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高山》 ——回忆父亲

吴宝森

　　又是一年春草绿。随着一年一度清明节的来临，对亲人故去之后的怀念总是临节愈烈，挥之不去，哀之欲哭，哭之无泪。一个已经两鬓斑白，年过花甲的人，双亲已去是十分正常的事。但是，尽管父亲离去已经13年了，母亲离去已经8年了，每每想起仍然内心无法平静。父母给了我生命，并使这生命成长、延续，还给了什么？这恐怕是我久久挥之不去，时时想念的主要原因。这便是“精神”的继承。

父亲生于1928年。在青少年时期能够读书，并且一直读到中学阶段，可见当时的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后来由于爷爷的突然故去，家道中落，加之战争时期的动乱局面，父亲的学习没能继续下去，这给他造成终身遗憾。以他的天份和刻苦精神，读到大学是完全可能的。

中断学业之后的父亲很快便从事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农村基层干部工作，以后又转为小学教师，校长，继而又调入县委县政府从事一般的职员干事工作。直到我和大弟参军入伍并都已提干，其他的弟妹也都长大成人，他才被提拔到县的一个工业局任局长。退休后，他曾到朋友的私人工厂帮忙，但没有几年便生病了，病后六七年就身体衰竭，未满70岁离开了我们。一个一生充满工作激情，对生活持积极乐观态度，有较高精神追求和文化品位的人，过早的离世，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子女，都是心有不甘的，认为是不应该的事情。

　　年轻时的父亲

　　父亲在世时，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

从我开始启蒙，到入学，参军，乃至成家多年，耳濡目染的父亲，就是一个对工作非常认真，公而忘私的人。

小时候，家住农村，父亲一个人在外工作，一般要一个月才回家一次。那时尽管交通条件较差，但工作地点与家庭驻地也就几十里路，完全可以每个星期都回家。但他并不这样，只是在农忙或家中事情较多较紧时才抽空回去一次，大多时刻是留单位工作。他多次转换工作岗位，但都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领导和同事反映良好，我小的时候还见过他的奖状。

因为历史的原因，有人说父亲在学校读书时曾参加过国民党的三青团。但父亲自己说根本没有此事，请求组织调查。各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和组织部门前后调查了几十年，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还是查无此事。最后还是寻问提供此事的人（他是父亲的同学），竟然说是他自己想象的。是因为当时许多学生都参加了三青团，父亲当时在班上学习好，我认为他肯定也参加了。鲁迅先生曾愤怒地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小人”自古不绝。在那重视家庭出身和政治面貌的年代，你再有天大的本事和炽热的心肠，背上了政治面貌不好的包袱，也不会受到信任和重用。在这种情况下，父亲还入了党，职务也获得了提升。如果不是工作非常努力，成绩突出，是不可能的。

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各派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局面已经很混乱的情况下，他仍然要求两个在中学学习的儿子积极参加学校的政治活动，不要回家做逍遥派。我想：一个男人，如果不是有坚定的信仰，不是有很强的立世精神，仅凭为己谋生，为养家糊口而工作，是不会做到这样的。父亲的这种积极的入世精神和强烈的家国情怀无形的感染了我，使我一生受益。

　　出差途中

　　父亲在世时，是一个很重友情的人。

父亲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无论是做教师，还是政府工作人员，都能与周围的人员友好相处，关系融洽。从血统上看，在家族中，我的祖父是个性情火暴的人，是村里无人不怕，无人敢惹的“大天”，在解放战争开始前两年，他因事故早亡了。不然，以当时的经济条件和他本人的性格特点，在接下来的土地改革时不划为地主也得划为富农。也就没有父亲和我们兄妹后来的命运了。父亲读书较多，对于血统上继承的暴烈性格改变很大，显得为人亲和有礼，温文尔雅。但在工作和生活中，他还是时而流露出火暴的一面，由此也会得罪一些人。但是，父亲在外人看来是一个不必设防的诚实可靠的人。他对朋友讲真情，讲友谊，讲诚信，从不藏奸耍滑，以势压人，居高自傲，朝秦暮楚。在工作中，他的同事和朋友我见过许多，他在场时都主动为我介绍，令我称“叔叔”“大爷”等等。在回到家乡，稍事休息便去朋友家串门，至晚方归。小时候常见母亲在厨房里做上好一点的饭菜，这时候肯定是父亲的朋友来家里蹭吃蹭喝了，而这些朋友都是乡里乡亲的普通人物。在我上中学的时候，经常会遇见教我的老师或父亲教过的学生，说起父亲来，都夸奖父亲的为人。这一点，对我后来的处事交友影响很大。

　　父亲在世时，是一个很重亲情的人。

“首孝悌，次见闻。”这是《三字经》中的一句话，它反映了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受过传统文化教育和影响的父亲，在尊老爱幼，扶助兄妹等方面是比较突出的。对长辈，他非常尊重和孝敬。祖父逝时，我尚未生，祖母在时，我尚未蒙。所以，对于父亲孝敬父母的事未存多少记忆。但却亲自见证了父亲对他的祖父、舅父、岳母、叔叔、兄妹的亲情，亲自感受了父亲对我们子女的热爱之情。

