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若只如初见

——我的1978

宁光强

四十一年前,1978年夏天,我受单位指派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我从没去过北京,仅“北京”俩字,就把我的魂儿抓走了,连这个会是干什么的,都不清楚。

到了才知道,是参加中国青年报的“通讯干事”会,这个独特的“干事”名头,是单位根据报社的要求推荐的。印象中,会议就是关于时事的一些报告和学习讨论,我最忘不了的是去八达岭,登上了长城。并不知晓后来才知道的这个夏天所孕育的那些东西。

  会议结束,我被通知九月份还要再来,要“筹备已停刊12年的中国青年报复刊”。接下来又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还要再来”。我并没多想,就是来帮助工作嘛!

九月,我来到了北京那条极其普通的海运仓胡同2号院,我的“帮助工作”被安排在青年运动部,与部里王文翔主任坐一屋,我像报社其他同志一样,称他为“老王”。那会儿,我抽烟,我也知道,老王不抽烟。但我并不认为我与他共处一室抽烟对他有什么不好。有时,早晨我来得早,擦地打开水打扫卫生,经常看到我案头的烟灰缸被用一张纸盖着,我知道这是头天晚上老王走得晚,他盖的。但我仍麻木地体会不到老王对我抽烟的感觉。直到我年过六十,也戒了烟,痛嫌有人在我身旁抽烟时,才想起了自己年轻时这一细处。我要向王主任、王前辈道歉,可是,老王他、他已过世,他走了……。这成了我一生的遗憾!

  九月底,部里的房树民老师带我去江南采访,我同样称之为老房。他个子不高,说话声音轻轻的。有一天傍晚,我们饭后在苏州街头溜达,他顺路买了一本《人民文学》杂志,回到招待所才知道,当期杂志发表了一篇他的短篇小说,标题叫作《明天还要走》。后来,我又了解到老房不到二十岁就开始创作小说,五十年代,与著名作家刘绍棠齐名,曾参与了著名报道《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采写。我真不知道,带我的老师竟是如此“大牌”!

十月七日,我们还在江南采访,因“文革”停刊十二年的中国青年报复刊了。当时,我很遗憾,我隐约感觉到,这应是“历史性”的,我遗憾我没在北京、没在报社,没有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老报人们拿到报纸时那种兴奋的表情、欢欣的心情。然而,我没想到的是,这仅仅是兴奋与欢欣的一个开始,高潮还在远远的后边。

  接着,为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平反,报纸讨论“流行歌曲就是黄色歌曲吗?”我们采写的苏南村办企业的稿件也刊发了出来,兴奋的事一件接一件。社会上,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文革”前的优秀文艺作品……,最令人震撼的是,友报在发文探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时间,这样的讨论在报刊上比比皆是。

记得初冬的一天,胡耀邦来到了报社。大家纷传“耀邦同志来了!”小白楼二楼会议室坐满了人,晚来的人自己搬着椅子坐在走廊里,也坐了一走廊人。耀邦同志站在会议室的一端,一边往返走动着一边讲着。他没有讲稿,面朝大家,他的手势、眼神都在与大家沟通交流。他讲完了,要求大家提问。坐在走廊里的一位,他不是报社头头脑脑,仅是老报人,高声地提了一个问题。耀邦同志能听到他的声音,但隔着会议室的墙,肯定看不到他。待到回答问题时,耀邦第一句话说:“肖刚同志刚才提的问题”……,我一下子愣了:他怎么知道这人是肖刚?仅仅凭声音?报社神奇的事情太多了!

  很快就来到了1978年那个著名的年末,所有报纸都同时报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这是一次政治信息的集中轰炸,这之前有关中央工作会议若干政治改革的传言,全部得到了证实。

大约是1978年的最后一天,报社又在小白楼二楼会议室开会,这次是为五位被错打为“右派”的老报人平反。他们是:王艾生、陶厚敏、舒学恩、高炜、陈模。会场上没人出声,气氛凝重。主持会议的报社领导佘世光说:“今天平反的是第一批,我们还在加紧工作,努力让这些被冤枉了二十多年的同志,过一个……快乐……的……春节……”,领导说最后一句话时,已经哽咽了,停顿了好几次才说完。及至那些被平反的老报人发言时,我们都与他们一样,涕泪横流。

