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東陵選址之考

龙闲赏燕

清東陵風水

《清朝文献通考》中又记载东陵风水另有来源： 山脉自太行来，重岗迭阜，凤翥龙蟠，嵯峨数百仞。前有金星峰，后有分水岭，诸山耸峙环抱。左有鲇鱼关、马兰峪，右有宽佃峪、黄花山。千岩万壑，朝宗回拱。左右两水分流浃绕，俱汇于龙虎峪，崇龙巩固，为国家亿万年钟祥福地。 太行山在晋、冀两省交界处，为南北走向，直接北探到河北北部，与东西走向的燕山交汇，结穴于昌瑞山。

这样看来，清朝统治者认为，东陵风水确实极富传奇色彩，北有长白山发祥之地，一路似巨龙蜿蜒而来，和东西走向的燕山交汇结穴，而燕山又南接南北走向的太行山，燕山和太行山似两条巨龙又在这里结穴。因而，这样结论，昌瑞山为长白山、太行山、燕山三大干龙的结穴之处，含华毓秀，凤翥龙蟠，集天下灵气于这里，正 可谓地臻全美，景物 天成。具体看东陵的 后靠昌瑞山，“一峰 挂笏，状如华盖，后龙雾灵山自太行逶迤而来；”仿佛“真龙发迹”，蜿蜒数十里乃至数百里，似在显示着大清国运的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关于东陵“龙脉”，光绪年间选择穆宗载淳陵基时，李唐、李振宇的说贴讲得非常详细：“东陵龙脉，自雾灵山至琉璃屏，分为三枝，中枝结聚土星，名曰昌瑞山，面朝一大金星。”

清东陵北以昌瑞山为雄浑壮阔的后靠；东侧鹰飞倒仰山、雁飞岭“峰峦秀丽，势尽西朝，俨然左辅”；西侧黄花山、钻天缝“昂日骞云，势皆东向，俨然右弼”，对陵寝形成环抱之势。南以兴隆口为结咽束气的水口，烟墩山（一称万福山）和象山东西夹峙，关锁严密。

“点穴”，实为阴宅选择中的核心活动。堪舆家称葬位之处为穴。《葬经》里说道：“三年寻龙，十年点穴。”可见风水中对于点穴是慎而又慎的。清东陵最早的皇帝陵墓孝陵，是在福临一掷之下定的穴位。

察砂，也是相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砂者，穴之前后左右山也。”诸凡左侧青龙砂、右侧白虎砂、前面稍近的案山、远处的朝山，陵寝之后、靠山之前的宝山，均在此属。 陵址选择中，水法也很重要。“水随山而行，山界水而止。”山水相关，而观水比觅龙似乎更为重要。“未看山先看水，有山无水休寻地。”理想的水势，是左右环抱，呈上开下合之状态。东陵境内西有西大河，东有马兰河，分别发源于兴隆县若呼山和花林子，左右缠绕，给陵区增添了无限情趣和勃勃生机。裕陵选址之时，也提到胜水峪“砂水回环”，定陵平安峪也是“山环水绕”，因此才得以入选。

整个清东陵，处处体现着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对各座陵寝来说，龙砂、虎砂“环抱有情”，案山“迥抱有情”，朝山“有情朝拱”，水口砂令河水曲折迂回“情意顾内”，使清东陵这种纪念性、礼制性很强，处处凝结着庄严肃穆气氛的建筑群体，也时时洋溢着常有的人情味道。群砂拱卫的陵区中，还体现着中国封建制度中严格的宗法制度。龙虎砂的左辅右弼，朝山的朝揖之势，与后龙形同主仆，从而将皇帝与群僚之间的那种尊卑、贵贱、主从、朝揖诸关系也融汇于山水之中，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清东陵，这座埋葬着清朝5 位皇帝、15位皇后、136位妃嫔、１位阿哥，由 15座帝、后、妃陵共３００多座单体建筑组成的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皇家陵寝，在迤逦走过３００年的岁月之后，终于从大清王朝悍马弯刀的重围中解脱出来，带着历史的庄严和神秘，呈现在尚古追踪的世人面前。

这座占地2500平方公里的清代皇陵，载负了太多的深沉和厚重，也深藏着数不清道不尽的历史玄迷。这其中既有历史的，又有文化的，风水自当是重中之重。

作为中国封建史上异族统治王朝之一，清朝以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统治中国长达300年之久，这的确是一个奇迹。有人把它归结于风水，说大清江山的稳固，赖于清东陵这入关后的第一块“祖坟”选得好。

对于历史，后人总是有不同方式的图解和破译，且不管它的片面和偏激，甚至荒诞，我们只是想从某种领域窥视一种文化的溯源和流变，寻找它深藏的真谛。

历代异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与大汉民族的融合。清朝也不例外。她的延续史也是满汉的融合史。清族入主中原之后，在学习汉文化的过程中，首先学到的便是选陵造墓和风水选址。

从《清实录》《清史稿》《昌瑞山万年统志》上记载：1662年，康熙元年九月破土，1663年（康熙二年）二月十五正式开工。清政府开始大规模营建清东陵。建陵素有“三年求地，十年定穴”之说，所以，照此推算，清东陵的选址工作早在入关之初就已经开始了。

清东陵的选址过程并无详尽记载。历史上有种种说法。

据说，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就曾经看中了京东１２５公里处的遵化马兰峪西的这块盆地，欲在此建陵。于是，推说天寿山已“无佳穴可卜”，遂“有别营遵化之议”。欲藉此再度振兴大明。但因当时内忧外患，这件事就暂且搁下了。

