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北宋钧瓷的历史真相

鲁阳山人

<h3>耿宝昌先生力挺宋钧瓷</h3> <h3>  钧瓷是中国古陶瓷史上出现的重要瓷种之一,它是在唐代花釉瓷大块彩釉斑的基础上,又创造性的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烧造出了蓝、红、紫、白等诸色相互融合的高温窑变釉彩瓷,被人称为“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这种自然天成的釉变效果为其它瓷种所不及。宋代的钧瓷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北宋皇室和达官贵人的宠爱,并被后人列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时值今日,宋代钧瓷的优秀基因还在钧瓷的故乡禹州继续传承并发扬光大,一些优秀作品还被作为国礼赠送外国政要。</h3> <h3>  关于钧瓷的文献记载,在明、清和民国时期已有很多,但近些年来,有关宋代有无钧瓷之争逐渐泛起,又延伸出了钧瓷起源金代说、元代说、明代说,就连一些国外的研究者也掺和进来,更有些拍卖机构直把宋钧改明钧,真让人如坠云雾、无所适从。宋代有无钧瓷之争有的还源于文博界内部,某文博研究人员曾在禹州收到几块宋代钧瓷方流鸡心扁壶残片并修复成型(图1),就以此器型与明代器型相类为由否定宋代钧瓷,坚持钧瓷明代说,说是“具有断代意义的典型钧瓷器形,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佐证”(关于方流鸡心扁壶下文有北宋年代证据)。这种推论极不严谨且显无知,还造成一定的负面形象,难道宋代的梅瓶、玉壶春瓶与明代器型也相似,那就要否定宋器的存在?经考古认定的宋代钧瓷,为什么有些人并不认可,而且这种论调还有相当多的响应者?笔者以多年的研究经验认为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造成:<b>一是过分相信史书,在宋至明代的文献中确实没有关于钧瓷的记载,明中后期至清代虽有大量</b><b>记载,但对于钧瓷的概念有分歧;二是没有厘清钧瓷和汝瓷的关系;三是没有找到重要的钧瓷窑口</b>。现就以上原因进行詳细解析:</h3> <h3>图1</h3> <h3>  一.在明洪武年间曹昭撰写的《格古要论》是我们常论道的重要古陶瓷研究史料,其卷下“古窑器论”中记述了宋、金、元时期及大食国、高丽等十五处重要窑口,但文中只字未提钧窑。而之后王佐在景泰至天顺年间对《格古要论》原版进行校增,使窑口又增至十六处,也未提及钧窑。</h3> <h3>  钧瓷一词最早出现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吕震等人编撰的《宣德鼎彝谱》一书,书中有“<b>内府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识典雅者,写图进呈检选,开冶鼓铸</b>。”的记载。从那时起,始有钧瓷之名,这也是目前查到的最早见诸书端的有关钧瓷记载。但在其后,关于钧瓷和汝瓷的概念区分上已经出现了异议,这应是“钧汝不分”惹的祸。</h3><h3>而在明晚期的董其昌(公元1555—1636)所著的《古董十三说》连续列出的十八个窑名却又不提钧窑。董其昌身为朝臣又是书画家和古董鉴赏家必有机遇目睹明廷的藏瓷,他既然研究了众多窑口,但为何不提钧窑呢?难道他对钧瓷视而不见吗?</h3><h3> 清朝乾隆皇帝是个著名的收藏和鉴赏家,现藏台湾故宫的钧窑如意天青釉瓷枕上有其御题“咏汝窑瓷枕”诗,难道是乾隆皇帝错把钧瓷当汝瓷了吗?对于这些疑问,下文会予以解答。</h3> <h3>  二.钧窑和汝窑的关系是我们常议论的话题,但不少人因受谬误文献的误导和一线实物资料的缺乏,始终厘不清二者的关系。何为钧窑?这要探究钧窑命名的地理名称——钧州。钧州是金朝大定二十四年(公元1184年)由原颖昌府阳翟县更改而来,当地还有着与大禹相关的古钧台,故钧窑因古迹而得名。</h3><h3> 何为汝窑?汝窑并非指特定单一窑口。现一些研究汝窑的专家学者,把北宋汝州辖区内的瓷窑,按窑址所在地名独立称呼,如临汝窑、东沟窑、清凉寺窑、鲁山窑等,这些瓷窑虽是单独设立,但实际都是汝窑的分窑或分支。汝窑是汝州辖区内多个分支窑口的总称,这才是汝窑的实质内含和本意。汝瓷从广义的角度讲,凡是设立在汝州境内所辖瓷窑,所生产的瓷器统称为汝瓷,即包括后来称谓的“宋钧”;从狭义的角度讲,只有汝州辖区内那些分支瓷窑共同烧造的具有代表性的精品瓷种(不仅仅限于天青釉色的青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汝瓷,正是这些优秀瓷种,才称得上“汝窑为魁”的盛名。所谓的“宋钧”为什么在北宋名窑记载中不见踪影?那是它们在北宋皆属汝州辖内的分支瓷窑,它们烧制的不同瓷种均属汝窑青瓷系范畴。