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亲

春歌

作者：翟云辉 制作：春歌

　　【写在前面的话】作者翟兄云辉，河北文安人。长久从业于华北油田，虽是油田开发专家，但多年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历任几个二级单位党委书记。现已退休，在家抱孙儿颐养天年。

　　今天是2019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98岁生日。翟兄云辉不愧为担任多年党委书记，发来不少祝福我党、祝福祖国的微信，满满的正能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同时也发来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祭母文》，原来昨天（2019年6月30日农历5月28日）是母亲去世40周年忌日。文章抚今追昔，情真意切，深深地表达了对母亲怀念。

与翟兄云辉有着师生之情、工作之情、哥们儿之情。翟兄才思敏捷、率直豁达、为人仗义、胆大心细、酒风过硬，经常迸发出一些闪亮的金句，譬如——“喝酒是个义气活儿！”

春歌今天既不请翟兄喝酒，也不请翟兄喝茶，专门将翟兄的《祭母文》制作成一个美篇，共同悼念40年前英年早逝的母亲。

▲母亲生前没有留下照片，特别邀请好友米国志先生根据翟兄云辉描述为母亲画像。▲

　　●今天，农历5月28日，是母亲去世40周年忌日。写此短文，谨表对母亲的深深怀念。●

（一）呜呼吾母，癌疾而故，病后续命，时六月余。殁前无语，已属不能，眼有弱光，专驻父妹。盼父厚幼，寄小坚强，牵挂不辍，谆谆母心。火化初施，以匣代棺，先入公冢，后迁族茔。零六父卒，与母合室，多一护驾，当愈不孤。

（二）母生农户，三兄两姐，家中幺妹，故名小妮。虽受多崇，但无娇颐，夫族皆表，超具宽仁。予上孝敬，祖母好评，对下慈爱，兄妹感同。家族有隙，多为他虑，外人有欺，以德报怨。终时村老，党官守祥，多有赞誉，召民效仿。

（三）吾母刚忍，常人难为，三年苦灾，父走关外。独扶老幼，上下七嘴，缺粮少柴，弱女强承。白天耕作，夜晚纺棉，全家布衣，千针万线。为补食亏，远走拾粮，遭人追赶，携幼躲藏。面对苦难，吞饮不言，内心难持，外仍乐观。

（四）慈母于吾，难书恩典：同龄无书，儿读九年。初中两载，冬日晨餐，吾尚酣睡，粥已床前。县城距远，里二十三，两年高中，钱粮未短。全家粗衣，唯吾买衫，为一球鞋，串户借钱。外受委屈，劝儿忍宽，父每棍打，母身先前。

（五）自京医病，母料命短，兄恐吾憾，信催早还。然不谙事，当返不返，最后见时，阴阳隔断。人生大憾：知孝已晚，悔不当初，与同纸钱。吾辈恨己，最大此番，而今彻悟，亦亦补天！坟前泪串，为己自宽，母若有见，可恕儿焉？

▼在此，附上作者原来的《关于母亲》的文章，摘录自作者前些年撰写的《家史简略》。▼

　　我的母亲的娘家是赵各庄村，她姐妹兄弟六个，按岁数大小分别是大姨、二姨、大舅、二舅、三舅、我的母亲。大姨二十岁左右就去世了，嫁与常村常家，其后一男一女，儿子小名叫小欢，比我母亲仅小一岁；二姨在二十岁左右夫卒，其后一男一女，二姨在他们六个中活的岁数最大，终年88岁（小齐现村）；大舅高登信，三儿两女，二舅高登之，四儿一女；三舅高登秀，三儿两女。六个中除了大姨和母亲之外，其余四个均命寿80岁以上。

我对外祖父家的印象最初是从在过年的时候跟着母亲去给外祖母（姥姥）拜年的时候，姥姥从我记事起就是双目失明的，记得姥姥总是用手把我从头摸到脚。再就是1973年姥姥去世的时候，那时我刚从尹村中学中午放学回到家，西院的老姑告诉我说姥姥去世了，妈叫我放学后就上去，我放下书包就过去，但到了后没有跪下哭，为此妈妈打了我几下，可能是恨我不懂事，二是让妈妈在舅舅他们面前没面子。（这是唯一的一次动手打我）

