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人与“草原明珠”

胡杨树

回族人与“草原明珠”

回族人在锡林浩特市建城初期的贡献

张 瑞 祥

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以其水草丰美和2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成为中国四大草原之一。

草原新兴城市锡林浩特，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首都北京的正北方，是锡林郭勒盟盟府所在地。1954年10月1日，锡林浩特火力发电厂建成发电，结束了莽莽草原自古以来依靠羊油灯照明的历史。《人民日报》以及苏联《真理报》都及时报道了这一新闻，《真理报》的新闻稿中因此还为锡林浩特冠以“草原明珠”的头衔。“草原明珠—锡林浩特”的称谓从此传播开来，直至今天。

一

2012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元上都遗址，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距锡林浩特市约200公里。

提及距今七百多年前的元上都，人们必然要说到元皇忽必烈海纳百川的政治家胸襟，上都城的繁华。在说到那些名列青史的人物时，也必然说到回族的先人札马鲁丁，说到爱薛。著名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受忽必烈之命进行天文研究，建立天文机构回回司天台，创造了天球仪、地球仪等7种天文仪器。他还主持编撰了至今意义非凡的大型地理学志书《元一统志》；爱薛不但精通阿拉伯诸国语言，而且医技超群。他因治好了忽必烈父亲的病而当上太医，忽必烈先是命其掌管西域星历、医药二司，后又命他掌管“专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的广惠寺。广惠寺主要职官20余人，均为医术高明的回回医生。史籍中有很多朝野人士得奇难杂症而被爱薛等用回回医法治好病患的记载。宫廷还专门设有回回乐队……

彼时的上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众多的回族的先人（西域人）在此协理朝政或从事科学、文化、商贸等活动，亦曾有不少回族先人深入上都以北广袤的草原（包括今锡林浩特等地）从事商贸买卖。他们以探险者的精神结伴而行，用驼驮运输办法进入草原腹地。但是随着岁月更迭物事变换，直至民国初期他们的后人们也未在锡林浩特落脚。

二

回族人真正定居锡林浩特的历史至今不过70年。

乾隆八年（1743年），一座恢宏的庙宇在阿巴哈纳尔旗（今锡林浩特市）锡林河畔修建。因该庙的兴建得到贝子爷（管旗王爷）的支持与资助，故而又称贝子庙。这座被乾隆皇帝赐名为“崇善寺”的庙宇规模很大（占地1.2平方公里，有五座大殿，十几座小殿），鼎盛时期庙里常驻喇嘛达到1500多名（这本身即是庞大的消费群体），是内蒙古喇嘛教四大寺院之一。

贝子庙不仅吸引各地信仰者前来拜谒祈福，使得远离京城的草原人气骤增，而且招引的张家口、北京、天津、赤峰、克什克腾旗、热河、集宁、归化（呼和浩特）、大同等地的旅蒙商贾不约而至，同时这里又成了各路商人进一步拓展乌珠穆沁、阿巴嘎乃至喇嘛库伦等地商贸活动的必经之地。因此，贝子庙的修建，不仅为草原商业的拓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成为今日锡林浩特城市的奠基之作。

旅蒙商到草原做买卖大都是用驯服的骆驼驮载货物，每位驼工牵六至七峰驼，每峰驼载货重量可达三四百斤，日行百八十里。也有用牛拉车运货物的，十几辆木质车为一练，由一名伙计赶车，每车可载货物六百斤，日行四五十里。草原贸易流动性大、季节性强。那时，一些买卖做大了的旅蒙商都有自己的商号和驼队，从京津到外蒙古等地都有相对固定的经商范围、行进路线和交易季节，讲求诚信，在草原牧区有一定的知名度。

旅蒙商进草原

至清末，贝子庙一带经贸活动渐入佳境。在这种背景下，由管旗王爷出面，指定在贝子庙东、西各设一个商贸区域，旗政还专门设置了商税机构和人员。延续了百多年的东商、西商的称谓由此而来。

东商以来自河北、山西的一些手工匠人为主，从事熟皮子，做箱柜、裱字画，盖房子等。西商以张家口、京津的客商为多，较大一点的商号是“三义德”，主要经营金银首饰、翡翠玛瑙、鼻烟壶、佛事用品及烧酒烟叶、糕点吃食等。

