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

zhao yi

<h3>儿时的牦牦</h3> <p>儿时的娜娜</p><p><br></p><p><br></p><h1>终于放假了!女儿刚进家门就一头扎进了电脑游戏里。她抛开学校里的功课和考试中的烦恼,一脸灿烂的笑。他们可是在电子游戏里成长起来的“新新人类”啊。一张电脑游戏光盘就可装满他们所有的欢乐。不知这到底是喜还是悲?忽然,不知怎么就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对呀!那时我都在玩什么呢?</h1><h1><br></h1><h1>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听说有的地方都有饥民靠吃树皮和“观音土”维持日子的啦!但无论怎么艰难,小孩子们永远都有自己玩儿的乐趣。穿开裆裤时(约三岁),我就会用根大扫耙,往两腿间一插,当马骑,边跑边战斗呢。我们常用:“谁是我的兵,跟我走!”的喊叫呼唤着自己的小伙伴。当时,我和小伙伴们常常跑进后勤学院的办公(也叫西院)大院里,在各个办公楼前的垃圾箱里翻找大人们丢弃了的香烟盒儿。我们把捡回来的烟盒儿拆开铺平,再折叠成三角形状,然后和小伙伴们在地上玩“拍三角儿”。谁用自己的“三角儿”把对方的拍翻过个面儿了,谁就赢得那张被拍翻了的“三角儿”。在地上“拍三角儿”,要手拿一张自己的“三角儿”,对着地上那张对手的“三角儿”抡起胳臂使劲往地上摔,利用三角儿摔在地上产生出的一股气流冲击力。拍翻一张三角儿,很不容易。遇到个力气比自己大的,可就倒霉了。往往是胳臂都摔肿了,口袋里的三角儿还是输个净光。这玩意儿,拼的就是力气。我们收集过的香烟盒儿,品种挺多的。有“骆驼”、“一枝笔”、“黄金叶”、“大重九”、“彩蝶”、“前门”什么的。印象里“彩蝶”好象挺稀罕似的。我们还玩过一种大家称为“洋画儿”的小纸片。那是用彩色印刷在特制的长方形小纸片上,市面上根本没有卖的,估计好象只是我们军事院校才有。“洋画儿”其实大多印着各种各样的军事武器装备等,大到飞机、大炮、军舰、坦克,小到手枪、步枪、机关枪,应有尽有。每一张小纸上只印着一种型号的武器,背面还有武器的简介,很精致。这些大人们教学废弃了的材料,恰好被我们小孩当作玩具了。我们每人拿着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一堆“洋画儿”,象玩扑克牌似地,围坐一圈,不让其他人知道,每人从手中挑出一张,同时亮开,大家比谁画上武器的大小,以大吃小。什么军舰吃坦克,坦克吃大炮,大炮吃手榴弹,地雷手榴弹吃长枪等,似乎已经约定成俗了。不过,碰到个耍赖的,他楞说手榴弹可以吃坦克,还说他爸打仗时就是用手榴弹对付敌人坦克的,而且打了个大胜仗呢!那是军事战术,和武器火力性能其实是两码事呀。小孩们争吵不休,往往不欢而散。我们这些小伙伴都是部队大院里的孩子,以谁拥有的“洋画儿”多而为荣。玩“洋画儿”,使我很早就认识了许多从来不知道的古怪兵器,也算是另一种收获吧。</h1><h1><br></h1><h1>我还常在家里摆弄一些收集来的小沙盘模型,有拿枪的战士、军车、坦克什么的,实在没有的,就用一些东西代替,独自一人在床上玩“打仗”。左手的小人和右手的小人互相打斗。一边打着,一边还在嘴里学着不同的声音。一会儿枪炮的声音,一会儿飞机声,一会儿是战马嘶鸣,一会儿是冲锋号声,十分激烈。那战斗场面和声音,是从电影和声音机里模仿的。我调动起脑海里所有想象到的东西,陆地、海里、天上,千军万马,豪情壮烈。我导演的战斗一场接一场,红军老是胜利者。玩的可是昏天黑地,日月无光啊。特过瘾!</h1><h1><br></h1><h1>有时,我们还弄来个铁条子,自己做成铁圈,再折根带勾的铁棍,用铁棍头的钩子推着铁圈滚动起来,人随铁圈奔跑,铁圈不倒,人就不停。