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潮州笔山陈氏的移居与发展

秋溪人文

　　明代潮州笔山陈氏的移居与发展——族谱材料与碑刻资料之比较。陈伟 (韩山师范学院饶学研究所，广东 潮州 521041) 摘要：潮州《陈氏秋溪世家延华堂族谱》对明代秋溪陈氏移居笔山的记载存在着若干疑点，通过田野调查。以新出土的碑刻资料，与族谱进行比较 ，解读明代潮州笔山陈氏的移居过程，以及族谱移居说法的历史文化背景。并以碑刻 、族谱 、府志、传说、口述为主要材料，分别从分居 、科名、婚姻等几个角度来分析明代潮州笔山陈氏宗族的发展，提供一个明代潮州姓氏迁移、发展的个案研究。

　　传统的中国社会，有着浓厚的家族观念。从先秦儒家在《大学》中为士君子所设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套理念中，便可见“家”的重要性，家族是国家的一个个细胞，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国，因此“国”、“家”并称成为了“国家”。明清以来，宗族在华南地区的发展尤为典型。故今日研究国史，宗族史应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以明代广东潮州的一个宗族——笔山陈氏为例，以纸上的文献和地下的文物进行对比，探讨其在明代的移居历史和宗族的发展史，提供一个宗族史的个案研究 。

铁铺是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县东面的一个镇，与澄海、饶平为邻，距潮州城东十三公里。铁铺在明朝嘉靖时称笔圃堡，笔山是笔圃堡的一个村，其中心在今天的石坵头村。明初秋溪陈氏来笔山创祖，后来陈氏子孙分居铁铺各村，成为铁铺第一大姓。铁铺陈氏为了纪念最早在笔山创乡，遂统称笔山陈氏。然而要了解这个宗族，却殊为不易，因为文献材料非常匮乏。虽然在2001年，潮州秋溪陈氏修了新族谱一《 陈氏秋溪世家延华堂族谱》该谱以秋溪陈氏官塘的始祖祠——“延华堂”为名，共五册，第五册为笔山分册 。但距离上一次修谱的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已经整整隔了290年，这中间的空白是很难填补的。幸而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了与陈氏历史有关的墓志碑刻。碑刻向称石史，保存了珍贵的史料 。我们得以藉 此进行考释，并参以族谱、志乘进行比较，从留下来的雪泥鸿爪，来窥探全豹之一斑。

一、 移 居

▲族谱所见的移居过程

关于陈氏移居笔山，据《陈氏秋溪世家延华堂族谱》的记载是：“宋哲宗元符年间 (1098—1100)，福建泉州南康郡王陈洪进之曾孙陈增，陈坦兄弟二人同时来潮州为官，陈增排行八，为迪功郎，任潮阳县丞；陈坦排行十，为进士，文林郎，任海阳县知县。任满，堂兄弟两人卜居秋溪鹳塘 (今官塘镇)，是为秋溪陈氏之始祖”。据说元末，秋溪陈氏七世孙宇判，八世孙唯斋叔侄往投陈友谅军中，屡立战功 。后陈友谅败没，宇判自刎，唯斋解粮途中闻讯，吞鸩身殉。时唯斋之妾梁氏，年方二十八，惧怕株连，背唯斋神位，从饶平出逃至磷溪旸山投亲，因受冷落，再次辗转至笔山大巷定居创祖 。唯斋无子，唯斋妾梁氏向意溪河内田墘养同宗怀远将军之孙陈竹逸(即秋溪陈氏九世祖陈亨公)为嗣。竹逸创笔山，生五子，分居笔山各村。之后秋溪陈氏八世松唐、八世椿、九世乌、廿三世业然、廿四世必珍等于明、清先后由旸山、巷内、内坑分支派于笔山，笔山陈氏遂人丁昌盛，蔚为大族。而其中又以竹逸公一派人丁最多势力最大，几乎占了笔山陈氏的大部分。