不知是棋错这一招，还是历史的误会，崇祯皇帝“壮志未酬身先死”，大明王朝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巧合的是，开创大清王朝的顺治皇帝，在事隔未久，也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一日，他率众游猎到此，被这片灵秀山水所震撼，当即传旨：“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之寿宫”。他信马由缰，登至昌瑞山顶，取马上之环，投向山下，言：“环落处为朕之穴”。后来，“环落处”成为顺治陵寝棺椁下的金井，即孝陵及清东陵总体建筑的基点。这才有了后来规模浩大、气势恢宏的皇家陵寝──清东陵。

“投环定穴”之说，为清东陵的选址增添了几分神秘色 彩。但可以肯定的是，陵址的选择的确需要皇帝钦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帝运兴盛，国祚绵长”的大事。当然，皇帝只是个决策者，在这之前所做的大量繁琐而细致的工作却需要堪舆家们来完成。

皇帝的陵址被称为“万年吉地”，隐喻江山稳固，万年不衰。选卜万年吉地都是钦派王公大臣和堪舆人员等利用罗盘仪器遍走名山大川，积年累月，耗费苦心，相度而成的。

在堪查过程中，要“观四面之山峦，望两旁之水势，看山在何处住，水在何处合”，看山势来脉，寻求落脉结穴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寻龙”、“望势”和“查穴”。

“寻龙”就是寻找“龙脉”所在。据日本风水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风水理论认为，昆仑山乃“山之宗祖”，风水龙脉的发源地。由昆仑祖山延伸出八条龙脉，五条伸向了国外，三条留在国内。北干沿黄河之北经燕山、长白山，终端在朝鲜半岛；中干在黄河长江之间，沿唐古拉山、秦岭、大洪山一线；南干经横断山、南岭、武夷山，直至台湾岛。在这龙脉附近选陵结穴自当是最佳所在。

清东陵地处燕山南麓，北靠昌瑞山，更北依承德境内海拔2200多米的“少祖”雾灵山，恰在中国三大龙脉之上。

有人说，昌瑞之势自太行来，然气自长白生。言外之意，清东陵是源于长白山下的满清祖坟──永陵。我们无从考证，因为我们无法站得更高一些，用更睿智的目光通览这种气和势。然而，大气球流形势的确在这一带发生了变化。中国大陆应处在西北－东南季风控制之下，而清东陵所在地区，出现的更多的是东北风。自然界的这种特例似乎在极其巧合地喻说着满清由关外向关内创业发展的历史脉落。既符合风水学上的来龙去脉之说，又有自然隐喻的大的历史文化背景，难怪不少风水学家感叹：上自殷商嬴秦，下至唐宋明清，历代帝陵中，清东陵堪称风水选址的典范。

明末清初史学家查继佐所著明代史事纪传体史书《罪惟录》（又名《明书》）记载，“崇祯初年，遍求天寿无吉壤，至十三年，始召刘诚意孔昭（刘伯温后裔）及张真人甲，协视地，得蓟州凤台山，云地善而难得治陵起工之吉，吉在甲申以后，不及事。”

这段史料表明，现清东陵所在地是明朝崇祯皇帝命人为自己选定的陵址。但尚未开建，1644年清兵入关，崇祯吊死在歪脖树上，不但江山易主，其选择的陵址也拱手让给清王朝。史料中记载的凤台山即凤台岭，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筹建清东陵后，改名为现在的昌瑞山。

黄与坚，字庭表，号忍庵。出生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去世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自幼颖悟，三岁识字，五岁诵诗，顺治十六年(1659)己亥科进士，授推官。奏销案起，罢官。康熙十八年(1679)，荐应博学鸿词科，名列二等，授翰林院编修，与修《明史》及《一统志》，典贵州乡试，迁左赞善。后辞官归，著书以终。

黄与坚善诗，与周肇等合称"娄东十子"。吴伟业置黄与坚为《太仓十子诗选​》首卷。十子者，周肇、许旭、王撰、王摅、王昊、王揆、王忭、王曜升、顾湄也。肇诗曰《东冈集》，旭曰《秋水集》，撰曰《三馀集》，摅曰《芦中集》。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列传二百七十一》:黄与坚，字廷表，（江苏）太仓太仓人。幼有奇慧，八岁，酷好唐人诗，录小本，怀袖中讽诵之。已而究心经术，遍读周、秦古书。性落落，与人交有终始。顺治十六年进士，后举鸿博，授编修，迁赞善，分修《明史》及《一统志》。寓居委巷，寂寞著书，如穷愁专一之士。有《忍庵集》。

清东陵选址：偶然发现还是根据风水慎重决定的？

入关以后，清朝的帝王该埋在哪里成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世祖顺治慎重考虑后，将自己的孝陵选定在昌瑞山下。选择昌瑞山，究竟是顺治自己在打猎时发现的好地方，还是经过堪舆看风水后决定的，引起了学者们的争论。

清朝入关后，沿袭古制，登极之初，即选建万年吉地。那么，第一代皇帝顺治为什么将陵址定在遵化？

传说顺治年间，在一次狩猎中，顺治偶然来到丰台岭，登临极目南望，平川似毯，尽收眼底。朝北看，重峦如涌，万绿无际。他看到风景如此幽美，骑在马上竟然流连忘返，亲自选定这里为自己的陵址。

