飞狗跳，六畜不安。经过手忙脚乱的仓皇准备之后，人们便以军事化紧急集合的速度背包挎篮，扶老携幼，开始弃家奔逃了。在通往江堤的路上，须臾之间便形成了一派洪流般的逃难人潮。

当时，我们家的险情也十万火急。父亲身为新垸机械化队队长，正带领干部群众在江堤上紧张地防汛，家里还有7口人，即母亲和我们姊妹5人，还有一个从河北老家来玩的表哥。我是家里的老大，当时才13岁，下面还有妹弟妹弟4人，其年龄分别为11岁、8岁、6岁和3岁。表哥23岁。母亲乍一闻讯，也十分惊慌，但立马又强作镇静地对我们说：“不要慌，先出去看看形势再说。”说着就迅速把我们姊妹几个拢在一起，交给表哥看护，自己急忙摸黑跑到房里，用一条头巾胡乱地包了几件夏天的换洗衣服，就火速拉扯着我们加入了逃命的人流。当时，虽然大家都懵头懵脑地乱跑，但有一条是不懵的，即逃亡的方向和路线都十分明确，就是要尽快爬上长江子堤，然后沿子堤一直向南，爬上长江干堤就OK了。

我们夹杂在汹涌的人潮中随波逐流地往前跑，不一会儿便登上了长江子堤。但这只是个防洪小屏障，而绝非脱险之地，所以，大家只能直直腰，稍作喘息，而不敢有须臾的怠慢和停顿，继续仓皇前逃。就在此时，我无意中看到了子堤脚下奔流的洪水，便不由得举目遥望，顿时，原版的田家口溃口真相便赫然在目。只见东南方向的田家口江堤上一片灯火闪烁，密如繁星，隐约有一面巨幅波涛从江堤上倾泻而下，依稀可闻其轰鸣的涛声漪漪远播。溃口周边人影憧憧，毂击肩摩，甚是紧张忙碌。报警的铜锣还在急促地猛敲，汽车警车的鸣笛声“呜哇呜哇”地响成一片。再看子堤外围，已是洪波浩渺，不见了所有农田。

正当我们沿子堤一路南奔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谁也没料到，此时还会有人往回跑。一帮年轻人从江堤上野马似的跑下来，拼命挤上子堤与我们逆向奔跑，其目的是要冒死赶回家去搭救亲属或抢救家产。说“家产”其实拔高了，因为当时家家都是穷光蛋，家里除了铺盖卷儿和几件旧衣服之外，就是锅碗瓢盆儿了，至于家具家电、首饰细软和稀世收藏之类，那是从未见过。但俗话却有“穷三担”之说，居家过日子，总有点儿心爱之物是值得带走的，这帮年轻人无疑就是奔此物而去的。但他们这一来不要紧，却给我们的奔逃增加了极大的阻力，严重影响了我们前行的速度。因为子堤顶上的路面不足2米宽，而逃生的人潮就像电影院散了场似的，摩肩接踵，如蚁如蝗，再加上这帮毛头小子的横奔逆窜，其行路之难可谓五十年一遇。尽管如此，但人们却无一懈怠气馁者，反而愈挫愈奋，愈跑愈欢了。一路上深一脚浅一脚，磕磕绊绊，跌跌撞撞，推搡挤蹭，牵襟掣肘，那是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零距离接触，但无人计较和抱怨，什么文明矜持、腼腆羞涩等等，一概都顾不上了，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快爬上江堤！苦心人，天不负啊，经过近一个小时的锦标赛式的竞走和赛跑，我们新垸队部这拨人终于疲惫不堪地登上了长江干堤！

“好了，安全了！”母亲长嘘了一口气，定了定神，数数我们的人头，还好，5个都在，就欣慰地对表哥说：“咱能活着跑出来，比啥都强啊！”表哥忙点头称是。于是，母亲就领着我们沿江堤继续往大沙总场方向走，估计走了两三里路，都说累了，母亲就让我们一起坐在江堤的背水坡上休息，这时，坡上已坐了不少我们一起跑来的人。

先前拼命奔逃时，不知道累，现在全身心放松了，一坐下来就觉得浑身疲惫瘫软，不知不觉就趴在膝盖上睡着了。一觉醒来，也不知半夜几点钟了，只听得背后的江堤公路上，一辆辆鸣着长笛的汽车卡车拉着石头钢材铁笼子等各种堵口材料，不停地呼啸奔驰。可见，决口处的抗洪干群仍在奋力堵口。