在族谱的记载中，最关键的人物是唯斋公的夫人梁氏。这种对女性祖先的颂扬崇拜在潮汕地 区的宗族中有许多例子。黄挺先生针对这种现象曾做过分析：“如蓬洲翁氏、锦绣庄氏、桃山谢氏谈起本族起源，都对祖妈、祖婆、祖姑等女性祖先的功德，称扬有加。按照我们的常识，宗族是一种以父系血统联系起来的社会组织，像这种强调女性祖先在本族源头的重要地位 的说法，本来是与宗族制度格格不入的。可能的解释是，在潮汕的土著居民中，原来有一种盛行与南中国的、与父氏血统完全不同的女性祖先祭祀系统，在中原文化向本地扩张的过程 中，这种传统与宗族制度混融，并在宗族的传说和记载里留下了痕迹”。

▲碑刻所见的移居过程：

2000年11月，在铁铺笔山乡梅山素朴公墓出土了一块素朴公墓志铭石碑，字迹清晰，保存完好，是现存记载笔山陈氏宗族情况最原始的实物资料，弥足珍贵。

《懿素朴公墓志铭》：

皇明饶平秋溪笔山处士陈公，讳存，字仲广，号素朴。始祖知县十陈公，先居福之闽，籍于潮，以鹳塘定居焉。至梅叟公，徙居羊山。公梅叟，六世孙也。曾祖唯斋公徙笔山。祖竹逸公，男有五。考讳冕公，居五，生公昆仲二。长讳厚，先逝。公性持重和缓，崇尚礼仪，耆宿中伟士也。娶本里羊山真养黄公之女。氏恬静安详，婧慎慈钧，先公二年而卒，享年七十有六。公生宣德壬子九月念六日寅时，卒于弘治甲子二月一日丑时，春秋七十有三，合葬于狮山之原岩，时弘治甲子十二月十六日。子一曰策，娶城东横南陆公之女。女三，一适龙湖许世陛，二适城南乡进士谢澍，三适黄冈余昊。孙男一曰希贤，娶余允期之女。女孙三，一适黄冈余文永之子。曾男孙一，女孙三。铭曰：卜之吉，泰之密。维伉俪，居以匹。尚其有待，偕此玄室。弘治甲子进士潘文明。孝子陈策泣拜立石。

此通碑铭是陈策为其父亲素朴公所立，时间在明朝弘治十七年（1504年）它为我们提供了笔山陈氏世系传承的第一手资料。素朴为竹逸之孙，是笔山陈氏的第四代人物。撰文者潘文明。嘉靖《潮州府志》卷六《选举志·明科 》“弘治十七年，十二人……潘文明，经魁，福州通判”。[2] 知潘文明为弘治十七年举人，与薛侃之兄薛俊同榜。他并没有中过进士，因唐代举人又称乡贡进士，所以碑刻署名“进士潘文明”。明清科举考试分五经取士，每科乡试及会试前五名，即于五经中各取其第一名，共五经魁。潘文明考举人中了经魁，其乡试成绩是相当优秀的。关于潘文明其人，乾隆《潮州府志·选举表上》[举人.弘治十七年] 栏曰： “潘文明，揭阳人，官福州府通判，祀乡贤”。[5] 雍正《揭阳县志·举人》[弘治甲子] 曰：“潘文明，字朝选，第四名，龙溪潘陇人，仕福州府通判”。[6] 同书卷六《人物·贤品》谓：“潘文明，字朝选，龙溪潘陇人，中弘治甲子（乡试）经魁，授玉山知县，玉山民各以田麦一茎两岐者三十馀本上于县，志异焉。转福州通判，廉明有最，尤加意犴狴，民无（穴下加光）滥。时叛囚遮杀有司，相戒勿犯潘倅。后归里，多德让，为里所推让云”。[6] 潘文明撰写此篇墓志铭与他考中举人同在弘治甲子（即弘治十七年），此文也成为潘文明仅见的传世文章，可补方志艺文之遗。

