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若只如初见——我的1978 作者 宁光强

凭栏处•宁光强

人生若只如初见

——我的1978

宁光强

四十一年前，1978年夏天，我受单位指派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我从没去过北京，仅“北京”俩字，就把我的魂儿抓走了，连这个会是干什么的，都不清楚。

到了才知道，是参加中国青年报的“通讯干事”会，这个独特的“干事”名头，是单位根据报社的要求推荐的。印象中，会议就是关于时事的一些报告和学习讨论，我最忘不了的是去八达岭，登上了长城。并不知晓后来才知道的这个夏天所孕育的那些东西。

　　会议结束，我被通知九月份还要再来，要“筹备已停刊12年的中国青年报复刊”。接下来又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还要再来”。我并没多想，就是来帮助工作嘛！

九月，我来到了北京那条极其普通的海运仓胡同2号院，我的“帮助工作”被安排在青年运动部，与部里王文翔主任坐一屋，我像报社其他同志一样，称他为“老王”。那会儿，我抽烟，我也知道，老王不抽烟。但我并不认为我与他共处一室抽烟对他有什么不好。有时，早晨我来得早，擦地打开水打扫卫生，经常看到我案头的烟灰缸被用一张纸盖着，我知道这是头天晚上老王走得晚，他盖的。但我仍麻木地体会不到老王对我抽烟的感觉。直到我年过六十，也戒了烟，痛嫌有人在我身旁抽烟时，才想起了自己年轻时这一细处。我要向王主任、王前辈道歉，可是，老王他、他已过世，他走了……。这成了我一生的遗憾！

　　九月底，部里的房树民老师带我去江南采访，我同样称之为老房。他个子不高，说话声音轻轻的。有一天傍晚，我们饭后在苏州街头溜达，他顺路买了一本《人民文学》杂志，回到招待所才知道，当期杂志发表了一篇他的短篇小说，标题叫作《明天还要走》。后来，我又了解到老房不到二十岁就开始创作小说，五十年代，与著名作家刘绍棠齐名，曾参与了著名报道《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采写。我真不知道，带我的老师竟是如此“大牌”！

十月七日，我们还在江南采访，因“文革”停刊十二年的中国青年报复刊了。当时，我很遗憾，我隐约感觉到，这应是“历史性”的，我遗憾我没在北京、没在报社，没有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老报人们拿到报纸时那种兴奋的表情、欢欣的心情。然而，我没想到的是，这仅仅是兴奋与欢欣的一个开始，高潮还在远远的后边。

　　接着，为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平反，报纸讨论“流行歌曲就是黄色歌曲吗？”我们采写的苏南村办企业的稿件也刊发了出来，兴奋的事一件接一件。社会上，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文革”前的优秀文艺作品……，最令人震撼的是，友报在发文探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时间，这样的讨论在报刊上比比皆是。

记得初冬的一天，胡耀邦来到了报社。大家纷传“耀邦同志来了！”小白楼二楼会议室坐满了人，晚来的人自己搬着椅子坐在走廊里，也坐了一走廊人。耀邦同志站在会议室的一端，一边往返走动着一边讲着。他没有讲稿，面朝大家，他的手势、眼神都在与大家沟通交流。他讲完了，要求大家提问。坐在走廊里的一位，他不是报社头头脑脑，仅是老报人，高声地提了一个问题。耀邦同志能听到他的声音，但隔着会议室的墙，肯定看不到他。待到回答问题时，耀邦第一句话说：“肖刚同志刚才提的问题”……，我一下子愣了：他怎么知道这人是肖刚？仅仅凭声音？报社神奇的事情太多了！

　　很快就来到了1978年那个著名的年末，所有报纸都同时报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这是一次政治信息的集中轰炸，这之前有关中央工作会议若干政治改革的传言，全部得到了证实。

大约是1978年的最后一天，报社又在小白楼二楼会议室开会，这次是为五位被错打为“右派”的老报人平反。他们是：王艾生、陶厚敏、舒学恩、高炜、陈模。会场上没人出声，气氛凝重。主持会议的报社领导佘世光说：“今天平反的是第一批，我们还在加紧工作，努力让这些被冤枉了二十多年的同志，过一个……快乐……的……春节……”，领导说最后一句话时，已经哽咽了，停顿了好几次才说完。及至那些被平反的老报人发言时，我们都与他们一样，涕泪横流。