《清史稿·礼志五》有这件事的记载：“康熙二年，相度遵化凤台山建世祖陵，曰孝陵。先是世祖校猎于此，停辔四顾曰：‘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因自取佩掷之，谕侍臣曰：‘落处定为穴。’至是陵成，皆惊为吉壤。”

关于这件事，在其他史料上也有记载。顺治八年，14岁的少年天子亲临京东狩猎。景忠山碑文及刻石上谈到这年顺治有登山之举，“先皇出猎蓟东，以景忠山在指，因而登焉。新雨初霁，看晓山如画，苍翠欲滴，赏叹久之，赐银千两。”顺治帝不但到京东狩猎，而且对这一带山川名胜十分熟悉和爱恋。

这年的十二月，他还多次行幸娘娘庙。此外，顺治帝主张以孝治天下，他的奶妈朴氏的丈夫，他称为乳父，死后于顺治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在马兰峪河东立碑，顺治还赐乳父葬地，地点就在丰台岭迤东。这块葬地想必不是临时决定的，是顺治精心选择的，很有可能是选择万年吉地的同时，顺便为乳父相度了陵园。

顺治最宠爱董鄂妃，但董鄂妃生的小皇子只活了三个月就夭折了。这个没活上百日的婴儿，在他死后三个月时，竟因为母亲的原因被父皇追封为和硕荣亲王，顺治十五年（1658）在蓟县黄花山下还为他修建了一座颇具规模的陵墓。在墓室内，还沿袭前朝丧葬制度，为死者立了圹志。两合汉白玉石上，刻有满、汉两体文字，表达了顺治对小皇子的思念。

所有这一切表明，顺治对这一带特别爱恋，他用心良苦地预留了丰台岭这块吉壤，作为自己的万年吉地。

到了康熙二年（1663），康熙为顺治帝建孝陵于昌瑞山下，成为营建东陵的开始。在此以后，康熙朝的帝王后妃也分别葬在东陵的景陵、双妃园寝、景妃园寝，开创了清代“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昭穆之制”。

据清史记载与民间传说，明朝皇帝崇祯朱由检在国事摇摆的动荡中，即疑其朱家皇陵风水衰弱无运，又知天寿山已无佳穴可卜，所以带诚意伯刘孔昭（刘伯温后裔）和张甲真人，携同朝中大臣钦天监正来到此处，就看中了京东120多公里处的马兰峪的这块盆地风水好，欲在此建陵。遂有别营遵化之议。欲藉此再度振兴大明。大臣提议地方虽好但起工吉日当在甲申年后，因当时内忧外患，这件大事就暂且搁下了。不知是阴差阳错，或是历史车轮转速，也许是明定陵风水不合杨公三理气退败的原因，未及实施就被义军李自成攻进京城而国破身亡，所以年大明王朝也随之烟消云散。有人曾经为崇祯惋惜与数百年的江山延续失之交臂。但这正应了古来之说，风水本天成，造化者得之。

明亡清兴，作为中国封建史上异族统治中原王朝之一，清朝以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统治中国长达268年之久，的确是一个奇迹。有人把它归结于风水，说大清江山的稳固，赖于清东陵这入关后的第一块祖坟选得好。对于历史的评论，后人总是有不同方式的解释和破译，且不管它的片面和偏激，甚至荒诞，但大家都想从某种领域窥视一种文化的溯源和流变，寻找它深藏的真谛。

历代异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与汉族的融合。满清的延续史也是满汉的融合史。大清入主中原之后，在学习汉文化的过程中，首先接触到的便是选陵造墓和风水选址。兴建风水陵墓素有三年求地，十年定穴之说，所以，皇帝的陵址被称为万年吉地，隐喻江山稳固，万年不衰。选卜万年吉地都是钦派王公大臣和风水堪舆人员等利用罗盘仪器遍走名山大川，积年累月，耗费苦心，相度而成的。陵址的选择最后都要皇帝钦定，这是关系到帝运兴盛，国祚绵长的大事。而皇帝只是个决策者，在这之前所做的大量繁琐而细致的事项却需要风水堪舆家们来完成。

开创大清王朝的年经顺治皇帝，虽出生于蛮夷之地，但成长生活于北京，受中原文化和明十三陵风水文化影响，也信仰风水，又有超越明陵的好胜心，在朝中司天监正与风水师提仪下，率众游猎到此，登至昌瑞山上，被这片灵秀山水所震撼，也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当即传旨：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之寿宫。清东陵的选址正式定位。顺治皇帝虽定位东陵风水吉地，也许初定江山国事繁忙，或是祖上辽宁关外永陵等三陵风水有不合形理法度，后宫尽出凶事，顺治24岁英年早逝，生前并未建成东陵，引起了清庭的注意。在1661年，顺治十八年去世后，大清在孝庄太后主持下开始大规模营建清东皇陵，以孝陵为中心构建清东陵总体风水建筑。这才有了后来规模浩大、气势恢宏的皇家陵寝清东陵。这座皇家陵寝由３００多座单体建筑组成，埋葬着清朝5 位皇帝、15位皇后、136位妃嫔、１位阿哥。

清朝编纂的《清朝文献通考》一书中载：东陵山脉自太行来，重岗迭阜，凤翥龙蟠，嵯峨数百仞。前有金星山，左有鲇鱼关、马兰峪，后有分水岭，诸山耸峙环抱。右有宽佃峪、黄花山。千岩万壑，朝宗回拱。左右两水分流浃绕，俱汇于龙虎峪。崇龙巩固，为钟祥福地。”上述是古人书中对东陵风水的描写，虽有溢美之词，但基本上还是符合事实的。凡是到过清东陵的人，无不为那里的秀美山川而惊服。