南商则晚于东、西商二十多年。当时与贝子庙地区毗邻的克什克腾旗有一家回族人开的商号名叫裕兴栈，生意做到大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等地，并在生意所到之处建立分号。上世纪20年代末，时任裕兴栈老板马秉裕亲自携带贵重礼品到贝子庙会见主事喇嘛，请求在贝子庙庙群附近设立商号。鉴于当时庙群东西两侧已有不少商铺，而庙里一些喇嘛对这些商铺距庙舍较近、难免僧俗混杂的现象颇有微词，遂经协商允许裕兴栈在距贝子庙庙群南约八里地的五棵树（因有五棵老榆树成为地名，即今锡林浩特“中国马都”核心区）一带建立了分号，时有伙计12人，其中5人是回族。

孰料南商这处商点后来居上，买卖迅速做大，很快又有林西、赤峰、多伦等地商家加盟，商家有四大号、八小号之谓（即四家大坐商，八家小坐商），经营品种以牧业生产牧民生活必需品为主，如帐篷、毛毡、套马杆、羊毛剪子、鞍韂、铁钉、木桶及米面油茶、绸缎布匹等。人来熙往，颇具规模。为安全计，夜里他们把牛车排列成大大的圆圈形状，各商号轮值守夜。蒙古包和帐篷用作商铺和掌柜及账房先生住宿起居之处，伙计们一般住在“崩崩”里（用柳条笆编成蒙古包形，外面抹上土泥，每个“崩崩”可容2人住宿）。这些商家多是回民，他们头戴白帽，经商间隙不忘手持铜质汤瓶（高颈壶）定时取锡林河水沐浴礼拜，这些皆成为南商特有的景观。

南商的出现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使得各路商族云集草原的状况达到鼎盛时期。据当地老人介绍，当时以贝子庙为轴心，东西南十里之内，就有商铺逾百家，经营的货物达数百种，以至有“上至百货绸缎，下至针线葱蒜，南商铺面走走，好似京城一转”的赞誉。商业在千古草原深处兴起，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寺庙及广大蒙古族牧民生产生活需要，推进了边疆民族地区生产力的发展。二是使得当地民众尤其是蒙古族僧俗各界近距离地接触、结识了回族人，进而大致知道了这些不饮酒、每日数次礼拜、吃牛羊肉须经阿訇宰杀否则认为不洁、经商讲究诚信否则真主不容的回族人的理念习俗。

后来，贝子庙地区的商贸活动每况愈下，尤其是两次大事件使这里的商贸业受到重创。

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日军在贝子庙等地设立特务机关，在日本人授意下，当地大牧主和上层统治者成立所谓的“大蒙公司”，“豪利希亚”（合作社）等，操纵并垄断市场，大量马匹及畜产品被日本人掠夺运走。日伪的统治，兵痞的猖獗，致使当地正常的宗教活动深受影响（贝子庙正殿前竟然挂起日本太阳旗，甚至庙里还出现了日籍“喇嘛”，很多真正的喇嘛无奈之下相继离开贝子庙。至四十年代初期，全庙喇嘛已不足500人）。而以贝子庙为中心的商贸活动更是难以为继，那些靠正当途径做生意的旅蒙商因无利可图且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只好纷纷撤离草原。

另一次是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对日作战，在其当年底返国途中，一些不法之徒席卷了贝子庙地区尚存的坐商商号。遭遇最惨的是南商。他们不仅在南商抢劫货物钱财，甚至不少商人、工匠亦被裹挟劫走（裕兴栈商号收购了800多只羊、100多头牛和20多匹马，正准备运往张家口贩卖，突然开来近百辆汽车，把裕兴栈的6顶帐篷团团围住，强行将人员装入帆蓬汽车，拉往乌兰巴托，并将牲畜赶往外蒙古。回族商人马玉才被裹挟走后直至上世纪50年代后期才辗转回国；回商黄金生在苏联成家直至终了异邦）。还有一些商人害怕战乱，为保全性命贱卖或干脆抛弃资产逃回家乡。南商这处虽建立较晚，但曾引领贝子庙地区买卖时尚二十几年的商贸区就此终结，除了遗留在人们脑海中的记忆外，没有在那片草地上留下任何可供后人查询的踪迹。

