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入心扉的点点滴滴-妈妈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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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19年5月26日。昨天早上7点20分，妈妈没能度过下个月她的95岁生日，告别了她在世的亲人，安静地走了。

妈妈生我那年30岁。这张照片是我和妈妈最早的一张合影吧？按现在拍照的基本要求，照片没拍好，要么合影，要么单人，怎么妈妈只有半张脸？但只要想想那时建国才5年，能有这样的照片已实属不易，想必摄影者（爸爸？）也是初摸相机吧。不过，即使只有妈妈半张脸，她的那种表情我却十分熟悉。在我的记忆里，一生中妈妈凝视我们这些孩子的时候，永远都是一样的目光。

现在翻照片，发现此生与妈妈单独照的照片太少，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这是第二张与妈妈的合影。

妈妈有五个孩子，老大是儿子，然后是四个女儿，我是倒数第二个女儿。记得妈妈的确偏爱哥哥，私下多施恩惠肯定是有的。如今我也当奶奶了，完全能够理解她的情感。但在我的记忆里，她没有亏待过谁，在吃穿用度上，所有孩子平等对待。也许这是她当多子女母亲的“超人”之处吧。

我和妈妈的第一张照片距今快有65年了。时代原因，一生中没有办法用照片记录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但一些难以忘怀的情景还是镜像般清晰地从眼前流过。

照片中没有妈妈。但我肯定她就在旁边。孩子多，她不会陪着每个人照，她心中只想着让我们留下自己宝贵的影像吧。这个时候我上幼儿园，记得那时，两周才回一次家。有一次，爸妈把我送回幼儿园，已是睡觉的时候，他们想等我睡着再走，就在床边陪我。我不哭不闹，让鼻子贴近枕巾，分明嗅到了妈妈的味道。不知为何，这件事仿佛印在了记忆里，而妈妈的味道也终生都忘不了。

小时候，家门口的留影

上小学了。记得照相那天，回家我就出麻疹了，所以后边的合影里没我。那时的装束让我记起妈妈为人妻，为人母的辛苦。一家七口，我们每个人的毛衣毛裤，棉衣棉裤都是妈妈亲手裁剪、拆洗、缝补、编织。无冬历夏，我们年纪小的捡过哥哥姐姐穿小、穿旧的，穿过打补丁的，但从没穿过脏的、破的。我们每个孩子都是清爽、整洁的。每到换季，妈妈总是无一例外地为我们每个人准备好干净、舒适的应季服装。而她又要周而复始地开始新一年的拆洗、缝补、编织。记得那时，家里有个叵箩，放着针线和袜板儿。因为我们只能穿很容易磨破的棉线袜，又不可能总买新的，于是妈妈要补的袜子源源不断，袜板儿上永远套着袜子，永远能看到妈妈补袜子。那时没有洗衣机，每到周末，我们五个孩子会脱下一大堆脏衣服。妈妈每个周末都要在搓板上搓出一大堆衣服的场景历历在目。

大概上小学三年级的暑假，我得了大脑炎，住进儿童医院。因为从小住幼儿园、住学校，我以为也会是自己住医院。但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都能见到爸妈。那时交通不便，家离医院很远，但他们每天都来，带来西瓜，带来我喜欢的酸三色水果糖，看着我喝又酸又苦的中药汤，陪我经历骨髓穿刺的检查。

文革前妈妈在香山公园和五个孩子的合影。即使游园，妈妈都带着手里正在编织的毛衣。

我小学没毕业，就赶上了文革。照片背景就是那时住了好几年的木板房。父亲在高校工作，成了文革中第一批倒台的走资派。妈妈因为和父亲同在一个单位，自然饱受牵连。说来也怪，正常时期我们还时不时能看见他俩吵架拌嘴，非常时期却从未见他们起过纷争，反倒是妈妈对爸爸格外照顾、体贴。妈妈的表现无形中影响着我们。我们五个孩子没有一个闹着与家庭划清界限，没有一个人对家庭变故带来的影响有所怨言，每个人都愈发敬重父母，都竭尽所能帮助家里，与父母一起共渡难关。记得那时造反派将我们家从旧居驱离，搬家时，是哥哥叫来一群大学同学帮忙。是他们找来平板车，把床、桌、家具，锅碗瓢勺搬到那两间破旧的木板房的。即便那时家里本就简洁，没有余杂物品，但也不能想象没有那些男孩子的帮助，凭我们几个女孩子，如何可以搬动一个7口之家。我和妹妹当年一个三年级，一个五年级，学校停课，辍学在家。因爸妈每天要遭批斗或劳动改造，根本无暇家务，哥哥、姐姐也要到学校参加运动，所以一应家务都是我俩承担。那些年练就的居家功底倒是让我们一辈子受用。

