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话驻陕国军将

黄镇山

疑似共党胡宗南

胡宗南率25万大军与毛泽东率2万西北野战军在陕北打了一年，胡屡吃败仗，毛胜券在握。原来就觉得肯定有内奷，后来也听说中共在台湾还有极高层阶的间谍。可想而知，疑似胡宗南。胡出身贫苦，早年思想左倾，艰苦朴素、不爱钱财、不好女色，是个理想主义者，的确是个理想的地下党员人选。胡终生没有暴露共党身份，以国民党要员病故台湾。

1947年初，当蒋介石攻不动北满根据地时，他知道事情糟了。蒋需要战场上的胜利，来鼓舞士气。他想出了攻占中共大本营延安这个主意，在3月1日的日记里写道：占领它‘对于政略与外交，皆有最大意义’。蒋把这个重任交给他最信任的胡宗南将军。

美国有人在大陆、台湾经过多年调研认为：胡宗南的真实身份，和张治中一样，是黄埔出身的红色代理人。1924年，孙中山获苏联出钱出师资，组建国共合作黄埔军校，蒋介石做军校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苏联当仁不让地在军校里埋下许多红色种子。

胡考黄埔军校第一期，在上海初试落选，遇见时为国共合作中执委的主考官毛泽东，破格推荐胡到广东黄埔复试；胡去复试又因个子矮淘汰，被黄埔军校国民党左派领袖、共产党挚友廖仲恺见毛推荐信而破例录取，毛是胡进取的恩人、救星。军校里，大家都认为他是共产党，因为他与军校卫兵司令胡公冕过从甚密，胡公冕是公认的共产党员。这时贺衷寒等有影响的人物为胡说话，加上胡又发起组织了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他就没有被当作共产党人对待。两胡一直是好友，抗战时蒋派胡守在延安南边，胡有时派人去延安，派的就是胡公冕。

胡宗南有个亲密朋友是军统头子戴笠。胡结婚是戴笠做的媒。戴笠命令胡军中的特务把上报的情报抄送胡一份，这么一来，没人敢报告任何对胡的怀疑。

1947年2月28日，蒋令胡部署进攻延安。同一天，毛就得到了情报，决定延安紧急疏散。3月18到19日，胡占领了延安。国民党大吹大擂称这是伟大胜利。但是胡占领的仅是一座空城。

毛在陕北只留下两万人部队，不到胡25万大军的十分之一。他坚持不准其它战场抽调兵力入陕增援。对延安即将失陷而惴惴不安的共军高级将领们，看到毛如此胸有成竹，既吃惊，又敬佩。

更令人惊叹的是，向来注意安全的毛，在胡进城前几小时才离开。胡军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警卫员们催了又催，他就是不走。最后说走，车门为他打开了，司机启动了发动机，再次提醒他，他却背着手站着不动，眼睛凝视着延安的标志宝塔山。胡军的枪声已在近处响成一片时，毛才不慌不忙地向北动身，乘坐原美军观察组留下的吉普车。跟他同车的有现任参谋长周恩来，一路上，毛和周说说笑笑，用警卫员的话说：‘好像这不是一次撤离后的行军，而是平常的旅行。’

到了延安东北30公里的青化砭，毛叫司机把车开慢，凝神四下看着。车路沿着一条狭长的河谷，两边是黄土大山，被山洪暴雨冲刷成无数崖峁沟壑，是打埋伏的好地方。警卫员看见毛一边细看，一边‘情不自禁地点着头’，觉得‘很迷惑，不知道他的眼神和动作是什么意思’。一个星期后才明白，3月25日，胡军第31旅旅部和2900官兵在这里走进了共军设下的埋伏圈。

四天前，毛在陕北的全部军队两万余人就已在青化砭设伏。而胡的31旅是在中计的头一天，才从胡那里接到命令去青化砭。据少将副旅长周贵昌说：还未到青化砭时，他们探知那里有伏兵，当即电报胡。胡‘来电斥责说：“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概，绝对要按规定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这个旅只好硬着头皮往前，结果被全歼。这时，胡把主力派往反向安塞，使其不可能来青化砭救援。

4月14日，胡军135旅在延安正北羊马河又同样中了埋伏，死伤加俘虏5千人。就像在青化砭一样，可能援助的胡军主力远在西南方被高山深峡阻隔的另一端。

共军第三个胜仗，是打下延安北边50公里处的蟠龙，那里储存着面粉4万多袋，军服5万多套，武器弹药不计其数，是胡全军的补给基地。胡只派一个团加旅部直属队守卫，把驻扎在那里的两个兵团七个半旅派往远在北方的绥德，说是共军主力在那里。4月26日两个兵团从蟠龙出发，两天后发现共军好几个旅的大部队正朝跟他们相反的蟠龙方向运动。他们认为‘部队不宜前进’。但胡仍坚持命令他们 ‘急进绥德’。5月2日到达绥德，等待他们的是空城一座。就在这一天，已把蟠龙团团围住的共军开始进攻。战前一两天，蟠龙守军发现四周有大量伏兵，据守军167旅少将副旅长涂健说，‘我们判断解放军主力确已在蟠龙地区集中，并有积极围攻蟠龙的企图，于是我们即刻向胡报告。不料胡接到这一报告后’，‘认为我们是有意夸大敌情’。

蟠龙两天后失守，胡军在陕北的前进补给站的物资、武器便全部落在共军手里。据胡手下连长徐枕说：由于物资尽失，部队主食靠空投，天气热了，还脱不下充满血腥味和汗臭的冬衣，单军装都因储在蟠龙而落到共军手里。士兵没有鞋穿，只好从腐尸中脱取鞋，虽然竭力清洗，依然恶臭扑鼻。疾病蔓延，但是药品也都随蟠龙而失去。‘对战力之损耗，实难以估计。’

共军在胡军占领延安不到两个月就打了三场大胜仗，新华社向全国广播，宣布毛依然留在陕北。这一消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毛没有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被赶走，陕北还是他的天地。

在胡占领延安的一年中，胡军被调来调去，从来找不到共军主力，反而不停地中埋伏，一场大似一场。中共牢牢掌握着陕北大部分地区，毫无顾忌地热火朝天搞土改。毛离延安不出150公里。他的随从从800人增加到1千4百，包括一个骑兵连，还有一组规模庞大的电台，一天24小时工作，跟全国各地的部队、根据地保持联系。每天，毛都用电报向全国各战场发出指示。毛首次在陕北领地畅快旅行，跟长征不一样，这次他谢绝坐担架，自己走路、骑马，身体练得十分强壮；旅途中厨师做他爱吃的香肠、辣椒；他睡得香，甚至不用吃安眠药；他兴致勃勃地游山玩水，还让从东北前来的摄影队拍了好些镜头。

毛有次遇险。那是1947年6月，他在王家湾村子里逗留了将近两个月，在农民家里，他住得很惬意，每天散步、跑马。天热了，警卫员给他在室外搭了个凉棚，用树枝叶编织成田园风味的棚顶。毛很满意，黄昏时爱坐在凉棚里看书，念英文以作消遣。

6月8日，胡手下军长刘戡带着部队突然出现在附近。原来，毛住地的一名小学教员逃跑了向刘报信，说村里有很多电台。刘估计毛就在这里，出其不意的到来，毛要彻底安全只能往东走，过黄河进入根据地，船和汽车一直停在黄河边日夜待命。但问题是路太远了，他们跑不过刘军人马。毛只能往西去，朝戈壁滩走。决定作出后，村里老百姓被集中起来往相反方向‘转移’，想引开刘军。

那天下着大雨，毛拄棍跋涉。电台静默，以防被发现。只有一架电台在紧张地工作着，或许是跟胡联系要他把刘戡调开。毛在陕北时，跟胡军中的电台联系从未中断过，管发电报的机要人员曾说： ‘他们的行动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还说：‘我们的人的身份有的直到现在也没公开。’

刘戡真的被调走了。6月11日晚，他就在毛的屁股后面，近到毛的警卫能听见他的队伍说话，能看见他们的火光，毛的警卫紧张得‘头发都快立起来了’，正当他们准备誓死保卫毛时，毛满面笑容地从窑洞里出来，说敌人要退兵。果不其然，警卫们瞠目结舌地看到，刘的队伍沿着山沟跑过，没碰他们一根毫毛。胡给刘下了死命令：‘向保安南之双儿河集结，限14日拂晓前补充完毕。’保安曾是毛的首府，胡声称‘匪主力’在那里，刘非得按期到达参加‘围剿’不可。结果保安又是空城一座。毛的随从们为毛的 ‘神机妙算’惊叹不已。毛给黄河东的中共领导发了封口气轻松的电报：‘本月9日至11日，刘戡四个旅到我们驻地及附近王家湾、卧牛城、青阳岔等处游行一次，除民众略受损失外，无损失。现刘军已向延安、保安之间回窜。’

刘戡不久便死在毛的手里。1948年2月，胡下令他带两个师，增援延安与黄河之间被共军包围的宜川。此行有三条路可走，胡指定刘走经瓦子街的洛宜公路。刘是2月26日得到命令出发的。三天前的23日，彭德怀的军队就已经在瓦子街设伏击圈。彭在视察地形时，看到这里的公路两侧，山高坡陡，沟深谷狭，遍布梢林，满意地说：‘这真是歼敌的天然好地形啊！’刘军先遣队发现共军埋伏，向胡要求先打伏兵，‘解除翼侧威胁，’‘如不先去掉这一翼侧威胁，仍沿洛宜公路前进，不但不能完成解围任务，而且解围部队本身必遭危险’。胡一口回绝，要该军 ‘按照原定计划，沿洛宜公路迅速前进’。刘手下27师中将师长王应尊回忆道：胡的命令‘使全军官兵大失所望，忧心忡忡，但亦无可奈何。’‘在行军中大家低头不语。’他们就这样明知走进‘口袋’里而不得不走进去，‘全军士气颓丧已达极点’，‘刘十分冲动地对我说：“算了，打完了事！”’。两天激战，数名将领被击毙后，刘戡在重围中自戕身死。

王应尊师长有幸乘夜色脱逃，到西安见到胡。‘他虚伪地表示惋惜，并说什么只有这点部队你为什么要去呢？我心想我的部队都被你指挥得七零八落，难道要增援宜川时你还不知道我27师有多少部队吗？’王师长写道：‘刘戡整编第29军被歼后，胡宗南集团军心涣散，固不待言，连蒋管区的人心亦十分动荡，特别是关中一带，人心惶惶，一片混乱’。陕北战场胡密切配合毛，定下国军彻底完蛋的命运。蒋想利用‘收复延安’鼓舞人心的初衷，断在胡宗南手里。

蒋在1948年3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此一损失，全陕主力几乎损失三分之一以上’。他很清楚这都是胡的责任：‘宗南疏忽粗率’，‘重蹈覆辙’。然而，当胡假惺惺地要求辞职时，蒋用伤感的满篇空话拒绝了他: ‘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挫折，而且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恸悲哀，情何以堪。该主任不知负责自效，力挽颓势，而惟以撤职查办，并来京请罪是请，当此一方重任，正在危急之际，而竟有此种不知职守与负责任之表示，殊非中正之所期于该主任者也。’ 一场敷衍了事的调查报告把责任都推到死去的刘戡身上。国民党遵循的是官官相护的传统，更何况人人都知道胡宗南是蒋介石宠信的天之骄子。

蒋容忍胡一犯再犯的‘错误’，一打再打的败仗，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用人的风格和判断力。他刚愎自用，无条件地信任他喜欢的人，天塌下来也给他们撑腰。他的固执使他犯了错误不肯回头。胡毁掉了陕北的军队，蒋居然允许他把别处的部队也调去陕北，让毛吃掉。美国主要军事顾问巴尔说：胡‘说服’ 蒋‘不断向他的战场增兵，使得国民党在华东战场后来蒙受灾难’，华东一些重大损失就是‘兵力西移的直接后果’。而西移的兵力要么没用，要么也被毁掉。

在胡的鼻子下转了一年后，1948年3月23日，毛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渡口的河滩山坡上站满了送行的老百姓，毛上船前还跟区镇干部一一握手话别。这样闻所未闻的透明度，意在显示他不是偷偷摸摸地溜走的，而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告别的。一个月后，胡宗南在损兵折将十多万后，干脆放弃了延安。毛对中共的胜利没有大事张扬。师哲说：‘我以为毛主席会发贺电，便等在一旁，准备执行任务，可是没有。’显然毛不想让胡召来太多的谴责，以防蒋真的撤胡的职。

胡继续给蒋带来一次次全军覆没，最后一共有几十万大军丧失在他手上，连同美国援蒋武器的三分之一。蒋逃往台湾时，派飞机来接胡。胡想留在大陆，却被部下一拥而前，急拥上了飞机。到台湾后他受到监察院的弹劾，说他‘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贻误军国最巨’。弹劾因蒋庇护而失败。之后，蒋还派胡主持‘反攻大陆’的工程，包括派人潜入大陆。这些人都一一落入中共的罗网。胡死于1962年。蒋后来也许意识到他用人的灾难性错误，黄埔是他的基地，但是他的侍卫、台湾后来的行政院长郝柏村曾说，蒋在晚年 ‘对黄埔军校的人都不愿谈起’。或许蒋猜到了，黄埔军校里曾埋下一群中共的钉子。

尽管胡身边有熊向晖等中共情报人员，周恩来派熊潜伏胡身边任副官、机要秘书12年，被毛誉为“一人顶几个师”；但熊等不是决策人，不可能下一系列具体命令，导致胡军一再被歼。熊在1947年8月21日就离开了胡宗南。