三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千里草原欣欣向荣。贝子庙地区社会日益安定，给商业发展带来空前机遇。昔日大大小小的回、汉旅蒙商客拉着货物、携带眷属重返故地，不少新客商亦慕名而来，商贸活动再次呈现向好景象。1951年开始，在贝子庙西、锡林河南岸——过去曾搭建过蒙古包、帐篷商铺的老地方，商户们自发建起房屋，前店后坊，彼此相连。西商，这个沉寂了十几年的称谓再次叫响！

1953年，贝子庙地区改称锡林浩特。查阅这一年7月1日锡林浩特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有一组人口数据引人注意。当时全旗人口2944人，其中蒙古族1382人，汉族1238人，回族284人，其他民族40人，换言之，回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9.6%！

究其原因，一是回族富有经商传统，几百年间进出草原的旅蒙商中有相当多的人是穆斯林；二是二三十年代贝子庙地区以回族商人为主兴建了南商，虽然后来因战乱不复存在，但它曾经的繁荣给贝子庙周边地区的回族人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南商记忆”。所以战乱一告结束，来自内蒙古赤峰、经棚、林西（这三个地方的回族人多是清代山东省“闯关东”的后裔）、多伦及河北张家口、大厂等地的回族人便带着家眷，怀揣或多或少做生意的本钱进入草原，凭借各自的专长，相继落脚锡林浩特（主要聚居地在西商），把养家糊口、进而实现人生价值的期冀交付给这片尚未开发的厚土。

回族人扎根锡林浩特，有多种谋生方式，但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牛羊屠宰加工、食品制作类，再就是畜力车运输类。

1951年，回族人张德胜、张德发、吴景春合伙经营的第一家清真饭馆在西商开张。李明云、马德青的饭馆紧随其后挂起蓝幌子营业（餐饮业历史上，人们约定俗成的规矩是：店门前挂红布幌子是汉民饭馆，挂蓝布幌子则为“清真”即回民饭馆）。

　　至1953年，仅西商一带回族人开的商铺就有二十余家，除上述两家饭馆外，还有冯世荣（后被选为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杨春甲，张登科、王玉贵合资的饭馆，苏文红的饭馆（苏本人在“文革”结束后重操旧业，成为锡林浩特个体户第一人），马长印的糕点铺，郑万庆的牛羊肉熟货铺，张广文、李春荣夫妻开的百货店，吴松平开的百货店，杨荣、海明礼、于海江等人开的白铁铺，于翠芬开的裁缝铺等。这一年，贝子庙地区有肉食铺7家，其中6户是回族人经营，业主分别是杨福华、杨贵清、郑万庆、吴景春、张洪生、海德顺，从业人员30多人。此外还有回族人开的货栈、旅店、鞋靴作坊等。虽说这些买卖都是私营的，但讲究诚信是他们天经地义的守则。卖家不以次充好，更不会缺斤少量；买家先尝（试）后买，可以赊账。

　　就像草原上的蒙古人擅长制作手把肉、奶食品和马头琴，汉族人（尤其是河北、山西来草原的汉族人）精于木工、擀毡子、熟羊皮一样，在草原上谋生的回族人，也很有几件开当地历史之先河的创举。

首要的当是宰羊后的剔骨。千百年间，蒙古族牧民宰羊后一般都是就地在羊皮上把一只整羊卸作几块，放入清水锅中煮手把肉，或是将一时吃不完的简单地剔作长条，晾挂在背阴处风干待日后食用。而经商的回族人宰羊后，则是将整羊悬挂在事先备好的高低适中的横架上，卸遂除四肢，再用尖刀顺着羊骨结构剔肉，仅需几分钟功夫，一个完整的骨架便呈现在人们面前。动作之利落，刀工之精湛（留存在骨架上的肉薄厚均匀，恰到好处，而剔下的肉是整扇的，绝无零碎），令人叹为观止。顾客面对羊肉、羊骨，各取所需。这样的剔法如今很普遍，但当年却是绝无仅有，让草原上原居民很是佩服的。

亘古以来，草原上的人们宰羊后便把羊小肠视作无用之物，随同羊腹腔污物一弃了之。是回族人杨贵清变废为宝，他雇人深入牧区四处收购小肠，简单处置后，用柳编篓子腌制，再批量运往京津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说，杨贵清是草原上肠衣生产第一人。此其二。

