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一生“逞能”的高书记

金色记忆

　　在曾经是中国革命第二大苏区的巴中城里，六十岁以上的老巴中都认识我的父亲高寿芝，人们都称他老红军“高书记”。2009年3月27日父亲倔强的活了100岁零9个月的生涯突遭癌魔扼断。永远离开了我们，发病前他还是那样的结实，能吃能走，真的令人难以接受。拾綴父亲的生活片段，以此文缅怀他老人家。

一、义务书记

母亲对父亲的评价是一辈子“逞能”。其实他并不是哪里在编的书记，他于1958年底从南京部队（原华东军区）退休回到四川巴中老家休养。当回到家乡看到当时街道贫穷的居民生活困难，他自告奋勇义务担任了巴中县城仅有的两个街道之一的民主街道居委会（相当于东城片区）党支部副书记。一个只干事不拿任何报酬还要贴钱的活儿。六十年代初期，国家经济困难，城镇还有许多贫困居民吃饭、穿衣、治病和子女上学都难以解决。为了开辟居民就业机会，他带领半个巴中城的民主街道的居民们办起了街道石灰厂，组织群众到河滩上捡石灰石，到邻县拉回煤炭，建窑烧石灰卖。解决了部分最困难居民的基本生存来源。街道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当时还担任了大量劳役任务，父亲就像当年行军打仗一样背起背包，带领居民参加修建了县城通乡镇多条公路，如鼎山公路、曾口公路等。平时居民之间邻里纠纷、家庭矛盾、街道治安工作父亲不分白天黑夜地奔波在半个县城的居民小巷。我们家子女多，姐弟七个，虽然当时一个政府科级干部才拿30多元月工资的年代，父亲退休工资是168.75元，但多子女家庭吃饭、穿衣、上学开销大，在勤劳节俭的母亲操持下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父亲还经常要拿家里的钱、肉食、旧衣服接济困难群众。他唯一可以自己自主开支的伤残补助金年年都全部用于济困。巴中城里老人们人人知晓“高书记”，他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书记类型了。

二、从当李先念马夫到护送陈毅过铁路

父亲解放前五岁就成了孤儿，靠乞讨、打短工过活。1933年红军来到了巴中，躲过数次国民党抓壮丁的父亲听到红军宣传是穷人自己的队伍，观察到红军官兵平等，待人可亲，当官的和当兵的同吃一锅饭，不像国民党军队当官的打当兵的。就高高兴兴地加入了在巴中成立的红30军。父亲穷得连名字都没有，也不知道生日是哪天，人家只叫他“高小伙儿”，入伍登记时红军的文书就说：给你选个长寿的名字，就叫“寿芝”吧，生日就记为农历六月六，吉祥！结果父亲日后历经枪林弹雨，爬雪山，右路军三过草地，孤军打到新疆，抗日战争深入敌后，历险呈祥，活了100多岁！入伍一开始就给红30军88师师长汪烈山当马夫，在随汪师长转战达县时一天父亲和汪师长在一处山坡路边休息，突然敌人一发炮弹飞来，汪烈山师长当场牺牲，当时父亲身上还背着汪师长的书、笔记本、钢笔等物。后来父亲先后到263团当通讯员和给后任共和国主席的当时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同志当马夫。参加了粉碎国民党田颂尧军阀组织的对川陕苏区的“六路围剿”。跟随军政委李先念在1935年10月的宣汉、达县、万源战役中攻入达县城，抄了军阀刘存厚的官邸，还一起到懋功迎接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六十年代父亲还給李先念同志去过信，李先念夫人林佳媚同志还給父亲回过信。拍纪念李先念的专题片《共和国主席》摄制组还专门到过我们家，父亲说李先念政委的特点是平时言语不多。长征途中李先念同志还把自己的马给一个受伤战士用，很关心我们的生活和身体。第三次过草地不知道走了多少天，我们都无精打采了，李先念就给我们鼓劲，开玩笑说：“48天啊，你们身上的美味挺多，汗臭、霉臭、酸臭、尸臭，四臭皆全。”2008年“5.12”地震时说到汶川，父亲回忆说当年打仗去过汶川，那里山势陡峭，出花椒、土豆，红军过汶川时，同为李先念政委马夫的一个曹姓饲养员在洗马草时不幸被激流冲走。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随部队从延安来到华北，在微山湖一带和敌人作斗争。1943年5月，陈毅由苏北去延安，途经鲁南。当时任湖边支队指导员的父亲，在一个夜晚接到上级通知“迎接干部”的任务，当时并不知道来者是何人。黑夜里，同志们都身着便衣，手枪别在腰里，转弯抹角地绕过敌人据点，如同接力赛，把首长送过日本人的铁路封锁线，顺利到达目的地，后来上级才透露是陈毅同志。