碑刻中刚好有移居情况的记载，可以提供一种比族谱更加真实可靠、更具说服力的说法。碑中所记知县十陈公，是指陈坦，陈坦排行第十，曾任海阳知县。碑刻所记世系：陈坦-梅叟-唯斋-竹逸-冕-素朴-策。查《陈氏秋溪世家延华堂族谱》，知梅叟为陈坦六世孙，唯斋为梅叟三世孙。具体世系为：坦（一世）-鍹（二世）-知微（三世）-廷芝（四世）-昌言（五世）-梅叟（六世）-镇（七世）-唯斋（八世）-竹逸（九世）-冕（十世）-素朴（十一世）-策（十二世）[3] 。碑记只是将中间部分省略，世系的先后则与《陈氏秋溪世家延华堂族谱》相同。秋溪陈氏的创始祖是陈坦，他原是福建晋江人，海阳县知县任满之后，陈坦落籍潮州，卜居鹳塘（今潮安县官塘镇）。关于陈坦任海阳知县的时间，现存最早的嘉靖郭春震《潮州府志》卷五《官师志·海阳县知县·宋》的记载是： “陈坦，任年缺”。[2] 来到顺治吴颖《潮州府志》第四卷《官师部·宋知海阳县》开始出现具体时间： “诸葛直卿、陈坦建学郡西，俱元符间任”。[7] 而到了康熙林杭学的《潮州府志》则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时间，《学校·海阳县儒学》：“旧在府治西偏，附郡学右。宋绍兴中知县陈坦迁于制锦坊，即今地”。[8]《名宦·海阳县知县》：“陈坦，晋江人，元符间建学郡西”。[8] 元符与绍兴相差三十一年以上。这两种记载在以后的府志、县志中被沿用，暂时无法确定哪一种正确。陈坦任满后落籍潮州，是宋代闽人移居潮州的移民潮中的一个典型。黄挺先生说： “移潮闽人之中的仕宦与世家，有很多成为本地望族。兹据饶宗颐先生《潮州志·民族志》稿本和本地区其他方志，举例如下：福建晋江人陈坦，在宋哲宗元符年间任海阳令。因多行惠政，任满后被百姓攀留，落籍海阳秋溪”。[9] 六世祖梅叟，“徙居羊山”。“羊山”即“旸山”，乾隆周硕勋《潮州府志》卷十三《都图》：“羊山，即旸山寨，距城东二十里”。[5] 今在潮安县磷溪镇。至八世祖唯斋徙笔山，唯斋之子即竹逸。查《秋溪陈氏延华堂族谱》（以下简称《族谱》）：“梅叟，六世，名景福，字善之，号梅叟，庠生，赠参政”。羊山即旸山，今在潮安县磷溪镇。乾隆《潮州府志》卷十三页四：“羊山，即旸山寨，距城东二十里”。“曾祖唯斋公徙笔山。祖竹逸公，男有五”。查《族谱》：“参，八世，字居一，号唯斋。亨，九世，字宗贞，号竹逸，五男二女，子晟、暹、昂、昺、冕”。“考讳冕公，居五”。查《族谱》：“冕，十世，字孟爵，号崇善，配卢氏，子厚，次存，居石龟头，终葬西埔”。 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笔山陈氏的移居系统：鹳塘-羊山-笔山。碑刻没有提到唯斋跟随陈友谅，后有自杀等事，也没提到其妾梁氏，而是说： “唯斋公徙笔山”，一“徙”字分明说唯斋是活着移居到笔山，陈氏创笔山的始祖应该是唯斋，似非族谱所说的其子竹逸。但族谱的记载也应予以尊重，因族谱一般都秉承扬善隐恶的传统，明代对陈友谅讳莫如深，族谱敢于记载，可见事非乌有。碑刻作者深知当朝忌讳，故于文中只字未提，以此视之，两者各有长处，正可以互补。

