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这辈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东北部队过年。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在北大荒的部队过春节真是简单,但它绝不乏味和呆板。菜窖里的土豆白菜,放在行军锅并冻在雪地里包好的酸菜馅饺子,炊事班缸里战士们自己渍的酸菜、韭菜花和腌的蒜茄子,还有连队自家养的肥猪,运气好的时候还有乌苏里江自己打上来腌好了的大马哈鱼,更有喝上一口心里就暖融融的我们部队农场自己酿造的“一元糠夫酒(一元一斤的糠夫子酒),或者是大桶装的生啤酒,东北部队过年就是这么简单。虽然没有都市过年那般张灯结彩的奢华,可我总也不能忘记北大荒简单的过年,我已记不清那些年在干部和战友家吃过几顿年夜饭,喝醉过多少次酒,我忘不了那里的父老乡亲,忘不了朝夕相处的战友,更忘不了如歌的青春年代。但印象最深的是一次过年的“秧歌舞”。现在每次过年的时候,在我们南方看到街上舞“龙灯”,都会令我回想起在黑龙江参加过的一次特殊的“秧歌舞”。东北人好热闹,过年的时候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有扭秧歌舞、踩高跷的习惯。特别是到了正月十五元霄节各个秧歌队都像竞赛似的在各个村屯以及城市的各条街道之间来回串出,那鲜艳的服饰、艳丽的化装,手中的红绿绸布,彩扇与满世界的银白色交相辉映,形成一道只有东北才具有的浓郁的地方特色风景。对于我们这些"湖南兵" 来说,在东北看扭秧歌、踩高跷是一件新鲜事,记得在东北第一次看扭秧歌虽然没有看到这么美的画面,但那却是我们这些战士们自己参与印象极其深刻的一次特殊的心理历程。现在每次过年的时候,在我们南方看到街上舞“龙灯”,都会令我回想起在黑龙江参加过的一次特殊的“秧歌舞”。东北人好热闹,过年的时候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有扭秧歌舞、踩高跷的习惯。特别是到了正月十五元霄节各个秧歌队都像竞赛似的在各个村屯以及城市的各条街道之间来回串出,那鲜艳的服饰、艳丽的化装,手中的红绿绸布,彩扇与满世界的银白色交相辉映,形成一道只有东北才具有的浓郁的地方特色风景。对于我们这些"湖南兵" 来说,在东北看扭秧歌、踩高跷是一件新鲜事,记得在东北第一次看扭秧歌虽然没有看到这么美的画面,但那却是我们这些战士们自己参与印象极其深刻的一次特殊的心理历程。<br></h3> <h3>1976年的冬天,我们原部队解散后,连队从鹤岗市兴山矿调防到了佳木斯市东郊松江公社所在地组建了新的边防巡逻艇大队。部队到了新驻地后,任务也就从采煤转到了营建,一切要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上级赋予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搞营建。连队几乎是刚刚到了新驻地就被拉到了边境一线上的萝北县太平沟开始了伐木,有的连队则是在佳木斯市部队附近的松花江边挖沙子,为营建施工备料。到了1977年的夏天部队被一分两半,原来老巡逻艇大队的骨干有技术的就驾驶巡逻艇下了黑龙江、乌苏里江开始执行巡逻任务,我们这些步兵团调来的老步兵则是自己动手施工盖营房。