母亲是典型的农村妇女，这首先是指她的吃苦耐劳，再就是对爷爷、奶奶及我们子女们无怨无恨的无私付出；母亲是非常明事理和具有非凡忍让性的。这两条在几乎所有老辈人中有口皆碑。母亲去世后的有一次我回家碰上了老书记徐守放，在说起我的母亲时，他说在母亲去世的时候真应该为她开个追悼会，像你母亲那么好的妇女不多啊！我想，他说的这个“好”字是指多个方面的。

　　先说母亲的耐劳。母亲自打嫁给父亲开始至到1979年去世，可以说没过上什么舒心愉快的日子，这是在母亲去世时大舅在我们家当着父亲的面说过的话。太小的时候的事我不可能知道，就我懂事到母亲去世的这近三十年中，我所看到的都是母亲没黑没明的劳作，大舅还说过母亲的去世与跟着父亲受气有关，这话也是当着父亲的面说的，这倒不是说父亲给母亲而生的气，指的是由于父亲在生产队的时候常被人瞧不起，而母亲又是非常要强、要脸面的人而生的气，说真话，我几乎没见过父母有过吵架的时候。（听大姐说，在父亲从包头回来的时候，他们吵了架，主要是妈妈在发泄）

为什么我见到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整日的劳作呢？就拿纺线和织布来说吧，我小时候总是见母亲在不停地织棉线，记得不少次我睡觉醒来时看到母亲还在油灯下纺线（我小的时候还没有电灯），那时的西墙角上总是挂着一些棉絮，至于母亲这一辈子纺了多少线，没有人能够说得清，但有一点可能说明问题，那就是起码在我们成年之前，几乎从头到脚穿的戴的都是母亲纺出来的线做成的，那么多人那么多年，这可得多少啊！那时家里还有一台木制的老织布机，记得奶奶和母亲都织过布，这种布我们都叫它“小粗布”。可以说我们都是穿着小粗布，在母亲的纺棉声中长大的。

我是在上初中时第一次穿过一次“的确凉”褂子，是刘景山的母亲给做的，这可能是因为我在上学才有了这样的特殊待遇，姐姐和哥哥比我大又都没上学，我想他们穿母亲小粗布的年头一定比我还要长，所以纺线，是我印记中妈妈的常态。

　　关于母亲吃苦的事，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件事。那是在我差不多十岁的时候，一次跟母亲与别人搭伙到县城东的马武营去拣麦穗，因为那里是大洼口，看青的看得比我们这里要松（看青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保卫），那是在文革的初期，生产队收了麦子后掉在地里的麦穗宁肯翻地时埋在地里也不允许拣。我们寄住在一户人家（女主人是我们村嫁过去的），一般是在正午太阳最烈的时候我们去拣，因这时候看青的都睡午觉了。有一次正当我们拣的时候，两个看青的人追了过来。我们便背着框四处逃跑，母亲背着框在前边跑，我紧跟在母亲的后边，跑出去老远一段回头看时，并没有人追上来，母亲可能是一下子放松了精神，竞跪在了地上，身后框里的麦穗散落到了母亲的头发上，记得回到了住户，我还从母亲的头发上拿下了不少的麦穗，这是因为家里粮食不够吃造成的。那年头粮食不够吃是孩子多的家庭常出现的事，特别是在季节交替的时候。老粮吃完了，新粮还没分下来。

还记得那时候，不少的家庭在生产队分了麦子后都把麦子推到天津边上去换成玉米，大概是100斤麦子换110斤玉米，这可不单是个斤数的问题，重要的是麦子人们吃得多，而玉米吃的相对少。我小时候还跟父亲到滩里挖河一同去要过饭，不是走家串户去要，是在挖河人的伙房里去要，看大人们吃剩下来的饼子头，我自己吃不了的就拿回家来大伙吃。人们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肯定的是母亲那些年生活的艰难。