在我上小学之前，我的曾祖父还在世。父亲每次从外回家时，都不会忘记他的爷爷，每每买些糕点之类送去，顺便看望老人。有时是先让我送过去，晚饭后他再亲自过去问候老人。这大概对我也是一种无言的教育吧。每逢他的舅父过生日，以及后来舅父逝后的周年祭日，他都会指派我走几十里的山路去舅爷家，代行他的一片孝心。他的岳母，我的姥姥，时常在我家居住，父母亲对她的敬仰之情，关爱之心，我们深有体查，而且我们兄妹五人及我们的妻子儿女都非常喜欢这位坚强又风趣的老外婆。

父亲与他的哥哥是同父异母。少时兄弟一在农村，一在城市，往来只是回家过年过节的时机。但在人过中年之后，兄弟之情日益加深。伯父家中有女无儿，每逢春节除夕父亲都将大弟派过去，帮伯父放鞭炮，去庙里烧香，以增添节日气氛。晚年的伯父母在生活上有些凄凉，父亲经常前往关照。伯母去世，父亲叫大弟打帆送葬。伯父去世，父亲又叫小弟打帆送葬。在农村，这种兄弟之情是值得称道的手足深情。

天下的父母哪个不关爱自己的子女？为了子女的长大成人乃至成人之后的工作生活，要耗费多少父母的心血，消磨多少父母的不眠之夜，惊扰多少父母的酣梦，然白多少父母的青丝。

父亲与其子女之间的情分是爱怜而又关心，严格而又认真的。父爱如山，高大又深沉。父亲一生基本不打骂子女，但每个子女都怕他，又都敬畏他。父亲作为子女的养育者，除了给予每个子女衣食而外，更关注的是子女的成长和进步。给我感受极为深刻的有两点：

一是关心我的学习。自从启蒙之后，我便得到父亲关于学习方面的教育与启发，这大概既是关心孩子的成长，又寄托了自己未酬的终生之愿吧。其激励子女好好学习，力求作个读书人，作个有较高学历的人，其用心之深，用心之长，令成人之后的我每每回想起来都心酸泪下。

五十年代的农村孩子入学都比较晚，要七、八岁以后才上学。在我七岁的时候，父亲利用每月一次或两次回家的机会教我识字，学习老式的汉语拼音，待到八岁上学时已认识了几百个汉字和全部的拼音字母，就凭这点儿基础，使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当然，学前教育只能为正式的学习奠定一定的基础，不可能解决一个人在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所有问题，但在恰当的年龄培养孩子浓厚的学习兴趣是非常重要的。父亲经常对我说，老吴家应该出个读书人了，一个家族总是出不来一个大学生，是没有希望的。你要努力学习，争取能考上大学。除去经常提醒和叮嘱之外，还时常利用各种机会和方法激励我的学习。小学二年级时他给我写信，除鼓励我好好学习外，主要是让我给他写回信，想锻炼我的写作能力。我不会写信，只好求村里的有文化的长辈帮忙，才古里古气的写了一封回信。父亲见了那开头写着“父亲大人儿敬禀者”的回信，知道是别人指教的。回信说，“今后要用自己的话写东西”。

那时，家里有两册《古文观止》的书。在我读四年级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翻出来乱看，那深奥又古怪的文言文根本看不懂。父亲见了给我说，他们过去读书时经常要学习和背诵这部书中的文章。并把其中的文章读给我听，并解释其含义。他那绘声绘色，声情并茂的朗读和精到的解释，使我听得入了神，世上原来还有这么好的文章！50余年过去了，至今想起来，父亲那“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阿房宫赋》）的诵读声，那“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滕王阁序》）的吟哦声，犹在耳边。尤其是他给我读讲的《祭十二郎文》，生动形象，娓娓动听，心情凄婉，亲情倍增，令我久久无法忘记。“承先人后者，在孙唯汝，在子唯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嫂尝扶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唯此而已。’……”后来的语文课学习中，我非常喜欢文言文，大概与父亲的这些辅导有关吧。

在学习上，只要你有求知的欲望和兴趣，他会想尽办法满足你。记得在初中一年级时，他曾利用出差的机会到学校看我。谈话间我无意翻了一下他身边带的一本《战国策》，没想到他走后竟把书留下来托人转给我。在初中三年级时，我曾买了一本郭沫若的《洪波曲》。父亲见了对我说：“这是一个大学生写的书。”言外之意，只有读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书来。此观点虽然并不合理，但从一个父亲鼓励孩子学习上进的初衷来看，确实到了精心的程度。子女若不努力，谈何孝顺听话。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使我失去了从高中直接考入大学的机会，选择了参军入伍的道路。我的大学文凭是后来通过成人高考取得的。

