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平简历（一、1938-1961共23年，从出生到大学毕业）

然子

1938年2月2号农历正月初三，我出生在广东省博罗县（今属惠州市）。此日期与我身份证不符，为证实真偽我做了些调查。早年听母亲说，我生下来不久就背在母亲背上逃难，据查，日本鬼子是1938年10月在惠州大亚湾登陆的，此日期与实际相符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当年我七岁开始读小学二年级，小学毕业后考入广东省立惠州中学，惠州中学离家2.5千米，每天往返2次共走10千米，每次总以竞走速度争取时间，往返1次需时40分钟，这锻炼了我走路的能力，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走路不怕远。1950年12月初中一年级，惠州西湖准提阁留影，右侧是我

由于家境贫穷，我和许多穷人的孩子一样都没有早餐吃，所以身体发育都受到限制。初中二年级和同班同学留影

这是我当年用的煤油灯，如果不够亮就用硬纸板做个灯罩，或者眼睛尽量靠近点，忽然“呲”一声接着闻到一股焦燥味，知道头发又被烧焦了，赶快离灯远一点。

每年都有参军动员，姐姐初中的同学报名参军了，临别前和姐姐确定了朋友关系。1954年我读高一同姐姐和她朋友合影

母亲好为我的前途操心，怕我没本事养活自己，常叫我学习父亲的手艺刻图章，父亲原在博罗开一个家庭作坊式的小印刷厂和文具店，后来被日本鬼子烧了，还保留一部未烧烂的手摇印刷机，落得两手空空只能靠刻章为生。经不起母亲的唠叨，我假期也常在父亲身边学艺，有时一坐就是6小时，真的需要一点耐心。

1953年9月考入广东惠阳高级中学，她的前身就是广东省立惠州中学，学校离我家还是那么远。1956年7月广东惠阳高级中学毕业，毕业前全班合影，中排右一是我

高中毕业，团支部合影，前排右三是我。广东惠阳高级中学是广东名校，师资力量很强，当年毕业的同学95%都考上大学本科，其余的也都被全国各地大专学校录取，升学率达100%

1956年9月考入武汉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动力系火力发电专业，记得8月23号处暑那天一大早就和陈光迻、黄绍周乘上惠州去广州的小汽船，沿东江顺流而下，傍晚时分便到达广州大沙头码头，每人都肩上扛一大包棉被脸盆，手提一个行李箱，实在太重了，黄绍周的大包从肩上滑落，崭新的搪瓷面盆摔坏了好不惋惜，嘴上说，那怕今后当上了博士也忘不了今天的艰辛啊！走了约一个小时的路，在广州一所中学的地铺里住上几天，等大家到齐了才乘火车北上，经过30多小时的火车奔波，才于8月31号晚到达学校，这是生平第一次乘火车，下车时两腿发软好像大地在动，还像在火车上一样。到达学校已是晚上9点多，第一件事便是“冲凉”，此时已是深秋时节，武汉的水很冷，的确冲了个彻骨透心的凉。同年12月生平第一次看到下雪，十分好奇，在校园三好友拍照留念，中间者是我。

刚入学时看到什么都感到很新鲜，早上走进食堂看见又白又大又松软的馒头，我们三人各自拿起一个往嘴巴里塞，咬一口未见芯子出来，再咬一口还是白的，于是随手往垃圾桶里一丢，异口同声说没味道就扬长而去。第二天就看到食堂里有大字报出来，说是新同学不爱惜粮食应给予批评。也难怪，我们没有离开广东之前，只见过有馅的包子，从未见过馒头，于是闹出这样的笑话。

陈光迻、黄绍周和我是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同班同学，真是难得的缘分啊！

入学后我遇到的首个的问题是经济问题，我们当年读大学是不用交学费的，除伙食费以外诸如住宿费医疗费等一切费用都是国家负担。大部分同学入学时都带有当地政府（如居住地居民委员会）证明，伙食费也可免交，有的每月还可以得到3元或6元的生活补贴。而我却拿不出这样的证明，每月都得交10.50元伙食费，其原因是家里没人去给我办此证明，靠我这样一个不音世事的孩子去办，一两句话就被办事的人把我顶回来了。我不得不每月把家里寄来的零用钱用作伙食费，剩下几乎一无所有。有的同学看在眼里深表同情，所以，就提议班上申请补助我一套衣服。