“滚铁环”,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一种娱乐了。院子里,成天是滚铁环的小孩儿到处乱跑。我们群英小学还组织过“滚铁环”比赛呢。还有一种玩具游戏叫:抖空竹。那可也要有点技术呢!空竹是用竹木作的,有单盘和双盘两种,双盘相较单盘容易掌握些。用两根短棍接上一条细绳,再把细绳缠绕在空竹腰上,轻轻提起,利用惯性,双手顺势上下抖动细绳,空竹在空中转动,随着加速飞转,发出美妙的声音。现在杂技表演里见到的,我们小朋友也能偶尔露一手呢。把空竹用细绳抛向空中,然后再用细绳接住的高难技术,我们也练过的,当然,也记不清摔坏了多少空竹了。小朋友玩抖空竹可是玩了好长一段时间呢,因为抖出的风鸣声特别迷人,也抖出了一个自信和乐趣。</h1><h1><br></h1><h1>我们的部队大院,可算是解放军的高等学府了。小孩儿的家长都不是等闲之辈,都是些不乏见过大世面的人。有留学苏联的,也有延安过来的老红军、老八路(大多读过“抗大”),还有从国民党军队里留用的高级军官(他们也有留过美、留过德的)。我小学同学郭英的爸是留苏的,而孟建民的爸则是原国民党军中的团长(都是“文革”时传出来的)。这样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小家伙们汇集在北京万寿路28号大院里,无形中也使我们融汇东西、教学相长了。我很小的时候,就在同学家里,摆弄过他家尊贵的留声机、照相机了,还经常从同学家里弄出来大人们看管的很紧的宝贝自行车,车子多是很高很大的,我们虽然人没车高,却可以高抬着双手,扶着车把,人吊在自行车下面,把一条腿从车梁下斜伸过去,歪歪扭扭地,竟然学会了掌握“平衡”,使自行车前进。那种“掏裆儿”式骑车技术,我还真骑了很长一段时光呢。那时,不是每家都能买得起自行车的,谁家有辆自行车真是精贵的不得了啊!我们只能趁大人们不留神儿,从谁家里弄出一辆车,大家轮流着在院里的大操场上过把瘾。过完瘾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给人家送回去。记得我家买第一辆自行车是在大姐上中学时,她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在八里庄那边呢,离家挺远的,父母无奈咬咬牙,下了好大决心才为她买了一辆26型永久牌自行车。那车是墨绿色的,线闸,车梁上还戴一个打气筒呢,特漂亮!那是全家最贵重的物件,谁都不能随便碰一下。只有大姐专用。有一年正赶上北京下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冰雹,院里的杨树全被打秃了,遍地都是死麻雀,好多人家的玻璃窗都被打碎了。我和小朋友正忙着快乐地捡拾死麻雀呢,却看见了大姐浑身湿透淌着冰水,扛着自行车艰难痛苦地回来了。她病倒了好几天呢。她为什么不骑车回来呢?她是怕把自行车弄脏啊……</h1><h1><br></h1><h1>那时,大院里还实行供给制(自力更生,共产共吃)。好象什么都是分配的。我们不论大人小孩一律在大食堂吃饭。一间大房子里,摆满了一排排的四方桌子。桌子下檐四周都挂了一排布口袋,里面插满写着甲乙丙丁戊的硬纸牌。吃饭是八人一桌,相对固定。就餐时,看好小黑板上写着的甲乙丙丁等菜单,再到自己的饭桌下取出一张对应的纸牌放在桌上,下顿饭,你桌上就会有这道菜了。既方便也不会乱。主食随便拿。我特爱吃食堂里的土豆烧猪肉(牛肉少,只好用猪肉来代替。记得当时流传着苏维埃领导对共产主义的定义中有一条就是让人民都能吃上土豆烧牛肉,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吃到的稀罕东西呀!)、还有炒鸡蛋等等,但这些都是甲菜。好在不用付钱,不吃白不吃。</h1><h1><br></h1><h1>大院里的小孩大多在自己办的群英小学上学(后来有人戏称为后勤学院的“私塾小学”也不为过)。