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越中拼图

舜尧

<h3>  我所记录的这些,是我十七八岁的青春地标。1971~1974,这是上个世纪的年轮。遥远得模糊不清了。在这里,我从初中一直读到高中,直至毕业上山下乡去了西山。这是我的精神摇篮。去年同学聚会,我和同学们重返校园,一切不再是当年的容颜,要找我们十六七岁的脚印已是奢望,当年年轻的歌声,也已经随风飘远……它们幻化成梦,只能在我们睡着的时候,才隐隐的显现一二了——</h3><h3><br></h3> <h3>水泉味儿</h3><h3> 我一直试图还原我们小时候对这眼泉的称呼。但就像大多山里人学说普通话那样蹩脚。它的发音与字义不能对应。好在喝过这水的人是不会费力就能默出它的读音。我们读书的时候,水泉味儿分南北两处。南处离208省道公路最近,但去的人少。我们去得多的是北眼泉。离公路百余米。这泉无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清澈见底,汩汩不绝,且冬暖夏凉,甘甜清冽。在越西县城,再没有比这眼泉更可口的水。住在县城的同学,有许多人上学挑上水桶,放学顺便担水回家。没有自来水的时候,我们读书喝的水都来自这眼泉。那是滋养过我们青春的甘甜之水。</h3><h3> 现在想起来,这眼泉的流量有限,我估计,它充其量仅能保证千把人的饮用水而已。泉井不深,大概也就一米的样子,井口也不大,直径不足两米。井由不规则的石块砌成,井中有鱼,它们黑靘,在水中自由的翻滚,偶尔露出肚白,它们有神保护。没有人打捞捕捉它们。有传说警告,抓鱼会癞掉。那时我们把麻风称为癞子。</h3><h3> 这眼泉在北山与田地的交界处。我的印象一直洒满阳光。女生星期天在泉边透洗衣裳。她们真是奢侈,把五颜六色的青春晾晒在绿色的麦地里。在那个年纪,她们真有那么多的青春清纯任性铺排和挥霍。</h3><h3><br></h3> <h3>我和我的同学们(2017)</h3> <h3>我和我的老师和同学们(1974)</h3> <h3><br></h3><h3>操场</h3><h3> 那时的操场,该是越西最大的广场。它的宽大在我们当时的辞海中是能用辽阔来形容的。全县每年总有几次大的公判会在越中操场召开。至今我还记得七一年中所张某的反革命集团案就是在这个操场宣判的。几十年过去,当年的铁案是否能经得住推敲,也等后人去评说吧。我只记得那天从上午开到下午。我们除了麻木不仁地跟着喊口号,再不会其他什么了。</h3><h3> 我们学校大的的聚会,政治学习,学校训话,每天课间操,这样说吧,它是学校大大小小活动唯一能展开的场地。篮球场,足球场,以及跳高跳远的沙坑,单双杠,都分布在这个操场四周。这操场,也该是那个时代给我们那代学生提供的精神广场吧。在我的心中,如果留有一壁初始的精神体操浮雕,那它的标底就该是在这操场。</h3><h3> 那时真羡慕能穿白球鞋的同学。能有一双球鞋是我那个时代的理想。有几个同学,他们穿球鞋,穿印着号码的运动衣,背上背着比他们脸还要大的号码。我常望着他们的背影发呆,奢望自己能够有一天像他们那样潇洒。 父亲筹划过给我和弟弟各买一双球鞋,但因一双球鞋要九块多钱实在太贵并且越西还没有卖的而作罢。 </h3><h3> 直到1979年初我当兵提干后第一次探家,去看我的班主任老师朱大道,我才第一次觉出这操场的局促和它的小,犹如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父母的老。它南北不足百米,东西稍长,正好可做我们百米的跑道。想学校当年开运动会田径比赛百米赛跑,冲线尽头必须有人站成人墙,挡在与灯塔大队的晒场之隔的土墙前充当缓冲,避免撞伤。