学校很大没有围墙，周围都是农田和农户，每到午饭和晚饭时间农民会提着煤球炉和铁锅，在食堂门口煎香葱荷包蛋，炖排骨莲藕汤，香气扑鼻，武汉莲藕都是粉藕，这个排骨莲藕汤也是味道独特，有不少经济条件好的同学都会去品尝，而我是从来不去光顾的。

学校像个小市镇，邮局、书店、餐馆、商店……样样都有，记得有家餐馆名字叫“新寒宫”，有一次同学请我进去喝了一碗蹄花汤，多少年后一直没有忘记那种鲜美的味道，其实，用料很简单，就是猪脚汤加上葱花而已，可在当年食物紧缺的情况下，能喝到这样的汤可称得上是美味佳肴了 。6

惠阳高级中学每年考入华中工学院的同学都有，有时候我们10来个师兄师妹也会聚集在一起，交流自己的学习生活情况。前排右一陈光迻、右三是我、左二是黄绍周

动力系火力发电专业一年级，在图书馆门前合影，前排右一是我。毕业后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

当年读书遇到的政治运动也是连年不断，刚入学不久即1957年春天就经历了反右运动，我们年幼不懂只是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后来，有人被评为右派了。我们班上也有一个同学被带上“右派分子”帽子，这可惨了，如果帽子不除一生的前途就断送了。

1958年搞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暑假我们都不回家了，遍地都是炼钢铁的小高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却收获甚微，所以有人批评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可搞不好这又是“右派言论”，所以无人敢吱声。

学校就在喻家山脚下，喻家山不高，我常登上山顶遥望山那边的武汉植物园。1958年夏天正值山上松毛虫为害猖獗，几乎把种下去的松树苗都吃光了，我们年级的4个小班组成一个大班，每个小班约30来个人，都上山捉虫去了。罗惠芬是34班的团支部书记，我是37班的团小组长，平时不来往上大课时会见上一面，今天捉松毛虫时却碰在一起了，两人越走越近，其余的同学似乎都故意远离我们，逐渐都不见他们的身影了，我们聊得很投机，不觉得天快黑下来了才回到食堂吃饭。从此，人们都以为罗惠芬和我好上了。

大学二年级，在刚通车不久的武汉长江大桥留影

1959年12月，在洛阳热电厂实习，和同学陈光迻、刘中黄辅导该厂文艺积极分子跳舞蹈——花儿与少年，前排中是刘中黄，后排左一是陈光迻右二是我

1959年教育大发展，学院新设立船舶制造系，当年我正读4年级，基础课基本学完，只留下一年半的专业课就要毕业了（当年工科本科是五年制），被学院抽调出来当留校老师，按老师待遇每月可拿29元工资，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大飞跃，经济宽松多了。我于1960年3月派往大连海军机械学校进修一年，和海军军官学习生活在一起。

图为赴大连途中经过北京天安门，和同行的同学留影，后排左一是我。

和我一起从火力发电调往造船系的有4个人，其中也有罗惠芬，不过她没有被派往大连进修，而是像其它调往造船系的人一样，留在学校里上课。

1960年5月，大连海滨星海公园留影。这一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好多人吃不饱饭，浮肿、肝炎和女同学绝经都相继出现，记得1960年寒假因参加义务修建汉（口）丹（江口）铁路我没有回家，所在工地是当年日本鬼子侵华时，传播血吸虫的地方，我们不敢接触外面的生水，怕传染上血吸虫病，一个星期没有刷牙洗脸。母亲托陈光迻同学带了3个熟鸡腿给我，等带到工地上交给我时只剩下一个了，我如获至宝，拆开用生菜叶子和盐包好的鸡腿，狼吞虎咽就让鸡腿下肚了，须知鸡腿从母亲手上转到我的手上，最快也得3-4天时间啊！我在军校里粮食还是保证供应的，所以人也长胖了一点，逃过了一劫，照片寄回家，妈妈也放心了。