　　在写关于父亲的时候说到了最为困难的三年（1960-1962）时期，父亲因为吃不饱饭背着母亲跑去了内蒙包头，剩下我们全家七口（包括奶奶，那时小妹还没有出生）没有一个成年男人，母亲会是多么的艰难！因为日子实在艰难，加上母亲在村里人缘极好，所以有一段时期村里安排母亲到公共大食堂干活，那样她自己就带出去了一张嘴，据说父亲在1962年回来后母亲和他大吵一架，这可能是在向父亲发泄这两年多的苦。至于父亲未经母亲同意私自外出的事我有一次曾指责过他，他说如果他不走，恐怕会被饿死，还说他几乎把每月的工资除了极少留给自己，绝大多数都寄了回来，自己还经常到野外去找野菜吃，我相信父亲说的是真的，所以我既体凉了母亲那年月的艰辛，也不再怪父亲的无情。
母亲是在1978年被检查出来的有病，当时文安县医院诊断的是肺结核，这病在那个时候也就是大病了。母亲得这病的消息是哥哥在来信上告诉我的，信上还叮嘱我在我工作的这里买几瓶利福平，说这药文安没有。我们消防队的队长特允我坐队上的消防车到附近的几个县上去找，结果是在晋县买到的。药买到后我向队长请了假，队上的几个朋友知道妈有病后都跟我一块回家探望，队上特批了一台车，他们和我一块回家看望了母亲，那是我工作后的第一次回家。
看过母亲的当天我就随大伙一块回到了深泽我工作的地方。没过十天我就又收到了哥哥的来信，说我从家走后，妈妈一劲在流泪，大哥问为什么妈也不说，后来经大哥一再追问，母亲才说出原因。原来是母亲看到了与我同去的同事手上都戴着手表，唯独我没有，就难过的哭了。哥叮嘱我说别再往家寄钱了，自己先攒钱买块手表。我听了哥的话，后来花了一百余块买了块东风牌手表。妈得病后我第二次回去是在当年的秋后，我搭勘探五部往总部送报表的大卡车走的。但是到任丘和高阳之间时，卡车侧翻到沟里，当时我是坐在外面的，我在侧翻时掉到了沟里的水里，身体一点没伤着，但背在包里的鸭梨掉了一地，我一个一个地拣起来，因为那是买给母亲压咳的。开大卡车的司机挺好，是他给我拦下了一台车把我拉到了任邱的。到任邱的时候太阳尚有三杆子高，那时没有公共汽车了，我就想边往家方向走边拦车，但走到天完全黑了我也没能拦下车，没办法我只能一股劲的往家走了。
沿着106国道到家也许只有五十来公里的路程，然而我却走了整整一宿，到兴隆窝的时候我敲开粮库的门要了一碗水喝，走到村边小木桥的时候，正赶上人们下地干活的时候，到家后我的腿一下子就软了，差点没坐到了炕底下，母亲当时正坐在土炕的西头，问我怎么回来的，我说是坐公共汽车回来的。就是那次回来的第二天，看到母亲咳嗽的历害，我就骑自行车带她到公社卫生院作了一次透视，是同村在那工作的刘景华给做的，他告诉我说母亲肺上的阴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扩大了。我当时并没想到是别的病，只是回家后把刘景华让到霸县再检查一次的话告诉了大哥，第二天我就回去上班了。

　　大概是在1979年春节刚过的时候，一天突然老叔开车去了我们单位，他告诉我说母亲的病又重了，叫我抽时间回家去看看。差不多过了十几天吧，我向单位请了假，临走的时候队长的媳妇还给了我十斤的全国粮票（这一点我至今还十分的感谢着她），到家后我才知道，后来是大姐和大哥果真带母亲到霸县再次作了检查，医院告之母亲得的根本不是肺结核而是肺癌。并说很难治好了。大姐和大哥不甘心，从霸县径直就去了北京，可能先到了老舅家，老舅又告诉了二舅（他们两家住在北京金鱼池的一个小区里），然后由二位舅舅陪着一块到的医学科学院进行的检查，医生告诉说母亲的病已到晚期，长的位置也不好，即使手术也少有希望，嘱咐回去给老人吃的好点就行了。

到家后哥哥告诉我这个情况，但我并没有感觉到十分的害怕和难过。

再一次回家探视母亲就是我在任邱上“721”以后了，在我那次回去之前母亲的病已经很重了。哥说母亲嘱咐他要给我盖套房子好找媳妇，哥虽然知道我不打算在农村找媳妇，但还是借了钱为我盖了三间砖记，听哥说房子盖好后叫妈去看一下，妈说不用看了，已经放心了。

这次回去母亲已经几乎不能说话，也不能躺而只能把头放在摞起的几个枕头上坐着，我和哥守了母亲两宿，哥掉了不少泪，而我却几乎没有掉泪。第三天我和哥说得回去上课，哥说让我多陪妈几天，并说妈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但我那时学习的上进心极强，加上不怎么知道感恩，还是走了。那天是哥哥用自行车送我到王村道口的，记得天还下着小雨，我拦下了一辆双排车当天就回到了任邱。