我坐在江堤高坡上，江风一吹，头脑清醒了许多，于是便极目北望，想看看我们刚刚逃离的地方此刻变成啥模样了。因是午夜时分，远景是迷茫难辨的，但借助朦胧的天光月色，仍可见大沙湖东区的广袤原野上，已是波光粼粼，浪涛滚滚了。此时，我们的家园仿佛已不见了屋脊。

好在我们这些人都安然坐在江堤上，已无殒命之虞了，但新垸下属各作业区（生产队）的职工家属们就没有我们这么幸运了，因为他们都住在离新垸队部两三公里远的北部湖区，得到长江溃口的警报较晚。那时没有电话，行政信息全靠分场通讯员人工传递，所以，当我们已爬上江堤时，他们才跑到我们住的新垸队部附近，那时，汹猛的洪水早已漫过子堤，冲进了腹地，迅速涨到齐腰深了，作业区的人们只能手把着路边的树木一步步艰难前行，有的还用木盆当船载浮着小孩，真是危如累卵！看样子，他们已是无力登上江堤了，怎么办？大家本能地想到一个办法：上房！但立马又被否决了。上房谈何容易！哪有能抗洪的房屋可上呢？那时整个新垸机械化队几乎连一栋像样的砖瓦房都没有，全是些低矮的砖墙草顶房，上那样的房不是找死吗？正当万分危机之时，有人忽然想起了新垸机务队的机库，对！那可是新垸独一无二的地标性建筑，高大坚固，有10多宽，5米多高，是用来停放康麦英收割机等大型农机具的。于是，大家便向机库蜂拥而去。人们急中生智，也不知用了什么办法，那么高的房子竟虎跃猿攀，不一会儿就都爬上去了。洪水越涨越高，房顶上的人也越爬越多，终于，机库不堪重负了，开始震颤和摇晃了，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可是个要命的信号啊！为了不至于房塌一块死，有人就建议：会游泳的同志先下水去，把在屋檐周边以减轻机库的压力。大家觉得此计可行，便纷纷响应，这算是勉强保住了机库的暂时稳定。

人们如鸟兽般地栖息附着在机库上，心惊胆颤地熬到了后半夜，终于有救了！大沙抗洪指挥部派出的“大沙1号”铁驳救生船来了！大家如见救星般地激动万分，却不敢跳跃，只是挥舞着手臂拼命地呼喊。但营救的困难却出人意料，因机库已成危房，救生船不敢靠近屋檐，怕一触即倒，而且上游的洪水正奔涌而下，水流湍急，行船本身就很困难。所以，救生船围绕机库转悠了好几圈，却一筹莫展，这可急坏了救援双方的所有人员。但是，根据“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原理推断，他们许是无甚大碍的。果然，国营大沙湖农场不愧是广纳了五湖四海之士，生死关头出高人啊！后来，也不知何等高人为救生者献了什么锦囊妙计，竟使船员们力破难局，终于把围困于机库顶上的近百名群众全部安全地接上了救生船。此事还真有点悬乎，救生船刚离开十多米远，机库就轰然坍塌了。

第二天上午，抗洪指挥部获悉，湖里可能还有人困于水中未能脱险，于是便又当即派人划着两只大木船下湖搜救。果然，搜救者发现，在新垸队部的粮仓上还趴着不少人，于是便将大木船沿逆流慢慢迂回过去，小心翼翼地靠近仓库，将一条粗大的棕绳甩上屋顶固定住，让困于屋顶的人员像耗子偷油似的沿着棕绳一个个地溜到船上。当然，这样做的确是有很大难度和风险的，因为人们的年龄状况、身体素质各异，而溜这绳子绝不是好玩儿的，既要胆量和力气，又要智慧和技巧。但身处死地，逃生者的潜力是惊人的，这些命悬一线的人们在救生人员的全力帮助下，居然战胜了种种困难而终于悉数获救了。不过，这仓库是不可能比机库更抗洪的，有人压在上面也许还不容易倒，人下空了，就与机库相似，木船刚离去不远，仓库就“哗”地一下倒塌了，满船人都应声打了个寒颤，无不瞠目而悚然。事后，我的老同学王一夫先生曾对我说：“那次好危险啊！”因为他就是那次爬上仓库而又最后一个溜下棕绳的亲历者，他说他幸亏滑溜得快，迟一步就被闷到水里了。他也真是命大！