部队施工有老传统——开展挑战竞赛活动,大队要召开誓师大会,各中队与各中队之间要挑战和应战,中队也要开表决心大会,分队、各班、个人之间层层都要结对挑战和应战,施工工地确实是一片热火朝天,东北的夏天天亮得特别早,也就是凌晨三、四点钟天刚放亮,部队就集合带到工地上去了,每天的施工进度都要在大队部施工办公室一张进度表上用红箭头标示出来,中队之间在互相较劲,有时碰到现浇楼板我们就通宵地推着独轮车上水泥砂浆,一身绿色的“的确良”军装已经变成了灰白色,烂了就补,几乎没有一名战士还有新军装,都是打了补丁的旧军装1976年的冬天,我们原部队解散后,连队从鹤岗市兴山矿调防到了佳木斯市东郊松江公社所在地组建了新的边防巡逻艇大队。部队到了新驻地后,任务也就从采煤转到了营建,一切要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上级赋予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搞营建。连队几乎是刚刚到了新驻地就被拉到了边境一线上的萝北县太平沟开始了伐木,有的连队则是在佳木斯市部队附近的松花江边挖沙子,为营建施工备料。到了1977年的夏天部队被一分两半,原来老巡逻艇大队的骨干有技术的就驾驶巡逻艇下了黑龙江、乌苏里江开始执行巡逻任务,我们这些步兵团调来的老步兵则是自己动手施工盖营房。部队施工有老传统——开展挑战竞赛活动,大队要召开誓师大会,各中队与各中队之间要挑战和应战,中队也要开表决心大会,分队、各班、个人之间层层都要结对挑战和应战,施工工地确实是一片热火朝天,东北的夏天天亮得特别早,也就是凌晨三、四点钟天刚放亮,部队就集合带到工地上去了,每天的施工进度都要在大队部施工办公室一张进度表上用红箭头标示出来,中队之间在互相较劲,有时碰到现浇楼板我们就通宵地推着独轮车上水泥砂浆,一身绿色的“的确良”军装已经变成了灰白色,烂了就补,几乎没有一名战士还有新军装,都是打了补丁的旧军装<br></h3> <h3>当时我们住在据说是日本关东军机场附近遗留下来的几栋破旧的营房里,附近没有老百姓,也没有多少树,很是荒凉,只是在南边几百米处有一个孤零零的日本人留下来的已经移交给民航和空军共用的机场,偶尔也会停几驾老“苏式”的双翼飞机。那时候通讯很落后,即使写封信也要由中队的文书或通信员骑自行车或搭中队买菜拉粮的马车,到几里路远的松江公社邮政所去投寄。<br></h3> <h3>一个冬日里,中队通信员和已经担任中队文书的我都没空,便把几十封信都装进一个挎包里,托赶大车的一名丹东籍的战士捎到邮政所去,赶大车的战士随手就把挎包扔到了大车上。天气太冷,他把皮帽放下来压得低低的,两只手戴着部队下发的绿色的“皮手闷子(手套)”抱着大鞭子坐在大车上。那个年代对绿色军装是非常崇拜的,军装是最时髦的服装,拥有一顶绿色的皮军帽自然也就是东北的年青年人的梦想。当他把大车赶到几乎没有人的一段路上时,一名地方小青年骑着自行车无声无息一阵风似地从他大车旁“嗖”地一声就过去了,他的皮帽也就成了这名小青年的囊中之物,<br></h3> <h3>,等他反应过来赶着大车拼命地去追赶时,这名小青年很快就没影了。但在追赶的过程中,大车颠簸得利害,信件从没有系紧口子的挎包里颠了出来,一阵北风呼啸而来,几十封信被吹进了路旁荒漠的野地里,信件翻着跟头转着圈儿在雪地里追逐着,有时信件被稀稀疏疏摇曳的干黄草挡了一下,但马上又挣脱了那些枯草的羁绊随风而去。<br></h3> <h3>新营房还没盖好,渐渐地又到了1977年的冬季,那么多的部队挤在几栋破旧的营房里非常拥挤,房间里搭的都是上下两层大通铺,每两间房之间有一堵墙是“火墙”,有的房间是“地火龙”,每间房里要住一个排,还要挤进去几个地方的木匠、泥瓦匠、架子工、技术员之类的人,几十名战士挤在一个小房间里,晚上睡觉以后,一溜儿的“大头鞋”(过去东北部队发的毛皮鞋)、鞋垫子、袜子便在“火墙”和“地火龙”的烧烤下散发着臭味,一直在屋里睡觉还没什么感觉,白天劳累了一天,晚上照样睡得很香。