按杨公风水形理法课四大要旨考察东陵大局，观其形：首观四面之山峦，次望两旁之水势，看山在何处住，来去水在何处合，察山势来脉形气。寻落脉结穴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寻龙望势、查穴定位。这里的山川地势的确与众不同，既空明旷远，又雄奇灵秀，太祖山是北依承德境内海拔2200多米燕山山脉的主峰雾灵山，少祖山是苍龙岭主峰，后靠父母山是昌瑞山。龙脉长而有劲，屈而有情，行而有止，势而有威。整个陵区诸山环合呈荷花状，以孝陵为中心，四面环山，由东西两侧环抱皇陵，形成“众臣护主”之势。格局分来龙和明堂前后两个部分。后靠昌瑞山形似明朝官帽，两边山峰犹如帽翅，高大威猛，环抱穴场，加上苍龙岭如锦屏翠嶂，将凛冽北风拒之于外；东边的雁飞岭诸峰如青龙盘卧势皆西朝俨然左辅；西面的黄花山，层峦叠嶂飞翠，似白虎雄踞山峰势皆东拜，宛如右弼；影壁山位于靠山、朝峰之间，似玉案横陈；南方的金星山、天台山、象山等众山，雄伟高大，横亘于陵区之南，皆向北呼应；内敛向心，中间是数十平方公里的平坦之地，辽阔坦荡，雍容不迫，能容千军万马；陵区东西两侧各有两条大河，左有西大河，右有魏进河，滔滔河水挟山之余气向南流淌；各条小溪，弯弯曲曲，左盘右旋，汇于从天然水口兴隆口流出；山水正好形成了群山拱卫，众水挟流之势，对于镶嵌于其中的陵寝形成了拱卫、环抱、朝揖之状，无形的风水理念与有形的山川河流自然浑然一体，成为亘古以来最为理想的风水吉地。难怪明清两朝的皇帝都想据为己有。

据考察清东陵以金星山为主山向，负阴抱阳，整体格局天造地设，局部建设人工雕琢，却丝毫不露斧凿之痕，实属罕见。它沿承了中国传统风水的对称布局。清东陵的15座陵寝是按照“居中为尊”、“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传统观念设计排列的。而主要是以中轴线上的入关第一帝顺治的孝陵为中心，其位置至尊无上，其余皇帝陵寝则按辈分的高低分别在孝陵的两侧呈扇形东西排列开来。东侧为康熙大帝的景陵，西侧为乾隆皇帝的裕陵，更东为同治皇帝的惠陵，更西为咸丰皇帝的定陵。形成儿孙陪侍父祖的格局，突现了长者为尊的伦理观念。皇后陵和妃园寝都建在本朝皇帝陵的旁边，表明了他们之间的主从、隶属关系。其神道都与本朝皇帝陵的神道相接，而各皇帝陵的神道又都与陵区中心轴线上的孝陵神道相接，连以长达6公里的砖石神道，统一从孝陵功德牌坊五门进退出入。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枝状系，其统绪嗣承关系十分明显，表达了生生息息、国祚绵长的愿望。其东西跨度达数十公里。

春秋大小祭祀皆从神道总门户大红门出入。经详测考研其风水格局，而总门户来水走口不能全消纳，不合杨公理法而犯三元二大忌，必主男女有少亡夭折过半。大红门离金星山太近，更有高压堵心之嫌。五个皇帝与皇后妃子众多的陵墓，由于其山形水法不一样，坐山立向分金不同，内堂作法也就不一致，风水好坏的应验就不同，所以几位皇帝吉凶祸福的都不一样，结局就更不一样。

乾隆五十九年《直隶遵化州志·陵寝志》中记述：“我朝安奉列圣陵园祥建万年吉地，特于丰台岭，赐名凤台山，康熙二年又封为昌瑞山……昌瑞山一峰拄笏，状如华盖。龙脉自太行逶迤而来，前有金星峰，后有分水岭，左有鲇鱼关、马兰峪，右有宽佃峪、黄花山，诸胜回环朝拱之，其凤台左右水分流夹绕，俱汇于龙虎一峪，势雄而脉远，我皇清亿万年之基所由以巩固者也……”“昌瑞山右麓峰名胜水峪，龙局尊贵，砂水回环，朝案端严，罗城周密，龙翔凤舞，精神凝结于中区，星拱云联，象纬朝宗于宸极，百神胥护宏开百世之模……北分水岭距陵二十里，南兴龙口距陵十里，东鲇鱼关距陵十五里，西宽佃峪距陵十五里，东抵遵化城七十里，西抵蓟州界二十里，南抵石门驿十五里，北抵边外二十里”“孝庄文皇后陵曰昭西陵，世祖章皇帝陵曰孝陵，孝惠皇后陵曰孝东陵，圣祖仁皇帝陵曰景陵……孝贤皇后梓宫俱建山阳，在遵化城西六七十里之内。孝庄文皇后昭西陵在世祖章皇帝孝陵之南，圣祖仁皇帝景陵在昌瑞山之东，孝诚仁皇后、孝昭仁皇后、孝懿仁皇后、孝恭仁皇后合葬。地宫景陵匾额皆世宗御笔亲题。”

后人对顺治皇帝亲自选陵址一事多有争议，让我们翻开历史的档案，查阅清皇室后人对这位清圣祖亲选陵址一事的记录：

《清圣祖实录》记载了一段苏克萨哈的话：世祖皇帝卜地时，蒙谕：朕万年后，尔等大臣之墓亦葬陵寝近地为善。我即叩谢：若得此，甚幸。卜阅陵地，非我一人侍从，曾有索尼、遏必隆，我三人一齐叩谢。