山东人后裔张广林，跟随兄长张广文从赤峰来到锡林浩特。他深入牧区考察发现商机，遂独辟蹊径，从牧民老乡手上买来羸弱或年幼的马匹，雇人育壮。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他不吝草料，为每匹马量体制定驯养“锦囊儿”，遛马刷鬃，日夜呵护。经过他们精心饲养，不出几个月这些马匹个个毛色鲜亮，腰身挺拔，嘶鸣如洪。遂随行就市，转手盈利。其经营方式亦让牧民们刮目相看。此其三。

还有就是如今同样不值一提的酱油、食醋生产。过去，牧民们煮手把肉无须添加这些“零碎”，贝子庙地区也没有制作酱油醋的历史。庙里喇嘛和周边居民食用的酱油醋无一不是从外埠迢迢运来。是回族人把酱油、醋酿制技术引入草原，填补了空白。先是私家作坊，直至在后来的国营食品厂里建造了由回族人担纲的酱油醋酿造车间，满足了民众需要。

再来说说畜力车运输。那时，草原上百业待兴。锡林浩特城里仅有的几辆机动车远不能满足运输业需要情况下，私有畜力车就派上了用场。当年贝子庙地区有牛车马车近500辆，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回族人的。犹同如今的轿车司机爱惜驾座一样，这些马车老板们都尽可能把自己名下的车辆装饰一番，尤其是驾辕的马，打扮起来格外用心，如同靓女子未经梳妆不可上街一般。每日收拾停当，车老板们互相吆喝着赶车上路，再把那佩有红缨的长鞭清脆一甩，车铃声声，马蹄得得，招摇过市，风光满满。

锡林浩特城市东南20里处有煤矿、砖瓦厂，居民们冬季取暖烧煤，城镇建设所用砖瓦，无一不是这些马车运输的。还有那些牛车老板，听从政府调遣，运盐、盘粮、送煤，拉建材，其中多数是长途运输。常常是两三个车把式，赶着连成一串的二十几辆牛车，穿草原，过戈壁，风餐露宿，前后十天半月，动辄五六百里，大大缓解了当地运力的不足，基本满足了当时为数不多的企业生产和城乡各族群众日常生活之需。

车把式们的辛苦显而易见，但收入薄微。但他们几无怨言，因为他们看到新生的人民政权清正廉洁，感受到向他们派工的公家人和颜悦色。前文说到的那位张广林，在经营了几年育马增壮的生意之后，也拴起几辆胶轮大车，转行搞起了运输，且很快成为业内佼佼者。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由初期的鼓励发展逐步转为利用、限制进而改造的政策，渐次取缔了旅蒙商活动。锡林浩特个体私营户的经营比重逐年下降，由1951年的58.1%下降1955年的9.7%。1953年起，国家逐步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这般境遇下，活跃在西商一带回族商贩们的生意不可避免的进入低迷期。

1956年锡林浩特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小商小贩们全部转入合作商店，还有的直接过渡到国营商店。那些畜力车车主带着自己的车辆资产也于当年悉数加入了运输生产合作社（即后来的市运输公司）。为人忠厚、识文断字的张广林响应政府号召，用自己的全部车辆和大部分家私以半入股半捐献的形式带头入社，并担任了业务调度股长。

同样是在1956年，成立锡盟国营肉食品公司，当年加工牛羊活畜12万头只，冷库储量230吨。牛羊肉食品屠宰销售需用清真品牌，活跃在西商一带从事牛羊收购、屠宰、肠衣、皮毛生意的杨印中、杨印全、杨贵清、张德儒、张玉起、张广才、张殿明等三十多名回族技工被录用为正式职工。

这些说话京腔京味的人大都来自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在识别畜龄及体重膘肥、剥皮剔骨方面精明强干，是肉食品方面难得的人才。以往一家一户的回族人做牛羊肉食品买卖，其剥皮剔骨、处理下水的技能已令观者啧啧赞叹，而今高手云集且呈宏大车间生产之势，更是把回族人这一强项发挥到极致。该公司熟食品车间回族人掌锅烹制的五香酱牛肉，主料精选牛腱子，辅以大料、丁香、砂仁、肉桂、香叶、茴香和干黄酱等，加老汤慢煮，出锅后溢香可口，老少咸宜，可与北京月盛斋媲美。而在烹饪和面点制作方面技能独到的回族人李振海、杨春甲、白云发、白云庆、马长印等二十余人被国营锡林浩特（清真）食品厂以及国营回民食堂正式录用。他们生产的槽制糕、一口酥乃至江米条等高低档中式糕点做工精良，口味地道，以至锡林浩特老居民们今日说起仍然夸赞不已。