<br></h3> <h3>等到半夜起来到外面站了一班岗,或解个小便回房间的时候,一拉开门,暖气的热流夹杂着一股特殊的味道扑鼻而来,呛得人简直要摔一个跟头。等到半夜起来到外面站了一班岗,或解个小便回房间的时候,一拉开门,暖气的热流夹杂着一股特殊的味道扑鼻而来,呛得人简直要摔一个跟头。<br></h3> <h3>部队刚刚组建没有“伙食尾子”(指结余的伙食费),没有老部队挖的菜窖,也没有农副业生产经费来弥补伙食,到了冬天日子就难过了,连冻白菜、冻土豆都很难吃到。我们司务长阎友是吉林长春人,他是很会管理伙食的,也是一个精明的人。那还是在秋天的时候,司务长和“上士”在农村老百姓的瓜园子里拉了几大车罢园(最后已到季节不能再生长的瓜地、果园等)的“生瓜蛋子”(未成熟的香瓜),回来后在炊事班腌制了几缸咸菜。战士们是每天五角一分钱的伙食标准,自然是餐餐生瓜蛋咸菜下高梁米饭,能吃上一餐腐乳就是一种奢侈了。<br></h3> <h3>。每天强体力劳动,出了汗又没地方洗澡,洗澡要一星期甚至是几个星期用汽车拉到十好几公里路远的佳木斯市的澡堂子去洗,个别战士身上生了虱子,又是大通铺就一传十、十传百害得好多战士都生了虱子,我身上也生过一回。我们这些南方兵体力劳动都没什么,就是不习惯北大荒的风沙,黑龙江的人都说黑龙江一年刮两次风,一次刮半年;不习惯长时间不洗澡,更不习惯餐餐的高梁米咸菜。也许是饥饿的缘故,我们感觉那个冬天是特别的冷。连续灰暗与阴霾的天色使人总感觉着死沉沉的暮气。加上我刚担任中队文书,工作不适应遇到了很多烦心的事情,情绪也随之降到了冰点。<br></h3> <h3>慢慢又快到春节了,连队也没什么喜气,食堂还是没有暖气四面通风,菜刚端上来就结了冰,吃饭还要穿皮大衣和戴皮帽子。天天施工也没什么文娱生活,干部战士们的生活很是单调。恰在这时,我们隔壁的四中队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故,使我们的情绪更加低落了。 慢慢又快到春节了,连队也没什么喜气,食堂还是没有暖气四面通风,菜刚端上来就结了冰,吃饭还要穿皮大衣和戴皮帽子。天天施工也没什么文娱生活,干部战士们的生活很是单调。恰在这时,我们隔壁的四中队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故,使我们的情绪更加低落了。<br></h3> <h3>。他们中队在冬天的任务是在江边挖沙子,为第二年夏天的营建施工备料,所谓挖沙子就是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条件下,在冻得梆梆硬的沙子上打眼放炮去崩,崩成几大块再装车,他们为了加快进度从下面掏洞进去放炮崩,他们中队前身是特务连有一个工兵排,专门负责放炮,头一天他们掏了一个洞放了几炮但没有崩下来,第二天他们去看还没有崩下来也没有松动的迹象,工兵排长李树容就自高奋勇的再次钻到低矮的洞中去安放炸药,恰在此时上面巨大的沙块踏了下来,当时就把李排长压到了下面,战士们蜂涌而上一起想把沙块搬开,但谈何容易,巨大的沙块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条件下,就象是巨大的石块,最后是在巨大的沙块上拴上钢缆绳用汽车拖才移开,李排长是当场牺牲。<br></h3> <h3>。在我的印象中李排长是大兴安岭地区的人浓眉大眼、高鼻梁,非常英俊,大约有1.75米高,是典型的东北帅小伙,在生活中很是活跃,他还会说俄语。