二、部队转业的那些个宝贝， 一个也没带出来

我们一家老小与患难邻居们一起坐在江堤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天亮了，朝霞如往常一样的灿烂，江堤上车马匆匆，行人无序，我们也不知所措，只有原地等待领导发话。直到上午十点左右，来了两个干部模样的人招呼我们，说要一起去总场码头乘船过江。于是，我们这拨人便振作精神，跟着干部沿江堤向西面的总场方向走。这时，空中忽然来了一架直升机，轰轰地从我们头顶飞过，片刻便在田家口上空盘旋降落了，据说是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省长张体学亲临现场视察灾情来了。

约摸走了一个小时左右，我们来到了总场的大沙港。与往常不同的是，那天港口里停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小船舶，甚是热闹。后来才知道，这些船只都是溃口当晚接到长航通电：长江溃口，所有路过船舶停泊附近待命救人，而临时应急赶来的。这么多船，我们要上哪一艘呢？这时，干部让我们在码头上列队候船，并告知了我们将要上的船只，即停靠在趸船旁边的那艘铁驳船。那像是个货船，船上没有客舱和座椅，也没有雨阳棚之类，只有一个贯通全船的露天大平台。好在逃难之人也没有太多讲究，好赖有个船让你坐就不错了，还有什么好挑剔的？于是，我们这些被龙王爷特赦的人们听到一声“上船”指令之后，便争先恐后地挤上了驳船，密密扎扎地或站或坐，挤满了驳船的大平台。7月的烈日火辣辣地烤着背，熏着头，恰似桑拿房里的干蒸，但人们均无二话，像猫儿似的温顺和安静，而那些没挤上船的人们还眼巴巴地羡慕着我们呢。一声浑厚的汽笛响过之后，驳船便徐徐离岸了。这时，我那天真幼稚的3岁小弟便瞪着好奇的眼睛，盯着母亲的脸不停地问：“妈妈，我们到哪儿去呀？”母亲把小弟一把搂在怀里，抚摸着他的头，什么也没说，脸上凝聚着千般愁苦。是啊，家都没了，还能上哪儿去呢？她自己也不知将流落何方，怎么给可怜的孩子说呢？小弟的声声追问，想必对母亲的心弦触动不小，许多年后痛定思痛时，母亲曾多次提及此事。

中午时分，我们乘坐的驳船在长江南岸的湖北省嘉鱼县客运港靠岸了。这里与大沙港情景相似，也停满了款式各样的大小船舶，也都是奉长航通电临时赶来的。这些船舶仿佛要去参加什么演习似的，一派整装待发的风貌。

我们无心观赏风景，便在干部的引导下，像赶鸭子似的叽里咕噜地下了船，然后就跟着一个临时负责人，走街窜巷地越过了嘉鱼县城。出了城关东门，我们就看到从武汉到嘉鱼的公路上，挤满了各种救援的车辆，有送解放军的，送医护人员的，送生活物资的，还有满载堵口用的铁笼子、钢骨架、大石块等材料的卡车。当时的嘉鱼县城简直成了抗洪救灾中心了。

我们一直走到嘉鱼县东郊时，领队示意让大家在一片小树林旁暂停，并郑重地说明了组织上对灾民的安置计划，即把我们分散安排到嘉鱼县郊区农民家里居住。此时，大家都感到热累饥渴交加，只想尽快找个安身歇息之地，而别无奢求，所以听到安排后，都鸡啄米似的诺诺点头服从。接着就由工作人员分头带领大家去找各自的房东了。

经过一段曲里拐弯的丘陵山路，我们也终于与房东见面了，这是郊区的一家菜农，住在一个小山坡上。在一栋青砖黛瓦的大宅门前，房东男女主人客气地接待了我们，把我们引进了堂屋，并不无歉疚地说，让我们暂时就睡在堂屋的地坪上。当然，这也未尝不可，当时正值盛夏季节，30℃几度的气温，睡地上倒也凉快。

我们住下的当天，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救援活动就全面展开了。那时生活困难，所以，头等大事是要立马解决灾民的吃饭问题，因此，每天都有不同架次的飞机飞临嘉鱼县上空，用降落伞向郊区的开阔地投放一些应急食品，投放区域周围有武警和公安干警保卫。那时还没有市场经济，所以，救灾食品的种类也比较单一，像现在所常见的八宝粥方便面、面包蛋糕火腿肠、牛奶饮料矿泉水之类，当时全无，只有馒头和油饼两样，而没有肉包子，因为猪肉是要凭票供应的。好在那时人们的生活要求也并不高，能吃饱肚子就心满意足了。况且，即使是馒头油饼，在当时也都是上好的食品。这些食品大多是由武汉市某些国营食品企业提供的，有的包装袋上还写着门牌号码、店名招牌及店长姓名等。因夏季气温高，空运又及时，所以食品分到我们手里时，拆开包装，里面的馒头油饼还热乎乎的，真是温馨四溢。那几天，我们家天天都有一包包的馒头和油饼分来，我们一时也吃不了那么多，就分享给房东一些，其余的，母亲就把馒头切成片，把油饼切成条条晒干，用布袋子装起来备用。