二是关心我的进步。

进步一词实际就是成长，也是政治上的成熟。我自认为在学习上基本不需家长操心，但在成长进步上却离不开大人的提醒和指导。

记得在初中一二年级时，我认为作班级里的学生干部会占用很多学习时间，影响学习成绩，就向班主任老师提出不当班长。老师苦口婆心劝说，我依然表示不干，弄得老师豪无办法。另外，当时班级里已有团支部的组织，支部书记和我还是要好的朋友。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应该要求入团了，我替你写好了入团申请书，只要照抄一遍即可。我当时对团的认识几乎为零，就产生了抵触情绪，背地里向班主任老师告他的状，说他逼迫我入团。结果，团支书被老师批评一顿。

此事后来传到父亲那里，他专门找我交谈，指出一个学生不仅应该把学习搞好，而且还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要求进步，要又红又专，全面发展，不能走白专道路。该入团的时候应该申请入团，让作班干部就应努力做好，这对自己也是一个锻炼。谈话提醒了我，从此我转变了思想和态度，不仅积极主动承担班里、校里交办的任务，而且也入了团，到高中时期开始在团委会从事委员工作。事实证明，学生时期的社会性活动是培养一个人社会适应能力、组织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有效方法，学知识固然重要，学做人更重要。实践证明，人的社会经验的学习和积累，比起书本知识的学习和某些技术技能的学习重要得多。有人说，男孩子的社会经验99%靠爸爸，我认为虽不尽然，但有道理，毕竟父亲是我们步入社会的第一个导师。

1968年初，部队在我的家乡征兵，大弟和我分别在两个体检站参加了体检并合格。县武装部在确定兵员时发现我与弟弟是一家，决定只征一人参军，由我和弟弟商量确定。我和大弟都想参军，不好硬行留下哪一个。于是我急忙乘火车赶到县城，找到武装部反复说明坚决参军的愿望。父亲见我态度坚决，也亲自到武装部表态，支持我和弟弟一起参军。家长的态度影响了武装部的领导，最后专门开个会议确定同意我与大弟一起入伍。为此，我在心中十分感谢父亲。

都说人生是漫长的，但在成长期的道路上关键的只有几步。走对了，事半功倍；走错了，头破血流。这时，能遇智者师者及时指点，实为有幸。父亲对我，就是智者师者。由此可以看出，两代人之间，不仅仅只是抚养与赡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心灵的沟通。

父亲在世时，是一个懂爱情的人。

父亲生于旧社会，又受过传统道德教育，没有和母亲谈过恋爱，他们的结合完全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母亲比父亲大七岁，不识字，小脚。这种情况对于读过较多书的人来说，解放初期或进城之后，许多人都休弃了家里的“糟糠”，另有新欢了。但父亲没有这样做，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原配婚姻”，在外几十年清白洁净，没有任何传言绯闻。他定时回家，把每月工资交给母亲。他们也极少吵嘴，怄气。母亲一个人在家拉扯大五个孩子，并处理了里里外外所有的人际关系，养猪、养鸡、种地种菜，十分辛苦。她不仅赢得全村人的尊重和亲戚朋友的赞许，也赢得父亲的尊重。有人对父亲说，你为什么不离了农村的媳妇另娶一个城里人呢？父亲说，不能这样做，她一个人支撑着全家，为我养育了一堆儿女，很不容易。这话说明，父亲是个把责任、担当、品德、尊重融于婚姻和爱情的人，这种爱情更历久，更深沉，更牢固，也更能得到爱的回报。后来父亲病重直到离世，都是那位大他七岁的妻子，我的母亲，看护照料他的。这对相濡以沫的夫妻，在家庭中一直是子女们敬重和学习的榜样。

晋代诗人陶渊明曾以豁达的心态写过挽歌词：“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时光流逝，日月轮回，我们每个人最后都要消失在不断流逝的时光中。但是，对于后人，总是要回看自己的来路，总是要知道自己是谁的继承人。我想，子女对父母的思念是真心的，是不断的；子女对父母的继承也是真心的，不断的。这种继承更多的不是财产，而是精神和品德。“云山苍苍，江水泱泱。”父亲之风，山高水长，儿女视之如此。“每一个优秀的父亲，都会在子女的心中插上一面旗帜。”这面旗帜会永远在子女的心中飘扬下去，成为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父亲，千古！

　　1968年初，父母第一次合影。

1968年初，我和大弟一同入伍，一个被分到山东，一个分到山西。父母和影照相，分别给两个参军的儿子作纪念。

　　1969年，父母分别到部队看望儿子。母亲到山东看大弟，这是大弟与母亲的合影。

　　父亲到山西太原来看我。

　　父亲外出时间的照片。

　　在天安门广场

　　在天安门广场

　　1973年的全家合影。

　　1985年的全家合影。

　　1990年的全家合影。

　　子女与父母的合影（1990）。

　　五个子女与他们的爱人。

　　全家人的合影。

　　父母来京时的合影。

　　爷爷与孙子的合影。

　　后记：这是2009年清明节前写的纪念父亲的文字。又过了十年，我与父亲已经分别了二十三年，思念依然不尽。现在发出，依然是感恩之情，依然是自我心灵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