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　亲　的　故　乡（原刊《新青年》） 张运涛

徒步上天

看过很多写故乡的文字，总觉得故乡于我，是一个很虚很远的词。

在我10岁以前，我们一直住在淮河以南的一个小村庄里。那是一个到处是水的地方，除了给我们带来了吃不完的稻米，还有水仗、抓鱼的回忆。那个时候，象所有的孩子一样，我只知道玩乐，没有忧愁，体会不到生活的富裕或窘迫。

不记得具体哪一天，父亲突然决定离开那个叫余湾的小村，搬到淮河北面父亲的老家，张湾。印象中好象当时有很多人来我们家游说，说是那边连宅基地都没有，为什么这么匆忙呢。父亲反复对姑姑讲过的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那可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过的老家啊！”这样的话，让小小年纪的我心里充满了对父亲故乡的向往。现在想来，或许与父亲瘫痪过两年有关，归根，让他有更踏实的安全感。

张湾，是一个全村人都姓张的大村庄。而我父亲这一枝，也是村里最大的家族。家还没有安顿好，我就去了学校，隔着窗户看到那些简陋的土桌，对新家的好奇全被失望代替。我那时正上小学五年级，在有关故乡的作文中，都把笔墨无一例外地泼给了余湾。那些童年的纸风筝，啪嗒啪嗒能自动扣上的文具盒，还有姑姑送给我的小皮鞋……余湾给我的是精神和物质的富足，这一点远不是大人们口中的故乡所能取代的。直到上了高中，我还是盼着有机会回到那个余湾，在姑姑家享受四菜一汤的家常生活。

高中是在远离张湾的县城完成的，当然要寄宿。枯燥的学习，禁锢的生活，让每一个喜欢斑斓生活的年轻人都喜欢回家的感觉。家虽然破点，但是自由啊。可是，往往是回家后又盼着返校，处处拮据的日子让一个初谙世事的小青年意识到了贫穷的滋味。每一次去学校前，我都不敢提钱，好象那个话题就是一颗地雷，谁也不愿先踩上去。每次都是尴尬地跟在父亲或母亲的身后，一家一家地去借一个月五元的生活费。

暑假里，我和父亲推着一辆载满辣姜的人力车去100多里远的信阳。其间要趟过淮河，翻过一座山，才能走上柏油马路。一路上心里凉凉的，我知道这样的日子或许就是我将来的生活，我的父辈们每天都在重复着这样的疲累。晚上，住在五角钱一晚上的小旅馆里，父子俩相对无言。我更加发奋地学习，希望课堂上学到的《政治经济学》能发家致富。

考上大学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不想过父亲这样的生活，离开这个叫故乡的张湾。那一年，我们附近的十里八乡都知道了张湾村。我父亲这个家族的显赫，不仅仅是香火旺——父亲这一辈总共有11个男丁，还因为，只有我们这个家族出了大学生，而且不只1个，是5个。

可是，像我这样一直受正统教育的唯物主义者是不会把生活与这些联系在一起的。我只记得我上大学的那年，弟弟摔折了胳膊，全家人坐在屋子里把准备做种子的蒜瓣一个个地用剪刀剪掉须和杆，卖掉换钱给弟弟治病。杯水车薪，那些钱远不足以把弟弟送到正规的大医院，他的胳膊最终只能伸到150度左右。那是我第一次为这个穷困的家落泪，无声无息地，在周围凄凉的哭声中显得那么无助。

走了，终于有理由不回家了，大学虽然在一个并不算太远的城市。第一年，我在笔记本上认认真真地记下了我所有的花费，145元。穿着土土的布鞋，在全是水泥地的大学校园里奔走。

工作分配经历了小小的波折。去县城教育局时看到我名字后面的工作单位是我们乡的中学，这是意料中的事，一个在城市没有任何背景的外来户，不可能为我谋得更好的工作地点。我很难过，不是因为工作在乡下，而是因为单位离我不想面对的生活太近了。我木然地去领派遣证，却被告知要再等等，“研究一下”。我后来才知道，当时的县城高中实在没法开课了才临时把我要了过去。这次阴差阳错，改变了我一辈子的命运。父亲有些骄傲，像是他自己造就了我的学业以及我在城里的工作。

去单位报到的那晚，我很踏实，终于离开了这个让我沉重的村庄。

每年的清明节，我还是要随着在城里工作的叔叔们回父亲的老家张湾。他们都在城里谋着大大小小的官，我这个教师在他们面前有点自惭。不过，回到家乡便都成了人人艳羡的城里人了，借着祭奠祖先的名义，个个都是意气风发。我的辈份最晚，跟在他们的后面，在村里很自豪地走一遍，再去那我已分不清谁谁谁的坟地。总之，光宗耀祖就好了。

听说有一年，我们的祖坟被哪个眼红妒嫉的人挖了，说是想破破我们几百年来一直很旺的风水。

这么多年来，我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归向城市，比如已经习惯把偶尔回家说成是下乡。我们家有条小狗名叫来福,每次到了村头远远地听到来福的叫声我都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到了家门口,来福像早已与我很熟络的样子,围着我转。有一段时间到处都是狂犬病的新闻,我就打电话回去,要父亲把来福卖掉。可是,等到我再回去时,来福的叫声还是远远地从家里传来。母亲讪讪地说,养了几年了,怪舍不得的。父亲从来没有埋怨过我回家的次数少,可是,从他们对来福的感情看,一条狗养了几年就舍不下,更何况养了一个人几十年呢?我总是很坦然地把这种状况归为工作忙，都是生活给逼的。后来有了电话,回去的次数就更少了。遇到不得不在老家住一夜的时候，父母自然高兴得不得了，像客人一样招待我——新买了毛巾，新换的铺盖，杀鸡……反正都是待客的礼数。我有些忐忑，转念想想，我已经给他们挣足了面子，很多邻居都把我当作教育孩子的例子。我不在家时,人前人后,父亲还是在几乎没有人上学的村庄里以有一个做高中教师的儿子而骄傲。

夜晚，躺在床上看着墙壁上挂着的已经蒙了厚厚灰尘的琴盒，忽然联想到我的音乐细胞也许是父亲遗传的。可是，长大以后好象再也没有听到过父亲抚弄过他的二胡。那忧伤婉转的弦乐，其实正合了我们家的生活。

今年6月，我在青岛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连夜往老家赶。妹妹在电话里已经泣不成声了，父亲真的不行了。

按农村的习惯，父亲被挪到摊着稻草的地上。他的眼睛一直向着门口，直到我回去。妈妈哭着说，他就这样一直坚持了一天一夜，他是想临走前再看看他最亲的人。这是我第一次没有以一个唯物主义者的身份看待死亡。整个葬礼，我格守着我曾经很不屑的农村的所有旧习，争取用农村里较高的规格告慰父亲的灵魂。现实中，我没有能力改变父亲的命运，我只希望，如此的安排能让父亲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好一些。

父亲如愿葬在我们的老祖坟里，墓地也是经过仔细勘探过的，用风水先生的话说，是躺在奶奶的怀里。

张湾，再也不是父亲的故乡了，它像一件家传的宝，交到了我的手上。而我那10多岁的儿子，也像我当年那样，对张湾没有什么真切感情。他只有故城，哪有什么故乡。

9月份，学校发了一张表格，上面有祖籍一栏。以前我都是漫过去，这一次，我工工整整地填上张湾村。后来看湖南卫视的超女总决赛，单亲的艾梦萌对节日里伤感的母亲说，有妈的地方就是家。我心里一颤，这难道不是我一直想要找的答案吗？

故乡，其实就是有你最爱的人坟茔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