我们客居江南的第三天，父亲才把我们找到。那时没有通讯工具，溃口三天来，父亲却杳无音信，全家人岂能不为他捏着一把汗。母亲蓦然看到他时，不禁又怨又怜，悲喜交加，复杂的感情一言难尽。怨的是他在生死关头不见人影；怜的是他在江堤上没日没夜地防汛，把人都给搞黑搞瘦了。看在患难相逢的份上，母亲也没有多抱怨，反而自责地红着眼圈嗫嗫地说：“你从部队上转业的那些个宝贝，我可是一个也没给你带出来哟。”她所谓的“宝贝”，是指父亲1958年从部队转业时留下的军装、军衔、军功章和战友们的赠品、照片等等，另外还有1955年授衔时配发的一顶大檐帽。当时新垸革命文艺宣传队经常来借这个军帽去演唱样板戏《红灯记》。所有这些，都是父亲十年军旅生涯的见证和纪念，也是他人生的骄傲和光荣，所以，他平生的确十分珍惜这些纪念品，专门用一个小皮箱装着，经常拿出去晒晒太阳，兴趣来了，就一个人默默地拿出来摆弄摆弄，聊以自慰。现在呼地一下全没了，这对他无疑是个不小的精神打击，但他也只是略微愣怔了一下，立马就动情地说：“我什么都不要，有你和孩子们在，还有啥宝贝能比得上你们！”说完，父亲便走到我们跟前，一个一个地摸摸我们的头，就像摸他的纪念品一样，然后抱起3岁的小弟对母亲说：“你能把孩子们一个不落地全部给我带出来，这可是你最大的功劳啊！”感激和愧疚之情溢于言表。的确如此，在那个黑灯瞎火而又极度恐惧混乱的夜晚，那么多人潮水般地逃难，大人也难保不跑散，何况是孩子？但我们姊妹几个却一个也没跑丢跑散，这确实是母亲的一大功劳。

溃口之初，空运食品的飞机在嘉鱼县上空不断往来，偶尔也有直升机降落在嘉鱼东郊的，每当这时，立马就有一些农民从遥远的农田里汗流浃背地往回跑，为的就是一睹飞机近景。因为他们平生只见过天上的飞机，而从未见过落在地上、近在眼前的飞机。那次我在田边玩耍，就亲眼看到几个农民在田埂上跑得可怜，他们如麂子野羊般地疾跑飞奔，张着大嘴“哈哈”地喘着粗气，豆大的汗珠不断线地往下摔落，脸色也煞白了，嘴唇也铁青了，看那运动的强度和架势，绝不亚于马拉松锦标赛。我心想，不就是看个飞机吗，值得这么玩儿命吗？可见，当时农民的文化生活简直贫乏得几近原始了。

提起江南农民，我又想起了我们的房东。那可是一对纯朴善良、勤劳智慧的好青年，三十多岁，爽朗利落，给人以精明强干的印象。男主人勤扒苦做，蔬菜种得特好，还有一手篾匠绝活；女主人则是个治家能手，爱好干净，做事也手脚麻利，屋里收拾得窗明几净，内外俨然。我们的入住，竟颠覆了人家的生活常态。厅堂内外，整日里人头攒动，出入无定，而且全天候地占据着人家的生活空间，把一个温馨私密的小家庭给生生变成了免费旅店，但人家小两口可从未流露过半点厌烦、嫌弃和排斥的情绪，而是始终把我们当朋友和客人看待，热情体恤，多方关照，尽量给我们提供各种方便，使我们生活得便利而有尊严。

不知不觉秋天到了，我们在这户质朴仁厚的菜农家已住了整整两个月了，真是难为了人家。九月下旬，长江洪水回落了，溃口倒灌的洪水也消退了，寄居嘉鱼县东郊的灾民们都开始陆续回迁了。这次组织上没有统一安排，都是各自找关系去联系新房东的，我父亲也在积极联系北迁事宜。终于有一天，父亲说：“我们也可以走了。”那时，虽然我们还是无家可归，但听说要回农场了，心里还是挺激动的。