我们是他们的后一辈人,没有戴过“右派”帽子。但是,自未成年便被卷入“文革”,十几年,同样地枉负了多少无妄的东西?该上学时没学上;好不容易有机会上了一个学,图书馆只能借三本书:《牛田洋》、《艳阳天》、《欧阳海之歌》;参加工作后,最重要的工作是“割资本主义尾巴” ,农民本来就不够吃,年年供应大量“返销粮”,秋天却偏要“催征催购”;下乡名为帮助农民“学大寨”,却与农民讨论深挖“为什么自留地里的庄稼长得比大田好”?那时的鲁北平原大片土地盐碱化,庄稼长得东一撮、西一撮的,农民说是“瘌痢头”。

后来才看清,三中全会的农村政策其实就是把集体大田全部变成了“自留地”,农村农业立刻转身,走向了兴旺。

彼时,我对自己的比喻是:被装进了一只葫芦宝器,摇啊摇,摇了十二年。现在,拔开塞子被倒了出来,眩晕着,迷茫着,委屈着,与所有的过来人同样,五味杂陈,感同身受。

但是,这个历史性的年末似乎翻过去了这一页;并且,她让我们看清了前路:那一定是光明的!我们为这个光明、为得到“解放”而激动着。

  我们这些通讯干事,都住在离报社两站路的东四旅馆。从旅馆的房间、走廊到水房,或者离开旅馆前往报社往返的路上、公共汽车上,到处都充满了兴奋与欢乐。特别是歌声,唱在各处、哼在各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阿诗玛》、《刘三姐》等插曲,还有什么“棉桂花开十里香啊哟”等等刚被“解放”的情歌,尽管是老歌,我们却有着唱不完的新鲜。下班后,跟着老报人在报社走廊里学跳舞。夜晚,吊在末班公交车的扶手上返回旅馆,同行“干事”中一位开朗的姑娘,盯着一位老成持重的同伴半天,嘴里冒出一句:我越看越觉得你像“老狐狸”!这指的是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的特务,引来了一车的笑声。“老狐狸”瞪着眼半天不出声,但脑子却没闲着。不过两分钟,回怼来了:我看你就是“秘密夫人”!这是老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里男主人公的情人之一。“哈哈哈哈”……,全车笑得更欢了!兴奋,激动,忙碌,欢乐,占据了所有人所有的时间,似乎每个人都忘记了家在哪里。

但确实要回家了,“帮助工作”即将结束。

可是,我也不知从何时起,心里就开始讨厌“帮助工作”这四个字眼!这张起死回生的报纸,这条昭示着光明的改革前路,似乎早已俘虏了我。我是干柴、彼是烈火,我们早已燃烧得分不出你我!这无关钱财,更无关爱情,这是我在工作五年之后对一项新的事业的热恋。回首那五年,或许是“包办”的吧,现在要“自主”啦!

当报社征求我对工作调动的意见时,我说:我愿意加入中国青年报社,我愿意作一名这张报纸的记者。

转过年来的三月初,我正式办理了调动,成为一名报社驻地方记者站记者。

  2011年初,我来报社已经33年,接近退休年龄,报社派我作为一个新闻访问团的成员,访问印度。有一天中午,正式会谈完事,我们与对方接待人员都在印度快报社一间会议室里边吃盒饭边聊天。不知怎么说起了记者生涯,我随口说了一句:记者就是用手中的笔推动社会进步的。没想到对方的人全都愣了,面面相觑,过了半天一人嗫嚅着说:“这恐怕太理想了吧!”我大吃一惊:不为了这那为了啥呢?难道仅仅是“稻粱谋”吗?

  2019年春天,我已退休多年,像往年一样又看了电视里的“3.15晚会。我愤愤于那些监管官员的慵懒失察,更感佩于记者眼光锐利和侠义肝胆,忍不住“打油”一首,标题作《记者小像》:

侠胆何惧江湖远,

逆风千里犹行船。

夜阑寒窗萧瑟处,

一枚孤心照月圆。

月圆是有的,月缺也是常态。但是,记者的这枚孤心,追求的始终是更好的、更完美无缺的明天!

这,也许是她永远的痴心。庆幸的是,我的这颗痴心还在。

作于2019年6月7日端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