回族人做的馓子等油炸食品堪称美食一绝

对于其他一些回族散工，政府出资5千元并提供部分牲畜作为资本，吸纳白文禄、李振芳、马希芳等人在西商组建集体经济组织回民生产队，主要从事基建维修、畜群长途赶运、牛羊加工等。

就这样，回族人在锡林浩特落了脚，扎下根。当年，他们迁徙到草原的初衷无疑是为了谋生，但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动为锡林浩特建城初期作出了重要贡献。仅此而言，回族群众对锡林浩特日后发展成为草原城市功不可没！

四

依照穆斯林的传统，回族人过节不过年。他们最重要的节日是每年斋月结束时的开斋节，朝觐结束时的古尔邦节和纪念至圣穆罕默德诞生的圣纪节。

虽然回族人落脚锡林浩特的历史较短，且人口不多，但庆祝其传统节日的习俗却一直沿续下来。每逢开斋节等喜庆日子，当地回族群众则亲友互访，阖家团聚，美衣佳食，并且聚集在一起举行隆重的节日会礼活动。然而，回族同胞毕竟长期生活在蒙、汉民族兄弟占绝大多数的社会群体中，讲汉语(有的也会讲蒙语)，用汉字，衣着亦和汉人几无区别。耳濡目染，他们便不仅对自己固有的节日照过不误，而且和汉族等兄弟民族一样过起春节来了。

节日总是温馨的。回族人春节前夕要给已故亲人“走坟”（请阿訇到亲人坟前念古兰经祈祷，但不烧纸，也不摆放任何祭品。如果亲人的墓地不在本地，则请阿訇到清真寺大殿上念经祈祷），也要打扫庭堂、采办年货、添置新衣。春节期间前往看望族内长辈、走亲访友或外出旅游等，回族人照样忙得不亦乐乎。

但是，回族人过春节又与其他民族有所区别：一是只说过春节，讳言“过大年”(自然不乏一些回族年轻人谓之“过大年”的，亦无大碍)；二是室内不贴“福”字，门前不贴对联；三是逢“腊八”、“腊月二十三”也会随波逐流地熬杂米粥、包饺子，但由于回族穆斯林信仰独一，因而“糖瓜祭灶”、“送、迎财神”等习俗与回族家庭绝无瓜葛；四是腊月三十晚上和正月初一全天不吃饺子。除夕夜不“守岁”，“年夜饭”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但是自从电视进入百姓家门，人们便也经受不住电视台每年举办的“春晚”诱惑，数小时精彩的电视节目看下来，不“守岁”的习俗自然而然受到冲击。肚子饿了，也要来点夜宵，但绝对不吃饺子，尤其不在夜间零点用餐。

多年来，回族家庭也形成了春节期间特有的饮食习俗。一般而言，是除夕午餐吃合子(馅饼类)，喻示全家和睦；初一吃米饭馒头，佐餐食物为油果子、馓子及玲珑剔透的烫面炸糕或辅之以芸豆、红枣的江米面切糕，菜肴则十分丰盛；初二吃饺子。

锡林浩特的回族人热情好客、讲究礼尚往来。无论是自己民族的节日，还是华夏传统的春节，他们都喜欢同其他民族的邻舍好友相互庆贺，欢迎他们到自己家中共度佳节。

一般的人们只知道回族人忌讳猪肉（认为猪是丑陋不洁之物），其实不仅如此。回族人即使食用牛羊肉，也必须是经过阿訇宰杀的。

举一个例子，可见回族人饮食上循规蹈矩非同一般。草原上时常可见成群结队的野生黄羊。过去，黄羊还未列为保护动物，所以城里人消遣打猎多以打黄羊为主，甚至机关单位给职工搞福利，多是派上几个青壮年职工带上自动步枪出城去打一卡车黄羊回来分给所属员工。但是回族职工从来不领取这份福利，即便是上世纪60年代初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大人孩子饥肠辘辘时，也没听说哪个回族人家吃过用枪射杀的黄羊肉的。

