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我去战斗之三：大余籍参加红军长征原电力部列车电业局局长——俞占鳌

如境

俞占鳌（1915——2008）

江西大余池江弓里村黄种组人，1915年7月出生，1932年1月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红五团警卫员、排长、八路军359旅通信科长、旅大市电业局局长、电力部列车电业局局长、党组书记。1982年12月离职休息。

投身革命即为家

俞占鳌，1915年7月出生在大余县池江乡弓里村黄种村小组一贫苦农民家里，因家境贫寒，很小就跟随做长工的父亲在地主老财家放牛干活，赚一点点粮食补贴家用，天天起早贪黑干活却吃不饱、穿不暖。加上俞氏家族人少势薄又受到本村大姓和宗族势力种种欺压，自小耳闻目睹了地主老财们横行乡里的种种恶行。

俞占鳌干什么事情都十分用心，做的工夫都十分有条理，因好奇心强，空闲之余也躲在地主家私塾的窗檐下偷偷地跟着学《四书》、《五经》。到十来岁时已认得几百个字，能写一手好字，在弓里村贫民子弟中也算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但不管他和做长工的父母如何努力，在地主老财的欺压下，一家人仍然过着食不饱腹的艰难生活。

他对父亲按排辈行给取的名字不满意，觉得今后定要出人投地，便据“独占鳌头”之意，自行取名俞占鳌。

1928年青黄不接之时，隔壁广东南雄县灵潭、南亩等村农民发动了多起“反捐、反税、反征粮”的“三反”暴动，打倒横行乡里的地主老财，组织赤卫队武装保卫家乡。

红色赤潮像火一样漫延到池江，南雄灵潭农民运动领导人——彭显模也带着赤卫队员来弓里、板棚、小汾等村串连，大力宣传农民要当家作主，少年的俞占鳌虽然听得似懂非懂，但觉得赤卫队员们讲的话很在理。

1931年10月，年仅16岁的俞占鳌，因积极配合南雄赤卫队运动，被彭显模任命为池江片木材征税员，带着比自己年长2岁的侄子俞生茂，在黄种组路河口设卡负责为赤卫队征收从南雄大兰、信丰廖地等山区沿小汾河贩运木材的商人专用税。

1932年1月的一天，深受革命教育的俞占鳌觉得握笔杆子不如拿枪杆子，在池江天天收税不如明刀明枪的和地主老财干革命。

热血沸腾的他和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商量后，便趁夜一起步行30多里路来到南康龙回红五团驻地参加红军。

“我们第一天晚上参军，第二天队伍就出发了。”当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第二次、第三次围剿的间隙。形势非常严峻，但俞占鳌革命的决心从未动摇过。1932年5月，参军3个多月的俞占鳌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5月，他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红五团赖传珠政委的警卫员。

在长征四渡赤水战役攻打贵州兴义的一次战斗中，红五军团数倍迎敌，情况十分紧急。红五团政委赖传珠关键时刻伦起大刀带队冲锋却被一颗子弹穿胸打倒，警卫员正要背他时,他说了一句:“俞占鳌,打呀!一定要打呀!”便昏了过去，副团长张振山冲上来指挥全团打退国民党军七八次冲锋和侧后的迂回才稳定战局。俞占鳌背着赖政委一路飞奔到后方医院急救才抢救回了他的命。

红军到达陕北后，俞占鳌在三五九旅王震部担任通信科长，参加南泥湾自力更生大生产。解放初期，参加了旅大市（大连）的接管工作，担任过大连电报局局长，后担任电力部列电局局长、党组书记。

（本图片来自网络）

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从1940年底开始，八路军第359旅进驻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生产自给，减轻人民负担。1941～1943年，每年上交给边区政府1万石公粮。在大生产运动中，坚持以农为主，全面发展，先后开办纺织、皮革、造纸工厂13个，成立盐业、土产、运输等公司，开办饭店、商店、军人合作社和各种加工小作坊等，形成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多层次的生产经营形式。在1942年2月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第359旅被誉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毛泽东主席题词赞誉第359旅是“发展经济的前锋”。在大生产运动中，第359旅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练兵运动，并在1943年春播和中耕后开展了整风运动，保障和推动了练兵、生产各方面任务的完成。