清昭槤《啸亭杂录》这样记载：“(顺治)因自取佩韘掷之”。什么是佩韘呢？解释一下，韘，射箭时戴在右手拇指上用来钩弦的工具。以象骨或者玉石制成，俗名“扳指”。

《满文国史院档案译编》也记录下了顺治帝这次行踪：“顺治八年十二月初四日，驻跸遵化。”说明顺治帝在这一年确实来到了遵化。

乾隆帝在《恭谒孝陵》诗中这样写道：

“桥山亲指顾，秘殿永精虔”，很明显，乾隆帝说孝陵风水为世祖亲选。

《昌瑞山万年统志》中也曾有相关记载

皇家秘籍《昌瑞山万年统志》记载了乾隆皇帝在乾隆二十三年写了一首谒陵诗，诗中有两句话很关键，他这样写道：“鼎湖亲卜吉，昌瑞万年吉基”，说的是昌瑞山这块风水宝地是顺治帝亲自选中的。乾隆在这首诗的注释中进一步解释道：“昌瑞山乃我世祖行围至此亲定者，初未用堪舆家也。”选择的时间就是顺治八年。

乾隆帝在其《御制隆福寺碑文》中进一步强调：“夫此山陵乃我世祖行狩于田，亲临所相度也。非若前代陵寝委之将作，听之堪舆者比。”进一步指出孝陵风水是顺治皇帝亲自选中的，根本没有使用风水先生。

于是，乾隆皇帝做了最权威的结论：这块宝地是顺治帝亲自选中的，没有使用堪舆家，这就是乾隆皇帝的判断。乾隆帝的判断影响极为深远，立即得到各方的支持。

其中最为权威的要属礼亲王昭槤的回应。昭梿生于清乾隆四十一年，是礼亲王代善的第六世孙。受时代影响和家庭环境的熏陶，昭梿喜好诗文，勤于笔耕，留给世人一部历史笔记《啸亭杂录》。

在这部书里面，昭槤说：“章皇尝校猎遵化，至今孝陵处，停辔四顾，曰：‘此山王气葱郁，可以为朕寿宫。’因自取佩韘掷之，谕侍臣曰：‘韘落处定为佳穴，即可因以起工。’后有善青鸟者，视邱惊曰：‘虽命我辈足遍海内求之，不克得此吉壤也。’所以奠我国家万年之业也。”

昭槤很明确指出，孝陵选址的时候，没有使用风水先生，是顺治帝亲自选中的，而且渲染说，即使是风水先生也未必能够有这种水平，也就是说14岁顺治帝的水平超过了专业水准。

另外一个回应是在第一部大型清史典籍《清史稿》中，也有类似的记录：“先是世祖校猎于此，停辔四顾，曰：此山王气葱郁，可以为朕寿宫。因自取佩韘掷之，谕侍臣曰：韘落处定为穴。至是陵成，皆惊为吉壤。”由此看来，少年顺治帝不仅天资异禀，而且运气上佳，如此佳壤，巧妙得之。

钦天监

官署名。掌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秦、汉至南朝，太常所属有太史令掌天时星历。隋秘书省所属有太史曹，炀帝改曹为监。唐初，改太史监为太史局，嗣曾数度改称秘书阁、浑天监察院、浑仪监，或属秘书省。开元十四年（726），复为太史局，属秘书省。乾元元年（758），改称司天台。五代与宋初称司天监，元丰改制后改太史局。辽南面官有司天监，金称司天台，属秘书监。元有太史院，与司天监，回回司天监并置。明初沿置司天监、回回司天监，旋改称钦天监，有监正、监副等官，末年有西洋传教士参加工作。清沿明制，有管理监事王大臣为长官，监工、监副等官满、汉并用，并有西洋传教士参加。乾隆初曾定监副以满、汉、西洋分用。后在华西人或归或死，遂不用外人入官。

官位职责

监正

监副

主薄厅：主薄，一人，从七品至从八品（掌薄书文移之事）

属官：五官正（春、夏、中、秋、冬官正的简称）各一人，正六品（掌推历法，定四时）

五官灵台郎，四人，从七品（观测天象变化）

五官保章正，一人，正八品（记录天象变化，占定吉凶）

五官挈壶正，一人，从八品（掌刻漏记时）

五官监侯，二人，正九品（佐五官正，推历法，定四时）

五官司历，二人，正九品（佐五官正，推历法，定四时）

漏刻博士，一人，从九品（掌定时、换时、报更、警晨昏。大朝贺时，充报唱官。）

五官司晨，二人，从九品（佐漏刻博士。定时、换时、报更、警晨昏。大朝贺时，充报唱官。）

钦天监又分天文科、漏刻科、回回科、历科。

本监官不得改迁他官，子孙世业，非特旨不得升调、致仕。如有缺员，由本监逐级递补。

洋人钦天监

钦天监，中国古代国家天文台，承担观察天象、颁布历法的重任。钦天监正，相当于国家天文台台长。由于历法关系农时，加上古人相信天象改变和人事变更直接对应，钦天监正的地位十分重要。明代沿用的历法计算方式误差较大， 不利于王朝的统治。恰在此时，传教士带来了斩历法。