</h3><h3> 在河南郏县档案馆编著的《三苏坟资料汇编》中有记述:“一<b>九七二年六月,郏具农民浇地时发现了北宋苏仲南夫妇两块墓志铭,言其苏轼兄弟葬于郏县钧台乡上瑞里</b>,<b>苏辙为兄苏轼作铭《亡兄子瞻瑞明墓志铭》‘明年</b>(<b>宋徽宗崇宁元年)闰六月癸酉,葬于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b>’”的记载(郏城为现河南郏县,与禹州为邻)。另有《金史》记载:“二<b>苏及东坡之子过皆葬于郏之小峨眉山,其地宋谓钧台乡上瑞里也</b>”。以此为据,所谓的“宋钧窑”是在汝州府郏城县所辖的一个钧台乡内设立,该窑生产的产品皆属汝窑瓷种,其称谓必定是汝瓷。难怪在宋代的名窑中见不到有钧窑的记载。由此而知,北宋无“钧窑”名称出现,这是有其历史原因形成的。</h3><h3> “钧窑”之名在历史文献中正式出现,是在金大定二十四年后,统治者为摆脱经济困境,设阳翟为“钧州”,将北宋时的钧台窑重新恢复生产(由于朝代更迭,行政区划也会有所调整),以烧制商品化的普通用瓷,从此“钧窑”之名才应运而生(这里请注意:这只是宋钧的延续性生产,并非此时创烧)。这些产品的器型和工艺在与北宋钧瓷的对比中可看到明显差异。有人就把在北宋烧制的钧釉瓷误认为是金及以后的产品。这就是被误解为宋无钧瓷主要原因。</h3><h3> 三.在北宋烧制钧釉瓷(为避矛盾,自以下称钧瓷为钧釉瓷)的除了有禹州钧台窑外,还有鲁山段店窑。鲁山段店窑经笔者多年考察研究认为,它烧制陶瓷历史之悠久,其烧制时间之长,无任何窑口可比拟。现已经发现曾烧制战国时期的原始青瓷、汉唐成熟青瓷,还有称为钧汝之源、有花斑釉著称的唐花瓷。有其先天的烧制钧釉瓷的条件,成熟的钧釉瓷在北宋脱颖而出已是水到渠成。<b>段店窑烧制的钧釉瓷在宋早期已经很成熟,同时烧制的汝青瓷已被誉为“诸瓷之冠</b>”(笔者已在其他文章详细披露),因两种瓷在同一窑口烧制,相互影响,也就衍生出了不少似钧又似汝的器物(图2、3、4、5 ),就又产生出了“钧汝不分”之说。</h3> <h3>图2</h3> <h3>图3</h3> <h3>图4</h3> <h3>图5</h3> <h3>  钧台窑以烧制带数目字的御用花盆而出名,还有出戟尊、鼓钉洗等几个器型;而段店窑烧制带数目字的钧釉瓷除了以上几个器型外,还有玉壶春、葫芦瓶、方盘、罐、渣斗等,器型繁多;釉色有月白、乳白、全紫、全红,白紫斑、红白斑、里蓝外红等,五光十色。钧台窑与之相比已是小巫见大巫。钧台窑历史上只是普通小窑,就其烧制历史、规模、品种、工艺、地位等远不及鲁山段店窑,经考古发掘后确认,其钧釉瓷在宋晚期才烧制。段店窑的产品遍及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就连近几年拍卖市场屡创价值新高的钧釉瓷大部出自段店窑。</h3><h3> 汝青瓷和钧釉瓷是段店窑在北宋时期的两大主要品种。后来成为皇家赏识被誉为诸窑之瓷。青釉瓷不少器物的底部刻印有官款和年款(笔者在有关文章中已有披露,不在此赘述),从这些款识中让我们认识了这些器物的使用者及烧制的年代。而同期的钧釉瓷也有类似的官款和年款,但较稀少,这与施釉工艺不同致釉层厚有垂流,及釉下刻字不清晰有关,但从辨认中也可了解到钧釉瓷的确切烧制年代与用途。从<b>仅有的年款中可以看到钧釉瓷从北宋早期的太宗、真宗时期到中期的仁宗</b>、<b>神宗时期,至晚期的哲宗、徽宗时期,基本贯穿了北宋整个时段。</b>下面就笔者收藏和收集到的段店窑北宋时期钧釉瓷款识一一展示,目的就是要推翻强加于宋钧头上不实之词,恢复其本来历史面目,以实物证据为宋钧瓷正名。</h3> <h3>1.&nbsp;蓝釉红条纹“太平”刻字拍鼓(图6),长28厘米左右,鼓面上下釉下刻“太平”(公元976—983年)二字,应为宋太宗年号。</h3> <h3>图6</h3> <h3>2,蓝釉红斑梅瓶(图7),高25厘米,瓶身釉下刻字“太平二年”(公元977年),为宋太宗年号。</h3> <h3>图7</h3> <h3>3.&nbsp;月白釉红斑玉壶春瓶(图8、9),底方章款“大中祥符”(公元1008——1016年),该款为宋真宗年号。</h3> <h3>图8</h3> <h3>图9</h3> <h3>4.&nbsp;青釉红斑连座瓶(图10、11),高35厘米,底印方章款“天禧年制”(公元1017—1021年),该款为宋真宗年号。</h3> <h3>图10</h3> <h3>图11</h3> <h3>5.&nbsp;青釉梅瓶残底(图12),底刻字为“景佑”(公元1034—1037年),为宋仁宗年号。</h3> <h3>图12</h3> <h3>6.&nbsp;青釉梅瓶残底(图13).底刻字为“宝元”(公元1038—1039年),为宋仁宗年号。</h3> <h3>图13</h3> <p class="ql-block">7.&nbsp;蓝釉红斑梅瓶,高25厘米。底刻字“至和”(图14、15)(公元1054—1055年),为宋仁宗年号。</p> <h3>图14</h3> <h3>图15</h3> <h3>8.