据族谱和传说：竹逸生五子，长子居墈厦，二子回祠继祖，三子主家政，四子考中贡生，五子居笔山，基本确立了陈氏日后分居铁铺的格局。不管这些记载是否确切，我们至少可以感受到竹逸及其五子对陈氏开创笔山的重要贡献。在陈氏未到笔山之前，笔山已有其他姓氏在此定居。可能要等到竹逸及其子辈，陈氏才在笔山站稳脚跟。也可能正是缘于竹逸对笔山陈氏的贡献，后人才有了竹逸创笔山这个概念，一代代流传下来。总之，综合族谱和碑刻的记载，我们大体可以断定秋溪陈氏移居笔山是在唯斋、竹逸这两代人完成的。如果细加分析，族谱所记和碑刻所记的移居系统其实是一致的。族谱所记的移居系统是：饶平-旸山-笔山。碑刻所记的移居系统是：鹳塘-羊山-笔山。不同的只是第一部分，一为饶平，一为鹳塘。鹳塘在明初时本属海阳县秋溪都，成化十四年海阳县割秋溪都归饶平县，鹳塘也随之归饶平县，嘉靖四十四年秋溪都复归海阳县，鹳塘又随之回归海阳县。在康熙时期修族谱的时候，陈氏家族已有了一种集体记忆，就是鹳塘曾经属于饶平县。而族谱记载中的“饶平”，应该还是指鹳塘。这一条移居世系统被世代口头流传下来，只是越到后来真实情况越模糊，才产生了这许多故事，来解释这条移居世系。秋溪陈氏的移民史其实是宋元明时期闽人移居潮州的移民史的一个缩影。宋代陈坦从福建晋江移居潮州鹳塘，宗族迅速发展，到元末明初，陈氏人口骤增，所以才有分居笔山的近距离移民，鹳塘、羊山、笔山都是毗邻之地，黄挺先生称这种模式为“浸渍式”： “推动本地区明代人口流动的另一个因素，是宋元以前定居本地的原住民的人口自然增长。人口增殖使许多聚居一地的宗族分宗创乡别居……本地原住人口的流动，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原来居住地周围，作浸渍式的扩散……本地人口流动的倾向，也多为垦拓型。唯浸渍式扩散之结果，往往导致人口高密集的大乡村的形成，带有一定聚合型的性质”。[10] 秋溪陈氏移居笔山正是这个大历史中的一个典型。

二、 明代秋溪陈氏移居笔山以后的发展情况，碑刻、族谱为我们提供了材料，传说也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分居情况：

陈氏移居笔山之后分居的情况，很难有具体的史料可以印证。但最大的一派竹逸一系，还是可以从传说及现状中窥见其端倪。笔山有一个传说：笔山陈氏最主要的是竹逸公一系。竹逸创笔山，生五子，除二子回祠继祖，剩下四房。当时主持家政的是三房公，他处事无私，深得族人信服。在为竹逸公做风水的时候，相中虾母地这块地方。风水先生一看，大赞此地风水好，财丁贵，但欠三房。三房公说没事，兄弟有这么多人，缺一房也没关系。后来这个风水先生才发现家主原来就是排行第三，才想方设法在虾母地前面开了一条沟，修了一条路，叫做牵丝过脉，看能否保住三房。后来三房传了几代就断了。据说三房后来腾蛟、腾凤两兄弟到外乡创祖去了。三房公葬乌塘。后人为纪念这位无私的三房伯，要去虾母地祭拜竹逸公，都必须在乌塘三房伯那里拜后，记名，特别是那些要拿猪肉的（高小以上就可以分猪肉），要先在那里记名，然后再来竹逸公这里拜，才能分到分到肉，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而竹逸公这口风水就被称为“绝后出千丁”。 ①其实，这也是潮州保大房、留尾房习俗的表现。“潮州习俗的宗祧继承，以保大房、留尾房为规则。也就是说，大房和尾房受到不成文的保护，其他各房向边远迁徙，兄弟不抱团而居，如树大分杈各自发展”[11] 。所以当旸山十世佛元无子时，回去“继祖”的是老二。当各房利益有冲突时，牺牲的是老三。而老四一系也渐渐人少势孤。唯独大房和五房直到现在还人丁兴盛。