周恩来派人招降

胡宗南掩面而泣

1949年10月8日夜，胡宗南在南郑城绥署里，突然接到侍勤队长唐西园的报告：在1947年10月陕北清涧战役中被俘的整24旅旅长张新，最近从西安，经宝鸡，越过秦岭双方对峙的封锁线，进入胡部防地，于今日到达褒城，被保密局人员查获。显然，此人是中共方面派来的。唐西园请示胡宗南，对此人怎样处置？

胡宗南思考了两日。直到10月10日的后半夜，他才下令让唐西园带两名武装士兵，乘吉普车去将张新押到绥署胡的住地来。胡宗南与张新进行了第一次长谈。胡宗南一见张新，开口便问：“你回来了吗？”张新开门见山回答说：“不是我要回来，是中共西北局派我来的。”胡问：“派你来干什么？”张新答：“你大概会知道的，我只要见到你面，就算完成了任务。”

张新将脚上穿的一只鞋脱下，递给胡宗南，说：“是胡公冕先生要我专程送来的，鞋底里有文件，有信，内容我不知道，请你自己拆开来看。

胡公冕原是黄埔军校的卫兵司令，与胡宗南是浙江同乡，在黄埔军校与东征期间，与胡宗南私交很好。周恩来知道胡公冕与胡宗南的历史渊源，他特意把胡公冕从上海请到西安，请其出面做胡宗南的工作。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胡公冕策反胡宗南的工作也十分重视，于1949年8月6日在给西北解放军负责人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指示中，特地指出：胡公冕已来西安，请你们注意用他去收拾胡宗南部。

胡公冕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找来已在中共第一野战军联络部工作的张新，多次研究了如何争取胡宗南起义的问题，最后决定由胡公冕写一封给胡宗南的亲笔信，讲明当时形势，交代中共政策，呼吁胡宗南迅速带兵起义，连同中共西北局的有关文件，一起交给张新，密藏在特制的鞋底里，让张新穿过战线，送交胡宗南。

胡宗南接过张新递来的鞋子，拿到里间卧室，折开鞋缝，翻看了胡公冕的来信与中共西北局文件，然后走出来与张新继续谈话。

张新语带试探：“我是你的老部下，此番来看看老长官近况如何。说实话，我希望今后能够经常在一起。”胡宗南岔开话头说：“你谈谈共产党的战略战术吧！”

于是，两人漫无边际地谈了两个小时，胡宗南才叫人将张新押回狱中休息。

隔了一天，到10月12日，还是后半夜，胡宗南在汉台住地第二次传见张新。

胡宗南态度很客气，对张新问寒问暖问吃问睡。张新反问道：“胡先生决心下了没有？”胡宗南笑了一笑，又岔开话题问道：“八路军还在秦岭以北吗？彭德怀去打兰州了吗？”张新作了肯定的回答：“是的，彭德怀去打兰州了。如果解放军跟踪南下打汉中，我们就不能在这里见面了。”胡宗南又问张新：“你不怕共产党整你吗？”张新答：“共产党既往不咎。”张新谈了一些对共产党政策的见闻与体会。

胡宗南故作镇静，似乎在听，似乎又不在听，忽而站起，忽而坐下，有时擦擦脸，有时哼哼哈哈，又漫谈了两个钟头，没有结论。照旧把张新押回原处。显然，胡宗南心情很矛盾、徬徨，有些动摇。但他在尽量掩饰自己，因为他毕竟是位司令长官！

事隔两天，10月15日，还是在后半夜，胡宗南在汉台住地第三次传见张新。

胡宗南态度更加和蔼，问张新：“彭德怀身体好吗？”张新答：“彭身体很好。抗战初期你们不是谈过话吗？也算老朋友了吧。”胡宗南又问：“赵寿山在那边可得意吗？”张新告诉胡宗南，赵寿山在中共那边很受欢迎，现担任中共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

胡宗南又问张新：“那边怎样称呼我的？”张答：“称胡宗南。”胡笑道：“不是叫我胡匪吗？”张说：“你站到他们那边去，那就称你胡将军了。不过也有人评论，称你是半个军阀。”胡宗南听了显露怒色，问：“我哪半个是军阀？”胡宗南一生一直以革命标榜，以革命军人自居，手握重兵几十万，但最怕人称他为军阀。张新急忙作解释，说：“不要说你是军阀，连我也是小军阀呢。”

胡宗南又含着深意地问张新：“那边对文天祥这样的人，认为好不好？”张新听出胡宗南话中有因，就用中共方面教给他的理论回答说：“文天祥，从历史上看，不向异族屈服，为民族尽节，当然是好的，所以人民尊他为民族英雄。但你我所做的事……我们不可能变成文天祥。”

张新的话深深刺痛了胡宗南。胡浓眉竖立，狠狠地盯了张新两眼，用郑重的语调对张新说“士为知己者死！你也是黄埔生，你，想到校长没有？”室内气氛一下子变得异常的沉重。

张新又说：“胡公冕先生说了，你坚持与人民为敌，罪恶就大；你回到人民的怀抱，功劳也大！”

胡宗南听了冲动地大喊：“士为知己者死！我不能不想想校长，不能对不起校长哇！”胡宗南一时感情不能自已，躺倒在沙发上掩面而泣。

唐西园急忙进来，将张新带回监狱，从此胡宗南再也未传见张新。张新此后一直被关押。

屡败上将胡宗南

1946年4月国军整编，军改“整编师”，师改“整编旅”，胡宗南部下20多万；7月4日整编第1军越过黄河，企图与阎锡山部南北夹击太岳部队。9月，其部队分两路进犯晋东南，与山西阎锡山部队配合欲“肃清”解放军太岳兵团（司令员陈赓），24日整编第1旅被全歼，旅长黄正诚被俘；接着整编第48旅遭受歼灭性打击，旅长何奇被击毙。胡宗南慌忙收兵。

　　1947年3月4日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3月11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刘戡的整编第29军和董钊的整编第1军组成左右两个兵团，采取钳型攻势，企图包围歼灭陕北解放军，占领延安以及整个边区；3月13日指挥15个旅（14万人）进犯延安；3月19日令整编第1师第1旅进入延安空城，胡宗南组织作战参谋捏造战报，大吹大擂“俘虏敌5万”的“重大胜利”，被授二等大绶云麾勋章；24日胡宗南将其前进指挥所由宜川移到延安，并抽出5个整编旅的兵力守备延安，机动进攻兵力减少为只有10个整编旅；3月25日，第31旅在青化砭大部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此后胡宗南行动变得更加谨慎，采取国防部制定的“方形战术”，稳扎稳进，乃令刘勘兵团和董钊兵团进行“扫荡”，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一次次扑空；4月16日第135旅在羊马河被全部歼灭，代理旅长麦宗禹被俘；5月7日第167旅在蟠龙被全歼，旅长李昆岗被俘，蟠龙的众多战略物资成为解放军战利品；6月胡宗南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8月6日，西北野战军为调动和牵制胡宗南主力，配合陈谢兵团挺进豫西，进攻榆林；胡宗南令整编第36师等部队增援，12日解放军主动撤围；胡宗南令部队追击，22日整编第36师在沙家店全军覆没，师长钟松化装逃脱；10月4日解放军猛攻清涧，10日守备清涧的整编第76师被全歼，师长廖昂被俘；至12月，陕甘宁边区大部分被解放军收复。

　　1948年2月，解放军重兵包围关中的咽喉要地宜川，胡宗南令整编第29军增援，在瓦子街被包围，至3月1日，整编第29军全部被歼灭，中将军长刘戡自炸毙命，整编第90师少将师长严明被击毙；胡宗南向南京请罪，被撤职留任；3月5日西北野战军包围洛川，胡宗南急调5个整编师解了洛川之围；4月21日整编第17师撤出延安，延安解放；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43名战犯名单，胡宗南列第30位。

1949年2月1日胡宗南兼第12编练司令部司令；5月19日，解放军突破西安泾河南岸的胡军防线，胡宗南决定放弃西安向宝鸡转移，20日西安解放；7月宝鸡解放，胡宗南集团遭到毁灭性打击，胡宗南窜逃汉中，从此离开西北。部队有李文第5兵团、裴昌会第7兵团、李振第18兵团等13个军40万人（此为原整编满员数，各部均被解放军打残，实际残存约15万人）。

胡宗南5月18日偕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从西安退逃汉中固守陕南。20日，陕南区东部解放军第19军在郧阳誓师：“打到汉中去，解放全陕南；配合一野军，消灭胡宗南。”21日到30日，陕南解放军19军向胡军驻防安康外围的第27军、第98军发起白河、竹溪、平利“白竹平战役”，突破两道防线，解放三县广大地区，毙伤胡军1478人，俘虏胡军3770余人。

6月6日，胡宗南急调第3军、第69军增援反扑平利，疯狂拼命夺回第二道防线；陕南解放军第19军在撤退到竹溪时进行顽强阻击，从7日到20日，歼胡部第69军135师副师长李鄂以下1000多人，迎头痛击了胡军企图反攻的嚣张气焰。

7月10日，陕南解放军第19军向胡部重新加强的第二道防线发起鄂陕交界“关垭子战役”，歼胡军第69军144师及135师等部2400余人，俘其师长符树蓬，次日收复了平利县城。

7月7日到22日，陕南解放军第19军兵分两路攻击，胡部从平利洛河、药妇山、女娲山及平利、安康交界的狗脊关所设置的第三道防线，将胡军阵地各个击破，毙俘敌2000余人。

7月23日到25日，陕南解放军第19军发起了攻夺汉中东部陕南首府安康城近郊“牛蹄岭战役”，配合作战的有安康坝河解放游击队、上关独立团、镇安独立营、旬阳独立营（5月23日根据陕南军区命令，在湖北省郧县成立安康军分区，隶属陕南军区；24日原两郧军分区之上关独立团、镇安独立营、白河独立营拨归安康军分区建制，并组建了旬阳独立营。9月22日经中原军区批准：商洛军分区独立第四团拨归安康军分区建制，改为独立第九团；安康军分区所属上关独立团改为独立七团）；解放军各部参战总数约1万人。胡部刘劲持第98军退到旬阳、岚河口、岚皋一线守退路；参战者：总指挥盛文第3军254师、335师；李正先第27军31师、47师；谢义锋69军84师、135师；本地驻防的安康自卫团；外加胡从汉中急调来的一个多机炮团；胡军各部参战总数约5万人。一比五的强攻死守反复争夺，40个小时的惨烈血战，陕南解放军以伤亡1259名的沉重代价，毙伤胡军2550余名，俘虏胡军550余名；陕南解放军攻克了安康新城，攻进安康老城西关，攻占安康老城东关丁字街。胡军留少部困守安康老城，大部败退江北高地。因响应毛泽东为刘邓大军攻夺蒋介石重庆首府、包围其移都成都而暂留胡宗南在汉中苟且偷安几个月的战略部署，陕南解放军才停止攻取安康老城。

8月，胡宗南和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一起晋见到重庆巡视的蒋介石，欲放弃西南转进滇缅，被蒋介石训斥责骂；9月8日胡宗南兼任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11月向成都转移；12月7日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顾祝同）副长官兼参谋长，代行军政长官职权；12月9日川康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通电起义，云南也宣布起义，西南形势大变，20日胡宗南决定将军政长官部迁西昌，23日私自飞往海南三亚，留在四川的胡宗南部3个兵团全部战场起义，28日在顾祝同劝说下飞到西昌。

　　1950年3月26日解放军逼近西昌机场，胡宗南将剩余6万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参谋长罗列，自己悄悄飞逃台湾，其残余部队陆续被围歼；5月台湾“监察院”李梦彪等46位“监察委员”提出弹劾，经蒋介石、陈诚、顾祝同、蒋经国周旋，“立法院”108名委员签名上书“行政院长”陈诚求情，陈诚将弹劾案移交“国防部”处理，8月“国防部”答复“应免议处”。

　　1951年9月9日，胡宗南化名为“秦东昌”，就任“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驻守大陈岛，指挥部队骚扰破坏大陆沿海。

　　1952年10月19日当选为国民党第七届中央评议委员，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1953年6月24日，解放军进军大陈岛，台湾当局撤消“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部”；7月23日胡宗南飞回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将顾问；8月进入“国防大学”进修。

　　1954年2月从“国防大学”毕业，在台北家中闲居。

　　1955年9月胡宗南就任“澎湖防守司令部”司令官，晋任陆军二级上将。

　　1956年4月以考察名义到美国访问。

　　1957年10月23日当选为国民党第八届中央评议委员。

　　1959年10月回台北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2月进入“国防研究院”第一期，任研究员。

　　1960年9月任国防研究院毕业同学会会长、国防研究院院务委员，深居简出，郁郁寡欢。

　　1961年身体出现高血糖。

1962年2月6日胡宗南病情恶化，7日“总统府副秘书长”蒋经国奉父命探望；10日蒋介石亲自探望，胡宗南激动万分，涕泪交流；14日凌晨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67岁；2月15日以台晋字第198号令，“故陆军二级上将胡宗南，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另颁“旌忠状”，“以永垂式范”；台湾成立以何应钦、顾祝同为正副主任的治丧委员会，移灵台北市极乐殡仪馆；17日公祭，蒋介石亲自参加祭奠，发表纪念讲话，挽“功着旗常”；3月13日颁发“褒扬令”；6月9日安葬于台北阳明山纱帽山麓。

　　胡宗南可称得“天子门生”第一人，受到蒋介石的器重，乃至踌躇满志，野心勃勃，狂妄自大。抗战时避居西北拥兵称王，内战时则成了急先锋；但他志大才疏，不懂战略；对蒋介石盲目服从、不辨善恶；军事上远不是彭德怀的对手，部队被逐个歼灭；逃到台湾又被弹劾，狼狈不堪；着有《宗南文存》。

盛文计划屡落空

　　盛文（1906-1971），湖南长沙人，毕业于黄埔六期及陆大十期，胡宗南系统高级将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曾出版其访谈录。