二过家门而不入

俞占鳌在那个年代当红军，就意味着舍弃家庭。

1934年10月，在长征刚开始的时候，部队从于都出发，突破桃江攻入信丰，从信丰转入大余池江。有一天晚上，部队在离俞占鳌家只有十几里路的地方宿营。那天，眺望着家的方向，他彻夜难眠，想念家人却又不敢相见。因为他当兵是偷偷跑出来的，再者，和他一起出来的同乡伙伴已经牺牲了几个，回家之后如何向他们的亲人交待？最让他担心的是一旦回到家，就有可能暴露自己的红军身份，就可能连累家人，给他们带来灾难。

那一夜直到东方发白，俞占鳌都没有迈出营地一步，天亮之后又随队伍从板棚下渡口渡过了母亲河——章江，踏上了二万五千里征程。

战争是残酷的，红军的生活几乎就是艰苦的代名词。

俞占鳌还记得长征之前第五次反围剿时，后方的每个人都会在自己不多的口粮中节省一点粮食来支援前方的同志。由于敌人的封锁，没有油，没有盐，只能吃一些野菜。“部队有命令不许吃竹笋，因为竹笋吃下去是刮油的。”

俞老当年回忆说：为了躲避敌人的追踪，队伍大都在夜间行军。几乎每次这样的行军都有一些伤员或体力不支的战士掉队，这是因为长时间缺乏营养，他们得了夜盲症或疟疾。

俞占鳌永远忘不了自己的一个班长。有一天早上他去叫放哨的班长吃饭，发现班长笔直笔直地站着，他走上前才发现，班长已经没有了呼吸。“班长是活活饿死的！他至死都保持着军人的姿势！”说到这里，俞老的眼睛湿润了。

红军的作风是铁打的。在过川、康的时候，部队只能在寺庙周围宿营。“我们的队伍纪律是真的好啊。那些庙里有很多金佛和供品，可是我们的战士们从来不动。”

在过六盘山的时候，俞占鳌和毛主席有了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当时部队为毛主席准备了马匹。上山的时候，有个走在俞占鳌旁边的战士体力实在不行了，在毛主席的马经过身边的时候伸手抓住了马尾巴。毛主席回头看见了这个战士，就跳下了马，亲切地问他是哪个连队的，从哪里出发的。当知道这个战士是从瑞金来的，毛主席拉着他的手动情地说，再坚持一下，我们就要过山了。翻过了这座山，就会有红军来接应我们，我们可以在那里好好休整！一定要相信，我们的革命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至今，俞占鳌都忘不了毛主席当时说过的那些话。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毛主席这阙《清平乐·六盘山》，是在翻越六盘山时的即兴之作。这豪言壮语，曾经带给了俞占鳌和他的战友们无穷的力量，鼓舞他们从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

1944年10月，为进一步打击日本侵略军，建立以南粤五岭山脉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使华南成为战略一翼。

中共中央决定以八路军第359旅为基础组成第18集团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辖第1、第2、第3、第4、第5大队共4000余人，另有中共中央调往新四军第5师工作的干部组成的第6、第7大队900余人南下抗日。

11月9日，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向湘粤边挺进。8月下旬，经崇义县到达广东省南雄地区，担任通信科长的俞占鳌看着近在咫尺的家乡，嗅着熟悉的泥土味道，多想策马扬鞭回家看看十多年未见年迈的父母和亲人，但因战事繁忙，随后因日本投降和遭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重兵围攻，随部队北返。

 

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新中国成立之后，俞老参加了旅大市（大连）的接管工作，担任过大连电报局局长，后担任电力部列电局局长、党组书记。由于多年征战，因患肺结核一度卧病在床达六年之久。那时，他心里最急切的念头是，“我什么时候能好？什么时候能去建设社会主义？”1982年，因身体原因，他主动辞去所担任职务，离岗休息。

2004年，俞占鳌和国家电网公司系统其他几位老红军回到延安。他在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延安窑洞前，熟练地用纺车纺线。他忘不了曾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专程去烈士陵园，祭奠长眠在那里的战友。在墓碑前，他久久站立着，泪水无声地滴在脚下的热土上。

俞老一生保持着一名老红军特有的风骨，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对于党组织的活动，他总是积极参加，风雨无阻，从不以自己是“二万五”老干部居功自傲，还经常把穿破了的衣服缝缝补补了再穿。

谈到长征对于今天的意义，俞老生前动情地说：“长征精神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艰苦奋斗。希望年轻的同志们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把长征的精神贯穿到国家电网建设的事业中去，推动电网事业不断进步和发展。”

根据俞占鳌及后人自述和《列电人物——踏遍青山人未老》原载《国家电网报》2006年09月16日第6版改编

1989年2月，离休长征老干部，原电力部列电局局长，党组书记俞占鳌（前左三）偕夫人返池江弓里村老家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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