我们是他们的后一辈人，没有戴过“右派”帽子。但是，自未成年便被卷入“文革”，十几年，同样地枉负了多少无妄的东西？该上学时没学上；好不容易有机会上了一个学，图书馆只能借三本书：《牛田洋》、《艳阳天》、《欧阳海之歌》；参加工作后，最重要的工作是“割资本主义尾巴” ，农民本来就不够吃，年年供应大量“返销粮”，秋天却偏要“催征催购”；下乡名为帮助农民“学大寨”，却与农民讨论深挖“为什么自留地里的庄稼长得比大田好”？那时的鲁北平原大片土地盐碱化，庄稼长得东一撮、西一撮的，农民说是“瘌痢头”。

后来才看清，三中全会的农村政策其实就是把集体大田全部变成了“自留地”，农村农业立刻转身，走向了兴旺。

彼时，我对自己的比喻是：被装进了一只葫芦宝器，摇啊摇，摇了十二年。现在，拔开塞子被倒了出来，眩晕着，迷茫着，委屈着，与所有的过来人同样，五味杂陈，感同身受。

但是，这个历史性的年末似乎翻过去了这一页；并且，她让我们看清了前路：那一定是光明的！我们为这个光明、为得到“解放”而激动着。

　　我们这些通讯干事，都住在离报社两站路的东四旅馆。从旅馆的房间、走廊到水房，或者离开旅馆前往报社往返的路上、公共汽车上，到处都充满了兴奋与欢乐。特别是歌声，唱在各处、哼在各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阿诗玛》、《刘三姐》等插曲，还有什么“棉桂花开十里香啊哟”等等刚被“解放”的情歌，尽管是老歌，我们却有着唱不完的新鲜。下班后，跟着老报人在报社走廊里学跳舞。夜晚，吊在末班公交车的扶手上返回旅馆，同行“干事”中一位开朗的姑娘，盯着一位老成持重的同伴半天，嘴里冒出一句：我越看越觉得你像“老狐狸”！这指的是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的特务，引来了一车的笑声。“老狐狸”瞪着眼半天不出声，但脑子却没闲着。不过两分钟，回怼来了：我看你就是“秘密夫人”！这是老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里男主人公的情人之一。“哈哈哈哈”……，全车笑得更欢了！兴奋，激动，忙碌，欢乐，占据了所有人所有的时间，似乎每个人都忘记了家在哪里。

但确实要回家了，“帮助工作”即将结束。

可是，我也不知从何时起，心里就开始讨厌“帮助工作”这四个字眼！这张起死回生的报纸，这条昭示着光明的改革前路，似乎早已俘虏了我。我是干柴、彼是烈火，我们早已燃烧得分不出你我！这无关钱财，更无关爱情，这是我在工作五年之后对一项新的事业的热恋。回首那五年，或许是“包办”的吧，现在要“自主”啦！

当报社征求我对工作调动的意见时，我说：我愿意加入中国青年报社，我愿意作一名这张报纸的记者。

转过年来的三月初，我正式办理了调动，成为一名报社驻地方记者站记者。

　　2011年初，我来报社已经33年，接近退休年龄，报社派我作为一个新闻访问团的成员，访问印度。有一天中午，正式会谈完事，我们与对方接待人员都在印度快报社一间会议室里边吃盒饭边聊天。不知怎么说起了记者生涯，我随口说了一句：记者就是用手中的笔推动社会进步的。没想到对方的人全都愣了，面面相觑，过了半天一人嗫嚅着说：“这恐怕太理想了吧！”我大吃一惊：不为了这那为了啥呢？难道仅仅是“稻粱谋”吗？

　　2019年春天，我已退休多年，像往年一样又看了电视里的“3.15晚会。我愤愤于那些监管官员的慵懒失察，更感佩于记者眼光锐利和侠义肝胆，忍不住“打油”一首，标题作《记者小像》：

侠胆何惧江湖远，

逆风千里犹行船。

夜阑寒窗萧瑟处，

一枚孤心照月圆。

月圆是有的，月缺也是常态。但是，记者的这枚孤心，追求的始终是更好的、更完美无缺的明天！

这，也许是她永远的痴心。庆幸的是，我的这颗痴心还在。

作于2019年6月7日端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