1943年盛文受命制订实施“闪击延安计划”。 1945年陕北国军与共军在爷台山爆发了大规模战事，盛文时任暂编第59师师长，作为先头部队率先与共军交火，成为了反共的急先锋；战后暂编第59师改称第123师，与共军的交锋却始终没有停下。从1945年起，盛文历任西北剿共前敌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司令长官参谋长，1947年受命制订“攻占延安计划”；此后制订了不少对陕北共军作战的军事计划。尽管盛文制订的计划多次得到胡宗南首肯，但是对执行计划的将领来说，却颇有微词，部分师、旅长甚至尖锐指出盛的计划只是纸上谈兵，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

其实，使盛文计划遭受挫折的泄密者，是胡宗南的上校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1943年6月1日晚，蒋介石主持召开官邸会议，决心剿灭中共武装和根据地政权。蒋随即密电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胡让盛文作好计划完成布置后，于7月2日上报蒋批准，正式确定了闪击延安的时间：7月9日。而在7月4日胡却收到朱德的明电：“道路纷传，国府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当此抗日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则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原来，蒋审定盛文制订的闪击延安计划，早在7月3日就由熊向晖传出，再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电台发到延安。中共中央接到情报后，及时拟定了这个类似“空城计”的作战方案，一方面破例引用情报，揭露国民党政府行将剿共、挑起内战的罪行；另一方面则迅速从其它地区抽调兵力、武装保卫延安。使盛文为国民政府制订的“闪击延安”计划泡汤。

1947年2月熊向晖和相爱多年的恋人湛筱结婚，太子蒋经国是证婚人。婚礼过后两位新人开始蜜月旅行。3月1日，两人正在杭州游玩，熊被一自称国民政府保密局的人叫住，他起初担心是自己身份已经暴露，思索该如何应对。等被带去见胡宗南后，事情才明白了。原来，此前熊已计划赴美留学，只因机票不好买，才一拖再拖。胡要求熊延期赴美，要熊回身边再辅佐他3个月。蜜月也不得不中途结束。胡对熊说：“前天总裁急电召我来南京，说美苏英法四国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届时将讨论中国问题。总裁当即立断，命令我直捣共产党老巢延安。并选在四国外长会议的第一天，即3月10日发起攻击。”说完，胡给了熊一个文件包，让熊根据包里的文件内容画一幅草图给他，并叮嘱熊锁好房门，不许任何人进来。熊打开文件包，看见蒋介石核准盛文制订的进攻延安方案；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熊异常激动，将文件内容默记在心。3月3日上午，熊随胡和参谋长盛文乘专机回到西安。当天晚上，熊就将情报送到了新华巷1号，西安《新泰日报》主编王石坚的家，通过地下室里的秘密无线电台，将这两份绝密情报发到延安。当时为了保密，连胡手下的军长和师长对计划还一无所知。

3月8日晚，胡宗南带着盛文、熊向晖等少量随从，秘密离开西安，辗转来到洛川，在洛川小学，与先期到达的几名国军高官会面，组成前线指挥所。而熊意识到，自己有必要将胡部的日常动态报告给中共中央。在如此紧要关头，他决定冒险行事，将情报用信函形式写在白纸上，装在印有战区第一司令部长官的大信封里。为保险起见，他同样的信都要写两封，一封寄给王石坚，另一封寄给王的朋友潘裕然。源源不断的情报就这样被送到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果断放弃延安，在陕北地区与国军玩起了捉迷藏。使盛文的计划一步步落空，导致蒋胡军一场场失败。

因为有熊向晖等地下工作者的情报保障，虽国共力量悬殊，但中共总能一次次从蒋胡军眼皮底下脱险，还会时不时地给蒋胡军以沉重打击。胡部陷入了一团泥沼之中，非但没能“给共军以毁灭性打击”，反而自己部队损失惨重。正应了毛泽东在窑洞里留给胡的一首打油诗：“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而制订进攻延安计划的盛文反而沦为导致失败的冤大头。

事实证明，自从胡宗南的部队对陕北共军发起进攻以来，确实是深陷泥潭，不能自拔。有鉴于此，胡宗南把自己的老参谋长罗列调回，希望能挽回局势。盛文则调出担任新成立仅半年多的第3军军长。胡宗南的希望没能如愿，不到半年时间，陕北共军不仅将延安收回，还迫使国军放弃了西安。西安警备司令盛文的第3军一度在秦岭与解放军交战后就一直被部署在安康。

【熊向晖（1919年4月-2005年9月），祖籍安徽凤阳，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8年黄埔军校第七分校15期，1947年9月到美国凯斯西储大学研究院攻读政治经济学、1948年9月获社会科学硕士学位，于1949年回国。1936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自填出身为“官僚兼地主”家庭，其父曾任国民政府湖南省高等法院院长），1937年12月至1947年8月受周恩来派遣到胡宗南身边任上校侍从副官、机要秘书。

新中国历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作为周恩来总理助理参加了接待基辛格、尼克松等中美重大外交活动及重要国际会议，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代表，驻墨西哥首任大使，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董事长荣毅仁三次邀请他赴任）。

毛泽东赞誉熊向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也称赞：“我党打入国军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国共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他们就是后三杰。”2001年中央电视台为庆祝建党80周年播放了特制节目《一人顶几个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看后深受感动，立即赶到医院看望这位“立过赫赫战功的英雄”。

甚至曾为国民党阵营的故旧老友，也对熊向晖敬佩有加一一1949年11月他接到周恩来的邀请，当他走进勤政殿时，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高官也在里面，这些人见到他亲切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爽朗地哈哈大笑道：“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众人大为惊讶，前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张治中将军说：“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在抵抗日本侵略的八年民族救亡中，熊向晖与胡宗南是中华民族统一战线的亲密战友，胡把熊当作心腹亲信，军统特务刁难熊而胡一再庇护，以致后来胡怀疑熊是共党，也袒护隐懑不报不抓，送熊赴美留学；而熊对胡也有好评：“胡宗南作为一个将军，在蒋介石的军队时还是出色的，抗日战争中打了很多硬仗。”盛文也对熊深信不疑，友好地称兄道弟，有时送机密计划胡不在，便放心地交给熊转达。大陆与台湾两岸人员往来放开后，胡宗南的前任秘书程开椿，首次来大陆探亲就一定要和熊见面叙旧情。黄埔同学国军中将孔令晟，去台后当过蒋介石和蒋经国两代“总统”的侍卫队长，多次来大陆与熊亲切会面。张佛千少将首次来大陆一到北京就给熊打电话说：“没见到你之前我不做任何安排。”熊向晖女儿趁父亲不在家时向张佛千提出疑问：“您听说我父亲是共产党员以后，对他是什么感觉？”张佛千答：“第一是惊讶，他是共产党，我一点没看出来；第二是感谢，他在胡先生身边，有很多机会可以杀掉胡先生，可是他没有；第三是佩服，他这个事情做得太漂亮了。”熊向晖女儿有些愕然地问：“难道你们不恨他？”张佛千答：“为什么要恨呢？你父亲入共产党在前，到胡先生身边在后，都是各为其主。要怪只怪后来蒋老先生非要打内战，如果不打内战，大家不是相安无事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种超越党派的友情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话说安康亦非盛文安宁康泰之地。1949年1月盛率所部第3军军部及直属队到达安康新城，在已驻守安康3个月的第98军刘劲持指挥部坐阵指挥，国共和谈使盛安康了4个月；陕南解放军主力仅第19军两个师，5月下旬从安康东部发起进攻，9天时间连克白河、竹溪、平利两道防线三座县城，将盛指挥的第27军、第98军打残。

胡宗南斥责盛后，急调第69军两个师增援，并命盛将所部第3军在秦岭的两个师调往安康。先行到达的第69军谢义锋仗恃装备精良逞能用一个师就可打败共军收复失地，结果被撤离的解放军留少部阻击从6月7日到20日便打残谢部4个团。谢部被迎头痛击损兵折将，却自吹夺回第二道防线立了大功。盛命所部第3军两个师返回原地。

7月10日，解放军收复第二道防线关垭子和平利县城，将谢义锋第69军144师大部被歼灭并俘其师长符树蓬，还将135师打残，谢义锋狼狈脱逃溃不成军。

胡宗南震怒盛文指挥失误，命其火速调动所部两个师赶到安康，并从汉中给调来一个多机炮团。从7月7日到22日，解放军连续攻克第三道防线各阵地，胡部第27军、69军、98军节节败退到安康。胡命盛集中6个师兵力与共军决战安康近郊固守安康城。

在第98军残部避战撤到西部守退路，第27、29两军4个师残部处于对共军恐惧中，盛文无奈只得令所部第3军两个师作主力死扛；7月23日夜到25日，解放军在安康城东南牛蹄岭将盛部254师打残，在城东张家滩将其335师打残；第27军、69军也各有一团残部被歼灭；解放军占领新城、攻进老城西关、夺取老城东关丁字街；盛留少部困守老城，率大部败退江北高地；尽管解放军奉命撤离，但盛文再不敢返回安康城。

11月第3军随胡部退入四川，盛文曾奉命增援在重庆作战的第1军，但没到位第1军就溃了，于是又奉命开赴成都担负城防任务，盛升任成都防卫总司令仍兼军长。盛当防总还没到半个月，所属第335师就在乐山向解放军投降了，这件事让盛很难堪。

1949年12月底胡部在成都被围，盛文家属已到台湾，盛本想乘最后一班飞机撤往台湾，但胡宗南还没离开成都，怕被追究责任，只能留在成都作拼死一搏。

国防部为保存国军残部而计划弃守成都，将部队集中到西康再寻战机。于是胡宗南于12月22日在成都召开突围会议决定第3军同第1军、第36军等部互相配合向南突围，但当23日夜部队开始行动时，友军陈克非、罗广文两个兵团就在24日宣布起义，迫使突围各部停止行动。胡此时已飞到海南，各部群龙无首乱作一团。盛作为成都防卫总司令此时只能硬着头皮召集各部将领商讨出路，最后决定仍执行突围命令，以第5兵团司令李文为突围总指挥，由盛重拟突围计划。由于负责断后的两个兵团已经起义，盛以牺牲36军123师在成都牵制解放军为代价，使三路国军能顺利向西康突围。其中以第1军为左路先头部队，第3军和第36军主力则跟随第1军行动。12月27日，国军突围各部勉强抵达邛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向解放军投降。当李文的投降命令传到被包围在蒲江西来场东北地区的第3军军部时，盛大为吃惊，在与所属两名师长商议后仍决定冒险突击。结果第17师在28日覆没，副军长沈开樾和参谋长兼师长邓宏义被俘，军直和第254师坚持到29日也告覆没，师长陈冈陵被俘。盛在混战中隐藏古庙柴禾堆中得以幸免，化装由水路逃到香港转赴台湾向国防部报道。

盛文抵达台湾时意外获知，所部第3军335师有一个团拒降抵达西康，赵子立127军310师也有一个团未起义而到西康。经胡宗南重组，两团扩编为第335师和第317师，编为第3军建制。既然部队还在，盛自然被国防部命令归队。盛若到西康的恶运就是战死或被俘，好在他还没行动第3军就被解放军歼灭了。只剩下副军长田中田带着317师千余人突围至滇西，但仍免不了于1950年7月覆灭。部队既然没了，第3军的番号也就随之被撤消了。盛文被委以“国防部”参事的虚名直到1965年退役；后曾当过高雄六国饭店董事长，于1971年8月8日在台北病逝。

陕南守备刘劲持

【回忆录。刘劲持（1904-1988），文成人，黄埔六期及陆大十期毕业，第98军中将军长。1948年10月到1949年11月驻防安康，12月26日率部在四川起义，参加研究班学习，历任南京军事学院教职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政协委员等职务。】

由川调陕守安康

　　安康最初仅有地方保安团队担任防务，自从1947年8月解放军刘邓大军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区、其一部刘金轩第19纵队也西进至鄂西郧县、郧西一带建立起根据地后，国民党反动派感到汉中及西南大后方受到威胁，才派部队在陕西安康、白河、湖北竹山、竹溪一带布防守备。起初，认为这一地区是大巴山外围，鉴于1932年红军由陕南入川在通、南、巴等县建立根据地的旧事，将安康防务划归重庆行营主任朱绍良指挥，由整编79师方靖部(辖98、194、199三个旅)担任守备。部队布防情形大致是将两个团分驻白河及以南教化街，一团驻竹山，旅部驻竹溪；其余一旅分驻平利、蜀河口、旬阳策应；以一旅控制在安康附近整补(199旅系后调旅)师部驻安康。据说，整79师驻防安康一年多，与19纵队双方远隔，很少接触，重庆行营亦不允许部队过堵河东进。

　　1948年10月初，淮海战役即将开始，国民党反动派急于抽兵东调。那时我担任整编57师师长(共辖两个旅)，该师驻成都、重庆整补已接近完成。事前南京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来电告知我，国防部对整57师使用有二案(1)外调南京作战，(2)接替大巴山外围整79师防务。后来经过研究，以路途太远，船运困难，新兵太多，战力有限，才将方靖师由安康经房县东调宜昌，由我师去接防。当时我师各级官兵，都害怕开南京作战，这样部署都表示满意。为防范逃兵节省时间，先用汽车运万源，然后翻大巴山前往安康，驻重庆附近预四旅(旅长朱则鸣辖10、11、12三个团)先开，驻成都附近117旅(旅长尹呈佐辖349、350、351三个团)则利用西安回空汽车(当时西北补给都由重庆运去，回来多数是空车)先运至重庆，再转万源，师直属队迳运汉中转安康。开拔时逃兵很多，有的团不仅士兵逃了不少，甚至连长及副营长也逃了几个，都是战败被俘放回来的(整57师于1947年秋在鲁西沙土集被解放军歼灭大部才调成都、重庆整补)可见当时士气低落，也了解到共产党释放俘虏政策伟大。