三、我怎么就不知说句安慰母亲的话呢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我们一家7口（那时表哥已回河北老家了）背起简单的行装，告别了房东夫妇，乘船过江回到了大沙湖农场，在彭丰大队的一个农户家落了脚。

我们的新房东也是个忠厚人家，对我们热情和善，慷慨大度，给我们腾出了一间宽敞的厢房，里面还有两张带铺盖的大木床，这足够我们寝用的。

转眼中秋已过，天气渐近入冬了，一个比食宿更严峻的问题正考验着父母，即我们全家人都无棉衣过冬！要知道，当时我国实行的是“票证经济”，绝大多数生活资料都是要凭票供应的，这些“票”往往比钱更重要，买棉衣是既要布票又要棉花票的，而政府发的人头票证又是远远不够用的，怎么办？后来，父亲也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在大沙总场棉站买到几条装过皮棉的旧棉花袋子，每条1米多宽，2米长。回来后，母亲又买了些染料，把棉袋子与染料同放锅里一煮，全染成藏青色了，洗净晾干，以作棉衣面料。棉花怎么办？母亲就在彭丰当地农户家悄悄地收购了一些淹过水的籽棉，东家三斤西家五斤地收了几十斤，估计差不多了，就筹划轧棉弹棉的事。

那段时间，母亲经常天不亮就把我拉起来与她做伴，各人背起一定量的籽棉，在黎明之前赶到大沙总场船码头，去乘坐一天一趟的汉（武汉）——沙（沙市）班轮船过江到嘉鱼街上加工棉花。排队，加工，一直要忙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能搞定，然后便又急忙赶船过江，到家已经天黑了。虽然有点累，但事办妥了，还是很欣慰的。这样往返好几次，棉花的问题也基本解决了。

紧接着，一个更艰巨的任务便落在了母亲身上，即为全家人缝制棉衣。这可是个硬任务，一定要赶在入冬降温之前完成。母亲虽豆蔻即习女工，针线活堪称一流，但在短时间内缝完全家人的棉衣，也绝非易事，不使尽浑身解数，恐难如期完成。这可苦了母亲了。但是，凡母亲皆有怜子之天性，为子女缝棉衣，那是鞠躬尽瘁、万苦不辞的。

有多少个夜晚，我一觉醒来，也不知是半夜几点钟了，只见母亲仍然盘腿坐在床头，孜孜不倦地飞针走线，散乱的鬓发垂拂在脸前，也不顾得理一下，劳瘁的身影历历地映在墙上。那时，我这少不更事的蒙小子，怎么就不知道说句安慰母亲的话呢？“妈啊，早点睡吧，别太劳累了。”但是却没说。现在想说，晚了。这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千古遗恨啊！

在彭丰大队寄居的日子还算是舒心惬意的，虽然每日还是两餐饭，但几乎天天有鱼吃。倒灌的江水消退之后，田野里凡坑坑洼洼、沟渠河塘里，到处都有鱼，而且是清一色的野生江鱼，味特鲜美。东家的孩子们捞了不少，就分享给我们一些。有时我们也自己去捞鱼吃。

秋凉了，我们辍学在家，也无事可做，就经常跑到洪泛区的沙滩上去玩。我看到，两个多月前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的新垸机械化队，现已被洪水冲成了一片白沙茫茫的戈壁滩了，除了路边还有些被淹死而枯槁的树木之外，房屋是全无踪影了。也许是由于大水把新垸给冲得面目全非了，“垸”也没有了，所以，1970年后，这里就改成大沙湖六分场了，“新垸”已成为一个历史地名了。而50年前的新垸队部，当时已被冲成了宽350米、长3000多米的大河塘了，我们在新垸的故居住址，正在这河塘中央。50年来，我也曾屡经此地，而每望河塘，则慨然有怀。

寄居生活终非长计，还得去垒自己的窝。11月下旬，农场领导便号召和动员灾民们重建家园。怎么建？当时农场还比较穷困，不可能有很多投资，更没有外地援建，而且农场决定暂不安排统一建房，也不提供砖瓦木料、灰沙石子等基本建材，只采购了一些芦苇、芦席和油毛毡等材料，供大家自己动手去搭建各自的窝棚。当然，这也是权宜之计。政策既出，人们便纷纷行动起来了。家父也约了三户人家一起联合搭建。砍枯树撘屋架，夹芦苇芦席以为墙，屋顶钉油毡当瓦，四家人通力协作，得心应手，建房速度空前，一栋四间相连的油毡棚，不到两天时间就搭好了。窗户是没有的，只留了一个篱笆门儿。没床睡怎么办？很简单，用枯树棍子钉起床架，再铺上晒棉花用的竹帘子，“床”就做好了。尽管睡上去有点晃悠，而且吱嘎乱响，但大家都不在乎，灾难时期，讲究不了那么多了。