▲科名：

明代陈氏在笔山定居之后，内部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来自于族人中有人博得功名，进而做官，笔山陈氏开始由平民宗族而跻身于士族之列。《陈氏秋溪世家延华堂族谱》中记载素朴的四伯陈昺（即竹逸公之四子）是乡进士， “子珠，号碧泉，天顺十年贡生，仕柳州训导”[3] 。天顺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年号，只有八年，不可能有“天顺十年贡生”。查嘉靖《潮州府志》卷六《选举志·明贡》 “天顺元年至八年”条，有陈昺、陈珠的名字，且在同一时期考中贡生。但记载很简单，只知道陈昺曾任过主簿，陈珠为柳州训导。《秋溪世家历代科甲名宦乡贤录》中有这样一段：“珠，十二世孙，天顺丙戌年（公元1466年）岁贡生。任广西柳州府儒学训导，笔山人”。[3] 查天顺无丙戌年，与之最接近的丙戌年是成化二年，相差只有几年时间。这三则材料都说陈珠是天顺贡生，仕柳州训导，则这陈珠应为同一人，只是具体哪一年考中贡生，《陈氏秋溪世家延华堂族谱》 ，《秋溪世家历代科甲名宦乡贤录》均有误。又《乡贤录》中说陈珠是笔山人，故此陈珠应是陈昺之子无疑。这是笔山陈氏有功名之始，自此笔山陈氏科甲兴盛，代有官宦。明代笔山陈氏宗族中有人取得科名之后，家族的社会接触面随之拓宽。素朴公墓志铭的撰写者为“进士潘文明”，便是当时的科场新贵。陈策如果不是有祖伯、伯父已取得科名作了官，可能很难结交到潘文明这样一位新科举人为其父撰写墓志铭。综观明清两朝，笔山陈氏获得进士、举人、贡生者共有20人，可见其科名之盛，世代簪缨，已逐渐发展成为潮州的一个士族。（见表1）

▲笔山陈氏历代科甲名宦乡贤录：

（名讳 世代 房份 功名 履历） 

陈 昺：十世祖，四房，明天顺，贡生，曾任主薄；

陈 珠：十二世孙，四房，明天顺，岁贡生，任广西柳州府儒学训导，笔山人；

陈大期 ：十三世孙，四房，明嘉靖，壬午科 (公元1522年) 举人，任福建福州府宁德县教谕，曾修谱，笔山人；

陈以鼎：十三世孙，大房，明嘉靖，癸卯科（公元1543年）举人，任广西融县知县，升北京户部贵州司主政，署员外权郎中，祀广西名宦，潮州乡贤，饶廩，笔山坎下人；

陈 堦：十四世孙，三房，明嘉靖，壬子科（公元1552年）举人，因名号触犯圣意被削隐山林，饶廩，笔山大巷人；

陈端言：十四世孙，大房，明隆庆，丁卯科 (公元1567年) 举人，任江西省袁州府推官，福建泉州府、浙江衢州府两府同知，升王府长史，崇祀潮州名宦乡贤，海廩，曾修谱，笔山坎下人；

