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样年华——北大荒回忆录之二：刚到连队那时光

春雨方舟

【本人按】本文原发于新浪本博客2010年7月18日。1970年的5月22日，本人在上海登上列车，经四天三夜的行驶，于1970年5月25日到达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八团四营四十连。今天是2021年5月25日，是我们到达北大荒51周年。重新发一下，以纪念51年前的那个日子。(2021.5.25编辑)

满载我们上海知青的专列，1970年5月22日从上海彭浦火车站出发，经过四天三夜的行驶，于1970年5月25日下午四点来钟，火车停靠在黑龙江一个叫福利屯的车站。目的地火车站到了。

现在福利屯车站的站牌。福利屯是集贤县的城关镇所在地，也叫福利镇。那时候很多去向的知青都在这里换乘汽车到要去的地方去。牌子上右侧的两个去向中“金沙岗”，那时是没有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新修了一条“福前线”铁路，就是从福利屯岔出去到一个叫“前进”的地方。沿途经过我当时所在农场（十八团），车站定名为“新友谊”以避免与已有的“友谊”车站相混，但直到我离开，车站还未能办理客运。

黑龙江5月下旬的天气还是很冷的。车站的外面停着很多解放卡车。我们的行李也装上了车。记得接站的人中，有一个人尖尖的下巴，戴着一顶军便帽，一身军便服，好像老工人似的来回奔忙着，招呼着。我估计他可能是一个当官的，至少是当地知青办工作的。后来才知道他叫李黎夫，哈尔滨青年，当时才十八岁，也是六九届毕业，比我们早来八个月。接站的人中还有一个女的就显得稳重多了，坐在卡车上，关照我们不要站起来，车会很颠。她叫魏群，名字也是后来知道的。

从车站载我们去最终目的地就是这样的解放卡车，行李放在车上，我们就坐在行李上。现在这样的解放卡车已经很难看到了。

卡车在路上行驶，一路上十分颠簸，远处一个个屯子，那里管村子叫“屯子”，不知道哪一个是我们要去落户的地方。离上海之前，先到黑龙江兵团的邻居说，十八团前身是友谊农场，是全兵团最大最好的一个团了。大家在车上不停向接站的人问这问那。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驶，车驶到一个十字路口。道口竖着一个很大的指路牌，明白地指示着四个路口的方向。卡车朝着写着“四营”字样箭头所指的方向一直驶去。道路更是明显不好起来。道路是砂石铺就，不但不平整且坑坑洼洼很多，车行驶在路上，常有人被颠起来。没有多久，车到了一处是有较多房子的地方。后来知道那个地方是四营的“营部”。车并没有停住，穿过这一片房子，又继续驶去，沙石路很快变成了土路。又开了不多久，到了一处所在，在一个类似篮球场的地方停了下来。那就是我们要落户的连队。时间已经是六点多钟了。

文革期间的黑龙江省地图，当时内蒙的呼伦贝尔是属于黑龙江省，友谊县已经撤销，所以在地图上找不到，只有集贤县。（此图可点击放大）

1979年-1999年地图上友谊县的位置，红圈所在处，但当时已由合江地区（佳木斯市）管辖划为双鸭山市管辖。（地图可点击放大）

十八团（友谊农场）地图，红圈处就是我所在的四营（四分场）的位置，这地图上，铁路已修到总场部（团部）（地图可点击放大）

现在的友谊县地图，东建乡就是原来四营所在地，就友谊农场而言，也就是现在四分场所在地（地图可点击放大）

下了车，迎面见到的却是一个老头，花白的胡子，高高的略驼的身子。两眼奇怪地望着这些我们，一脚紧着往回挪。怎么，兵团还有这么大岁数的老头？估计他已经有七十来岁，也许没有，农村的人见老。这时耳边传来训斥那老头的声音：“老地主，你看什么？还不快回去好好呆着！”老地-主？他是地主？兵团还有地主？我有点愕然了，问接他们的那个小伙子李黎夫，“他是地-主？”“是地-主，带帽的。”他随口答道，在他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奇怪。没容我想得更多，便拥上了一大帮小青年，七手八脚帮着我们扛箱子、背行李，领着进宿舍。我随着人群和王龙根一起来到一间宿舍。

宿舍里暖烘烘的，上下铺，新的炕席。我和王龙根把带来的大衣往上铺一扔，算是占据了上铺的位置。位置不错，靠窗。可惜我的行李并没有随车运到，忙活的都是别人的。也巧得很，张选林也在上铺。紧挨着我们的那人叫翁振根。人看上去也很老实。我们上铺稍加安顿便下来。下面热闹非凡。那个叫魏群的女青年拎来一桶水。同学们几天没有洗脸，洗脚。马上有人就把手中的毛巾扔进了桶里，拧一把就擦洗脸来了，很快又有人把脚也伸进了桶里洗起脚来。老乡们忙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原来老乡打来的给大家喝的水，水桶也是喝水专用的水桶。却被我们用来洗脸洗脚，很有点哭笑不得的样子。看来南北方的风俗是如此不同。对于远方来人，南方先是为客人洗尘，洗去一路征尘；北方却先给客人喝水解渴，一路上辛苦了。既已经洗了，大家把水倒在了脸盆里，稀里哗啦洗了起来。同学们说说笑笑感觉很是新鲜。宿舍不大，除了一排上下铺的炕，剩下就是很小的空间，靠墙还打着一排脸盆架，显得很是拥挤。如果上下铺16人全部站在下面都站不开。