汤若望是继利玛窦之后又一个明清之际的著名传教士。他是德国人，受葡萄牙耶酥会的派遣到中国传教，明天启二年(1622)进人中国，取汉名汤若望。他有天文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崇祯三年(1630)，徐光启预备修订新历，将汤若望从西安调到北京，进入历局成为徐光启的助手。他不仅是天文学家，在机械制造方面也十分在行，帮助祟桢皇帝制造出威力强大的红夷大炮，在对抗清军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使得明、清双方都将他当成不可多得的全能人才。

崇祯十七年(1644)，他在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中坚持留在北京。六月，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城，命令城内居民搬出城外以安置大军，汤若望上书请求保护，获得清政府的优礼，他的教堂、三千卷书籍和为祟祯皇帝修订的(崇祯历书》刻板得到妥善安置。

清政府上台，一项重要的工作是编制新历法颁行天下，代替前王朝的1日历。多尔衮命令钦天监官员负责新历法的修订。当时钦天监官员使用中国传统的大统历和回回历，推算出天文现象出现的时间与实际发生时间差距较大，影响到新王朝在百姓心目中的威望。多尔衮对此十分不满，召见汤若望询问有关技术问题。通过同年八月对日食时间的测定，三种历法优劣顿现，汉、回历法分别相差二刻、四刻，而“西洋新法”的测算结果丝毫不差。清政府当即宜布采用西洋新法，将新历书赐名“时宪历”，不久汤若望接任钦天监正，相当于国家天文台的台长。能推算历法的人在被当时被认为懂占星术，受到官员和民众的崇拜。

自汤若望以后，直到清道光年间，钦天监官员都用西方传教士担当。

汤若望获得清朝统治者极大的尊崇，在中国受到如此礼遇的传教士独此一人。多尔衮极尊重他的意见，顺治的生母也因为汤若望治好了自己侄女即顺治皇帝未来皇后的病而感激之至。少年顺治皇帝听了太后和朝中大臣对这位西洋教士的褒扬，自然产生信赖感，更由于顺治帝极强的求知欲，屡屡召汤若望进宫讲解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两人之间建立起超越寻常君臣之间的关系。顺治帝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满语爷爷，顺治八年(1651)一年之内，汤若望连升三次，从通议大夫、太仆寺卿到太常寺卿，官级从五品升到正三品。

顺治十年(1653)，赐给汤若望通微教师的尊号，地位，相当于国师。顺治十五年(1658)，汤若望获赠光禄大夫的荣誉头衔，官位升至正一品。不仅如此，顺治帝还经常御驾汤若望府邸，长时间畅谈。这种做法被认为尊卑不分、有违礼教，激起了朝中大臣的不满。虽然如此，汤若望仍借助与顺治皇帝的亲近关系，得到了崇高的地位和行动的自由。

汤若望早在刚担任钦天监正一职时，便在北京宜武门内建立了：一座欧式风格的雄伟教堂，参观的人员络绎不绝，顺治十四年，顺治书刻板得到妥善安置。

清政府上台，一项重要的工作是编制新历法颁行天下，代替前王朝的1日历。多尔衮命令钦天监官员负责新历法的修订。当时钦天监官员使用中国传统的大统历和回回历，推算出天文现象出现的时间与实际发生时间差距较大，影响到新王朝在百姓心目中的威望。

多尔衮对此十分不满，召见汤若望询问有关技术问题。通过同年八月对日食时间的测定，三种历法优劣顿现，汉、回历法分别相差二刻、四刻，而“西洋新法”的测算结果丝毫不差。清政府当即宜布采用西洋新法，将新历书赐名“时宪历”，不久汤若望接任钦天监正，相当于国家天文台的台长。能推算历法的人在被当时被认为懂占星术，受到官员和民众的崇拜。自汤若望以后，直到清道光年间，钦天监官员都用西方传教士担当。

汤若望早在刚担任钦天监正一职时，便在北京宜武门内建立了：一座欧式风格的雄伟教堂，参观的人员络绎不绝，顺治十四年，顺治皇帝御笔亲书“通微佳境”，制成匾额悬挂于宣武门的天主教堂，汤若望还把顺治帝御制碑文刻成石碑竖立在教堂前面。这一举动等于默认了汤若望有自由传教的权力。事实上，汤若望也经常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向皇帝灌输基督教义，顺治皇帝也阅读了有关书籍。由于汤若望的声望，中国境内的传教士都得到了保护，入教的群众竟达上万人。

顺治十八年(1661)，才二十四岁的皇帝因病去世，他的继承人是年仅八岁的小皇帝康熙，宫内由祖母皇太后照料，朝中则由四位顺命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联合执政，实权人物则只有鳌拜。随着顺治皇帝的去世，汤若望的地位每况愈下。首先是顺治末年，一个略有小名的文人杨光先写作《摘谬论》和《辟邪论》，投疏到礼部，分别攻击西洋新法和基督教，在前书中，杨光先认为汤若望别有用心地用西洋历法替代中国本土历法，是蔑视大清的恶毒之举，在后书中以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为参照系全面批驳基督教义。由于顺治帝尚在世，礼部官员拒绝了杨光先的弹劾申请。

传教士一方于康熙三年由利类思创作(天学传概)，介绍天主教的产生及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反驳杨光先的指控。文中过分夸大基督教义的神圣，激化了矛盾。这时，汤若望中风病倒，由南怀仁代其履行公务。杨光先代表着反西方传教士的一批人，包括儒士、回教徒等人，他们积极支持杨光先，使这一案件越来越复杂。