虽然一身军装很旧,但干净整齐,每次从工地上收工回来,总是扛着铁锹走在一帮战士前面,一脸的阳光,还时不时地从嘴里飙几句俄语出来,让人忍俊不禁。生龙活虎的一个排长说没就没了,这让我们有些接受不了。再加上他的妻子带着一、二岁的儿子刚来到部队探亲,相聚没几天就成了诀别,他们临时来队家属住的地方就在我们连队偏避的武器库的旁边,是一个破旧的平房,工兵排长的家属就孤零零地住在那里,我因工作经常要到武器库去,所以也就经常听到工兵排长的家属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家中嘤嘤的哭泣,心中甚是难过。<br></h3> <h3>在这种情况下战士们更没心思过春节了。大年初一,虽然是难得的休息,但大家闷闷地坐在大通铺上抽烟。团里面的领导到各连队去看望大家,到我们中队和隔壁中队来的是团政治处的赵寿山主任,他到了部队后,发现战士们的情绪都很低落,便马上召集连队干部开会做鼓动工作,他说大家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要把部队士气和情绪调动起来过一个愉快的、丰富多采的春节。<br></h3> <h3>中队干部很快在东北籍的战士中组织了一支秧歌队,也不知在那儿化的装,只听得一阵欢快的锣鼓声大伙的笑声很快地就响彻了营区。我听到热闹的笑声响成了一片,也赶紧随其他战士跑了出去,一看简直就差点没笑破了肚皮。<br></h3> <h3>那是一支什么样的秧歌队啊,那是由一支几十名战士组成的秧歌队,在中队长及几名干部的带领下,有的在脸上涂了黑锅底灰,有的用花毛巾围在了头上,有的把床单披在了身上,有的干脆就把羊皮大衣翻过来穿在身上,有的是用红墨水把脸化成了花脸<br></h3> <h3>连队的锣鼓有限,他们有的是拿脸盆,有的提着炊事班的小饭盆,拿着棍子在有板有眼地在营区的雪地里边敲边扭,从这个中队扭到那个中队,各中队也迅速组织了自己的秧歌队扭了出来,越来越多的战士们身不由已地加入到秧歌队伍中,连队的锣鼓有限,他们有的是拿脸盆,有的提着炊事班的小饭盆,拿着棍子在有板有眼地在营区的雪地里边敲边扭,从这个中队扭到那个中队,各中队也迅速组织了自己的秧歌队扭了出来,越来越多的战士们身不由已地加入到秧歌队伍中,<br></h3> <h3>,临时来队的军嫂们从家中拿来彩布系在腰中也抱着孩子们加入到队伍中,慢慢地变成了几百人的队伍,色彩越发鲜艳了,<br></h3> <h3>,我赶紧跑到中队部从队部的仓库中拿出我们中队的红旗加入到队伍中挥舞起来,更多中队的红旗也加入了进来,<br></h3> <h3>晶莹剔透的雪地中鲜艳的红旗和五彩斑澜的几百人的队伍交相辉映,好象天空也变得湛蓝和明亮起来,在挥舞和扭动中我的泪水不知不觉地就滑到了脸上<br></h3> <h3>霎那间我才觉得在部队的艰苦生活是何等的有意义啊<br></h3> <h3>这是没有观众的各中队、分队之间的秧歌大赛,是真正的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对我们人生的磨炼,也是我们精神上的一次升华<br></h3> <h3>是那样的刻骨铭心,那样的魂牵梦萦,那样的使人振奋。虽然后来我从连队调到了省军区机关,1985年又从沈阳军区调到了广州军区所属的军分区,现在我已从部队正团职的位置上转业到了地方工作但永远也忘不了那一次特殊的秧歌舞,它使我对生活的态度变得更加乐观。 <br></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