　　10月下旬，部队到达前线接防完毕，我也赶往安康亲自部署。起初仍按照整79师部署，以预四旅10、11两团分驻白河及教化街，12团驻竹山，旅部驻竹溪。117旅351团驻平利，349团驻旬阳，350团控制在安康后方，师部驻安康新城(安康有老城、东城、新城三个城，新城为土围子)。当时只知解放军住郧县、郧西一带，实力不清楚，白河以东以北是双方游击区，整79师对情况也无交代，在陕鄂两省交界线上，地方情况更是模糊不清。

【方靖（1900-1990），江苏江都人，整编79师复军中将军长。1947年12月到1948年9月驻防安康；1949年2月4日在荆门战役中兵败被俘；1966年4月16日获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两度出击均碰壁

　　11月初，我为摸清情况及练习部队作战能力，偕同副师长李则芬到竹溪视察前方地形，要求朱则鸣旅长亲自出马，率领驻教化街11团经顺水寺向鲍家店黄龙滩游击，并令驻白河10团抽一营兵力进占鲍家店西侧高地作为掩护。事情很凑巧，解放军白河县长刘华也率领所部不到一团人，由鲍家店向顺水寺游击，便衣人员先到，看见我军人多装备齐也很惊奇。但是朱则鸣胆子更小，他到顺水寺后，看见地方情况复杂，自己部队训练欠缺，后来查询道路时又受骗，认为至鲍家店都是大山不能通行，就置北面一个营于不顾，在顺水寺停留一天，下午听到解放军前来，不敢迎战，就率领11团向南转进。这样刘华部队就放胆进至教化街，将守备一个连击退，将驻地捣毁，公路、桥梁破坏，电线杆砍断。后来我抽调兵力增援，刘华部队达到目的后，也自动离开，才收复教化街，恢复公路交通。第一次出动就不顺利，部队更为胆怯，我也受到重庆行营责备。

　　11月20日左右，我再抽调10、350两团兵力，由竹山及极阳关分两路向鲍家店前进。10团在半路上和刘华部队接触，利用迫击炮优势火力，击伤数人，刘华部恐被包围，就迅速经天河门主动撤回郧西。350团进驻天河口，10团进驻黄龙滩。在天河口获得马数匹及粮食船只颇多，白河到黄龙滩公路也予修复，堵河以东的湖北保安团队也取得联系。同时，驻白河的团，也派有力部队过汉水游击，深入到甲河关及郧西境内。因此，对解放军的情况及地方情形渐搞清楚，便衣侦探人员更深入到郧县，知道19纵队刘金轩主力抽去参加淮海战役，留下只有二团多兵力。这样我获得小胜，查明情况，士气稍振，就令各团守驻汉江以南堵河以西地区，继续搜索解放军情况，另作后图。

　　12月初，师恢复为98军(整57师原系98军缩编)各旅恢复为师，官兵情绪比较兴奋；同时得知淮海战役正在难解难分，鄂西解放军兵力空虚。我又不自量力，趁此机会想鼓励士气，指派驻黄龙滩12团协同湖北省保安部队，向郧县以南十堰镇等地区游击，预定扫荡三、四天后归来，并指定驻鲍家店11团两个营推进至黄龙滩策应。由于湖北省保安部队要补充粮食，行动迟缓，纪律又差，消息不能保密。12团进至十堰镇附近时，即和一部分解放军接触。战斗约一小时，打伤几人，解放军即向西北撤退。当时我在报话机上接到消息，认为解放军不向东退，而向西北转进，似有截断12团归路意图，因命该团于次日撤回黄龙滩固守。该团长照办了，但因胆小而且缺乏作战经验，次日(12月5日)中午即匆匆回到黄龙滩，少数解放军尾追，与殿后的湖北省保安部队略有接触。那天下午，他就麻痹大意认为平安无事，既未将部队撤至堵河西岸(黄龙滩镇在堵河东岸)又未设防戒备，堵河桥梁也未架设，更未来电话请示，就自动背水驻下，并嘱前来策应的11团部队撤回鲍家店。这样到傍晚时，由郧县西侧过汉江的解放军约一团以上兵力，从小路秘密接近黄龙滩侧击，12团仓皇应战，顿失常态，相持约2小时，解放军进至镇上，被第8连连长王佑泰率部冲锋击退。当时我在报话机上得知这种情况，认为可以守住，次早就有兵力到达援助，但朱则鸣师长当时在白河，与黄龙滩可直接通电话，他未征求我的意见，就擅令12团沿堵河东岸向西南撤退。因此该团人枪装备均有部分损失。这次出去游击又以失利告终。尔后数日内，由于报话机损坏，12团行动都无消息，我们很惊慌，不得不将天河口、鲍家店两地部队自动后撤集结，直到后来解放军未过堵河追击，才稍放心，但从此再不敢出去游击，士气也更不振。

李正先军协守备

　　12月中旬以后，解放军先向湖北保安部队进攻，由黄龙滩向房县方向压迫，将湖北省保安部队两个团击溃，随即进攻房县，驻房县方靖军199师（即整79师199旅)接战失利，弃城翻山向兴山溃退，房县在12月下旬解放。这时98军也奉命改归胡宗南指挥、担任掩护汉中东侧安全任务，但仍须与重庆行营(这时改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由张群任长官)密取联系，巩固大巴山外围。胡宗南看见98军只有两个师，兵力单薄，拟调镇安方面27军李正先部前来协助(27军辖两个师，师长姓名及番号回忆不起)，李正先是以16兵团副司令名义兼任军长的，因此，98军归他直接指挥。

　　房县被解放后，竹山、竹溪感到威胁，我军不得不调整部署，除留一个团(欠一营)固守白河等候27军到达交防外，将主力约三个多团(11、12、350团及一营)集结在竹溪东面水坪、保丰间地区，对竹山方向严密防守。这里有一个古战场(相传是三国时的)地形相当良好，利于攻势防御，我要朱则鸣师长率各团营长事先侦察准备，如解放军再西进，即在此地决战。1949年元月上旬，解放军由房县西进解放竹山，过数日又进占保丰，与我军相距很近，我侦明解放军不到两个团，决定先发制人向他进攻。元月13日，我按预定部署，以三个团(欠一营)分三路向保丰进攻，以12团为预备队在中央后跟进，采用两面包围态势。企图消灭保丰解放军恢复竹山。当时我预定亲到前线指挥，但是头两天胡宗南派第三军军长盛文前来安康了解情况(盛文这时才交卸西安绥署参谋长职务，出任军长，他和我都是陆大第10期同学，感情很友好)并告知27军李正先部还需半个月才能到达，现在房县、竹山失守，陕南有些震动，故来研究部署，劝我慎重不必亲去指挥。这样就临时改由朱则鸣在前线统一指挥，我只在安康陪伴盛文坐听消息。那天微雨后雾大路滑，几十米外看不见人，联络困难，朱则鸣及各团长都有些胆怯，行动迟缓，尤其担任右翼包围的350团各营都失了联络、行止不明。快中午时，雾稍退，忽发现解放军主力也循小路向水坪竹溪前进。想利用大雾天对我军奇袭，因此，双方就形成了遭遇战，朱则鸣即以预备队12团加入进攻，团长亲自带队冲锋，将解放军击退。但左翼10团一个营进至保丰附近与解放军接触时略有伤亡，团长即叫喊得很凶。当时因双方互有损失，并因天气确实太坏，官兵都成为泥人一样，就未前进。次日发现解放军向竹山撤退，我因27军未到，恐招意外，和盛文研究后，仍退守原防，未收复竹山、保丰，白河也只留一营等待交防，主力集结竹溪及以东地区。

　　1949年1月中旬以后，淮海战役已近尾声，大局已定，和谈呼声甚高，各地战事停止，竹溪前面双方实力相等，也就平安无事。尔后只有侦察监视行动，一直维持到5月中旬，双方都无战事及游击活动。

　　1月下旬李正先率27军到达，担任汉江沿线防务，他派一个团接任白河城防，主力控制在远后方，教化街也不再驻部队。我曾建议白河前线兵力应加强，李正先未接受。同时，他规定98军担任安康通竹溪公路线上防务，应以主力守住水坪前面高地，作纵深梯次配备。98军遵办后，以尹呈佐117师接替第一线防务，将349、351两团部署在前面，350团控制在竹溪附近。预四师则后调至关垭子、平利线上整训作工，朱则鸣回驻平利，准备第二线作战事宜。

守备安康的计划

　　这里先谈谈国民党反动派守备安康及其外围计划。安康到白河、竹溪、竹山、平利一带，到处都是山地，面积很广，由安康沿汉江至白河有三百多华里，全是羊肠小道，群山阻隔。安康至竹溪公路140多公里，竹溪至白河公路130多公里，比较利于用兵。但是只有两个军四个师兵力，欲守备这样广大纵深地区，事实上有很多困难。所以从整编79师方靖部担任守备以来，就将安康至竹溪、白河地区分为四道防线：第一线为白河、竹溪线，重点放在白河。在这线上要尽量侦明解放军情况，迟滞解放军进展。79师驻防时，就是以两个团驻在白河附近，当时房县、竹山还未解放，竹溪前面水坪高地比较次要，但后来竹山解放时就转趋重要了，也必须有重兵守备。第二线为蜀河街、平利、关垭子线。这线地形还好，但正面过广，只在关垭子附近筑有工事，公路是由关垭子进来的，其北面铜钱关为交通要点，有小路可通平利及蜀河街。平利以北至汉江边都是崇山峻岭，部队无法通过，所以重点放在平利关垭子间。第三线为旬阳、女娲山、大岳妇高地至洛河街线。这线地形也颇有利，女娲山、洛河街均筑有据点工事，但战线也太长，补给困难，形成处处薄弱，所以只能迟滞解放军前进，争取时间在安康附近集结兵力决战。第四战线为安康附近高地及安康城垣。这里既可决战也可固守，原来计划是诱解放军深入予以歼灭性打击，以保安康；打击不了则固守安康，并利用汉江有利地形阻止解放军西进。但李正先指挥无方，既未照计划办事，又未亲往前线视察地形和了解解放军情况。他下达的作战计划，是纸上谈兵与实际地形不符(陕南、鄂西只有十万分一地图很不正确)。如将铜钱关作为两军分界线归27军防守，但不派驻部队就是一例。我曾一再建议他去前方视察，并派部队防守铜钱关，他不但不采纳，反向胡宗南打小报告说98军纪律差，缺额多，没有作战能力，靠不住。其实27军纪律更差，空额更多，后来事实证明，战力反不如98军。我和李正先也因小报告之故，暗中发生磨擦，成为后来不能合作的局面(李正先打小报告说我坏话是盛文在3月间秘密转告我的)。

【李正先（1904-1983），浙江人，黄埔二期毕业，第27军中将军长。未经胡宗南授权而瞎指挥与刘劲持发生矛盾，陕南解放军从两军未结合部打开缺口，使两军溃败，他飞到台湾挂着国防部高参头衔领薪水养家糊口；其残部27军31师、47师于1949年12月在四川被解放军全部歼灭。】

白河平利被解放

　　1949年4月初，我得知解放军19纵队刘金轩部主力参加淮海战役胜利后，已返回鄂西，人枪装备比前整齐并改称解放军19军。4月下旬和谈破裂，大军渡江成功，解放军19军也有行动模样，我们即加紧防范。到了5月中旬，我到前方视察部队，知道前方消息完全被封锁，便衣侦探无法出入，少数进去的也有去无还。当时我认为解放军即将开始行动，前方兵力孤单，恐遭奇袭，回安康后，即向李正先建议将白河、竹溪部队，主动后撤，将主力集结准备决战。但李正先认为不会发生战事，当面只有解放军19军一个军，不敢进攻，不采纳我的意见，反说我胆怯。经我正式提出要求，他才转报胡宗南，亦未准允。延至5月29日，27军派驻白河的一个团，在下午4时许，遭到解放军19军的奇袭，不到2小时，全团覆没。当天电话电报不通，情况不明。隔了两三天，由零星逃回官兵口述，才知解放军主力进攻，猛不可当。这样李正先才着慌，赶快请援，并要98军守住前线。我则认为白河已失，竹溪孤悬在外，左翼空虚将被包围，不能久守，要求缩短战线，并要求27军合作增援，李正先迟迟不肯作决定。到了6月上旬，形势已很危急，李正先才勉强准许放弃竹溪，将98军的117师部队调守女娲山、大岳妇、洛河街之线，由预四师部队担任平利、关垭子之线守备，尽量阻拒解放军前进，以待援兵到达。但时机已太迟，98军的预四师布防尚未就绪，117师未撤到平利，解放军主力已由白河经铜钱关、十八盘向平利猛进。这是一条小道，我曾几渡派人侦察，认为山高路险大军不能通过，无法预先派部队驻守或作工，临时，也只派一个营去守备。但解放军所派的平利县长，平时在城里打扮成卖笔的，将一切情形侦察得清清楚楚，届时领路前来，驱逐少数在高山上警戒人员后，就迅速占领制高点，由高向下猛压，98军的一个营不支，逐步后退，平利县城及公路交通受到威胁。次日，我派11、12两团反攻，并将117师的350、351两团也加入作战，都被解放军击退。11团武器全失，人员星散，其余各团及朱则鸣师长率残部由小道退保大岳妇、洛河街之线，女娲山则由27军派队接防，平利于6月中旬初解放。事后据逃回人员说，解放军19军在十八盘走了三天才通过完毕，骡马及重武器均绕道而行，所以占平利后休息几天并未追击。后来看见大岳妇高地的117师350团的部队，过于突出，威胁他的侧背，才派部队驱逐后仍撤回平利。这一次战斗，98军幸好及时由竹溪撤退，还能保全四个多团兵力，否则平利先被占领，后路被截断，势必大部被歼溃不成军。不过解放军因补给线过长，时进时停，27、98两军主力才得后撤。