康熙三年秋到次年春天，朝廷公开审理此案，杨光先指控汤若望等人犯有三条大罪：阴谋叛逆、宣扬邪教和传布错误的天算学。长期审判的结果是，汤若望和钦天监七位官员被判处死刑，各地传教土集中到北京接受审讯，拆毁全国教堂。但在审判的最后关头，北京发生强烈地震，顺治帝的母亲孝庄太后直接干预此案，汤若望和仆人才被释放，五名中国官员仍被处死。不久汤若望病故，葬于利玛窦墓旁，集中到北京的二十五名传教士被驱逐出境。

杨光先就任钦天监监正。走马上任后，他遇到历法推算的技术问题，杨光先恢复大统历和回回历，结果当然错误百出。康熙年事稍长，不满于鳌拜的专权，从钦天监人手追查。康熙八年(1669)春，康熙仿效乃父顺治命汤若望的助手南怀仁和杨光先实地测试，以辨优劣。经过几次考查，杨光先败下阵来，被革职，病死在回安徽老家的途中。

康熙皇帝恢复了汤若望的尊号，肯定了他的贡献。南怀仁接任钦天监监正，经过这一重大曲折，中国天文学重新获得了发展的机遇，以后历任钦天监主要官员均为西方传教士。传教士在天文学上取得胜利，传教的阻力却越来越大，清政府对传教活动的控制康熙中后期以后越来越紧，最终进入全面禁教阶段。

代表人物

汤若望、南怀仁、闵明我、徐日升、安多、纪利安、索德超、福文高、南弥德、高守谦。

汤若望于1622年（天启二年）来到中国，中国是一个对宗教信仰并不是很感兴趣的国家，因此，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很少取得成功，当时受“南京教案”的影响，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又受到严重的影响，汤若望此时在中国传教，环境之艰难可想而知。

由于明朝掌管历时的官员推算的数据与天体运行规律不合，因此需要聘请一些传教士帮助校正历法，汤若望借此机会于1630年进入朝廷。

崇祯七年，编写的《崇祯历书》就是汤若望参与其中，由徐光启主持的，崇祯十六年崇祯要改《崇祯历书》为《大统历法》，准备在全国进行推广，结果第二年清军入关，明朝灭亡。

清军入关后，汤若望就将传教的希望放到了满清的身上，当时多尔衮下令要城内的居民迁到城外去，汤若望就上书多尔衮，请求准许他仍住在天主堂传教，多尔衮允许了。

随后汤若望为了能够传教，在清廷面前积极表现，以历法之事请求清廷录用，多尔衮因此下令让汤若望修正历法，清廷后将汤若望修订的历书定名为《时宪历》，开始在全国推广。

正是因为汤若望在历法方面做出的贡献，清廷乃任命汤若望奉命掌管钦天监印务，顺治帝后来更是给汤若望加官进爵，成功加官进爵，在清廷中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借助这个身份，再加上顺治皇帝对宗教的痴迷，天主教在中国迅速发展。

汤若望在清廷得势，遭到了一部分的忌讳，有人就指责汤若望传邪教，所传历法也存在问题，当时有顺治皇帝撑腰，汤若望自然不受影响，但是顺治帝去世较早，年纪轻轻就死了，康熙登基之后，反汤若望者开始对汤若望进行攻击，康熙三年开始审理汤若望案。

插播重点，康熙8岁登基，康熙三年也就是康熙十岁左右的时候，当时还没有亲政，朝政把持在鳌拜等人的手上。

在审理中，反对汤若望者围绕历法、宗教传播等多方面进行指控，经过一番折腾，历法好不好用是一说，针对传教这件事就把汤若望拉下水了。

可能对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大家都没有什么印象，但是一直有传野史说顺治曾剃度出家，就可以知道在清初的时候宗教的影响力有多大，正是针对于此，顺治帝死后，一些守旧的满清贵族开始针对这些宗教势力进行清算，不止是天主教，佛教等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案件发生不久，汤若望就被革职，并且在各省范围内将传教士缉拿京城，并且将汤若望所在的天主堂的天主像销毁。

当年年底，刑部审理后给出意见，就是汤若望等人谋立邪教，编造新书，蛊惑重任，主张将汤若望凌迟处死。

当然，这只是一种意见，在随后的审理过程中，各部门意见出现分歧，以和硕康亲王等人经过审理后，认为汤若望按照罪当处死，但是念在为清朝效力多年，现在又年老多衰，可以免除死刑。

最后基本形成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的处罚原则，想将汤若望流放，实际上汤若望被革职后，于第二年就死在了寓所。

也就是说整死汤若望的其实并不是康熙，而是鳌拜等人，从康熙后来对西方文化的推崇程度来看，还是挺尊重西方的。

当然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康熙其实也比鳌拜强不哪去，他们都知道西方文化的厉害之处，但是想要将技术普遍传播开来，尤其是传播宗教这个是万万不行的。

《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摘录:

康熙元年。三月。

甲戌朔。尊世祖章皇帝陵、曰孝陵。

九月。○己丑。礼部等衙门、遵旨会议、孝陵兴工动土、应遣武职大臣一员、内院大学士一员、礼部工部堂官各一员、总管内务府官一员、科道官各一员、率领钦天监看风水官、同往详视。从之

○癸巳。设守视孝陵副将一员、左右两营守备各一员、把总二员、兵六百名。

康熙二年。癸卯。春。正月。

○己亥。工部题营建孝陵、于二月十五日开工。照例请差督工人员。得上□日、武职大臣、内院大臣、科道官、不必差遣。著礼部堂官、同相择人员去。工部堂官、轮班前往。八旗选用才干官八员。余如议