还有一件趣事：笔者15岁以前没吃过带鱼。街上不是没有带鱼卖，而是我父母认为带鱼口腔长牙应在凶狠动物之列故不可食用。那年父亲回赤峰市探亲，而家乡多年不见的亲属们为之洗尘的餐桌上竟然就有油炸带鱼！父亲大为惊诧，方知回族人不能吃带鱼纯属讹传！他返锡后特意买了带鱼给我们吃，而包括我母亲在内的全家人面对油渍渍的带鱼，大家嘻笑着不动筷子，因为面对多年从未入口的此物，心里那份儿感觉还是怪怪的。

回族人视婚姻为人生大事。直至目前，锡林浩特回族人家的婚姻依然视“族内婚”为最受崇尚礼赞的模式。2009年，全盟常住人口996526人，其中回族人口11694人，这些回族人口约一半在锡林浩特，这就使得“族内婚”选择空间很小。众多有适婚年龄儿女的家长们，为给儿女选择理想的婚配对象，可谓煞费苦心 ，“一家女百家问”在所难免；一些人家甚至发动亲友，通过各种渠道，在周边地区代为寻觅如意人选。“千里姻缘一线牵”者毕竟是少数。于是，有限开放的婚姻形式（即“族外教内婚”）逐渐被族内默许，以至成为重要的补充。

回族青年结婚照典雅大方

阿訇为新郎新娘主持“尼卡哈”仪式（尼卡哈，阿拉伯语“结婚”音译）

一对新人幸福步入婚姻殿堂

锡林浩特回族群众上述习俗，既是沿袭教规，自我约束使然，又是与蒙、汉民族兄弟长期共处逐渐融合，自我调整的结果。

五

随着回族人口不断增加，在广大回族群众要求下，1956年由中共锡盟委统战部拨款人民币7000元，在锡林河南岸（锡林浩特清真寺北）建设回民小学。建校过程中，回族群众不仅集资乜贴32000元现金，还捐献了石料、檩子木材、柳笆等建材实物。建成后的回民小学共两栋房屋4个大教室（12间）和3间办公室。建校初期有8名教师（其中有李方泉、吴永海、张树元等几位回族教师），名誉校长冯世荣（回族），校长冯世民，教导主任宋玉亭（本文作者曾在这所小学读书，并担任红领巾中队长）。

1962年，旗文教局将这所回民小学迁至锡运公司西约300米处，与新成立不久的锡林浩特第五小学合并，在原回民小学院内办起半工半读的技工学校，不久技工学校下马，这里又成了劳动调配所(而回族群众为回民小学的捐资捐物则被无偿调用了）。

这所回民小学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几年，但师资力量不薄，教学水平一流，在当地教育界和周边居民中口碑很高。

五六十年代，锡林浩特没有电视，有收音机的人家也很少。城里人业余文化生活除了去俱乐部（即1954年建起的锡盟公署礼堂，1956年改称人民俱乐部）看电影、看戏（锡林浩特人民委员会民政助理、回族人白荣喜牵头组织业余文艺积极份子在此组织的戏曲演出）外，只能到西商戏园子看戏。

那一时期，西商几乎成了繁荣锡林浩特居民业余文化生活的中心。以西商回民生产队为骨干，各单位每逢国庆节、春节、元宵节都要组织文艺队伍上街巡演。各主办单位之间为在演艺水平上一试高低，都独树一帜，各尽所能，唐僧取经、白蛇许仙以及“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时事政治等都被演绎于街头，耍狮子、舞旱船技艺独到，踩高跷化妆表演惟妙惟肖，渲染了节庆气氛，饱了人们眼福。

1959年，回族人冯世荣等在广招演员的基础上发起成立自负盈亏性质的锡林浩特剧团。团长冯世荣个头不高，精明能干。此前他曾牵头组建过西商业余评剧团，并有一些津冀晋知名艺人加盟，剧团演出的《红娘》等颇受观众欢迎。为使新组建的锡林浩特剧团有个长久发展，由演员们集资和剧团出面筹款建起一座剧场，时称西商戏园子。演出剧目有京剧《打龙袍》《打渔杀家》《玉堂春》，评剧《茶瓶记》《西厢记》及自己编创的现代戏《复仇怒火》等。相对而言，戏园子舞台等设置还不错，能容纳500多名观众，观众座位是固定的长条木凳。那时，距离较近的旗第三、第五小学逢有全校师生参加的大型活动，机关单位听报告等，都借用戏园子。