调兵反扑遭惨败

　　白河、平利两城解放后，安康震动，胡宗南大不满意，认为27军、98军作战不力，特别对98军责备严厉。经我一再说明当面地形及作战经过，说明铜钱关是要点归27军守备，事前早请求设防，始终未派驻部队；建议女娲山、洛河街线亦只能迟滞解放军进展，不能固守，即反攻也很不利，须在安康附近决战或固守较为妥当，亦未蒙采纳。胡宗南因我是陈诚的人，不敢撤职处分，只指示惩办下属，整饬军纪，因此不得不办了几个连、排长。

　　这时胡宗南急于收复平利，巩固安康外围，以确保陕南。于6月中旬，由石泉及秦岭方面，抽调69军、第3军两个军增防安康，准备反攻。69军谢义锋部先到(该军辖135、144两个师)，第3军盛文部正由秦岭向石泉行进中，看情况再使用。谢义锋是胡宗南的宠将，他到达安康和我们研究情况时，态度很骄傲，我将前方解放军情况及地形介绍后，并说明各军要互相协作。他阻止说：“很容易，看我的，只要一个师就可将解放军19军打败，不要你们帮忙。”当时我是败军之将，只好默然而退。69军随即开驻老城女娲山一带，沿途纪律很差，奸淫掳掠事件，层出不穷。谢义锋吹嘘135师战斗力很强，派其最得宠的黄团为先锋，沿公路向平利进攻，认为一经接触，就可胜利。但黄团和解放军的第19军先头部队接战后打了一天，毫无进展，反有损失。当晚谢义锋才表现出惊慌，在电话上说解放军作战很顽强。次日重作部署，将27、69两军主力全使用上去，并由98军派两个团由大岳妇向平利侧击，威胁后路，解放军才主动的撤至平利以东。后来再经过几天的战斗，由98军派四个团攻下关垭子南侧两个高地，27军主力也从十八盘后面迂回过来，解放军19军才撤退至关垭子以东，平利算勉强收复。这时李正先、谢义锋等认为作战胜利大功告成，就想守住关垭子线，不再前进，98军也奉命退回守大岳妇、洛河街阵地，作第二线配置。过数日，李正先忽无理的要98军派两个团挺进到关垭子、竹溪中间地区搜索扫荡(他们认为解放军已经远退，可以进去)经我说明解放军并未失败，这是不可能的，不肯执行。双方争执了几天，最后商妥由98军派一个团接任右侧警戒(地名记不起)归69军指挥。6月下旬某一天，我派第10团到指定地点去接防，才知道原来69军的部队远在指定地点后方20余里，兵力只有一营，也无通讯设备。我将情况据实转报揭穿虚伪后，李正先才再命令第10团次日向指定地点推进。真凑巧，第10团先头营到达时，即碰上解放军迂回部队的进攻，迫击炮火很烈，营长罗文泰伤重被俘。该营受到重大损失后退，幸全团适时赶到，支持了一夜。次日拂晓，关垭子正面的69军部队，遭到解放军猛击，只数小时内就被包围，144师全部被歼，师长符树蓬被俘(后释放回来)，135师及27师部队，都有很大损失。135师师长唐明德及团长黄某通过大岳妇我军阵地后逃时，狼狈不堪，所剩实力无几。幸亏头一天第10团适时到达，阻住解放军迂迥，否则截断公路，谢义锋本人也会被俘。98军这次无大损失，第10团从小路撤回洛河街后面。后来谢义锋率残部不到两个团重过安康西开整补时和我会面，垂头丧气，再不敢狂妄自大了。

【谢义锋（1907-1987），耒阳人，黄埔四期毕业，第69军中将军长。在安康战败去台湾，任国防部参谋；其残部69军唐明德135师被解放军歼灭于四川，欧阳明84师投诚，144师师长符树蓬在平利被俘释放归队率部起义。】

安康近郊争夺战

　　69军被歼后，胡宗南及李正先等才相信解放军战斗力坚强，只解放军19军一个军，就将27、69、98三个军6个师打得七零八落。他们深恐解放军乘胜进占安康，一面严令27、98两军残部守住女娲山、大岳妇、洛河街之线，争取时间；一面将第3军(辖123师及陈岗陵师)急调安康。98军不得不将全部5个团兵力拉上大岳妇、洛河街阵地布防，27军则以较完整的两团预备队守女娲山。第3军原来已向安康移动，因69军收复平利，又回驻原防，这时才再急忙仍调安康。从此可见胡宗南等判断的错误和指挥的慌张。7月上旬，解放军19军休息了几天后，再开始进攻，将重点指向女娲山南面98军351团阵地，这是安康通平利的老大路(公路绕山而转)地形比较隐蔽易于接近。98军部队接战了两三天，一再增援并利用预先构筑的工事，都支持不住，补给品也输送不上去。第三天阵地将被突破，要求27军在女娲山的部队出击，李正先已允许于早晨8时出动，但该两个团迟不行动，候至12时还无消息。这样117师将被包围，不得不逐步后撤，退至安康近郊，预四师则向岚皋方向撤退，掩护右侧，在女娲山的27军部队并未接触，也随同向安康撤退。这时第3军陈岗陵师(番号记不起)到达，在安康城南高地上布防，由汉中调来机械化炮兵一个多团，也开到汉水北岸。98军主力奉调守旬阳至岚河口沿汉水北岸线，一部守岚皋，27军残部守安康老城。从总的部署来看，是胡宗南的参谋长罗烈采纳我的意见，在安康城郊进行战斗，能战则决战，不能战则守的办法。这次他们比较幸运，因为第三天解放军19军进至安康附近，和陈岗陵师争夺高地，已经攻下，陈师一个团损失相当重大，后因反动派用炮火猛烈支援，陈师又全力反攻，解放军19军没有炮火，高地又被夺去，加上作战已近两个月，道路太远补给困难，时届夏令，民夫也要回家生产，解放军19军就停止进攻，自动向平利后撤。陈师就宣称反攻胜利，但也不敢追击，更不敢前进收复平利恐遭反击蹈69军覆辙。后来陈师在原阵地上呆了三、四天，侦明解放军确已远撤，才敢离开高地集结休息。

　　安康南郊战事停止后，陕南作战已大致结束。尔后只有9月间在岚皋及两河关(镇安南面)两处有零星接触，经98军各派兵一团前往，因系解放军地方团队，就迅速退去恢复原态势，直至11月底都平安无战事。

　　约在7月下旬，胡宗南调整安康防务，第27军残部西调整补，由第3军军长盛文指挥第3军、98军两军共4个师负陕南东面防务。第3军陈岗陵师驻安康老城及东城，构筑坚固工事固守，新城及城南高地均放弃；第3军军部驻五里铺，123师控置在五里铺附近作为机动部队。98军主力仍担任旬阳至岚河口沿汉水西岸守备，一部守岚皋城，也留有一、二团机动部队，军部驻恒口镇，另设前进指挥所于汉水西岸。这样的部署直维持到11月初。

逃离安康时部署

　　8月上旬，胡宗南在西乡召集第3军、98军主官及有关人员开检讨会议，事后宣布李正先、谢义锋二人撤职(当时李正先、谢义锋二人均不在场，等于不处分)，27军、69军两军部撤销，该两军各缩编为一个师。27军保留某师，69军保留135师，调四川后方西昌等地整补。李正先指挥无方，胡宗南不严责李本人，反迁怒在参谋身上，将27军参谋长王某及参谋处全体人员，全部撤职永不录用，这事荒唐已极，使人啼笑皆非。那天盛文得到口头奖励。我认为同是战败部队，应同负责，请求撤职查办，胡宗南未允许，反说我事先有建议部署还正确，部队损失不到两团，加紧整补，即可恢复战力，加上我是陈诚的人，所以不奖不罚。事后他派来11团新团长陈以恒，想掌握我军实力（胡宗南人事控制直到团长)。

　　陕南从7月下旬以安康城为据点隔汉江对峙后，8、9、10三个月大体上平安无事，也确实侦明解放军主力将由川东湘西进攻，这方面全无活动，人员已撤走，防务很轻松。到了11月初，解放大西南战事已经发动，胡宗南部队也准备放弃陕南，急于进入川西北，他通知我们于11月3日要到石泉茶亭镇开会，部署陕南安全撤退的防务，地点选在汉中及安康的中间，便于双方人员当日到达开完会后回去。当日由安康前往的为盛文、刘劲持及第3军陈岗陵、邓宏义两师长共4人。胡宗南率参谋长罗烈及袁朴、李崑岗、沈策、徐经济等由汉中乘吉普车前来，王凌云由西乡来。胡宗南在开会后，当场规定第3军盛文全部即日开成都，安康城防由98军派队接替，掩护秦岭上面全部军队撤退后待命撤至城口万源。他问我能否达成任务，我答以1个月内可以做到。另委徐经济（黄埔一期，陕西人）为陕南行署主任兼游击总司令，在陕南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王凌云以豫西行署主任名义兼豫鄂边区挺进军总司令，先开至安康建立根据地，掩护98军撤退后相机向豫西挺进。他们2人都无正规部队，只有地方团队及自己带来的一些直属部队和政工人员，实力有限，后来也未发挥作用。这就是胡宗南对安康最后一次的防务部署。会后他还要盛文、刘劲持、陈岗陵、邓宏义4人参加新国民党(一说是精忠救国会)在蒋介石像前举行宣誓仪式由胡宗南亲自监誓。第3军于11月5日即西开汉中，安康城防由98军预四师接替。王凌云也率所部于11月中旬到达五里铺附近，实力不到一团。徐经济规定在石泉设立行署，是否照办不得而知。

　　到了11月下旬，解放军进入川东接近重庆，胡宗南部急忙调川应战，在秦岭部队都全部撤过汉水南岸，胡宗南本人也逃往成都，只留参谋长罗烈在汉中主持。他于11月25日电话通知我说：川东战事很紧张，秦岭部队已全部安全撤下，98军可于明日开始向城口万源撤退，担任大巴山守备。98军遵示于26日夜撤出安康城分三路撤退，一路(预四师一个团)由岚河口经岚皋撤至城口，一路(预四师主力)由安康经紫阳撤至万源，主力(军部及117师)循公路撤至石泉后经油车坝镇巴道先撤至镇巴。除岚皋一路与解放军稍有接触外，余均平安无事。到镇巴时已12月1日，知道重庆已解放，又奉命全军开通江，以后即进入四川境内，最后98军在阆中附近起义。当第3军撤退时，胡宗南命令将陕南壮丁全部拉走，骚扰不堪。98军撤退时，复命将公路及桥梁破坏，船只炸沉，物资烧毁，98军未全照办，只将公路要点破坏一部防解放军追击。王凌云部在98军撤退时不敢进驻安康城，他们随同98军后面也向紫阳撤退，安康在11月28日解放。

国共名将赵寿山

赵寿山（1894-1965），陕西户县人，1924年春参加杨虎城部队，历任排、连、营、团、旅、师、军长，集团军总司令。1942年底被毛泽东批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进入解放区，1948年1月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司令员彭德怀）、前委委员，1949年9月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新中国历任青海省政府主席、陕西省省长、省委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赵寿山作为17路军的核心人物参加了这一伟大事件。

1935年10月，时任17路军17师51旅旅长的赵寿山借看病之名向杨虎城请假离开部队，先后到北平、天津、上海等地观察形势。期间，他经常接触杨明轩、赵葆华、杨晓初、李馥清、韩述之等进步人士。通过学习阅读进步书籍和与他们交流，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明确了反蒋联共抗日的救国方向和办法。

1936年10月，赵寿山回到陕西。他在西安事变前与杨虎城最后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了捉蒋的大胆想法。

1936年12月11日晚9时许，杨虎城派小车将赵寿山接到绥靖公署住所。赵寿山刚进门，见到杨的秘书王居仁和警务二旅旅长孔从洲，就问杨找他有何事，王成仁说：“主任要亲自对你讲。”此时，赵已知道有行动，他见孔从洲在一旁低头沉思，就说：“从洲，请你给我找一张西安市的地图来。”孔说：“我这里带的有。”随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图。赵寿山正展开图看时，杨虎城喊：“寿山，快来！”赵到内室后，杨说：“今晚要行动，叫你来商量作战准备。”赵问：“是否通知了冯钦哉师长？”杨说：“没有通知，来不及了。”赵问：“孙蔚如师长、李兴中参谋长知道不知道？”杨说：“没有通知他们。”赵寿山说：“冯远在同州，来不及可以另派人通知；孙蔚如、李兴中是否现在可以请来予以说明，共举大事。”杨问：“把他们请来，他们如果不同意怎么办？”赵说：“孙蔚如与你在一起多年，他心里也许不同意你的主张，但是你下了干的决心以后，他会跟着你走的。把他找来在你左右商量些大事有好处。”杨问：“那么李兴中呢？”赵说：“时甫（李兴中的号）比我还激烈。我这次回陕以后，跟他谈过多次，曾和他谈到蒋逼我们‘剿共’，是要消灭我们的，我们必要时可以扣蒋。他听了非常高兴，积极表示赞同。我看他是真正赞同，没有问题。”杨虎城听了，说：“时甫还是这样。”表示很高兴。随即赵寿山和王居仁把孙、李接到绥署。之后，就分了工。杨虎城与孙蔚如在绥署掌握全局，军事方面交给赵寿山和李兴中商定。杨命他们立即研究提出一个军事计划。