三、翻越夹金山的尖兵

加入了自己的队伍后，从一个被受人欺辱的苦力变成了红军战士，是红军给了他名字和生日，红军生活给了他新生，父亲从此与快乐结缘，对党始终怀着感恩之情，再苦再累也心甘。先任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红三十军88师师长汪烈山的马夫，后来汪师长牺牲后任军政委李先念同志的马夫，后来在号称“能攻钢军”的第263团当上了通信员。从小成孤儿特别艰难的生活经历，也使他特别能吃苦耐劳。过草地前部队通知每个人都要筹集粮食，做好应对恶劣自然条件的准备。父亲也早早地装满了自己的干粮带，并倍加小心地每晚枕在自己的枕头下，不料就在过草地中发现被人偷了！当时没有粮食就意味着性命不保。面对困难父亲毫不气馁，他主动去给过草地的红军医院当挑夫，每天医院给点粮食作酬劳，就这样凭着他那非凡的毅力闯过草地。红军翻越夹金山时，冰雪封山，身上衣服单薄，不少红军战士由于冻饿牺牲在途中，“逞能”父亲不畏艰险，在他们那个连队前头先上山拾拢干柴，点燃篝火等待后来的同志。他觉得当好一个通讯员就该这样做。当敌人侦查的飞机掠过山顶时，飞得很低，连驾驶员都看得很清楚了，毫不畏惧的父亲还兴奋地捡起石头打飞机。他觉得这么近一定打上了！实际上投掷能达到的距离还远远不够。

四、殿后的通讯员

父亲身上有几处战伤，左臂肱肌上的凹陷是和敌人拼刺刀时扎的，最明显的是头顶中央偏左有一条长长的横跨颅顶的月牙形刀痕，遭遇敌军肉搏中，敌军士兵抡刀砍到他头上，幸亏混战中敌兵出错将刀拿翻了，砍在头顶的是刀背，否则铜头铁臂也难免一死，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在李先念同志率领下，父亲所在红四方面军去迎接中央红军途中，在懋功的巷战中父亲用眼睛的余光发现对面房顶上一个敌兵正据枪向他瞄准，他估计对方正在寻找击发点，他大胆地拎着枪弯着腰在房顶上继续前进，行进中突然匍匐，这时敌兵的枪响了，子弹擦身而过，父亲回手一枪，对面房顶上的敌兵猝不及防，惊恐地滚下房顶，这里又显示了父亲逞能的秉性。西路军石窝最后激战中父亲也受了伤，最后关头连长叫他赶快撤退，他说连长没撤我怎么能撤呢？！坚持掩护连长撤离。

五、乌梢岭上扛机枪

1976年，我入伍所在的高射炮部队在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乌梢岭旁的打柴沟为当地老百姓打冰雹，父亲给我写信说：他到过乌梢岭！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红军西路军穿越河西走廊，他和红军战友徒步翻越乌梢岭，岭上冰雪封山，寒风刺骨，他和战友们感慨地称乌梢岭为“钢风岭”，父亲和战友们长途跋涉，一路上同国民党反动派军阀马步芳的军队且战且奔走，路过乌梢岭时鞋子已走烂了，脚上血泡走破了，他就把军帽绑在脚下继续前进。部队上一般安排大个子战士任机枪手，过乌梢岭时红军战士们疲惫不堪，人疲马倦，身材不高的父亲这时候又挺身而出，“逞能”地主动接过别人的沉重机关枪自己扛着往前走。