初冬季节的一天，我们全家气昂昂地搬进了自己的棚子。少年不知愁滋味，我们姊妹几个来到这个新环境，觉得新鲜有趣，个个兴致勃勃。关住房门，屋里黑咕隆咚的，真是个捉迷藏的好地方，姊妹们在里面钻来钻去，逗打嬉闹，甚是开心。

芦苇墙是不隔音的，一人说话，整栋房子的人都听得特清，真是个不掩私密的公共“大家庭”！芦苇墙也是不挡风的，外面起风，窝棚里便沙沙作响，晚上的油灯是点不燃的，当时还没买到马灯。这油毡棚虽然简陋，但我们却住得踏实仗义，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家。在那个窝棚里，我们重又找到了家的感觉。

在这个棚户“大家庭”里，我们有三户可爱的邻居：即姓初的农业技术员、姓姚的医生和我的小学同学李保德家。三户人家都很淳朴豁达、谦仁和善，我们相处得融融乐乐，演绎了许多暖心的故事（琐事恕不赘述）。这些患难邻居给我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

在油毡棚里，我们住了整整一个冬季，在辞旧迎新之际，即1970年春节前夕，父亲突然接到总场党委的调令，要调他到大沙湖五分场去任场长。

一天傍晚（具体日期已记不清了），一辆大型胶轮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来停在了我家门前，司机跳下车来，说是来帮我们搬家的。其实，当时家里确实无甚可搬的。我们平素只有一箩筐全家人的换洗衣服，现在说要走了，母亲就又拿一只箩筐收了灶台上的锅碗瓢盆儿，又把床上的被窝卷儿扎紧捆好。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了，我们就搬着这些东西上了车，还顺便带了几根搭棚子剩下的枯树棍子，以备不时之需。随着拖拉机的一声鸣笛和轰鸣，我们在一抹晚霞中依依告别了那间温馨的油毛毡棚和我们的好邻居。从此，我们也就基本结束了动荡不安的灾民生活了。棚里，我们重又找到了家的感觉。

在油毡棚里，我们住了整整一个冬季，在辞旧迎新之际，即1970年春节前夕，父亲突然接到总场党委的调令，要调他到大沙湖五分场去任场长。

一天傍晚（具体日期已记不清了），一辆大型胶轮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来停在了我家门前，司机跳下车来，说是来帮我们搬家的。其实，当时家里确实无甚可搬的。我们平素只有一箩筐全家人的换洗衣服，现在说要走了，母亲就又拿一只箩筐收了灶台上的锅碗瓢盆儿，又把床上的被窝卷儿扎紧捆好。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了，我们就搬着这些东西上了车，还顺便带了几根搭棚子剩下的枯树棍子，以备不时之需。随着拖拉机的一声鸣笛和轰鸣，我们在一抹晚霞中依依告别了那间温馨的油毛毡棚和我们的好邻居。从此，我们也就基本结束了动荡不安的灾民生活了。

　

　　抗洪烈士朱高年与妻子金渭君的婚照

　 四、英雄，让我们永远铭记……

据史料记载，田家口“决口口门最大宽度为620米，口门最大水深约9米，估算最大决口流量为9000立方米/妙，总进洪水量约30亿立方米，洪湖、监利两县淹没面积1690平方公里，受灾农田5.3万余公顷，受灾人口26万人。”总之，田家口长江溃口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对此，各级党委和政府都高度重视，曾采取了一系列及时有效的措施来挽回和弥补溃口造成的损失。

溃口的第二天上午，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省长张体学就亲临田家口视察灾情，并立即成立了湖北省田家口堵口工程指挥部，亲任指挥长。下午，当时的省革委会主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也从武汉驱车到嘉鱼，又乘快艇过江到洪湖视察灾情。各级领导的关怀慰问，给灾区人民战胜困难树立了坚定的信心。同时，长航还专门把申汉航次上的一条大船东方红9号长期停泊在大沙港，作为现场指挥中心。一时间，省内高层领导和水利专家云集大沙湖总场，共同研究和决策抢险堵口方案，并指挥堵口工程的实施。