1960年8月去青岛东海海军司令部联系上舰出海实习事宜，空闲时间和同班同学李永福游青岛海滨鲁迅公园。从青岛东海舰队实习回到大连，没多久就去了哈尔滨汽轮机厂实习，时值国庆节过后才几天，哈尔滨已大雪纷飞，我还穿着单薄的御寒衣服，就是来时路过天安门穿的那件茄克衫，因为年轻不怕冷，为期两周的实习就这样顶过去了。记得当时“弹尽粮绝”，我要打电报向学校求援，为了省钱我只打了3个字“钱粮票”，后来同学知道了都说这也太节省了吧！

这里有个小插曲，就是同班的罗惠芬同学也到哈尔滨汽轮机厂来实习了，她和我同时从火力发电专业转到造船系来，她是班级的团支部书记，挺活跃又爱穿花色衣裙，人们给她起了个绰号“花猫”。这次她到哈尔滨来，我隐约地感觉到好像是组织的有意安排，在心里暗自高兴的同时，又装出一付满不在乎的样子，在两人散步的时候我故意违心地说，人家开玩笑说我和你谈恋爱，我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我对罗惠芬没有特殊感情，只是一般的同学关系。她听了很不高兴，两人不欢而散。其实，早在动力系火力发电专业时，就有人议论我和罗惠芬好上了，但我对此并不看好，因为她是团支部书记，她的眼光不可能只落在我一个人身上。

在海军机械学校进修期间，结识了年纪与我相当的留校助教朱逢子，两人成为好友，周日朱逢子带我参观了旅顺军事博物馆，游览了旅顺白塔

1961年1月底，完成了大连海军机械学校进修一年的任务，回到母校华中工学院继续完成未竟学业。

从大连乘火车到武汉，途经沈阳北京直到第二天晚上7点钟才到武昌站，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食物十分馈缺，列车上只供应武昌站以南的乘客晚餐，我只好饿着肚子下车了。从车站出来我叫了一部三轮车，直奔武昌喻家山华中工学院。

途中三轮车经过一间小饭馆（当年吃饭要粮票，要找间饭馆很不容易），三轮车工人示意我进去吃饭，他在外面等我，我说不吃了，我不饿，三轮车继续往学校方向驶去，实际上我是怕行李丢了，强作不饿。

此时适逢学校放寒假，校区冷冷清清少见人影，晚上9点我回到宿舍，连开水都喝不到一口，更不用说吃饭了，就这样奔波了48小时火车，还饿着肚子上床睡觉，等到第二天早上才去食堂吃了早餐。

回到母校已是五年级下学期了，也就是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个学期了，我补学了专业课船舶柴油机（在大连海军机械学校进修的是船舶蒸汽动力装置），并前往南昌柴油机厂实习。

图为实习期间在南昌八一公园留影，中间的是我

实习回来就要放假了，我从动力系转到造船系就换了一个班，这个班比原来的班人少，少了10多人，1956年7月毕业留影，中排中间者是我，最右者是罗惠芬

1961年国内经济形势不大好，按照当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教育规模也作了些调整，不需要那么多留校老师了，我乘机提出参加毕业分配的要求。当时分配的口号是这样的: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年大学毕业生全国统一分配，分到哪就去哪，也有个别不服从分配的，结果是终生找不到工作。

我原来的那个专业火力发电，就分配到全国各地，陈光迻去了内蒙古，黄绍周去了北京，后又下放到湖南，有不少远去大西北。而我的造船专业基本上分配在沿海或临江大城市，有的分配在北京。

我的分配志愿是广州，所以学校叫我暂不回家，等分配通知来了就顺便回家并去工作单位报到，于是我就留校等待分配。放暑假了学校冷冷清清，我既无聊又肚子饿，实在饿的没办法，看见路边有勤工俭学时种下的南瓜，现在没人收我就随手摘一个，再拾个破面盆和干树枝，用砖头结成炉子，又去食堂拿点盐，就美美地享受了一顿南瓜饭。

分配通知终于下来了，我被分配到上海沪东造船厂，这与我的志愿真是南辕北辙，但我二话没说就直接回家告知父母，他们向来支持我的选择，我已有两年半没回过家了，大学5年我只回过两次家，那是一年级暑假和三年级寒假，二年级寒假义务劳动修东西湖水库，暑假全民大炼钢铁，四年级寒假义务修铁路，暑假在大连进修，寒假回到武汉母校，现在是五年级毕业了，真想在家多待点时间陪伴父母，但我向来遵守纪律，在家休息了不到一个月，国庆节刚过就去上海沪东造船厂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