大概也就是过了十几天的样子，我正在上课的时候，一位老师走进教室告诉我外边有人找我，来人是六圈哥和双乐哥，他们每人都推着一辆自行车，他们告诉我说母亲快不行了，叫我马上回去。回家的路上他俩一人带我一段，在走到兴隆宫的时候，我问他们母亲到底怎么样了，他们告诉我说，可以跟你说实话了，婶子已经咽气了，就是在知道了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没有哭。快中午的时候我们到了家，当我看到有那么多人的时候，我知道妈真的没了，我才哭了起来。

　　母亲是在村上刚实行火化和公墓后的第一年去世的。

在出殡的前一天（麦收刚过）晚上，记得到后半夜只有哥和我两人守在母亲的骨灰盒旁，没有当家子的其他人（那时与堂伯家人关系还很不好，甚至还不怎么过话）。妈妈去世后，哥给北京的两个舅舅分别打了电报，但他们没来，也没派表哥们来，对此哥哥和我都十分不解，甚至不再想与他们来往。

在母亲从生病到去逝的近一年的时间里，我的两个姐姐和哥哥及大妹都付出了很大的辛苦，是他们轮流守在母亲的身边，尤其是哥哥，多少为母亲骑着自行车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买土方药，为了母亲，哥还学会了打针，因为母亲到后期的时候疼的厉害，哥托了不少人买吗啡或杜冷丁（叔叔、舅爷孔祥增、当兵的徐大垛都买过），由于赤脚医生不怎么愿意老过来打针，哥哥自己学习给母亲打针注射了。而我却几乎没尽到什么责任。今天想来，少上几天课算什么，陪着母亲走完最后那段时光不比什么都重要呢？今天我的确懂得了，但为时已晚，而且永无弥补的机会，这是我多少年来一直自责和愧疚的地方。常言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真有道理啊！

至于母亲，还有两点我认为极有必要告诉我的后辈；一是母亲对人的宽容。父亲和堂伯的关系一直不好，后来父亲和老叔的关系也到了几乎不彼此说话的地步，但不管是谁都没有一个说母亲不好的。他们不管是谁都说母亲是天下难得的好女人。老叔和母亲的感情比对父亲还好，母亲一生中唯一的一张照片也是老叔给照的（照相的地方在村小学校院里，母亲坐在木椅子上，左右分别站着大外甥小乐和大侄子广福，可惜这张仅有的照片现在找不到了），在处理婆媳的关系上母亲也是典范。听说有一次大姐回来，看到母亲一手托着侄子广福，一手还烧火做饭，而大嫂却躺在炕上休息，大姐便对母亲说了大嫂的不是，母亲不但没有迎合大姐，反而说大姐不该挑事，所以大嫂对母亲的感情极深。

再一个是在母亲生病期间，住在西院的老姑和老姑父一直非常关心母亲，尤其是在母亲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听哥说他们几乎每天都回来陪伴，而且在母亲去世的那天夜里，老姑老姑父一直守在母亲的身边，直到母亲闭上了眼。对他们，是需要我们心存感激的。

　　母亲患癌的事我们一直没有告诉她，听说母亲在去逝前大概两个月的时候上了一次床，估计是快不行了才抬到床上穿上事先准备好的寿衣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大姐把真情才告诉的母亲，那次母亲又挺过来了，母亲说她是早已感觉到是治不了的病了，说因为在北京检查完从永定门坐车回来的时候，她看到老舅掉眼泪了，这样她就知道自己定是得了治不好的病，但她一直装作自己不知道，这是多么的体谅她的儿女啊！

据说母亲临去逝前并没留下什么话，听大姐和大哥说她的眼一直看父亲和小妹，我们只能理解她对他们是有些放心不下的。（父亲不善与人处理关系，小妹才十几岁）

母亲去逝的时候二姐正在生小兵的月子里，所以没告诉二姐，听说当二姐出了月子回家来的时候，看到炕上没有了母亲，就想到了母亲是不在了，她大哭了一场，还硬要到母亲的坟上去，她的确是接受不了啊！因为在母亲病后，她陪伴母亲的时日最长，她怎么忍受下没看见母亲的合眼离去？

母亲比父亲小四岁，1979年去世时才53虚岁。想到她一生的不易与短暂，我们每一个儿女都非常的难过。我曾给母亲烧寄过我写的《向母亲汇报》，如果母亲收到了，知道我们今天的日子都好，定会骄傲的。

谢谢欣赏，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