每天我们走出家门,经过大院(东院)东北角的一片桃树林,院墙开了一个小门,出了门,就是我们的学校了。那学校建在个土坡上。坡上有教室,坡下有块平地,当作操场,操场四周后来也建起了平房式的教室。后来还建了座大礼堂。我在这所小学读到五年级末了,直到“文革”。我们后来的小学老师是个高个子,留短发的年轻姑娘,她也姓刘(和我妈同姓),爱笑,她还曾带着我们到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呢。我们全班同学在她的组织下,特意拍了一张合影(四十多年来,在我的相册里一直保留着)。我们那些好动尚武的小男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看见了许多真正的坦克、飞机、大炮等,兴奋的竟然好几天都睡不着觉了!同年的同学好象有李勇进、沈一宁、陈黎明、邢国光、郭英、陈晓明、肖行宪、易时渝、李蜀晋、冯杰、董蕴等……</h1><h1><br></h1><h1>大院的南边墙外有一条铁路,过了铁路就是丰台区了(我们院属海淀区)。再往南,穿过大片的乡村菜地,好象就是八一电影制片厂了。我们的大院与总后大院、通讯兵大院、海军大院相连,西边是沙窝,北边是公主坟。海淀区是北京有名的总部、学院区。“文革”前后,我们成群结队地跑到不远的“八一湖”游泳、捉鱼、捞鱼虫玩。那可是个自由自在地开心快乐的时光啊。不知何时,突然大院里兴起养热带鱼风。家家几乎都养着玩,那五颜六色的漂亮小鱼,引得我们这些无学可上的小孩们无不拍手称快的。那些孔雀、红箭、黑玛丽等活泼可爱的鱼儿,把我们的魂都勾跑了。一阵子,又有人喜欢上装半导体收音机啦!我也加入了这个神密高尚的研究团伙。在家里央求父母给钱,我再骑车跑到城里西直门一带儿,购些无线电零件。那时,零件特贵,一个波四零二(P402)的三极管就十几元钱呢!但父母还是愿意给我这笔花费,想必是以钱来换的“安定团结”吧?与其让小捣蛋们到处疯玩,还不如破点费用,让他们研究点无线电知识呢。当我用几个无线电零件焊接后,凑合塞进一只自己钉成的小木箱里,用一条铜线连接在暖气管道上,竟能收听到奇妙的无线电广播声音时,一下子,我似乎就成了全家的英雄!我向小伙伴们好不容易弄来一本破旧的《半导体收音机》书,那书里教你如何按着电路图组装出收音机来,我们特别有兴趣。我把装好的机子听上一段时间,就拆掉,重新装更高级的(因为零件不够,为了省钱),什么电阻、电容、磁棒、线圈,二极、三极管等等,我都用拣来的火柴盒分别装着,待用时再取出。记得我最得意的是曾经装成过四管半导体收音机。我用一买来的半导体收音机盒装的,一块方型的基层电池6V,听了几天,就买不起电池了。不过,那可是我自己装出来的啊!象自己养出的娃一样,特亲切。我的那些无线电“玩具”,被父母一直保存着,无论我家后来搬到什么地方,他们都精心地珍藏着。是呀,那可是一个美好的记忆与骄傲啊。</h1><h1><br></h1><h1>童年的快乐得益于父母的教养和爱护。在“三年自然灾害”、“三反五反”、“四清”、“文革”一个接一个的自然灾害和政治动乱里,我能比起同龄人少些烦恼多了些幸福快乐,能较为健康地成长起来,真的,我从内心里要十分感谢父母,感谢后勤学院这所军队大院,感谢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啊。</h1><h1><br></h1><h1>女儿依旧在电脑游戏里“攻城拔寨”,而我的思绪却飞出了窗外。我的心,飞回了北京,飞回了属于自己的那片美好天地……</h1><p><br></p><p> ——写于 2004/6/1 上海家中</p> <h3>儿时的莹莹</h3> <h3>儿时的蔷蔷薇薇</h3> <h3>儿时的五一</h3> <p>我们的童年靓影</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