军事计划命陕警备二旅孔从洲旅长担任解除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常驻机构驻宪兵连和西关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增派许权中为副旅长。命炮兵设在西安北城门上，对西安车站方面警戒，准备对外来敌军轰击；命西安绥署卫士队200人担任杨将军公馆和绥署的警戒；命物务营长宋文梅负责逮捕西京招待所蒋系军政高级官员……赵寿山将计划向杨虎城作了汇报。杨表示同意，任命赵寿山为行动总指挥，说：“我们准备好等张副司令来确定后，与临潼统一行动。”不久，张学良带了11名军官来了。“虎城兄，干不干？不干了就取绳子，我将我的这11员大将都带来了，你赶快叫人去拴，拴了送往南京给你升官领赏。”赵寿山和杨虎城、孙蔚如等人听了，孙说：“副司令，我们这些人绝不会出卖朋友。”当夜，张学良未归，在杨虎城处共同指挥战斗。

1936年12月12日晨约5时许，赵寿山听到临潼有枪声。赵向张、杨请示后，即放了信号枪，各部队同时开始行动。约到7点30分，大部分敌人已被消灭，枪声停下来，只有新城北门外警察大队一连武装还在顽抗。赵寿山即严令教导营长李振西说：“限半小时内消灭新城北门外的据点！”李如限完成任务。上午8时，西安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赵寿山向张、杨报告了解决战斗的情况。南京军政大员也被全部逮捕。9时许，蒋介石被押送到西安，即住在绥署大楼。

1936年12月12日，为了迅速安定西安市内的秩序，杨虎城任命赵寿山为西安市公安局局长。西安《解放日报》的报道《公安局长赵寿山告诫部属阐述一二·一二意义》消息中说：“他是号召全体警士，爱国家救民族的警士，不要做那帝国主义者的走狗汉奸的工具……” 1936年12月19日，杨虎城为了准备对南京“计伐军”作战，拟将17路军主力部队集结到泾阳、三原一带，任命赵寿山为渭北警备司令，驻三原县，统一指挥在渭北的17路军。临行前，杨虎城说：“今后任务重，一个是准备防御战，一个是联络红军，并将渭北群众发动起来，武装起来，以备万一，望你努力。”赵寿山到三原后不几天，巡视了渭北10多个县，对部队作了动员。

担任师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17路军被缩编为38军，赵将军被任命为该军17师师长。抗战爆发后，杨虎城将军即被蒋介石逮捕。赵将军对此极为不满，多方呼吁营救。蒋介石以抗战为名，大肆排除异己，命令38军各师分别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赵寿山在抗战中机智多谋，英勇善战，先后参加了河北保定以北新安镇一线的阻击战以及漕河战役、阜河战役，转战于大沙河、滹沱河之间，游击于“青纱帐”里，歼敌甚众。

1937年10月间，17师13000余人，奉命扼守山西娘子关正面阵地。在反复争夺关口外的雪花山主阵地、夺取井陉车站、退守砭驴岭战斗中，赵将军率领全师官兵在枪林弹雨中血战13昼夜，重创敌军，使娘子关正面阵地巍然屹立。后因参战各军企图保存实力，同床异梦，右翼溃退，后方受敌威胁，不得已撤出阵地。

同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山西境内国民党军队纷纷向晋南溃逃，17师已疲惫不堪。中共为了保存这支抗日武装力量，商同赵将军在晋西八路军留守兵团驻地休整。在此期间，赵将军先后到绥德、延安等地参观学习，受到毛泽东、叶剑英和其他领导人的接见，决心与共产党合作抗日。

1938年秋，蒋介石把原17路军改编为38军和96军两个军。赵将军任38军军长，进驻平陆茅津渡一带，背靠黄河，面向日寇，开展了长期的斗争。这年冬天，赵将军举办干部培训班，改造旧军官，培养新干部，以国共合作抗战为主旨教育。这对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38军能在中条山坚持两年四个月战斗，先后粉碎日寇11次扫荡提供了坚实基础。

蒋介石于1941年1月间，下令调38军到黄河南巩县、汜水、荥阳一带集结。不久，中条山就被日军占领。38军作为河防军之一，固守黄河铁桥南端邙山头桥头堡阵地两年多，一直坚持抗战。在此期间，赵寿山还曾捐款两万余元，为巩县小黄冶兴办一所小学。当时在秦、晋两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赵寿山、李兴中，率领陕西冷娃兵，中条山上打日寇，吓得鬼子一溜风……”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军为拔掉中条山的中国守军发动了多次扫荡围剿，但是日军始终未能拿下中条山的中国守军，不禁哀叹：“中条山盲肠炎，红鼻子将军赵寿山，宁打中央军一个团，不打三十八军一个连”。国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称38军为中条山“铁柱子”。跨过黄河对于日军来说始终是一个梦。

中条山战役，不仅使中国腹地的千万百姓免遭日寇铁蹄蹂躏，更阻止了日军打通西北、西南大信道，为日后的战略反攻赢得了宝贵的机会，而赵寿山作为主要指挥将领是功不可没的。

中条山战役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日本闪电般攻城略地；1938年3月，日军牛岛、川岸师团兵临山西风陵渡。

杨虎城将军因“西安事变”被迫出国，临行前，将西北军交给兄弟孙蔚如，一再告诫：一定要牢记“兵谏”之初衷，一切以抗日大局为重……“芦沟桥事变”后，孙蔚如向蒋介石请战，并向国民和陕西民众盟誓：余将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家，舍身家性命以拒日寇，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但闻黄河水长啸，不求马革裹尸还！

蒋介石批准孙蔚如请战要求，将孙蔚如为军长的38军（杨虎城的17路军在西安事变后被编为38军）扩编为31军团，由孙蔚如任军团长；下辖38军（军长赵寿山）和96军（军长李兴中）；17师、177师师长分别由耿子介、陈硕儒担任。

1938年7月，三万名“陕西冷娃”组成队伍夜渡黄河，开进黄河北岸中条山。黄河北岸中条山是一条东北西南走向山脉，长约三百余里，是黄河的一道天然防线。

这支军队在中条山坚持抗战三年，先后粉碎日军的十一次大扫荡，使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进入西北。而我军也有2.1万人牺牲在中条山下、黄河岸。

举办教导队

1938年1月初，国民党38军17师师长赵寿山秘密访问延安时，接受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培养干部、改造部队”的建议。回到西安后，即在中共陕西省委的帮助下，成立17师教导大队。7月，赵寿山升任38军军长后，改为38军教导队，后又改为第四集团军总部干训班等。六年连办五期，培养了1500余名有文化、年纪轻、思想进步的抗日干部。其中国共产党员500余人。对38军地下党的发展壮大、部队的政治改造和战斗实力的增强，做出了重大贡献。

扼守娘子关

抗日战争开始后，第38军（原属第17路军）之第17师与第177师第529旅在陕西渭北地区集结誓师，群众数千人热烈欢送，军民同仇敌忾。在《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抗日歌声中，第17师官兵怀着抗战到底的决心，于1937年8月8日到达渭南车站，乘火车开赴保定，布防于保定以北新安镇一线，配合第51军，阻击敌人。第529旅奉令开赴晋北作战。

中秋节前后，日军两个师团向南进犯，孙殿英部一触即溃，第17师在漕河一带抗击敌人。在敌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下，部队付出重大伤亡，但却坚守了阵地。不料关麟征第51军撤离前线，日军直逼保定。第17师与指挥部失去联系，且有被敌包围之可能，师长赵寿山接受旅、团长的建议，沿平汉线后撤。在保定东南的阜河一带，又与敌展开白刃格斗。两次战斗毙敌数百人，自己损失约一个团。第49旅和第51旅各团均缩编为两个营。

10月，第17师归冯钦哉指挥，开赴娘子关，奉命在关外雪花山。乏驴岭一线迎击西侵之敌。乏驴岭，雪花山皆为石山，构筑工事困难，只能用麻袋装土做成掩体。

10月12日晨，日军川岸文三郎第20师团开始向娘子关一线进攻。敌人首先从井陉方面出击，雪花山首当其冲。经数日之战斗，敌人被挫于我阵地前，但旧关曾万钟第3军阵地却被日军突破。赵寿山即率主力从乏驴岭右翼出击，以迅猛的动作直指井陉车站，以阻止日军后续部队向旧关前进。当时，日军后续部队刚到井陉车站，正在休息，突遭第17师冲击，纷纷逃窜。我缴获大量军用物资。但在前一日夜，日军袭占了雪花山。因此，正当主力在井陉车站扫荡残敌、清理战场时，占领雪花山之敌居高临下以强大之火力向车站狂射，原车站逃窜之敌也反扑回来，包围第17师。这样，部队不得不放弃所缴获的军用物资撤离车站，向雪花山方向转移。我师在雪花山背后发起反冲锋，重新占领雪花山阵地，并将违令放弃阵地的团长张世俊予以正法。

敌人继续向我主阵地乏驴岭方面猛烈进攻，曾以燃烧弹、毒气弹向雪花山射击。雪花山反复易手五次，战斗空前激烈、残酷。第102团共产党员连长张登第率部坚守阵地，英勇奋战，全连壮烈牺牲在阵地前，无一人生还。血战九昼夜，部队付出重大伤亡，兵力渐感不足，遂缩小正面防线，沿铁路隘口防守。直到右翼友军溃退，第17师才不得不撤出阵地。以后部队成立了一个剧团，起名《血（雪）花剧团》，来纪念这次战斗。并编了一首战歌：我们在乏驴岭上，誓与阵地共存亡。我们在雪花山上，血花扶着我们的刀枪。井陉车站夺大炮，娘子关外毁车辆……隘旧关守军撤退，部队由娘子关正面转移到北面的驴桥岭。第38军教导团在李振西的率领下和曾万钟的第3军一部，正在下盘石的后山迎击前进的日军。第17师一部也由驴桥岭一线主动出击，袭击日军侧后，阻滞了日军前进。此后，突破娘子关阵地右翼的日军向阳泉进攻，第17师才撤离娘子关。此次战斗由于坚守阵地有功，曾受到电令嘉奖。

　　第17师向阳泉撤退途中，八路军总部曾派两名军事干部来到部队，赵寿山分别委派这两个同志担任师特务连副连长和排长职务。他们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帮助巩固了部队，直到第17师到太原附近，才奉命离开。这时，第17师每旅只能编为一个团，又无补充来源，仅靠捡拾武器弹药和物资来补充自己，11月4日，第17师奉令到太原东郊山地陈家峪、敦化坊一线设防。5日，与猖狂西进的日军激战5小时之久，但这时由忻口南下之日军一部已攻进太原北关，太原外围部队均在撤退。第17师遂向太原南关转移，11月6日跨过汾河，撤至离石县以西碛口镇一带收容整训。第17师从陕西出发时共有1万3千余人，此时只收容到1千2百余人。

部队到碛口镇时，八路军留守兵团组织当地群众敲锣打鼓，扭秧歌，夹道欢迎。不久，延安中共中央派南汉宸率慰问团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到碛口慰问第17师官兵。南汉宸曾多次讲话，分析抗战之形势，中日国力之对比，阐明坚持抗日、抗战必胜之道理。南汉宸根据中央指示，帮助部队地下党整顿发展了党的组织，并由八路军留守兵团协助部队整训。师长赵寿山颁行三大禁令：禁嫖、禁赌、禁吸大烟，惩办了个别违犯禁令的军官。

1938年元月，第17师从碛口西渡黄河到绥德地区休整补充。驻防黄河西岸的是肖劲光旅。八路军官兵和第17师举行联欢，交流作战经验。肖劲光在接见部队讲话吋，肯定了第17师抗击日军的成绩，赞扬了第17师将士的流血牺牲，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增强了第17师官兵重上战场杀敌的决心和信心。

部队到绥德后，赵寿山师长去西安，路经延安受到毛主席、叶剑英等同志的接见。地下党也派蒙定军去延安汇报请示工作。

第17师在绥德休整近一月后，开到延川从延水关渡黄河，经永和、隰县抵洪洞县集结待命时，朱德总司令来到部队，给连长以上干部讲话，鼓励部队要团结一致，抗战到底。朱总司令在部队停留了一整天，同刚从西安返回的赵寿山做了长时间的谈话，对赵鼓励慰勉。随后部队经由浮山、阳城抵晋东南之晋城附近，编入第二战区东路军序列，归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

批准入党

毛泽东批准国民党将军赵寿山入党记 一一1942年11月7日夜，国民党38军中将军长赵寿山突然接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给他的电报： “勤兄： 一、可否派贵处郝克勇来和我一谈，请裁复。 二、今后通报改用公明勤三字。 弟公叩虞辰。”（“公明勤”是毛主席规定的通讯代号：“公”代毛泽东，“明”代中共38军工委，“勤”代赵寿山；“虞”韵目代日指7日，“辰”日式计时法指7到9时）

在赵寿山军长正苦于与中共中央联系不上的时候，毛泽东的来电给了他一个惊喜。他拿着电报进入内室，掩上门。一个人边看边想：毛泽东亲自给我拍电报，指名要郝克勇去延安向他汇报部队的情况，这说明中共中央、毛泽东对38军的关怀与重视。当时国共两党的关系又趋紧张，蒋介石对38军的监视与迫害日益加剧。在此种情况下，毛泽东亲自规定联络代号，这是为了保密，为了加强中共中央与38军的联系。想到这里，赵寿山由衷地感到欣慰。他禁不住地点头自语：“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一电激起千层浪，漫漫往事涌心头。 这天夜里，赵寿山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考虑着向毛泽东汇报的内容和请示的问题，考虑如何向郝克勇好好交代，走哪条路线比较安全，但他考虑最多的是向毛泽东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赵寿山要申请入党决不是一时的偶然想法，而是他长期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必然选择。 他出生在陕西户县一个贫苦佃农家庭，自幼抱着“富国强兵”的心愿投笔从戎。先在冯玉祥部队任教官、参谋。1924年春，幕名投奔坚持靖国军旗帜的杨虎城部队，跟随杨南征北战，历任排、连、营、团、旅、师、军长等职，逐步成为17路军著名的爱国进步将领。他对共产党的了解与认识，有个过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寿山对蒋介石的对外妥协、对内内战的政策深为不满。日军企图侵占华北，进而灭亡全中国。与此同时，蒋介石又逼迫17路军进攻陕北红军。面对外患内乱、国将不国的严重形势，赵寿山焦急苦闷，一筹奠展。1936年春他以到外地看病为名，观察形势。他在上海考察时，遇到几位陕西籍中共地下党员杨明轩、杨晓初等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找到了救国道路。在他们的引导下，他还阅读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和《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著作，新鲜的革命理论使他对共产党之进步、国民党之反动有了较深刻的认识，逐步树立了反蒋联共抗日的思想。回陕后，遂向杨虎城上书，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联合共产党与红军，联合东北军等主张。