六、到达星星峡的第一人

父亲所在的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红30军曾经3次穿越草地过夹金山。到会宁8万红军只剩4万。为实现中央的部署的宁夏战役，红30军打头阵率先渡过黄河，被敌人隔断。西路军2万多人，单衣度冰雪，在经过河西走廊前往新疆途中经历了红军战史上绝无仅有的艰险。仗打得极为艰难惨烈，1937年高台血战，在高台县红五军军长董震堂和三千多名红军被马步芳军包围，全军覆没，军长董震堂牺牲后被敌人砍下头颅挂在城墙上示众。寡不敌众的西路军最后据守倪家营子，马步芳军决意要乘势消灭红军，7万马军团团包围，集中兵力攻倪家营子。1937年2 月，50多天鏖战兵力损失惨重，阵地陷落后剩余的西路军撤进了茫茫祁连山脉。3月14日，在石窝山头召开了最后一次军政委员会议，将仅存的两千多人编成三个支队，就地分散游击。由王树声，张荣分头率领的两个支队在向东撤退时，先后被敌人打散，大部分牺牲或被俘，（其中包括闻名中外的“妇女独立团”）。只有极少数历经艰险回到陕北。（听父亲回忆，在部队被打散进入祁连山途中遇到许多妇女团的姐妹，她们见面就拉着男战士哭喊：“哥哥，带上我们一起走吧！”战情残酷，惨不忍忆！）父亲在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沿着祁连山向西打游击，在冰天雪地，人迹罕至的荒漠，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穿越祁连山，走出茫茫戈壁，最后2万人的西路军只留下最后的420人。终于于1937年4月底到达新疆的东大门星星峡。作为红四方面军主力的红30军263团战士，父亲从三过草地的右路军到拼死鏖战的西路军的左支队，最苦的经历，最惨烈的战斗都经历过。父亲经常讲到记忆深刻的“倪家营子”激战中他自己受伤掉了队，在祁连山狂风大雪的夜里，他一个人扛着枪往东走，夜晚路上有几间小屋，走进第一间一看，几个人靠着墙角打盹，屋里的炭火燃得正旺。疲劳至极的他凑上去悄悄地一边取暖一边四处张望，借着火光才发现脚边是几把乌黑乌黑的新枪，红军的枪都是旧枪啊！再往上仔细辨别，发现那几个睡着人的帽子上都是青天白日旗，原来那是“马回子”的人！父亲一溜烟就跑出了门。幸运没有被“马回子”的哨兵发现，父亲按照队伍打散前上级的叮嘱：打散了就沿着电线杆子往西走！终于追上了部队。常常听见父亲引以为荣的说他是队伍里头第一个到达星星峡的战士！是陈云、藤代远迎接他们左支队的。我头脑里自然浮现出一个画面：“逞能”的父亲穿着褴褛染血的军装，腿上扎着绑带，瘦骨嶙峋却不失强壮的胸襟敞开，扛着枪，疲惫的脸上淌着汗水、眼睛里充满希望地大步走向星星峡。

七、马家军痛恨的“吊兵”

红军和国民党马步芳部达成协议，新疆的红军通过汽车经河西走廊到延安，马军为了控制红军只允许车队的殿后的最后一辆车上带一支枪，父亲为了警惕敌人，防止意外，“逞能”的他就私下里藏了一支枪，结果过马军检查岗时被查出。面对马军的责难，父亲调侃说：担心草原上狼多，殿后车上的人下车拉屎时狼吃屎会把人也吃了。马军士兵大怒，要打父亲，父亲摆出一付不要命的样子持枪对恃，后来被其他人以赶路要紧劝说平息。

八、呕血支援济南战役

解放前打济南战役时，时任军械库副库长（当时库长缺员）父亲手下的军械员许多都是从战斗部队照顾到后勤的苏中“七战七捷”的战斗英雄，一般都是连、排干部，老资格多，又一般都是不同程度负过伤，有些人有恃功自傲情绪，不好管理。济南战役攻城需要大量的炮弹，文化不高的父亲用最简单的方法带领同志们：自己带头扛炮弹。“逞能”的他扛炮弹扛得吐血。结果证明他的方法是有效的，消耗大量炮弹的济南战役攻城胜利，评功时他又“逞能”，把二等功让給别的同志，自己只评了个三等功。后来大哥出生后取名叫济南。

九、实事求是的笃信人

父亲是直接从军队退休后转为离休的，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转发《关于解决1981年前军队移交政府安置的离休干部待遇问题的请示》的通知即中办发［１９９１］１１号文件规定，父亲应该享受军队离休干部待遇（差额大约1800元/月）。我们知道文件精神后多次向供养关系所在的区老干局反映，被拒绝。他们说：你们去找原部队、找原来的达县地委组织部。后来向市老干局反映，也如石沉大海。后来又向民政局反映，民政局说不该他们管，后来又先后向武装部、军分区反映，也得到回答是不该他们管，又后来向四川省军区、江苏省军区反映，也回答说不该他们管。又后来通过电子邮件向江苏省分管民政工作的副省长投信，得到回答：找当地民政部门。又向四川省长信箱投诉，（我保留有该信箱的投诉编号）依然石沉大海，从文件下发的1991年历经三任老干局长都未解决。父亲老部下的弟弟曾任邻县的武装部长，知道此情后义愤填膺，就给我们寄来了中央文件的复印件，我们再持文件询问区老干局时，他们仍然不睬，还有一名副局长说：请示过省老干局李局长，回答说不该解决。结果一了解，他所说的李局长当时早已退居二线。