陈仪九：十六世孙，五房，明崇祯，丙子年（公元1636年) 副榜，笔山石丘头人；

陈汝桂：十七世孙，大房，明万历，丙午科 (公元1606年) 举人，初任广州府番禹县，继高州县、电白县教谕，海廩，笔山坎下人；

陈旭初：十七世孙，五房，清顺治，癸已年 (公元1653年) 岁贡生，笔山人；

陈庆衍：十七世孙，大房，清康熙，乙酉年 (公元1705年) 岁贡生，考授司训，笔山坎下人；

陈瑞龙：十八世孙，四房，清顺治，已未年 (公元1655年) 恩贡生，笔山松下人，普廩；

陈仕铉：十八世孙，五房，授 潮州府潮阳城营守，笔山人；

陈捷进：廿世孙，大房，清雍正，乙卯科 (公元1735年) 举人，笔山大巷人；

陈名标：廿世孙，五房，清乾隆，丁卯科 (公元1747年) 举人，不仕，笔山相思岭人；

陈必进：廿世孙，五房，清乾隆，辛未年 (公元1751年) 恩贡生，笔山石丘头人；

陈六显：廿世孙，大房，清乾隆，癸酉科 (公元1753年) 举人，不仕，笔山坎下人；

陈其进：廿世孙，五房，清乾隆，壬午年 (公元1762年) 岁贡生，笔山石丘头人；

陈仕进：廿十世孙，五房，清乾隆，辛卯科 (公元1771年) 举人，任新宁县儒学，笔山人；

陈尧岱：廿一世孙，五房，清乾隆 岁进士，乡贤，笔山石丘头人；

陈义勇：廿一世孙，五房，清乾隆，己未科 (公元1739年) 武进士，曾修大宗庙，笔山石龟头人。

▲婚姻情况：

宗族中有人考取功名之后，宗族的社会地位随之有所提高，与外界的交往联系也得以不断拓展。这种发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宗族之间的联姻。由碑刻可知，素朴公是竹逸创笔山之后，第五房的十一世祖，他没有功名，是乡中的“耆宿”。五房世居笔山石丘头。素朴公生活的年代为明代中期。十六世纪是韩江三角洲平原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此时韩江三角洲乡村宗族发展很快，通过联婚加强本宗族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发展宗族势力，成为那个时代的潮流 [12] 。这通碑刻所记载的婚姻情况，正是这种风气的反映（见表 2）。素朴公娶的是羊山真养黄公之女，羊山和笔山同属秋溪都，是比较小范围内的联姻。到了第二、三代，笔山陈氏的联姻范围一下子拓展开来，分别与城东陆氏、龙湖许氏、城南谢氏、黄冈余氏四个大族联姻（见图 1）。就在明代弘治年间，龙湖许洪宥中辛酉科举人，“授临桂教谕，以学行最，徵为御史，敢直言。时刑科给事中窦明以言事下狱，疏救，获免”[8] ，著有《龙江集》、《易经管见》，列为名宦，潮州牌坊街至今还有柱史亭，就是为他立的。这一时期的龙湖许氏已是潮州的一个豪门士族。城南谢氏更是明清潮州的望族。素朴二女儿所嫁的谢澍是成化十九年举人。其弟谢湖与澍为同榜举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授广西参政 [2] ，也是仕宦中人。饶平余氏也是明代潮州的望族，光是嘉靖《潮州府志·选举志》中明科、明贡条的记载，饶平余氏就有余蕴等三人考中举人，余真等十人考中贡生。而素朴子孙六人中，就有三人与饶平余氏联姻。正如莫里斯·弗里德曼所讲： “不同宗族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婚姻来传递。无论在已婚妇女和娘家之间的契约存在何种习俗的限制，她一次次的而且带着她的孩子拜访娘家的人们。男人与母亲的亲属和姻亲保持联系，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关系显然作为政治和经济活动的重要基础”[13] 。费孝通在论述绅士地位的确立时也曾说： “只有逐步地，特别是采用姻亲联盟手段后，他们才会被承认进入社会结构的上层。”[14] 素朴公孙三代这样大范围、高层次、频繁的联姻，对宗族自身势力的发展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碑刻中有关笔山陈氏三代人的联姻状况，明显呈现出由小范围到较大范围、由平民向士族发展的趋势。这也是明代笔山陈氏宗族势力发展的表现。地下文物为我们提供了新材料，《懿素朴公墓志铭》是现存最早的有关明代笔山陈氏的文字资料，它所记载的移居过程可以跟《陈氏秋溪世家延华堂族谱》互相印证。本文对明代笔山陈氏移居的论述主要有三个观点：笔山陈氏的移居系统是：鸛塘-羊山-笔山，首创笔山的陈氏始祖是唯斋、竹逸，《陈氏秋溪世家延华堂族谱》对移居过程的叙述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对明代笔山陈氏的发展，则以科名的取得和联婚的拓展，作为其宗族发展的两个主要表现。

　　整篇碑刻可与族谱、府志对比互证，是研究笔山陈氏早期移居和发展的上好史料。

秋溪廿八世孙陈贤博 整理收集

岁次己亥年六月初一

公元 2019年07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