1936年西安事变时，赵寿山（时任17师51旅少将旅长）担任17路军军事行动总指挥，指挥部队解除了西安地区的蒋系反动武装，扣押了国民党十多名军政大员，为逼蒋联共抗日立了大功。赵寿山是幸运的，正是西安事变使他第一次见到了中共和红军领导人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同志。在与他们的频繁接触与交谈中，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直接和深入的了解与认识，当时向彭总明确表示了希望参加共产党的心愿。在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赵寿山的政治倾向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1937年“七七”事变后，赵寿山坚持联共抗日立场，在与共产党八路军北抗日寇、南斗重庆的实践中，他的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1938年1月秘密访问延安时，毛主席亲切地会见了他，给他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提出了“培养干部，改造部队”的建议，约定了日后联系的办法，使赵寿山受到了巨大的鼓舞，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他当即向毛主席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党的领导，执行党的指示。正如他自己所言，延安之行成了他政治生命的新起点。 

但在国共合作的高潮时期，赵寿山一度“觉得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只求在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下，与中共一道对民族、对人民有所贡献，于愿已足，似无须取得党籍增加不便。但是，蒋介石迫害17路军，迫害38军的罪恶行径，彻底打破了他的这种想法。 他忘不了，17路军一直被国民党视为“杂牌”，受尽了歧视、排斥之辱，吃尽了分化、瓦解之苦。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他和38军更加忌恨与仇视。国民党特务机关攻击赵寿山，说“他思想左倾，跟他多年的秘书是共产党。西安事变时主张扣委员长，并且坚决反对释放。西安事变后，他认为受压迫，受歧视，对杨虎城被监禁极为愤慨。他一直反中央，对委虽长公开谩骂”。蒋介石则认为他“亲共”、“通共”、“容共”，骂他是共产党的“应声虫”，“越训越坏”，“三十八军皆赤化”。

因此，1940年10月，蒋介石将整个第四集团军由中条山调到豫西，进一步加紧了对38军的政治迫害。电令特务机关，说38军的37名旅团营连干部都是共产党嫌疑分子，要一律押送重庆、洛阳劳动营受审。赵寿山想到这里，义愤填膺，怒火中烧。他想，这37人都是我的政治军事骨干，若把他们都送到劳动营，都被打成共产党分子而加以处置，38军不就完蛋了吗？我这个军长不就完蛋了吗！他强烈地意识到，国共合作的前途愈加缈茫。敌我斗争已到了生死关头。还考虑什么，还犹豫什么呀！蒋逼我反，我不得不反。参加中国共产党是我惟一正确的政治选择。 这天夜晚，赵寿山思绪如潮，久久未眠。

赵寿山申请入党 第二天晚上，他约见郝克勇，一见面就说：“延安来电报了，毛泽东指名要你去汇报，你知道了吧？” “我知道了。” 两人落座后，赵寿山的双目眯视着郝克勇问；“毛泽东主席指名要你去汇报，你和他熟识吗？” “我和毛泽东没有见过面。” “没见过面，那他为何点名叫你去延安面谈？” “毛主席知道我和你的特殊关系。” “噢！”赵寿山有点惊异地问，“你给叔说，你究竟在共产党内担负什么责任啊？” “代表共产党组织和你联系。” “噢！原来是这样，这就好了。”赵寿山高兴地点头道，“咱们部队的情况你都熟悉，由你去向毛泽东汇报，我就放心了。” 

赵寿山点燃了一支土雪茄烟，一边吸着，一边若有所思地说道：“去年，蒋介石迫害咱们部队，要37名干部受审，搞得很紧张。我们派张西鼎（中共党员）去中共陕西省委汇报情况，请示方针。至今不但人去未归，而且杳无音信。以后又托伍云甫（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询问过几次，也无回音，使人十分焦急纳闷。现在好了，毛泽东来了电报，你可以作为我的代表，把咱们部队的情况如实向他汇报，请毛泽东给予指示。” 

郝克勇（后由毛主席为其改名范明，陕西临潼人，1932年入团，1938年转党，解放后任西藏工委书记、西藏军区第一副政委等职）的父亲郝鹏程是杨虎城的结拜兄弟、赵寿山的故友，所以赵、郝有叔侄之称。

1938年中共陕西省委派他到38军做上层统战工作，后任38军地下党工委委员。工委负责人看到毛主席要郝克勇去延安汇报的电报后，即决定由他与赵面议定夺。赵军长同意他去延安向毛主席汇报，他自然十分高兴，不住地点头称好。

赵寿山对这个任务十分重视，临行前，他千叮咛，万嘱咐，就汇报的内容、请示的问题与郝克勇密谈了好几次。在最后一次谈话时，他郑重地讲道：“我要入党。请你到延安后代我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我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 

郝克勇在38军工作多年，深知赵寿山联共、反蒋、抗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是十七路军高级军官中的左派将领，所以，听见赵寿山要求人党，他感到十分惊喜，遂高兴地说，“军长，我一定把你的入党申请报告毛泽东。”

1942年11月中旬，郝克勇由一个排护送赶赴延安。进潼关后先到临潼栎阳老家。翌日由中共陕西省委派来的联络员卫平把他接到泾阳县口子镇。当日午夜秘密闯过国民党封锁线，经过马栏等地，于11月下旬到达延安，住在西北局招待所。 毛泽东批准 12月上旬某日下午2时许，郝克勇由西北局副秘书长杨清（欧阳钦）陪同到枣园向毛主席汇报。一次没有汇报完，又接连汇报几次。在座的有党中央和西北局的负责同志任弼时、高岗等。 

郝克勇按照赵军长和工委批准的汇报提纲，向毛主席详细地汇报了38军北抗日寇、南斗重庆，在日蒋两种力量的夹缝中求生存和求发展的情况，重点汇报了我党的统战工作和我党的建设两个问题。 

毛主席一边听，一边作记录，不时插话询问某些事情的细节。他特别对38军主要将领的历史背景、思想动态感兴趣，反复进行询问。 当郝克勇汇报赵寿山军长的情况，讲到他要求加入共产党时，毛主席高兴地抬头“噢”了一声，遂说，“要求入党好啊！” 

毛主席对赵寿山将军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1935年10月，党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开展了对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他亲自给杨虎城、杜斌丞、孙蔚如写过信，先后派汪锋、王世英和他的秘书张文彬到西安与杨虎城谈判，并订立了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协议。西安事变后，他多次听取陕西省委和38军工委关于赵寿山和38军情况的汇报。1938年初，赵寿山访问延安时，毛主席也曾会见过他，并进行过深入交谈。抗战以来，赵寿山经受了两次反共高潮的严峻考验，表现一直是好的。今天提出入党申请，是合乎发展规律的。对这样的同志，我们不应采取关门主义态度，而应敞开大门，热情欢迎。

但毛主席考虑和处理问题非常慎重，而且特别注意倾听下级和基层工作同志的意见，所以并没有马上表态。毛主席对郝克勇说：“好吧，这是一个严肃的组织问题，请你详细地讲一讲！”

郝克勇汇报道：“我来之前，赵寿山和我谈了好几次，最后严肃郑重地要我代表他向主席提出中请入党的要求。他还记忆犹新地说：西安事变后，他的部队在三原与红军领导人朝夕往还获益甚多。一次，彭总、任弼时、杨尚昆等来会见他，向他解释放蒋是为了结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使他疑虑顿释。心情高兴叫来照相馆人，在司令部院子里同红军领导人合影留念。彭总握住他双手风趣地说：赵司令，这下你可叫蒋介石抓住把柄啦，你这是通匪有据啊！他回答说：我不怕，请你报告毛主席，我不仅通匪，我还要上山参加哩！”

　　毛主席听到这里高兴地笑了，侧身问任弼时同志：“是这样的吗？” 任弼时笑着说：“是的，当时我也对赵军长讲过，我们是红军，照完相就走了，可不要给地方同志留下麻烦啊！” 毛主席高兴地点了点头，对郝克勇说：“很好，你接着讲。” 

郝克勇接着说：“赵寿山还说，从那时起，多年来，他不仅与共产党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而且，实际上是保持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一直没有得到批准入党的答复。为此事。他曾问过杨明轩（赵的参议、中共党员）同志。杨告诉他说，共产党不是青红帮，随便说一下就可以入党的，你必须郑重地提出申请，履行党章规定的入党手续，才算入党。”毛主席插话：“讲得好！”“他这才明白过来。所以，这次特意委托我正式向主席申请入党。” 毛主席听到这里，欣喜地笑道：“还有这样生动的故事啊！” 毛主席又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几口，扫视了一下在座的同志，然后对郝克勇说道：“赵寿山军长的入党问题，是一个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大问题。你可以根据你所了解的情况，讲讲你的意见嘛！” 

郝克勇略加思索，胸有成竹地讲道：“根据我了解的情况看，他有三条可以入党。” 毛主席蛮有兴趣地“噢”了一声，伸出他那宽大的左手掌问道：“这第一条？” 

郝克勇说：“赵寿山是十七路军中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他最早响应我党《八一宣言》，不仅是参加西安事变的重要将领，而且在抗战中与八路军密切配合并互相支援。主席在延安接见过他之后，他的思想有了巨大的进步，坚决执行主席指示，在部队中大量吸收和重用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他还学习八路军治军经验，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把38军这支国民党的旧军队改造成团结进步、联共抗日的劲旅，赵寿山的觉悟和进步是实实在在的。” 

毛主席屈了一个指头，说：“好，这是第一条。再往下讲。” 

郝克勇接着说：“赵寿山与我们党在巩固部队、保存实力、争取生存、外抗日寇、内斗重庆诸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他所以能由51旅旅长当上17师师长，又由师长当上38军军长，表面上当的是国民党的官，实际上当的是由我们共产党员撑腰的官。” 

毛主席又屈了第二个指头，说：“在北伐战争时期也有过这样的先例，你讲第三条。” 

郝克勇继续说：“赵寿山也清楚地知道，38军的人事权、财权以至兵权，绝大部分都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而这些共产党员大部分又是由他亲自培养出来的拥护抗日、团结、进步方针的中坚力量，赵寿山只有依靠共产党继续坚持抗日，才能在日蒋两种力量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否则就会，要么被国民党分化瓦解掉，要么被日寇消灭，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毛主席听完，屈了第三个指头，许久没有伸开，他也没有做声，只是不住地吸着香烟，好像把这个问题彻底想透了，他才缓缓地说道：“事情正是这样的，38军军长赵寿山和我们党有两个共同的利益基础，一是要共同抗日，二是要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分化、瓦解、吞并以至消灭的阴谋，所以，赵寿山领导的38军和八路军的利益是一致的，和我们共产党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对赵寿山应当完全信任，决定不向他保密，要向赵寿山全部公开38军的党员名单，党的重大决定都要和他商量，使他安心。” 

这时，毛主席又点燃了一支香烟，抽了一口，然后郑重地说道：“中央原则上同意赵寿山的申请，可作为一个特别党员。为了防止暴露，不举行入党仪式，不办理入党手续，在党内也不公开，待时机成熟后再追认党籍，党龄可从‘双十二’算起。” 

在座的中央和西北局的负责同志的脸上都为赵寿山军长的进步绽出庆幸的微笑。 毛主席把一截烟灰轻轻地弹到烟灰缸里，又对郝克勇叮嘱道：“你回到前方后，请代我向赵寿山军长问好，要向他传达好党中央的指示，请他不仅要做好38军的工作，而且还要特别注意做好孔从洲、李兴中、陈硕儒等西北军将领的工作，还要鼓励孙蔚如出面向蒋介石做工作、做斗争。对国民党的腐化堕落现象和社交应酬，要同流不合污，防止部队腐化。又不要标新立异、孤芳自赏，以免暴露。”

最后，毛主席又强调指出，“同时，一定要搞好军民关系，做好群众工作，这是你们能否生存的根本条件。”

1943年3月，郝克勇由延安回到河南荥阳苏寨38军军部。在当天晚上，他就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向赵寿山军长详细地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38军工作的重要指示，传达了毛主席批准他加入共产党的消息和毛主席对他的亲切问候，同时向他公开了38军300多人地下党员名单，并研究了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的措施和办法。

人逢喜事精神爽，中共党中央对他的信任与关怀，特别是毛主席批准他加入共产党的喜讯，使赵寿山感到非常欣慰与高兴。他欣慰的是自己已经过艰难曲折与苦苦追求，终于在48岁的时候找到了中国头产党，使自己的政治生命获得了新生，有了光荣的归宿：他高兴的是从此在北抗日寇、南斗重庆的斗争中有了依靠，有了方向。

这天晚上，赵寿山格外兴奋激动，他让雷副官拿来好酒，和郝克勇边喝边谈，兴致极浓。他看毕党员名单后，非常感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对自己如此信任，十分满意而兴奋地说：“好啊！你们公开的这些党员，除个别人外，大多数都是我喜爱的干部，也都是我早已略谋着（猜想着）的共产党员。” 