    2007年6月身为《四川日报》社高级记者的妻兄了解到市委书记李仲彬同志热忱、负责，就替父亲向李书记投书，并附上了中央文件复印件。当时父亲年龄九十九岁，妻兄说算上闰年闰月上百岁了，就在信里写到：为何不为百岁红军兑现政策。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说：九十九岁就是九十九岁，怎么能说成百岁呢？!你们不知道什么都要实事求是吗？！那是从一九四二年就强调的，革命队伍里反复搞过几回运动的啊！可见延安整风运动的实事求是精神扎根在他骨子里了。几天后令人信赖的李书记及时批示了。在中国，白纸黑字的中央文件如果市委书记不批示，竟然行不通！

        2008年父亲在他100岁时市委李书记给他吹响了军队干部待遇的集结号。不过以前十七年的亏也就白吃了，不补！

十、信赖组织

2008年汶川大地震巴中也是山摇地动，母亲最先反应过来，惊呼：“地震了!地震了!老头子快跑!”正在用放大镜看书学习的父亲疑惑的说：“不会吧？组织上还没通知呢？” 

这句话在巴中被一些官员当成酒桌上的笑料。

十一、善良的穷人朋友 

    父亲是穷苦出身，一生好帮助穷人。刚解放时,爸妈回妈妈娘家探亲，一个表叔来串门无意中感慨说他们村里整天吃高粱米和苞米，要是能吃上白面馒头死了也心甘。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第二天爸爸就自己掏钱，让通信员和卖馒头的小贩在村里挨家挨户送白面馒头。他总想为穷人做点什么。听母亲和大姐说，解放初期在南京时见到从河南逃荒来的宋家穷困潦倒，父亲和母亲就不断的送去衣服、粮食和钱，千方百计地接济这个陌生家庭，二十多年后，宋家的女儿在她父亲的要求下还给我们家来信，说要是没有我们父母的接济就没有他们的今天。母亲告诉我们，刚解放在南京时，父亲把母亲给他买的一身崭新的绒衣绒裤全脱给一个穷人，把棉大衣也送给了穷人。

      水天一色的浩渺微山湖既是京杭大运河的枢纽，又环绕远离陆地的微山岛，抗日战争时期土匪丛生，当时身为延安来的干部的父亲任八路军湖边支队指导员，他奉命只身前往最大的一支土匪队伍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主张，做思想工作，晓明爱国不分先后，一致抗日大义，把这整个大队的湖匪拉到革命队伍中，收编成了光荣的八路军战士。父亲继续任他们的指导员。“文革”期间，父亲接到曾经是这个大队的战士，当时远在内蒙的赵大叔向他们的老指导员的求救信，说单位因为他的土匪经历过不了关，父亲就毅然单身一人于混乱期间远赴内蒙，手持自己的《退休军官证》，为赵大叔作证，向赵大叔所在单位介绍赵大叔成为八路军战士后作战英勇，听党指挥的成绩，使赵大叔终于度过了难关。向他们单位介绍完情况，得到单位承诺后与赵大叔面也没见就返回了四川。赵大叔后来来信感激地说：“老首长您又救了我一回！”还给父亲寄来了羊皮袄。在巴中以前的“贫民房子”居住的邻居赵大爷解放前曾经被国民党杨森抓壮丁，看到他们家生活困难，父母亲也经常接济他家，以至于他的儿子几十年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父亲还先后资助两名农村儿童上完高中。 

十二、高风亮节 

    父亲小时候是个孤儿，从小要饭、打工长大，苦水里泡大的他经常教育我们子女要互相谦让、要善待别人，要帮助别人，对人处处要讲风格。他不知道怎么记住了一段戏文故事，说是有一个人行将被斩首时，在酒桌上的表现改变了命运。他常常教育我们不能贪得非份之物，经常要求我从不能吃人家的做起，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在反贪工作第一线工作二十多年，我一直记住了父亲的叮嘱，不吃不拿不收。后来我担任检察院政工科长期间，在队伍教育方面也一直把中政委《政法干部三条禁令》第一条“严禁接受当事人吃请。”贯彻到队伍管理教育安排中，并结合实际提出了“抓接受吃请的‘常见病’和违规替人打探案情的‘多发病’”，受到了领导和干警的赞许。