</h3><h3> 我曾在这条用碎煤渣铺就的百米跑道上跑出过12秒6的好成绩,在全校名列第三。这是州中学生运动会也不能算低的速度。但是,我一直怀疑我没有跑那么快。就像以后我走出越西遇到的各种令人仰慕的记录,其实触及才知许多只是徒有虚名。这世上,许多光环你虽未抵及,但不代表你没有抵及的能力。但社会承认的,只是你做出了什么,而不是你能做什么。那时全校跑得最快的是周礼星,他的成绩好像是12秒1。我们家阎翠华,是他们七五级女子中跑得奖专业户。每每运动会,她只要参加,400,800的冠军非她莫属。她400米的记录,曾在学校保持好些年,直到相差五六岁的弟弟也上了中学,那个记录还没有人能破。她和蒲月萍、吴厚琼、胡兰组队的女子400米接力全校所向披靡。她家的一面墙上,挂满了她和二姐阎翠莲参赛的各种奖状。二姐打排球和篮球,是校队的钉子户,多次到州或省学生运动会参赛。我有幸被当时的体育老师刘泽看上,参加了他带队的州学生运动会,跑400米,第一次走出越西出远门到了西昌。</h3><h3> 记不清这操场留下我们多少脚印。如果有机会重返,说一不小心就会踏上自己当年的脚印,一点也不夸张。</h3> <h3>我和我的同学们(1973)</h3> <h3>伙食团</h3><h3> 现在的学生该叫这样的地方食堂。但我还是沿用当年的称呼叫它伙食团吧。它是我们的厨房,是我们打饭和吃饭的地方。</h3><h3> 那时并没有统一吃饭的饭堂,当然不会有饭桌。师生从厨房窗口打了饭,往往三五成群就地一蹲吃饭。遇刮风下雨特殊天气,那就只好打回宿舍就餐。</h3><h3> 记得我们常吃的是红米饭。打饭是有诀窍的。这诀窍青龙的几个同学掌握得炉火纯青。打三两,最好的方式是分成三次即一次只打一两,这样的好处可以多得差不多一倍的饭。后来,炊事班的人发现了他们的机巧,将一两饭打得更少,让分次打的同学吃不到欺头反而得到的更少。厨师班有个姓张的年轻人,听说他后来也去当了兵。他有些大线条,有同学把碗先递给他,说三两,接过打了饭的碗只要他不要票转身直接走人。人多忙乱,他往往忘记收票。于是有同学开始组对配合混饭,第一个打了饭从他手中刚接过饭碗,第二个紧接着递上饭票说三两,然后递上自己的饭盒,第一个趁机走人。张哥脑子转不过来,一时理不清谁给票谁没给票。但炊事班的殷奶奶脑子好使,她很快识别了这些雕虫小技。凡是打饭,一律先交票后打饭。有的炊事员不太受学生欢迎,他们的优惠和和颜悦色只对老师和工宣队,对学生,无论饭菜,给的分量都让同学们不开心。</h3><h3> 我住过两个学期的校。父亲给的一个月十元钱的伙食费已是奢侈,我能节约剩下将近两块钱。我曾在有个冬天一月只吃了一块二毛钱的基础菜钱,平均每天四分,那是怎样的消费,我现在想起自己都不相信。当然,这一块二没有包括打牙祭的钱。那时改善伙食叫打牙祭。如果有钱,每周能吃一次回锅肉。每份三到五毛钱不等。我和我的同学耿福能,在将近五十年后一次家庭聚会吃饭的时候回忆当年伙食团的汤,那锅炒了回锅肉后的涮锅水加点盐端出来供大家仅饱喝的汤,它热气腾腾,汤面上飘着油星,还有星星点的的没有铲干净的蒜苗,香飘四溢,其味胜过这辈子吃过的多少山珍海味。</h3><h3><br></h3><h3><br></h3> <h3>我和我的校友们(梁荣、潘伍沙、周老四)(1975)</h3> <h3>我和同学耿福能,他连任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了,是建国后越西县从草根丛中走出来的第一个人民代表</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