康熙二年。癸卯。夏。四月。

○戊午。以世祖章皇帝宝宫、移送孝陵。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

○庚申。以奉移宝宫、往孝陵日期、告祭世祖章皇帝。仪仗全设。王以下文武各官、齐集。读文。奠酒。行礼。

康熙四年。乙巳。三月。

○壬寅。先是、江南徽州府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进所著摘谬论一篇、摘汤若望新法十谬。又选择议一篇、摘汤若望选择和硕荣亲王安葬日期、误用洪范五行。下议政王等会同确议。至是、议政王等逐款鞫问、所摘十谬。杨光先、汤若望、各言己是。历法深微、难以分别。但历代旧法、每日十二时、分一百刻、新法改为九十六刻。又康熙三年立春日候气、先期起管。汤若望谎奏、候至其时、春气已应。又二十八宿次序。分定已久。汤若望私将参觜二宿、改调前后。又私将四余中删去紫炁。又汤若望进二百年历。夫天祐皇上。历祚无疆。而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俱大不合。其选择荣亲王葬期。汤若望等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拟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得上□日、汤若望系掌印之官、于选择事情、不加详慎、辄尔准行、本当依拟处死。但念专司天文、选择非其所习、且效力多年、又复衰老、著免死。杜如预、杨弘量、本当依拟处死。但念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风水、皆伊等看定、曾经效力、亦著免死。汤若望等、并其干连人等、应得何罪、仍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再加详核、分别确议具奏。

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重要建筑的营造，往往离不开堪舆家相察风水，帝王陵寝尤其如此。选择孝陵，实际上是堪舆的结果。尽管目前留存下来的史书没有很明确的说法，但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根据《东华录》记载：

康熙二年六月初六日，顺治帝后宝宫已安葬在地宫里，孝陵工程还没有全部结束。康熙四年三月十六日，朝廷里发生了一件有关堪舆的重大案件。当时徽州府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向朝廷进了一篇《摘谬论》，摘录了来华外国传教士汤若望的《新法十谬》，指出汤若望选择和硕荣亲王安葬日期是误用了“洪范五行”。

于是康熙将这件案子让议政王大会讨论，逐条鞫问所摘十谬的事情，杨光先、汤若望各言自己是正确的。由于历法深微，五行玄妙，难以分辨是非，议政王等最后作出结论，认为汤若望所进200年历，都和实际情况不太符合，选择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仅用洪范五行，山向和年月俱犯忌杀。

因为事情重大，汤若望以及刻漏科杜如预、五品挈壶正杨宏量等官员八人，皆凌迟处死。但康熙下旨说，汤若望是掌印之官，做事情不加详慎，本当处死，但“念专司天文，选择非其所习，且效力多年，又复衰老，著免死。杜如预、杨宏量本当依拟处死，但念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风水，皆伊等看定，曾经效力，亦著免死”。

杜如预、杨宏量等因看风水有功，不仅是孝陵的堪舆人，就连关外三陵的改建兴工，也与他们有关系。他们选择的陵址必然使康熙很满意，才免遭杀身之祸。在这起案件中，孝陵堪舆人的真相显露了出来。这样看来，孝陵的选择与风水观念大有关联，是顺治帝狩猎途中选定的说法就显得不怎样可靠了，真相也就大白于天下。

东陵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兴建？上面已引一般观点认为顺治孝陵是从康熙二年（1663）开始兴建的。这种观点证据不少。如皇家抄本《昌瑞山万年统志》说：“世祖章皇帝陵在昌瑞山之阳，曰孝陵。康熙二年二月十五日建。”

从《清圣祖实录》中寻找资料就可以看出孝陵真正的始建年代。如顺治十八年秋七月壬申，“户部题世祖章皇帝守陵内侍共四十四名，官员人役共六十六名”。既有守陵内侍，说明已经开始筹建陵。

顺治十八年十一月辛酉，康熙谕户部有“前因世祖章皇帝山陵大工及滇闽用兵钱粮不足”句，可知孝陵的确已经继续筹建。康熙元年三月甲戌，“尊世祖章皇帝陵曰孝陵”。康熙元年九月己丑，“礼部等衙门遵旨会议，孝陵兴工动土”。康熙二年春正月己亥，“工部题营建孝陵于二月十五日开工，照例请差督工人员，得旨”。

此外，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说到顺治十八年六月“题准：建造（顺治陵）享殿、地宫，精选识地理人等”。

孝陵是清东陵的第一座帝陵，其规制承袭了明朝末年的建筑法式，又吸收了关外三陵的一些长处，对后来的清陵建筑影响很大。孝陵建有石牌坊、大红门、神功圣德碑楼、石象生、龙凤门、神道碑楼、神厨库、东西朝房、宫门、东西配殿、三座门、二柱门、石五供、方城、城楼、宝城、宝顶、地宫等一系列建筑。南北贯通一条长达5500米的砖石神路，宽达11米，是陵区的中轴线。

康熙十五年二月初十日，在孝陵之东，兴建康熙的陵墓景陵，实行了子随父葬的制度。之后，乾隆裕陵、咸丰定陵、同治惠陵均建在东陵。整个东陵共有陵寝和园寝14处。其中帝陵5座，后陵4座，妃园寝5座，埋葬着5个皇帝、15个皇后、136个妃子。东陵的风水围墙之外，还分布着亲王、公主、太子等人的园寝。

康熙版遵化州志（康熙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