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center;"><span style="font-size: 20px;">——许渊冲先生印象侧记</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center;"><span style="font-size: 20px;">秦建华</span></p> <h1> 二OO四年,拙著《高健翻译研究》出版后,我遂给许渊冲先生寄赠一册。不几日,我便收到许先生的回信,同时还寄来他的《文学与翻译》、《宋词三百首英译》等书,并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地题写着“建华老师”,且签名盖印。</h1><h1> 观瞻许先生的信笺,可谓别具一格,不无新意。其左上角印有许先生的照片,一吋黑白、免冠、西服领带。其上部用六号宋体印着许先生的简短介绍,诸如1921年出生,先后毕业于西南联大、巴黎大学,北京大学文学翻译教授,出版多种译著的具体名称等,其中最后一句为“国内外将中文诗词翻译为英法韵文的唯一专家”。</h1><h1> 许先生在回信中的第一句话便是:“大作收到,谢谢。写法新颖。”这多少有点令我受宠若惊。因为我心里颇为清楚,许先生乃中国译界之宿儒。著译,日不暇给;接访,门庭若市。我冒昧寄赠拙著,本想博得先生一笑,未曾想先生能亲笔回复,且略施溢美之词,心中自然欣悦不已!</h1><h1> 尔后,我又不时给许先生去电,请教译学之惑,先生每每鼓励有嘉。我尚告诉先生,欲负笈北大,访学一年,完成《许渊冲翻译研究》一书之写作。然而,由于教务繁忙,未能成行,失了对先生的耿耿诺言,乃愦憾终身矣。</h1><h1> 二OO六年三月,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承办的“高健翻译艺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令人既颇感意外同时又曷胜欣喜的是,许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与师母一同应邀莅会。</h1><h1> 握手,寒暄,就座。彼时,“幸会先生,不胜荣光!”八个大字顿然跃入脑际,我情不自禁地站在先生右侧,让工作人员按动快门,留下这永恒的瞬间。 </h1><h1> 开幕式结束后稍事休息。我便与高健先生、温建平女士等,陪同许先生夫妇走出会议室,在外研社的一间茶吧围桌而坐,开怀畅谈。许先生拉住高健先生的手(两位先生亦属头次相晤),不住地说着:“只有你我的翻译理论,才能真正解决中国文学翻译的高层次问题,西方的译论只能解决低层次的科技翻译问题”。</h1><h1> 智者相遇,格外亲切。高先生一改平日里的奔放不羁之个性,面容腼腆,表情谦恭,说话平易,而许先生则慷慨陈词,语调激昂。</h1><h1> 他俩谈翻译、谈人生、谈东西文化、谈趣闻轶事。我与建平女士等静坐一侧,全神贯注,洗耳聆听,并不时为许先生的奇思妙想会心一笑。</h1><h1> 是呀!许先生耄耋之年,思维之敏捷,性格之率真,无不给在场的各位留下深刻而持久的印象。恰如高健先生与我私下里的评价:许是一位敏思的人,始有在译事上的新论迭出,著作等身;许是一位率真的人,方有许、王在世的年代,不受待见,累遭非议。</h1><h1> 且说到了二OO八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欲出版拙著《语性理论与文学翻译——高健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一书,我遂打电话诚请许先生惠赐美序,他欣然接受。我心里一阵窃喜,便挂号寄去样稿供许先生翻阅。不料,一周后师母打来电话,说是让我帮着起个草稿。</h1><h1> 于是,我便握笔伏案,草就了一份八百字左右的序言,于第二天一早挂号寄出。一个月后,我忽然收到许先生的回函,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并心里美滋滋地想着,终于有了一本译界大腕惠赐美序的专著了!</h1><h1> 遂咀里哼着小调,我小心翼翼地撕开印有“中国邮政”的蓝色信札,打开一看,却顿然失望。许先生的信很短,大意是“思来想去,这个序还是以你自己名义来写为好!”</h1><h1> 手捧着许先生改过数遍(从笔迹颜色判断)的“序言”,我少许思忖,心里忽然明白了点什么。因为多年来,许先生一向认为,他所提出的翻译理论才是中国最高明的翻译理论,他的译笔才是最美最佳的译笔。而我在“序言”里却写道:高健的“语性理论”是最富具中国气派的翻译理论。……论到他的译笔之佳,表达之圆满完美与语言之贴切自然,又有谁比得过他——包括不少我们知道的高手名家?”</h1><h1> 这或许就是俗谚所云的那样:一山难容二虎。</h1><h1> 诚然,许渊冲先生与高健先生皆为译界“大腕”,其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翻译研究·当代卷》所收录的人物中略见一斑。他们所提出的翻译理论富具中国特色,正如我在拙著《翻译研究的多维视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无疑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建立中国的翻译理论体系”,是极有可能“放置在外国人案头”的中国译论。</h1><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