田家口长江堵口工程于7月26日开始实施，至8月16日，按计划方案圆满完成了全部工程。施工调集民工1万余人，船只300余艘（53000t），卡车30余辆，实际堵口截流坝长730米，抛石1.6万立方米，填土方6万立方米。堵口工程经受了1998年特大洪水最高水位的考验，取得了巨大效益。

至此，田家口长江溃口事件是否已说完了呢？没有！深埋在大沙湖人民心底50年的抗洪英烈的动人故事还没说呢，那就是抗洪烈士朱高年和抗洪英雄姜士章的故事。

朱高年是一位上海知青，1958年5月响应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从上海来到湖北省国营大沙湖农场，参加开创农场的艰苦工作。

1959年，他考取了位于武汉市的湖北农业机械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鄂城樊口拖拉机站工作。1964年，朱高年为解决夫妻分居问题，便放弃了鄂城的工作，调回大沙湖农场汽配厂工作，并一直是厂里的技术骨干。

1969年抗洪伊始，朱高年就自告奋勇地报名参加了总场抗洪抢险队，而且是核心水手队队员。领导在考察他的资质时，这个诚实厚道的年轻人没有豪言壮语，也不说自己瘦小体弱，眼睛近视等不利因素，而是掷地有声地说了四个字：“我会游泳！”但谁也没想到，这位年仅30岁的上海小伙儿，竟在长江溃口当天晚上就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幸有现场目击者完整地见证了朱高年英勇牺牲的场景和情节。在此，笔者不妨录其口述资料以为证：

“7月20日傍晚，时针刚过20时，突然传来叫喊声，溃口了，快来人呐。这时，朱高年和抢险队员们恰好一起乘车从大沙机械厂赶来，他们下车后便急忙向出事地点奔去。溃口处，足有一米宽的水柱奔涌狂泻，泥袋扔到水中，一下子就被冲得无影无踪。抢险队开来一台拖拉机准备堵口，但是缺口越来越大，拖拉机已无用武之地。防汛指挥部命令从上游驶来的两艘载满芦苇的木船立即靠岸，准备沉船堵口。抢险队员将粗缆绳一头固定在拖拉机上，另一头固定在木船上，由溃口处拽拉游放。此时堤外的江水与堤内的地面有五层楼高的落差，洪水排山倒海般向堤内倾泻，上百个抢险队员都难以控制木船，随时有翻船的危险。指挥部当机立断，命令登船解缆抛锚。朱高年义无反顾地和水手队员们登上了木船。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朱高年和战友们，全力以赴地解锚链……终于，木船控制不住了，它像脱弦之箭直冲溃口，船身剧烈颠簸，水手们站在船载的芦苇垛顶上，已无法保持身体平衡，一时手忙脚乱。就在木船被冲下溃口的一霎那，朱高年便与水手们不约而同地一起飞身跃起，像跳水运动员似的跳入了白浪滔滔的激流中，瞬间便无影无踪了。‘’

鲜为人知的是，当时在堵口现场，除了那些亡命跳水的英雄之外，还有一位自告奋勇要冒死去开拖拉机堵口的抗洪英雄，他就是原新垸机械化队机务队队长姜士章先生。初闻溃口凶讯，姜士章就立马从附近开来一台拖拉机，以备急用。当时指挥部看到这台拖拉机，当即就决定将其沉到溃口处进行堵口。但是，其驾驶员必是性命难保，由谁来承担这个凶险的任务呢？正当领导踌躇不定时，姜士章先生便挺身而出，临危受命！他高高地站在拖拉机右前方的链轨履带上，情绪激昂地对领导大声说：“这拖拉机就让我来开吧！我是机务队队长，又是共产党员，关键时刻我要冲在前面！”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壮士赴死之气魄，于是领导们便慨然默许了。这时，便有人大声疾呼：“要赶快砸破驾驶室的玻璃，不然水会闷死驾驶员的！‘’于是，周围的人就急忙用砖头稀里哗啦地砸拖拉机玻璃窗，而姜士章先生则慷慨淡定，临危不惧，作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这种视死如归的英勇气魄和胆略，是常人所难望其项背的。溃口处险情瞬息万变，正待要开动拖拉机堵口时，溃口瞬间扩大到几十米宽了，眼看沉拖拉机已不顶用了，总场领导韩克玉同志便箭步上前制止了姜士章的壮举，取消了沉拖拉机的计划。尽管如此，但姜士章的英勇行为依然鼓舞了抗洪干群的斗志，感动了所有的在场人员。总场领导知人善任，溃口后不久，姜士章就被任命为总场机务科科长了。后来，姜士章曾担任过农场多个部门的领导，直至在农场党委委员、工会主席任上退休。

