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侯志强

　　亲爱的父亲和母亲，虽然已离我们远去，而我们的思念之情，却越来越浓。感恩之情，将伴随我的一生。

父亲侯銘奕，生于1915年12月，卒于1970年2月，山西浑源人。

母亲王轮影，原名玉桂，生于1921年6月，卒于2006年2月，山西汾阳人。

　　我父母是随7军来到天水，来到军分区。分区座北朝南，分前后3个院子连在一起，前院有高高的大门，一进门是分区的警通班，马路直对着大礼堂，两侧住着分区首长及家属。

大礼堂西侧有一敞开的小门，过去就是中院，四周都是住房，由砖砌的通道相连，院中有石子路直通后院。

　　后院是军分区办公的地方，有一座两层的小楼，机关在小楼里办公，总机室，打字室都设在四周的小平房里，楼前有小花园。

　　我从小就一天缠着父亲，父亲快下班了，我就在半路上去等着，一见到父亲，我就急着叙说我的快乐，有时也叙说我的委屈。

父母喜爱山西老家的晋剧，天水也没晋剧团，父母就从收音机里收听，我记得父母最爱听果子红演唱的《打金枝》。该剧讲叙郭子仪一家与唐王的故事。是晋剧的代表作。

分区旁就是电影院，当年天水只有这一家影院，父母常领我们去那看电影，电影院收票的老马和老杨，我们从小就熟悉了。

小时侯，我们家着贴着《穆桂英与杨宗保》、《柳毅传书》的彩画，我们觉的很美。

　　分区离新华门小学最近，而且条件也不错，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对我们兄妹的起蒙教育看得很重，我们兄妹都在那上小学。

59年秋天，天水步校的保育小学成立，不仅步校的子弟，军分区、地委、专署等机关的子弟都可以上，那可是天水最好的学校，我姐、我、还有我妹妹都去保小上学，学校寄宿，每周回家一次。学校操场有浪船和滑梯，学校伙食挺好，午饭后还发水菓。住集体宿舍，生活由阿姨照顾，定期到步校澡堂洗澡，换下的衣服统一由步校洗衣室浆洗。

　　我们随步校学员一起看电影和文艺表演，夏天去步校游泳池学游泳……。

总之，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好和幸福，那段的日子多么令人难忘！

　　到了60年，不知是因为天灾还是别的原因，饥饿向我们袭来，美好已不复存在，

那时我们还都小，常常覚的肚子饿，吃不饱饭。

60年，我哥已经当兵去了，我们几个稍大点的在步校的保小住校，但一到礼拜天，或者放寒暑假，都在家里呆着，整天等着吃饭。

那时，我父亲在分区食堂吃饭，这是上面规定，所以不能接济家里。我们几个又是小孩，粮食定量少的可怜，那敢吃干的，到了冬天，厨房和大锅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我母亲就在取暖的火炉上，用小鋁锅给我们做玉米面糊糊，一人一份，我们那时也不懂事，大点的有时难免为你多我少争闹个不休，我母亲总是把她的那份添给我们。

礼拜六回家，学校发个小票证，在家长下个月交费时，可以退还一天的銭粮，我也知道家里粮食金贵，发的票装在兜里，老是摸来摸去，有时就拿在手里，不知怎得，我还是丢过几次，当时难过极了。

　　困难时期，分区干部、家属与市民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供应，仅这些景德镇歺具，还成为我家的奢侈品。

　　那时，不仅粮缺，菜也缺，油也缺，啥啥都缺，城里城外的榆树皮都剝光了。黑市上玉米面都3块1斤了，天哪，那时候普通人每月30几块的工资要养活一家人啊！就这我们家还买不着，军分区彭司令员家有个保姆，挺有办法，母亲偷偷托她给我们买点，添补家用。

父亲在房前屋后，种些蔬菜。军分区后院有个简易菜窖，其实也就是四面打的土墙，冬天放菜，上面盖草簾的那种，开春就没用了，空旷在那里，地方还不小，也不知父亲什么时候把地开出来，里面种了许多南瓜和玉米，一到礼拜天，父亲自制工具，去中院厕所掏粪，然后施到庄稼地里，我姐常去协助。

父亲常领我和我姐，去分区后院铲老城墙表土，父亲说老城墙多少年了，经过分吹、日晒、雨淋的，己经是很好的肥料了。父亲就拿长把铁锹，把那城墙表面发黑的土铲下来，越黑肥力越大，铲下的肥土装在筐里，我和我姐两人抬着，父亲把肥土施在瓜苗傍，那时候，瓜可以顶粮呢。