    母亲责怪父亲说：在部队军官定期发皮鞋，父亲常常坚持不领，说我的皮鞋还能穿 ，光“逞能”。 八十年代，居委会发动群众捐款修桥，不属于居委会管辖的父亲主动用他的“特别费”伤残金捐了钱，但在铭刻捐助者名单的石碑上没有父亲的名字。母亲说父亲去转过多次也没有发现他的名字，他老人家也一直默默的不去问谁。后来和我一起办案的纪委常委曾主任告诉我说，他们纪委在调查案件时发现一个街道居委会主任有贪污行为，所贪污的钱里就有我父亲的修桥捐款，这时我才知道了父亲这笔没有实现的善举。父亲一辈子勤俭，还经常捡柴烧，但当他觉得需要帮助别人时从不吝惜，汶川地震发生后父亲不仅捐了款，他还坚持另外交了“特殊党费”。在南京时他为了支持人民公社，就自己买上许多的农业科学书籍送去。像他的老战友、健在的刘义先叔叔，现在还不怕脏四处捡来破衣服，利用他会打绳的手艺，打成绳四下地送给别人捆东西。像故去的顾政委，会把自己花盆里结的黄栀子送到中药铺入药，这些都表现出老一辈助人为乐的良好品质。 

十三、穿越世纪的步伐 

    父亲用他那双神奇的脚板三过草地，又随红四方面军西路军走到新疆，又从延安走到鲁南、苏北，走到济南城头，走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退休回到老家后，他又奔走在大街小巷的贫困群众中，奔走在修建公路的坎坷路上。父亲从幼年5岁就成了孤儿，在替地主打短工期间是一个被财主用荆条随意抽打的“娃子”，当他从一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穷苦短工成为了一个革命战士，革命队伍里不仅有饭吃，官兵一致不打人，还能唱歌学文化，还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他觉得就非常满足了。再苦、再难、再艰险都心甘情愿。党的话他从心听，打骨子信！战争年代活生生的战友瞬间生死两隔，他觉得能活着见到自己的政权建立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比起战死的战友，任何好虚荣、讲待遇、讲排场都不值得提。从不允许家人为他庆贺生日，永远怀着对党感恩的心情。他常常愉快地面对任何困难和挫折，上山下乡时我们姐弟五人下乡当知青，他没有怨言，改革开放后儿子媳妇多人下岗，他也没有任何怨言，从来不去找组织的麻烦，不和别人攀比。有西路军数千里铁血锤炼的坚强意志使他显示出超人的毅力，他一生都坚持自己用手洗衣服，不用洗衣机，不用空调。为了锻炼身体，在他100岁生日以前他一直在不停的走着，去年他还在坚持爬山，每天上午、下午各两小时，风雨无阻地走路锻炼。“跟高书记学多走路！”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巴中老年人乃至中年人的长寿圭涅了。屋后风景秀丽的南龛山上，晨练的人们总能见到精神抖擞的百岁老人。他经常外出宣讲红军的业绩，唱他记忆中留下深深烙印的红军歌曲，经常接受各种媒体采访，凤凰电视也采访过他。无论寒冬腊月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用冷水洗澡，一百岁时还腰不弯背不驼，饭量好。他记忆力惊人，只在部队里扫盲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父亲一直坚持了他任参谋的习惯，喜欢背地图。在患病前，他的脑子像电脑一样可以随口说出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首都的地理位置在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人口有多少，首都在哪里。99岁时他还能把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纪念彭德怀同志的98个字的长诗一口背诵出来。在成都华西医院的病床上，已是癌症晚后期的他还坚持一口气大声背出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邻病床熟悉杜甫诗词的老人赞叹说：一字不差！去世的前一天，数日水米不进的他，当听到护士说话时耳误成:方志敏，他说：方志敏是红十军的！他还在怀念红军的生活！这也是他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父亲永远离开了，父亲乐助弱者的善良，勤俭，不怕吃苦，不怕困难的坚强意志我们永远不忘。父亲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处处“逞能”，无私奉献，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的“逞能”，对困难是勇敢，对革命事业是忠诚，对群众是热忱，对同志是友爱，对任务是负责，对部属是榜样，对党是赤诚。这也是他们那些甘愿用生命拼江山的人可贵的品质，他们“逞能”，革命成了！

爸爸的遗物。我知道的1935年10月的达县、万源、宣汉战役和西路军一路战斗没写，在倪家营子突围受伤没写。

父亲九十九岁时背诵的纪念彭德怀元帅的98个字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