再说水手们跳水后的生死状况。当晚被溃口激流冲走的水手队员据说是14名，当时他们跳水后，瞬息就被激流所吞没，没了踪影，一时生死未卜，但多数人在半小时后都爬上了岸，只有大沙机械厂的两位勇士被冲到了湖里，第二天才被找回来。唯有朱高年，人们找了六天六夜，始终没有找到。从此，这位来自上海的抗洪烈士就长眠于洪湖水乡了。

朱高年是个耿介忠直的英雄。他原本是可以不死的，只要他在关键时刻马虎一点、灵活一点，不上那要命的木船就平安无事了。但是，朱高年是绝不会那么做的！他生性就是个特实诚、特较真儿的人，在他身上，没有怯懦，没有奸滑，只有耿耿寸心，谔谔正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朱高年在面临滔天洪水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时刻，勇猛上阵，殒身不恤，豁出性命与狂涛搏击。在与死神交臂之际，他心中只有命令和任务，而没有生死之念，直至险情剧变，英勇献身，高度彰显了他奋不顾身、临时守节的英雄本色。

朱高年是个苍凉悲壮的英雄。令人悲悯的是，英雄牺牲后，有关部门对其烈士资格和称号久悬不决，致使其孤儿寡母之遗属为此倍遭坎坷与不公。报告一次次打上去，又一次次泥牛入海。多年来，农场的许多上海知青好友都为之深表同情和不平，并鼎力相助，轮番陪同朱高年遗孀金渭君女士上访申诉，三番五次地跑各个部门，找各级领导，声泪俱下地诉说，锲而不舍的申请，而那时的当权者们都像是吃了秤砣似的，个个铁石心肠，始终不为所动。何故？原来是因为朱高年“有海外关系”。这纯属极“左”政治的荒谬绝伦之辞！稍有理智者都会懂得，朱高年已不在人世了，他与妻儿的关系都已断绝多年了，他那“海外关系”还能成立吗？可怜的金女士和儿子朱毅，历经漫漫15年的不懈抗争，悲情洒满上访路，直至1984年才领到国家民政部颁发的烈士证书，但这也绝不是他们抗争得来的，而是改革开放新政废除了极“左”政治的结果。

2012年11月，朱高年烈士46岁的儿子搀扶着75岁老母再一次从上海来到洪湖田家口为朱高年扫墓。这是他们第几次来扫墓了，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这里曾是一个令他们肝肠寸断、痛心入骨的地方，这里的一草一木对他们都是刻骨铭心的。在大沙湖农场靠近田家口段的沿江大堤旁，有一座小小的衣冠冢，墓碑上写着“一九六九年田家口溃口牺牲的朱高年烈士永垂不朽！”面临这众草萋萋的荒冢孤坟，母子俩岂能不慷慨悲怆、哀思如潮？他们与至亲已是四十三年生死两茫茫了，“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啊！“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金女士俯首默哀之后，遂将随身带来的黄菊花深情悠悠地撒在江水里，以寄托其哀思。只缘其夫君早已长眠江畔，与这滔滔江水结下了不解之缘。菊花撒完了，金老太痴痴地望着江水颤颤巍巍站起来，理理飘乱的白发，喃喃自语道：高年啊，只要我不死，我就会永远来为你扫墓的！风烛残年的老妻对亡夫的这份杜鹃啼血般的深情，岂不令人肃然起敬！

抚今追昔，值得欣慰的是，田家口长江溃口50年来，朱高年的英烈形象在人们心目中不仅从未磨灭，而且历久弥新。50年的沧桑风雨，已将朱高年烈士洗礼成了大沙湖人民抗洪斗争的历史人物了。朱高年是大沙湖农场乃至洪湖地区唯一的一名抗洪烈士，其舍生忘死的抗洪精神弥足珍贵，他的名字和事迹已在《大沙湖农场志》中彪炳史册了。笔者在此缅怀英烈，旨在崇尚其忠于职守、勇于担当的高贵品质，弘扬其临危不惧、万死不辞的崇高精神。

2019年7月3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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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要战通，男，1956年生，河北省南和县人，大学本科毕业，曾在湖北省洪湖市委党校任理论教员，高级讲师（副高），曾在国家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和作品50多篇。

姜士章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