　　那时，我母亲为了我们，去北关分区的加工场干活。主要是做豆腐，也去附近泰山庙打猪草，我们周日回来，母亲就带我们去加工场的食堂吃饭，虽是粗粮瓜菜，总比家里好点。

我母亲在加工场干活几个月，开的工钱很少很少，母亲舍不得花掉，就为家添了套雕漆桌凳。工銭已经没有剩余了。

那时我弟志力，特喜欢一个瓷作的的小鸡，挺漂亮的，有时含在口里，谁知一不小心嚥了下去，这可把我爸妈急坏了，听别人说，吃点土豆、艽菜可以帮助排出，那年月，土豆也是金贵东西，母亲在街上从贩子那来买来，弟弟吃了以后，母亲一直捡查排出的东西，一直到找着，才松了一口气，

　　1963年，灾害过去了，国家经济逐步恢复，但仍然很困难，吃食堂的风气也改了。父亲回家吃饭，按规定供应85粉，也没粗粮，而我们都是与市民一样，粗粮很多，就是细粮也是又黑又粗。

那时分区都那样，因为上班干部挣钱养活家里不容易，都吃点小灶。我母亲见我父亲身也不好，总想让他吃好点，可父亲见我们都在长身体，总舍不得自己吃，全家都吃一鍋饭，最好就是吃个山西的拉面。

那时，我都上初中了，弟弟妹妹也上小学，我因为是男孩，衣服费的要命，特别是鞋子，我穿上鞋前头总是顶个洞，棉鞋后头总是倒跟，我记得母亲将事先准备好的旧布下角料，用浆糊一层层粘起来，晒干收好，做鞋底材料。干活时母亲在家门傍，挂一把麻，坐在小橙上，挽起裤腿，在腿上不停的搓，腿都搓红了，想到这，我的眼泪不由的流出，母亲搓好麻绳，还要纳鞋底，一针一针，手都勒出了血印，我记得母亲总是不停的干活，真是让我刻骨铭心。

上学了，我们几个都在长身体，一天要吃好多，中午一锅子面也要一大锅了，晚上吃饼或馍，还要做出第二天上学带的干粮，母亲起早贪黑，一天没有停过。而且母亲做饭从不让我们帮忙，怕影响我们学习，吃饭按时按点，怕担误我们上学。

　　那年月，买啥都凭票供应，我们家兄妹多，每年一人就那就那么几尺布票那够呢，母亲总是把旧衣服改来改去，那时衣服都是棉布的，不经穿，母亲给我们缝缝补补，换下的衣服总是母亲来洗，那时，分区前院只有一个水笼头，冬天水笼头里的水也冻住了，还要用开水浇才能化解开，水多冷啊，谁家也舍不的添热水，家家柴火也缺，母亲就是在那样的条件，让我们能穿的干干净净，多么的不容易。

　　父母一生的经历，我小时候基本不知，还是当兵以后才慢慢知道。

那时父亲小的时候，一家以造纸维持生计，由于长年劳做，爷爷奶奶不幸早年病逝，父亲成为孤儿，四处流浪。后走西口，来到绥远（呼和浩特）和包头，继续以造纸维生。当时寄人篱下，倍受歧视，塞外冬天零下三四十度，要破冰赤脚下水捞取纸浆，其艰辛可想而知。

父亲在幼年和少年时期，过着颠沛流离，孤苦零仃的生活，想起就令人心酸，催人泪下。

父亲于1937年5月，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抗日决死纵队，在吕梁山区与日伪军展开了殊死的战斗，父亲是吕梁军区的侦察员，常到边区和敌占区侦察敌情、抓俘虏，经历战斗旡数。

吕梁军区组建7纵，父亲又参加了太原战役，最为惨烈的攻克牛驼寨战斗，使7纵一战成名，威震天下。后7纵改为7军，父亲任7军军部二科（侦察科）副科长兼侦察队队长，参加陇东战役，1949年8月3日，解放了天水，父亲一直留在天水军分区。历任动员科科长、副参谋长。

　　母亲出生于医药世家，外公早年行医，后成为汾阳教会医院员工，大舅由汾阳教会出资，就读于山东齐鲁大学学医，毕业后就职于汾阳医院，因医术高超，在汾阳、平遥、介休、孝义诸县知名度极高，母亲由大舅供其上学，毕业于汾阳中学，出任小学教员，在当时社会，并不多见。

1945年，母亲放弃较为优越生活条件，毅然投身革命，任7军家属队文书、文化教员。

　　母亲性格开朗，心灵手巧，在分区的文艺晚会上，她演唱的山西民歌《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极具山西民歌特色，受到大家一致鼓掌。

母亲不仅搞好自已家的家务，房前屋后扫的干干净净，也经常清扫马路，被分区评为卫生标兵，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由分区拍摄的。