妈妈工作证上的照片。

这是木板房里我和妹妹宝贵的留影。那时家里经济拮据，父亲每月只发30元生活费，基本靠妈妈那不到80元工资生活。家里仅有的存款都被造反派冻结了，哥哥、姐姐也要分别给付生活费，每月支应妈妈、我和妹妹生活的最多有30余元。妈妈每天挨整，无暇管家。我就和妹妹一起把每月仅有的收入分若干份，留一份买煤，一份买粮，一份买油和定额供应的副食，最后剩下的买菜，记得那时摊到每天的菜钱还剩0.4元左右，是我们三人每天的限额。那样的日子也锻炼了我们，也许最初的经营管理概念就来自于那时吧。

文革的第四年，那是1969年，爸爸被关进牛棚，哥哥、姐姐分别到农村插队。到了年末，妈妈被通知去山西屯留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那年我上初三，妹妹初一，只能随母亲一起去干校。照片是分别前孩子们和妈妈一起照的，缺了爸爸。我在干校只生活了一年。因为是干校初创阶段，生活很艰苦，妈妈看我们长身体，总是想尽办法为我和妹妹改善伙食。从北京来时，她带了六必居的酱篓咸菜，每天一小盘，是当时的美味佳肴。她还带了在北京时亲手制作的牛油面茶，里边有炸得喷香的葱花和盐，入口鲜香无比，现在想起来依然余味不去，一辈子再没喝过那么香的油茶。她还设法买来黄酱和猪肉，跑到村里人家去做成炸酱，帮我们咽下每顿不缺的玉米面窝头。

一年后，我奉召回北京参加中学毕业分配。记得那是1970年9月，当时得知在山西太原插队的哥哥和嫂子刚刚生了小侄女，妈妈到军代表那里软磨硬泡，才获准去太原探望他们。正好一路同行，妈妈决定带上妹妹一起与我先到太原，然后我再自己从太原回京。

那时从屯留去太原只能乘长途车，经太谷再到太原。坐长途车要到县城，县城距干校有几十里地，完全没有交通，要徒步走。记得那天半夜即起，我们横七竖八背好行囊。妈妈负重之外还带着手电筒和一根木棍，在完全没有照明的条件下，她带两个十来岁的女儿走在黢黑的乡村土路上。经过村庄，犬吠不止，这时我才明白她手里拿的是根打狗棍。算起来，那年妈妈只有46岁。

到了太原，妈妈看到天气渐凉，小孙女还没有御寒的棉衣，心疼不已。第二天一早她就跑到城里买来棉布和棉花，连夜赶制冬衣。因为假期太短，担心时间不够，她一夜不睡，悉心裁剪，至清晨时分，竟做出了高高一落从被褥到棉衣裤好几套小孩子的衣被。

妈妈的行为我都看在眼里，当时也许没啥表示。但如今回想，她的勇敢、担当、勤劳、吃苦，就那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每一个孩子。我们每个人的日后生活里都少不了她的影子。

劫后余生。1973年，爸爸出了牛棚，官复原职，妈妈的生活也恢复正常，除过上班，还照顾爸爸大病初愈的身体，也帮还在农村的哥哥嫂子带小孙女。当时我在北京的郊区工厂当工人，学徒工时每月从16元起步。妈妈考虑我收入买衣服有困难，还特意跑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帮我买了外衣和毛裤。

那年，爸爸去青岛养病，一起在青岛合影。

她和自己一手带大的小孙女

爸妈带孙辈出游

1974年的全家福，那年妈妈50岁，我20岁。

我们五个孩子结婚成家生子后，妈妈都努力尽自己所能，助一臂之力。我们四个女儿坐月子，都是妈妈亲自伺候。我清楚地记得，妈妈到产房接我和儿子出院。那天她穿得干净利索，齐耳短发，深蓝色呢子外套，满脸喜气洋洋。看到儿子体重不够，她边怜爱地抱着，边幽默地说，“悄悄的，咱抱回去养胖了再让你婆婆看。”

儿子上小学，学习不够努力，我向她抱怨。她边操锅铲，边对我说：“人都要有点儿不顺心的事，凭什么人家都刮西北风，你家都是东南风。” 后来我把这话说给我的一位老领导，他当场拍案叫绝，说受益非浅。

这是爸爸70岁那年照的全家福。五个孩子都有了自己幸福的家庭。当时儿子正在我肚子里呢。爸妈老两口能收获偌大的一个幸福之家，军功章有妈妈的一半呀！

岁月如歌，95年的人生何其漫长。20多张泛黄的老照片无法总结妈妈的一生，只是我与妈妈的点滴记录而已。妈妈叫高志英，1924年6月出生在山西离石普通农户的家庭。她从小失去母亲，缺少家庭温暖。1940年，受哥哥参加抗日，加入共产党的影响参加革命队伍、入党。她文化程度不高，解放后上过工农速成学校。但她质朴、直爽、爱憎分明。她吃苦耐劳、勇敢坚毅、不怕困难。她懂道理，有悟性。她爱父亲、爱孩子、热爱家庭。她用一生的一言一行影响着我。妈妈，走好，我不会辜负你的。你的每一个孩子都不会辜负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