在谈到自己已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时，他兴奋地站起身，在室内踱了几个方步，然后端详着郝克勇，意味深长地说：“毛主席这次批准我入党，不仅是人为，而且也有天意。你说对吗？” 入党之后

  赵寿山同志入党后，根据党的指示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1944年后任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一直坚持联共抗日，他对党更加信任，与党合作更加密切，为党做了大量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赵寿山遵照党中央“你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可回延安”的指示，于1947年3月回到解放区，7月通电起义。1948年1月党中央、毛主席分配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前委委员，参加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 

建国后，赵寿山历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陕西省省长，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公祭大会

1965年6月20日赵寿山因病在北京逝世，6月23日首都各界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大会，朱德主持公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真致悼词。1988年5月1日，在陕西省户县定舟村5000名群众敲锣打鼓庆祝赵寿山将军创办的善慧小学成立52周年大会上，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83岁的温朋久托人送来了“功在邦国、惠在桑梓”的题词及贺电，以真情来纪念赵寿山这位战友（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叔祖父温朋久，1937年8月在法国欢迎被蒋介石因西安事变免去军职流放到巴黎考察的杨虎城将军，温向杨请求回国抗日，杨说：“你回国找赵寿山将军，他是我的忠实部将。”从1938年到1947年，温任赵部参议兼教官十年）。

【杨虎城（1893-1949），陕西蒲城人，民国陕军将领，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反清反军阀、拥蒋又反蒋的名将。24岁时自赋诗：“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自护国军起义以来，百战不屈，历经二虎守长安，雪夜奇袭唐生智，潼关截断西北军后路等一系列战役，终至17路军总指挥、陆军二级上将、陕西省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势力遍布陕甘两省绝大部分地区。后抵制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暗中联络红军、联合张学良东北军，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抓捕蒋介石逼其抗日。蒋介石剥夺了他对西北军的控制权，被迫出国去欧洲考察，他继续批评国民政府，七七事变后多次致电要求回国参加抗战未准，1937年12月他偷偷回国，和家人、秘书一起在南昌被逮捕软禁，此后一直被囚禁12年。1949年9月16日，在解放军大军压境、国军弃守重庆前夕，蒋介石以“武力兵变主谋”而指使军统特务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戴公祠将杨虎城及其幼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其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及幼子“小萝卜头”宋振中6人，用匕首捅死并用硝镪水毁灭尸体。建国后移骨安葬于西安市长安区“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关于西安事变张学良主张放蒋与杨虎城主张杀蒋的是非争议，可用这段话作参考----1966年周恩来曾对杨虎城长子杨拯民说：“有人问我，西安事变如果把蒋介石杀掉会怎么样？我看也不过是日本人早打进来，革命力量早发展，抗日战争也许早胜利。结果未必坏。”2009年10月杨虎城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孙蔚如（1896-1979），西安灞桥人，曾追随杨虎城将军多年，参与发动西安事变任戒严司令，随后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兼第38军军长。抗日期间38军升格为第31军团和第四集团军，任军团长和总司令，是陕西抗日主帅，一直坚持杨虎城与中共联合抗日主张，1945年授国军上将衔，获抗战青天白日勋章、美国二战金质自由勋章。1949年拒赴台湾，与中共取得联系，在上海迎接解放。建国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常委、陕西省第一届至第三屈主任委员，陕西省政协第一、四届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孔从洲（1906-1991），西安灞桥人，开国中将。曾任杨虎城第17路军警备第2旅旅长，西安事变中指挥所部参加解除南京国民党驻西安军、警、宪、特武装的行动。抗日战争时期任国军第38军55师师长、副军长。1946年5月15日率55师于河南巩县起义，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参加解放军，后任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军长，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开辟豫陕鄂解放区（从部队抽调两连一炮排组建商洛军分区独立四团，后改为安康军分区独立九团）；1948年任豫西军区副司令员；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参加了渡江战役。建国后任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第二炮兵学校校长、西南军区军械部部长、沈阳高级炮兵学校校长、炮兵工程学院院长、解放军二炮副司令员；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著有《孔从洲回忆录》《怀念赵寿山将军》《缅怀孙蔚如将军》。】

【梁励生（1909-1967），陕西咸阳秦都钩台马家寨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在咸阳地区组织农民暴动，后从军于爱国将领杨虎城部，1936年参加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2月奉命赴陕南安康县接了一批新兵为部队充实兵源，历任西北国军第38军教导队区队长、队长，17师49团营长、团长等职，曾是第38军中共地下工委主要负责人之一，战功卓著，众誉“小诸葛”。1945年7月17日与刘威诚、徐又彬、张复振等率17师50、51两个团及49团一个营共2300余人，在河南洛宁故县镇起义，22日率部成功进入解放区。解放战争时期，任17师副师长、政委，陕南军区两郧军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为建立巩固陕南区两郧根据地、支援安康商洛前线做出卓越贡献。建国后任湖北省郧阳军分区司令员、襄阳军分区司令员兼地委常委等职，曾获国防部颁发“二级解放勋章”“八一奖章”及证书。】

【刘威诚（1903-1992），陕西蒲城人，1924年入杨虎城部教导队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杨虎城部营长、团长，参加西安事变、八年抗战。1945年7月17日，在第38军17师51团团长任上，与50团团长张复振等率17师大部奔赴解放区，张任师长，刘任政委。1946年9月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成立，任副军长。1947年到1949年，17师与12旅是开辟陕南解放区的主力军，1949年5月1日合编为解放陕南的第19军。建国后历任西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西北军区公安司令部副参谋长、军区后勤部营管部部长、西安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体委主任。1960年因受彭德怀案牵连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1979年平反，任西安市人大副主任。】

战雄油勋张复振

张复振（1907-1968），山东莘县人，开国少将。1924年17岁从军于冯玉祥、杨虎城部队，从士兵到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1936年率部参加西安事变；1938年3月任西北军第38军17师50团团长，同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率部奔赴抗日战争前线，在保定、娘子关、雪花山、中条山一带艰苦卓绝坚持八年抗战。

1945年7月17日率本部50团与刘威诚51团和49团一个营在河南洛宁故县镇起义，22日将起义部队成功带到豫西解放区；毛泽东、朱德致电慰问，并任命他为西北民主联军17师师长；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垣曲、上党、平汉等战役。

1947年率部与12旅开辟豫陕鄂根据地，1948年两部配合开辟陕南解放区，1949年5月1日所部17师与12旅合编为解放陕南的第19军，任57师师长，与符先辉55师并肩作战，以其此前已解放了郧西、郧县、均县、房县、竹山5县为根据地，向西进军发起了“白竹平战役”“平利阻击战”“关垭子战役”“牛蹄岭战役”，将胡宗南集团4个军打残，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解放了白河、竹溪、平利3县。

1949年8月所部57师移驻旬阳蜀河休整训练；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率部57师西进连续解放旬阳、安康、汉阴、石泉、西乡、城固、勉县、佛坪、略阳9县；12月8日所部57师先头部队与贺龙指挥的18兵团在汉中会合，继而进军四川；回师兼任汉中军分区司令员。

1952年2月毛泽东主席签发命令，将解放军第19军57师成建制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军部及直属改为陕西省军区，55师划归西北野战军），“石油师长”张复振率改编后的1团钻井、2团基建、3团运输向“贫油”宣战，历任玉门矿务局副局长（局长是杨虎城长子杨拯民）、玉门市长、青海石油勘探局副局长、石油工业部运输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先后组织参加了甘肃、青海、新疆、大庆、胜利、大港、四川、辽河、江汉、长庆、华北等油田的石油大会战，为发展我国白手起家的石油工业作出卓越贡献，成为而今中国石油百万雄师的先驱，被当年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誉为：“拖不烂、打不垮的石油运输野战军！”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惨遭百般折磨，于1968年9月14日含冤屈死于甘肃敦煌七里镇的一口枯井里。1970年参加江汉油田会战的铁人王进喜兴冲冲地赶来看望老领导张复振，得到的却是蒙难噩耗，王进喜心情沉重，给他准备的午饭一口未动，径自驱车到潜江会战指挥部找国家石油部领导，为张复振鸣不平；很多同事上下级纷纷为张复振申冤。1972年6月中共“五七油田”会战指挥部委员会发文件《关于张复振问题的批复》为他平反昭雪；1978年3月石油工业部在江汉油田四机厂为张复振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彻底为他恢复名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悼文：“张复振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为石油事业呕心沥血，献出了一切，我们永远怀念他！”

新中国成立以来迄今为止，以国家石油工业部名义只立过三块纪念碑：一块在玉门，为纪念中国石油勘探事业的奠基人著名地质学家孙建初；一块在大庆，为纪念在开发大庆油田中作出卓越贡献的铁人王进喜；一块在濮阳中原油田，为纪念中国石油运输事业的开拓者张复振。白色花岗岩石碑上书“张复振同志纪念碑”8个大字，碑文上部是张复振将军的一幅彩色照片；背面是其一生的主要事迹，落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日期为1985年7月17日（张复振起义40周年）。当日，石油工业部在濮阳中原油田黄河园林，为张复振举行了隆重的立碑揭幕大会。濮阳既是张复振故乡紧邻，又是新发现的大油田，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石油师长”里程碑式人物的丰碑，永远屹立在百万石油大军的心中，激励一代又一代石油人奋发图强。

　　【徐又彬（1918-1968），汶上县义桥乡徐学庄人，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7月被组织派到西北军第38军从事策反工作，历任教导队第二队副队长、17师50团迫炮连连长、副营长。1945年夏国民党对17师共产党的活动有所觉察，决定撤销连以上军官；秘密话动于该师的中共组织报经上级批准后，决定发动起义，他任中共起义工委副书记，分工17师直属单位和张复振50团、刘威诚51团的组织联络工作，7月17日起义一举成功，他和战友们将部队开到豫西，中共中央向起义将士发来贺电，起义部队改编时任51团政委。解放陕南时任第19军57师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空军第一预科学校政治部主任、政委，空军直属政治部主任。“文化大举命”中遭到诬陷迫害，1968年9月含冤逝世。1981年空军党委予以平反昭雪。】

赵守杰：迎接新中国诞生

　　1949年，解放军由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当时我所在部队为第二野战军之第19军57师，远离野司，独立执行任务于鄂、豫、陕地区。部队统编后以新的面貌、新的战斗姿态，投入新的战斗任务——西进解放陕南。部队在鄂西之竹溪西进，先后攻占关垭子、平利、牛蹄岭，经激烈战斗，歼敌八千余，攻占安康新城（安康分新旧二城）。部队乘胜准备攻打安康老城之际，奉上级电令暂停攻占安康。待命配合一野18兵团进军四川。遂奉命移师汉江以北之蜀河口进行战役总结，开展军政大练兵。

　　60多年前，部队装备很单一，通讯器材极为缺乏。师团的通信联络为军用单机靠总机接转。师与上级主要靠一台手摇发电的电台接收上级命令指示。当时，全师连一部收音机也没有。

　　1949年元旦，部队向郧阳房县进军，并一举解放该城，溃败的国民党军由房县南逃，我军追击90余里抵达神农架，歼敌一部分后返回房县，稍经休整即进军竹山，并攻占该城。4月23日从电台接收到大军突破长江天险、解放南京的喜讯，我更加相信了毛主席的论断：全国解放为时不远！

　　1949年8月，部队于蜀河口展开轰轰烈烈的军政大练兵。9月28日接上级电示：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和群众大会，毛主席将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各部队就地举行庆典活动。接到此电后，指战员欢欣鼓舞，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刹时间驻地军民一片欢腾，热闹非凡，欣喜若狂，所有人沉浸于喜庆的海洋中。

　　为了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盛典，我师于驻地东侧大河滩搭建彩门彩楼舞台，时任师作战科长的我，负责组织指挥参会部队的调遣。经过一天的忙碌，庆典会场布置完毕，周围彩旗飘扬，庆祝标语布满会场周围和街巷，刹时蜀河滩变成了红色的海洋。

　　盛典时刻到来了，参加盛典的部队和群众从四面八方敲锣打鼓、高举红旗标语、唱着歌、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会场。主持盛典的师政治部主任徐又彬以高昂、激动、兴奋的声音宣布：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典大会开始了！顿时全场指战员起立，立正高呼：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继而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歌声刚停，按捺不住兴奋之情的师长张复振和政委张文彬在热烈的掌声中为新中国诞生致祝词。最后庆典大会在嘹亮的歌声中结束。

　　1949年11月下旬，部队受新中国诞生的巨大鼓舞，乘胜西进。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军在我胜利之师面前纷纷倒戈投降溃败，毫无抵抗之力。我部遂于同年12月8日与南下的一野18兵团会师于陕南重镇汉中后，继续南下四川，进抵剑阁后，成都和平解放。我部奉命返回陕南划归一野建制，此后我也一直尽职于大西北。

　　忆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夏大地满目疮痍，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看今朝，祖国山河繁花似锦，人民过上和谐安定幸福生活。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经济迅猛发展，震撼了世界，被誉为中国奇迹。

　　我们祖国大陆的黄埔同学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者，要以力所能及的实际行动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赵守杰，1922年出生于陕西铜川，1938年参加西北国军38军奔赵抗日前线，1940年4月考入成都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十七期二总队学员，毕业后回到中条山抗战前线38军17师队伍，1945年7月17日随部队起义加入解放军，1946年所部在华北与国军作战，1947年所部进入豫陕鄂开辟根据地，1948年所部开辟陕南解放区，1949所部编入陕南军区第19军，任57师作战科长，所部解放陕南十余县。建国后任甘肃平凉军分区司令员。晚年为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名誉会长 2010-05-12）

黄镇山:趣话驻陕国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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