母亲做饭又快又好，油糕炸的又软又糯，粽子包的有棱有角，而且从不散包，端午节前，母亲常帮别人家包粽子。

母亲一直呵护着我们，我记得文化大革命武斗其间，我们被赶出一中住在二中，母亲常来看我，武斗不断升级，由大刀长矛升为枪支弹药，母亲怕我们受到伤害，准备带我和我姐回山西老家躲一躲，我姐不願走，后来母亲带我和我弟回了老家。

　　父亲在分区工作很忙，经常去农村乡下，做征兵动员工作，一个乡一个乡的跑，还要安排体捡、政审、集结等工作。在乡下吃住都很艰苦，如果下乡，带有防身用的小手枪。这幅照片是父亲在农村进行征兵动员时拍摄。

        我还是在新华门小学上二年级时，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结束，在工人俱乐部召开欢送新兵大会，父亲带我一起去，会上，父亲在主席台上讲话，会后，还举行了晚会。

      那时的体委，全名为军事体育委员会，主要领导仍由军人担任，父亲负责体委的工作，我在天水一中上学时，学校召开运动作，父亲代表体委，在开幕式上讲话。

　　这是父亲在兰州军区速成学校的笔记和工具书。

父亲不仅自己学习抓的很紧，很认真。还一直告戒我们要好好学习，长大才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才能有好的前途。

　　父亲喜欢花，特别是喜欢菊花，菊花千姿百态、五颜六色，而人们更是看重它迎霜傲雪的品德。

父亲在分区时，种些瓜、菜、玉米，退休后因为全国经济情况也好了，父亲就改种菊花，、大丽花、十三太保等花卉。父亲种菊花最为出色神奇，每株菊花打三次头，到开花时，花开九朵，花形株高，恰到好处。

更奇的是父亲种的菊，一株上可以开出形态各异，颜色不同的菊花，原来是父亲领着我姐，对部分菊花进行了嫁接。

我听我大哥说，解放初期，因为是和平年代，部分部队要转为农场，所以，组织上派父亲去东北学习农业技术、果树栽培。谁知还真派上了用场。

　　66年我初中毕业，兰州军区机要学校到天水一中招生，我想去报名，父亲也大力支持，因为是军人子弟的原因，政治可靠，一中初三全级就招收两人，除我之外，还有我班同学白昱，他是专署白专员的孙子，一切手续都办好，负责招生的与我俩都谈话通知了，因为文化大革命军校都停办了，我俩也是白忙一场。

　67年初，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步行串联节段，我和我班同学准备步行长征去延安，我母亲见我才16岁，又没出过家门，不想让我去，而父亲说一起还有同学，出去缎练缴练也好，这样我才有了鍛炼机会，还别说，我到部队有过两次拉练，我能轻松的通过，这与那次步行去延安的锻炼分不开的。

　　68年初，我还在咸阳三舅家，父亲来信说征兵开始了，让我回去报名体检，我回家后，父亲领我去东关民警队征兵体捡站体检，一切都很顺利，我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总是父亲指引着我们走上革命之路。

上一中的时侯，我姐就具有军人的天赋，射击非常优秀，父亲那时还分管军事体育，支持我姐参加射击队，我姐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天水代表队赴省参加比赛，并取得好成绩。

　　文革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父亲支持我姐到礼县何家庄下乡，当时何家庄出了一位中央委员，名气很大。我姐常代表何家庄民兵连来分区汇报演出。

我哥60年入伍，在天水步校当兵，后转为学员，毕业后成为一名职业军人。

70年母亲送我小妹去当兵，成为一名铁道兵战士。

我们的家庭，与部队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是父亲给我的来信

　　我当兵之后，部队开展忆苦思甜，讲革命家史，父亲立即来信，讲叙他旧社会受的苦难，讲叙他是如何走上了革命道路，让我听党的话，跟党走。

70年2月14日，父亲因病去世，干休所王科长给部队去电话，营政委将这一噩耗告诉我，我也不顾政委在场，蒙在被里大哭一场，久久不能停止，父亲早逝，我的心在流血。

　　父亲的追悼会由天水军分区司令员王根发主持，甘肃省军区，天水军分区，天水地区革委会，天水驻军及各县武装部来人参加并敬献了花圈。父亲被兰州军区追认为革命烈士。

　　父亲去世后，母亲独自承担家庭生活重担，为全家的柴米油盐和衣食住行操劳着，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不幸几次骨折，受尽病痛之苦。2006年立春那天的早晨，辛劳一生的母亲离开了我们，不知怎的，推开屋门，外面静静的下雪了。

亲爱的父亲母亲 ，

我们永远怀念您们！

人民世世代代不会忘记您们！

共和国不会忘记您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