戏园子每晚都有演出，火暴时白天还有加场。由于属专业剧团，演员们表演水平较高。夜幕降临，戏园子一带十分热闹，卖糖葫芦、瓜子零食的很多。戏开场了，出将入相，刀枪剑戟，凤冠霞帔，蟒袍朝靴，生末净旦丑粉墨登场，引逗得整条街都兴奋起来，角儿在台上表演，场内场外的戏迷们都跟着击节吟唱。那些惩恶扬善、才子佳人的故事，虽早已耳熟能详，但人们仍津津乐道。每演出一个戏目，街上茶馆、剃头棚里以及街坊四邻们则会围绕这个戏目议论好些时日，从剧情曲折变化延伸到演员功底妆饰，从琴师水平再到台上置景，或褒或贬，说得头头是道。

戏剧红火了西商，在远离内地的草原城镇起到了普及戏剧传统文化的作用，悄然间增加了民众文化素养的同时又培养了很多戏迷，仅此而言，西商戏园子和当年活跃在西商的回族文艺积极分子们功在其中。

六

说起锡林浩特回族人，不能不说到清真寺，不能不说到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

回族群众有聚寺而居的习惯。1952年，为满足回族穆斯林的宗教信仰，经政府批准，回族群众以募捐的形式，投工投劳，在西商锡林河畔建起锡林郭勒盟第一座清真寺（较为简陋的土木建筑）。而清真寺的兴建，又吸引了更多闻讯而来的回族群众落脚锡林浩特。西商清真寺周边居住着很多回族居民，历经六十多年沿革，直至现在那里还有一个人口不少的回民社区。

1958年，锡林浩特人口增至19355人，其中回族1396人。“三年自然灾害”时，政府以拨付生产资金的方式，将50多户生活无着的回族家庭的劳动力安置进入位于西商的回民生产队，自食其力，按劳分配，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

随着公社化运动的“深入”，锡林浩特曾一度将公社建到了城里。1960年5月成立城镇锡林人民公社，同年11月又将该公社分成新华、红源两个城镇公社，入社居民20543人，成立了11个公共食堂。一时间全城绝大多数居民家里都停了伙，干部、工人、居民家属和学生娃娃们不分长幼都到公共食堂吃饭。

与此有关的一段经历我至今记忆犹新：一天，我家来了几位工作人员，他们登记了家中人口，便动手搬走了灶上的铁锅等炊具，让我们全家到指定的公共食堂吃饭。对这突如其来地变故，母子们只能目瞪口呆。中午，父亲下班回家看到这一场景，闷坐了半天，然后去那家公共食堂把被拿走的炊具都搬了回来。平时父亲凡事都带头执行上级要求的，这一回怎么“不配合”了呢？

原来，父亲到那里询问是否开设了清真灶？只此一问，使得操办公共食堂的领导方知自己忙中出错，在没条件开设清真灶的情况下，却把回族人家的炊具也一股脑拿了来。于是一边道歉，一边退还了炊具。这也说明，即便在当时上上下下普遍“放卫星”、“头脑发热”的情形下，还是没忘了党的民族政策的。

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锡林浩特商业、食品供应部门对回族人在肉食、植物油供应方面给予照顾，虽数量很少，但几十年未曾间断。除街面上有国营回民饭馆外，在盟机械厂等较大型企业，在盟人民医院和锡林浩特中学等地，都设有清真小食堂，方便了回族职工、学生和患者就餐。

锡林浩特清真寺首任阿訇是山东人氏石明昆先生，后来是来自克什克腾旗的马长连先生等。“文革”初期，古刹贝子庙被红卫兵砸抄之后，一伙人手持棍棒闯进清真寺造反，搜寻他们想象中的佛龛神像（伊斯兰教没有偶像崇拜，所以清真寺及任何回族人家绝无任何神像之类的物品）。待他们将寺内上上下下搜了个遍也没半点收获时大为光火。这伙人的无知令在场的知情者哭笑不得，经马长连阿訇和闻讯而来的周围群众反复解释，他们才将信将疑地离去。