&nbsp;青釉红斑纸捶瓶,高20厘米(图16、17),底刻字“庆历元年鲁山段家窑”,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为宋仁宗年号。该瓶釉色也有人称为“钧汝不分”。</h3> <h3>图16</h3> <h3>图17</h3> <h3>9.&nbsp;青釉红斑水仙盆,长22厘米(图18、19),底刻字”贤体龙临 臣庶勿用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年款为宋仁宗年号。</h3> <h3>图18</h3> <h3>图19</h3> <h3>10.&nbsp;蓝釉红斑六棱尊,高20厘米(图20、21),底刻字“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为宋神宗年号。</h3> <h3>图20</h3> <h3>图21</h3> <h3>11.&nbsp;蓝釉红斑花口长颈瓶,高25厘米(图22、23),底方章篆字“元祐年制”(公元1086—1093年),为宋哲宗年号。</h3> <h3>图22</h3> <h3>图23</h3> <h3>12.&nbsp;海棠红出戟尊,高30厘米(图24、25),底刻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为宋哲宗年号。</h3> <h3>图24</h3> <h3>图25</h3> <h3>13.&nbsp;玫瑰红方流鸡心壶,高20厘米(图26、27),底刻字“建中靖国”(公元1101年),为宋徽宗年号。</h3> <h3>图26</h3> <h3>图27</h3> <h3>14.&nbsp;蓝釉红斑葫芦型茶台,长36厘米(图28、29),底印方章款“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为宋徽宗年号。</h3> <h3>图28</h3> <h3>图29</h3> <h3>15.&nbsp;紫红釉短流执壶,高18厘米(图30、31),底刻字“崇宁”(公元1102—1106年),为宋徽宗年号。</h3> <h3>图30</h3> <h3>图31</h3> <h3>16.&nbsp;蓝釉红斑花盆连座,高26厘米(图32、33、34),底刻字“大观”(公元1107—1110年),为宋徽宗年号。</h3> <h3>图32</h3> <h3>图33</h3> <h3>图34</h3> <h3>17.&nbsp;外青紫釉帽檐洗,长23厘米,高7厘米(图35、36),底手刻字款“政和元年”,政和为宋徽宗年号(公元1111年)。</h3> <h3>图35</h3> <h3>图36</h3> <h3>18.&nbsp;蓝釉红斑佛塔,高61厘米(图37、38),底刻字“宣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为宋徽宗年号。</h3> <h3>图37</h3> <h3>图38</h3> <h3>19.&nbsp;外玫瑰红内蓝釉水仙盆(图39、40),口长26.2宽17厘米,底长23.8宽14厘米,高7.8厘米,底部刻“一”和“宣和二年”款,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为宋徽宗年号。</h3> <h3>图39</h3> <h3>图40</h3> <h3>  以上是笔者收藏和收集到的钧釉瓷带年款的一部分,虽然带年款的只占整个宋钧的极少数,已经证明北宋时期钧瓷的真实存在。除了上述这些带年款之外,还有刻印“奉华”、“蔡”、“官”、“赵赐”、“大宋御窑”、“御书房珍宝藏”等款识,因篇幅有限不再赘述,但从这些款识中足以证明这些宋代钧釉瓷的性质和使用者的身份。由于以上实物并未有公开和记载,了解实情者并不很多,一旦经考古发掘证实后,必将颠覆现有认知并改写现行陶瓷史。由于历史的原因,宋时并无钧瓷的称谓,也不可能有钧瓷的名词出现,这些精美的钧釉瓷都包涵在大名鼎鼎的汝瓷之内,是汝瓷众多家族中的优秀成员之一,这也是后来出现的“钧汝不分”之说的缘由,董其昌和乾隆皇帝把钧当做汝也就不难理解了。“汝瓷”这层笼罩在宋钧身上美丽的外衣已经迷惑了无数为之探究之人,随着人们认知的转变,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去透过表象看清宋钧的实质,以还原其历史本来面目和应有的历史地位。以上论述已经清楚地阐明了钧瓷的前世今生,宋代有无钧瓷之争至此可望得到彻底平息。(完)</h3><h3>&nbsp;</h3><h3>&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2019年5月30日 于郑州</h3><h3>&nbsp;</h3> <h3>乾隆皇帝御题诗天青钧釉瓷枕</h3> <h3>乾隆皇帝题诗瓷枕</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