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林泉高逸图》

刘崑岭-中央国家机关美术家协会

　 “项圣谟”是中国明朝最了不起的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松斋读易图》、《放鹤洲图》、《剪越江秋图》、《且听寒响图》、《闽游图》、《蒲蝶图》。还著有《朗云堂集》、《清河草堂集》、《历代画家姓氏考》、《墨君题语》等。我几乎全部欣赏，尤其是他画的《林泉高逸图》，多少年来让我萦绕心头，即使是形而上学之作也势必早晚拥有。

可能是艺术学人大抵都心有灵犀，酷爱项圣谟《林泉高逸图》的古往今来不乏其人，不过能真正领会项圣谟这幅作品的意境，并且在自己图画上表现出来的，往往就差强人意了。

阅读过近代艺术大师傅抱石先生早在 1943年创作的《林泉高逸图》， 镜心，纸本设色，拍卖 成交价：4140万元。

这就是一幅抱石先生精美的之作《林泉高逸图》，有人点评：“山高水流，烟云浮荡，苍松成林，杂木丛生。中有高士二人，冠服俨然，前后呼应，听泉观景，觅句成诵……沉静似太古的深山老林，透出了潺潺泉韵与朗朗吟唱，其幽、其雅，真非文字可以述其万一。

笔是苍莽而遒劲的，墨是润泽而淋漓的，泉流用细线，如春蚕之丝，婉蜒自若；杂木取双钩，或以青填，或以绛敷；这是秋高气爽的季节，大自然尽显着它的深沉和绚烂。

高士衣冠，着笔精确有力，望而有高古之意，眉宇间透着睿智，须发飘动，又不乏洒落的逸气。”。

　　对于中华民族传承有序的艺术瑰宝，我一贯只是自顾自的欣赏，从来不敢加以篡改或盲目创新。至于我作品的“创新”自然也不必提及，以往所谓的自我创新作品都是有人央我画东画西，不过是添枝加叶而已，雅称订制，或许试笔，试纸有过，否则不如若隐禅修。一则，使我过瘾。二则，使我功笔及意识形态得到升华。

如今不伦不类的所谓原创比比皆是，未必被人颂扬，更何谈被引起重视乃至流芳千古？其病因多故功笔及名气不够大，或许是心不够虚，作品经不起批评家们的议论和推敲。甚至今日不靠印刷术而动用笔墨临摹历代古迹的圣手多乎哉？

我因酷爱临摹中国历代国宝作品，被国家注册为《非遗传承人》，但就中华民族确也起不到承上启下之功效，终究对国宝敬畏之心无愧于己，故称“承上画派”而有余。

每每凝神静气执笔于画案一端，总会浮想大师的浩然正气，犹如故人归。竟然心中无我，仿佛打坐于瑶池，有笔墨沟通与天地神仙相往来。如此周而复始直到加盖最后一枚印章才感觉还阳归于人间。越是如此愈不敢与大师万一同日而语，能时有比对国宝领教一二自己的好处，既足以使我骄傲自满矣！

实不可解的是现在国宝级作品也有鱼目混珠，张冠李戴。竟有清朝画家出来冒名顶替，让人茫然不解。

　　项圣谟（1597年—1658年），字逸，后字孔彰，号易庵，别号甚多，有子璋、子毗、胥山樵、胥樵、古胥山樵人、兔鸣叟、莲塘居士、松涛散仙、大酉山人、存存居士、烟波钓徒、狂吟客、鸳湖钓叟、逸叟、不夜楼中士、醉疯人、烟雨楼边钓鼇客等，浙江嘉兴人。祖父项元汴，为明末著名书画收藏家和画家。伯父项德新也善画。

项圣谟自幼精研古代书画名作，曾由秀才举荐为国子监太学生，但不求仕进，沉心于书画，山水、人物、花鸟无一不精。项圣谟的作品，以山水为多，也是他成就的主要方面。他早年从学习文徵明入手，但很快就跳出了文徵明画法画风的局限，而直接向古人学习。这主要是受益於其家族富甲天下的历代名画收藏，从而可以使他很快改学宋人用笔的周密严谨、兼取了元人的韵致。除了宗乳於祖辈的丰富家藏，亦得力其自身的观察自然、远游写生的经验，使其画面布局大开大合，意境明净清雅，结构严谨而富于变化，笔法简洁秀逸，气韵高雅，极富书卷气，具有很高的品格和思想内涵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

项圣谟的《林泉高逸图》原大尺寸123x33cm。为了弘扬这幅作品故而放大为241x69cm。我在原作水墨丹青基础上修饰为“浅绛色”，略加渲染以显华润。

　　项圣谟的意境深邃曾得到明末两位最为著名的鉴赏家，董其昌和李日华的高度评价。董其昌在他的画册上题跋，称“古人论画，以取物无疑为一合，非十三科全备，未能至此。范宽山水神品，犹借名手为人物，故知兼长之难。项孔彰此册，乃众美毕臻，树石屋宇，皆与宋人血战，就中山水，又兼元人气韵，虽其天骨自合，要亦工力至深，所谓士气、作家俱备。项子京有此文孙，不负好古鉴赏百年食报之胜事矣”，李日华称赞他的画风无人能及。

　　他的画有两点最值得称道，也是当时其他画家所不及的。其一是强烈的政治色彩，他用画反映民间疾苦，寄托对人民的同情和对明王朝的忠贞。在先后经历了“甲申”和“乙酉”之变，满清入主中原后，项圣谟在画上就不再题写朝代的纪年，仅用干支，并钤盖“江南在野臣”、“大宋南渡以来辽西郡人”、“皇明世胄之中嘉禾处士”等印，以彰其志节。此段时间的作品，大多借用绘画抒写胸中郁愤，表现强烈的遗民感情，由徐树铭题项圣谟清顺治三年（1646）所作《山水诗画册》：“六月雪篇有时变之感，望扶桑篇有故国之思，诗史之董狐也。”于画作中寓写深意，反应时代，以画为史。

　　李铸晋认为其在亡国后的作品，蕴含著效忠前朝，表达亡国之痛的图画象徵，如：红色，以“朱”为明朝；枝干壮硕却无叶的树木，喻为国家，虽历风雨，枝干仍傲然挺立，有著不可折屈的精神；在暮色中栖息的飞鸟是无处可归，何处为家之意等。现藏北京故宫之《大树风号图》的题跋“风号大树中天立，日落西山四海孤。短策且随时旦莫，不堪回首望菰蒲”可作其心境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