“文革”结束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以落实。时任锡林郭勒盟盟委副书记、盟长乃登，在锡林浩特市委副书记张文普（回族）陪同下到西商清真寺视察，随即由盟市两级财政共拨专款8万元，对清真寺进行维修和改建。马长连教长当选为盟、市两级政协常委。1997年3月，他参加中国伊协组织的朝觐代表团前往麦加朝觐，成为锡盟穆斯林中获得“哈吉”称号第一人（本文作者曾就马长连教长前往麦加朝觐之事写成新闻稿在锡林郭勒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播出）。

1996年，锡林浩特市政府以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形式确认锡林浩特清真寺占地面积4643.33平方米。2003年至2005年，市财政累计拨款30多万元用于清真寺设施改造。2007年，在市政府再次拨款30多万元的基础上，广大穆斯林群众“乜贴”及社会各界捐助，锡林浩特清真寺建起一栋建筑面积882平方米、拱门穹顶体现伊斯兰教风格的三层综合楼。现在，寺内有28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礼拜大殿（配有偏殿、窑店），殿内安装了暖气，铺有地毯，可供300多人分男女同时礼拜。院内有清真寺民主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讲经堂，男、女沐浴室，膳食堂，殡仪室，锅炉房等。经常礼拜的乡佬70余人。

每逢伊斯兰教开斋节、古尔邦节等重大节日，回族穆斯林群众到寺里参加会礼者近千人。盟、市两级党政领导，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人士也前往祝贺，与回族群众共度佳节。2005年成立的锡盟伊斯兰教协会在此办公。

锡林浩特清真寺

　　为尊重回族群众习俗，人民政府早在1950年即指定市区北面4公里处，锡赛公路东侧为回族公墓。1993年，清真寺管委会在公墓地域内建瓦房3间，派人专职看管公墓。2001年，锡林浩特市政府印发文件确认该回族公墓土地面积为150亩。根据回族群众的意愿，寺管委会在该公墓实施“锡林浩特市穆斯林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示范基地”项目，在市民族宗教局、林水局的扶持下，广大回族群众纷纷捐款相助并积极参加劳动，在公墓范围内植树千余株，打机井一眼，并建起铁围栏。在公墓大门处写有汉、蒙古和阿拉伯文字标识。如今，墓园内树木成荫，芳草萋萋，蝶飞鸟鸣，保护良好。

七

锡林浩特市畜牧业资源得天独厚，石油、煤炭、锗等矿产资源富集，是蒙古族历史文化及民俗风情保留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后荣获全国科技先进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内蒙古自治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园林城市、创业型城市等称号，“草原明珠”的美誉名副其实。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如今，生活在锡林浩特的回族人已经进入第三、四代。退休老者含饴弄孙，安度晚年；中青年们扛起建设和生活重担，或做工或务牧，或经商或从政，或当教育“园丁”或做国安“卫士”，成为和谐社会大家庭不可或缺的成员。

草原上的蒙古、汉、回、满等各民族群众安居乐业，像石榴籽一样紧密相拥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他们沿袭已往相依相亲、团结进步的历史，万众一心，守望相助，正在为实现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月视察锡林浩特时提出的“打造祖国北部边疆美丽的风景线”的美好愿景，使锡林浩特这颗“草原明珠”更加璀璨辉煌而共同奋斗！

　　各族人民守望相助 团结一心 共建美好家园

　（本文发表在《内蒙古党史》杂志2016年第12期）

作者手机自拍于2018年夏

　　作者简介:

张瑞祥，回族，曾下乡插队3年，1973.5入党，1974.12入伍，1976.11提干，1982.12转业后供职党政机关。出版著作有《生在羊年》【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草原多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等，在人民日报、农民日报、中国改革报、中国文化报、内蒙古日报，中华魂、知识窗、人物传记等报刊发表各类体裁文章近千篇。曾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人事厅等部门联合授予三等功；被授予盟、自治区、全国（行业）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2005年11月退休。

(本“美篇”图片除作者本人拍摄及亲友提供外，还有几幅来自网络，在此谨表谢意！谢谢阅读，欢迎留言。探讨史实，诚请直言。写作辛苦，制作不易。可以转发，鄙视抄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