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父亲110岁生日,也许是天意,前天父亲生前的好朋友心源伯伯的儿子发来一张父亲七十年代送给他父亲的一副画,这张发黄的画纸记录着一段过往的历史。提款是“三生有幸”,为纪念三年半非凡生活而写。那时记录父亲和心源伯伯在1968年到1971年被关押在成都昭觉寺的一段日子。

  心源伯伯是文革前的省委书记处书记。他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比我父亲年长两岁。父亲1936年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毕业后他们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在山西老区参加抗日战争,后来又一起南下到了四川,因为都是文化人,所以关系自然好得很。(图为父亲1936年大学毕业照)

昭觉寺原本是一个寺庙,文革时改成了关押省市主要干部的地方。那时哥哥姐姐都下了农村,十二三岁的我每个月会约上几位父母同样关在那里几个朋友结伴而行,心源伯伯的女儿秀文是我的同班同学更是最好的朋友。那时昭觉寺很远,要先乘市内公交车到达北门梁家巷,再从梁家巷转乘坐开往郊区的公交车,从梁家巷到昭觉寺要一毛二分钱,加上市内公交费八分,往返一次都要四毛钱。对于那时一家人一个月十五块钱的生活费来讲是不便宜的。于是我们约着去逃票,我们上了开往郊区的公交车装作互相不认识,其实几个女孩子一上车也就被人家注意了。到了昭觉寺我们跟着人群下车,结果被售票员和司机叫住了,我个子小趁着不注意溜走了,等同伴们补完票看见远处等她们的我都哈哈大笑,问我怎么一转眼你就不在了?我怯怯地说:我走了不就少补一张票吗?朋友们说我机灵,但自己心里却又一种叛徒的感觉。(图中最小的是我,中间最大的大哥米家山)

  每次去昭觉寺都要辗转两三个小时才能到达。那时昭觉寺是部队看守,寺庙里早已没有了香火,我们排队在驻守的大门口办完接见手续,每个人可以和父亲们隔着铁窗聊上十多分钟。我每次除了一般日用品以外还会给父亲带上一条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牌香烟,这个烟也是当时最便宜的一种香烟,即便这样也是要凭票供应,这些烟可以帮助父亲度过艰苦的日子。

  后来我们也知道了一些窍门,因为父亲告诉我,他们每天都要在外面劳动,要不修理山上的树木杂草,要么修理围墙什么的。于是我们去了以后不会马上去报名等候接见,我们会在昭觉寺的小山包上转转,因为运气好可以看见父亲们在山上劳动,这样可以远远地多看上一会儿。

  林彪事件以后开始逐步地释放这些老干部。有一天我接到了通知,让我去接父亲回家,那时母亲已经送凉山的农场回到了家里,母亲说你去找一辆车去接你父亲吧,他应该有衣服和被褥要带回来。那年我十六岁,记得是一个很冷的冬天,我走到盐市口,那里有很多小的电动小三轮车,这也是成都最早的出租车吧,车子很小,只有三个轮子,前面一个开车的,后面勉强坐两个人。那时这种车扎堆的停当在盐市口邮电大厅门口,因为车型小圆溜溜的,有点像那些年河南挑着担子来卖的电抱鸡仔样子,于是成都人叫这种车“电抱鸡儿”。时间久远了,也记不清谈成什么价格,当时到那么远的地方也是一个大单子了。

  我坐上着小小的车摇摇晃晃的去了昭觉寺,父亲早已在此等候。回家的路上父亲对我感叹:“真是三生有幸啊!”当时我不太懂这是什么意思,想必父亲是对三年多的关押生活的感受吧。他告诉我说:今天离开时,还关押在里面的老同事都隔着门窗目送我离去,你心源伯伯掉了眼泪,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出去。父亲知道我和心源伯伯的女儿是好朋友,他说不要告诉她以免难过。

  “一唱雄鸡天下白”,后来不久心源伯伯也出来了。父亲他们又回到各自的岗位,虽然不再提起所受的灾难,但父亲依然把“三生有幸”挂着嘴里。后来他画了这副画,上面也落了“三生有幸”的提款。画中三只小鸡栩栩如生,一只看见地上的草鞋虫飞扑过去,另外两只看见天上一只蜜蜂好不欢喜。昨晚心源伯伯的女儿秀文告诉我,她还记得这副画挂在我们家墙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又送给了她父亲。我想这就是他们两个老朋友的秘密。两位老人都去世三十多年了,昨天心源伯伯的儿子在收拾老物件的时候找到了这副画,赶紧拍了下来给了姐姐,我想这就是缘吧!四十多年前的画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又和我们相见了,仿佛这时我也更理解了什么叫做“三生有幸”!

  谨将这段文字和父亲的画作作为纪念父亲110岁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