一会儿有人来招呼大家去吃饭。食堂离宿舍不远，几步路就到。进了食堂，迎面却是一排木板大炕，也是上下两层，从头到尾，上下铺上一个挨一个伸着脑袋，好奇地望着我们这一批刚从上海来的“战友”。我们用上海话交谈着自己的见解，感受。晚饭是馒头和韭菜肉丝炒鸡蛋，还有大米粥。这可能是特意用来招待我们新来的上海知青的吧。馒头是白面做的，是细粮。第一顿饭就这样过去了。到了休息时间，老乡们纷纷离去，只剩下我们这些小青年。大家开始谈论起对这里的看法，叽叽呱呱很久才入睡。这天我的行李并未到，只得盖着棉大衣睡了一宿。棉大衣有七斤半，足够抵一条被子，但毕竟又不是被子，有盖的没垫的很不舒服，我蜷曲着躺在上铺的板炕上，也许是旅途劳累，很快就睡着了。

铺挨着铺的人自然最早成了朋友。几天后，我、王龙根、张选林和翁振根四人，由王龙根发起学着小人书的样子成了所谓“结拜四兄弟”。果然不出所料，也就是这一顿细粮。第二天一早，我们照旧进食堂吃早饭。窗口递给他们的是“发糕”以及苞米面糊糊和一小碟被称为“小菜”的腌菜。——“发糕”是黄黄的用玉米面和水蒸成，然后拿刀割成一块块——看着一粒粒那么粗，真是难以下咽。那些老青年们倒是津津有味地吃着，一点也没有难吃的感觉。再看看那排队在窗口领取早饭的人们，他们手中都有一张硬纸片。走近一看，上面写着“就餐证”三个字，下面标明这日期的一个个小方格，方格中有早中晚字样，吃过一顿便在上面打个勾。打听一下，知道这是吃“死伙”，一个月交12元，主食随便吃，菜只有一份，打过勾，说明你这一顿已经吃过。因为是“死伙”，馒头、还有那黄黄的发糕，随处可见。

对于我们这些“新战士”来说，发糕吃不惯不要紧，还有带来的饼干、炒面之类。因此每人都只拿了很小的一块发糕“吃吃看”。最后那一小块发糕还是吃不了，那些女的更是唧唧喳喳，很是新鲜。到连队头两三天是没有什么事的，就是熟悉环境，整理东西，写写信。到了新地方，大家就要忙着写信，告诉家里这里的情况，好让家里放心。我们被告知，此处的回信地址是“黑龙江省集贤县钢字301信箱4分队9小队”，感觉是个什么保密单位似的。后来弄明白了，兵团一共6个师，以“建设钢铁边防”六个字分别作为每个师的信箱冠字：轮到我们三师是“钢”字， 301就是十八团，因为十八团是三师的第一个团，以下4分队就是四营，9小队就是四十连，四营从32连开始，40连排列第九，就成了9小队了，整个十八团处在集贤县境内。

《辞海》1999版在“友谊”词条下的一个注解是：“县名。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东部。县人民政府驻友谊镇。1960年设县，1962年曾撤销并入集贤县。1964年析出恢复置县，1973年又撤销并入集贤县。1984年复置县。建有大型垦殖场（友谊农场等）。盛产小麦、大豆、猪和家禽。”这一条说的就是我下乡所在友谊农场。但里面有不确的地方。友谊县最早建于1954年，由苏联援助建设，国务院命名为友谊农场；1958年并入了集贤县几个乡，合并设立人民公社，实行社场合一体制，是个县级的人民公社联社；1960年又设县，实行县场合一，县长即农场场长；1963年撤销县建制，设立“友谊特区”，实行场区合一体制，归合江地区、合江农垦局和集贤县多重领导；1964年又恢复置县，还是县场合一体制；1968年中央批示建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次年友谊县建制撤销，成为兵团三师十八团；1976年2月，兵团正式宣布撤销，次年撤销十八团恢复为国营农场（曾一度叫“反修农场”），直至1984年再恢复置县至今，原属合江地区（佳木斯市），1991年划归双鸭山市管辖。现在友谊县主要还是一个友谊农场，境内还有一个部队农场，但友谊农场归省农场局及分局管，部队农场自然归部队管。但县场还是有区别的，而地方就是一个地方。因此至少在1973年之前，友谊县早已撤销。我当时所在的四营（农场阶段叫四分场），在以前设县的时候是“东升乡”，现在则叫“东建乡”。

我们这一批来到这个连队总共是南市区丽园、大兴、西林、林荫等四个学校的学生。因此在来之前，不少人是早已认识的，因此三个一伙，五个一群的。印象比较深的也是人数比较多的有两伙。其他还有小小的不出众的一群一伙。我自然和新认识的伙伴一起走走连队，整理整理东西，写写信。此时虽然已经是5月下旬的时光，但在远处或近处背阴的地方依然能看见没有融化的积雪。宿舍就在道边上，尽头的两间屋子是连部办公室，再过去，就是一条排水沟，沟外是一条从营部通到连队，再通往其他地方的公路，那是一条七八米宽的土路，对面过了一条排水沟有一个厕所，红砖砌成，男左女右；另外还有几座土房子（后来知道那是牛圈马厩），宿舍的前面是个操场，有一副篮球架矗立在院子的两头。对面不远处，看去有拖拉机停放在那里，还有高高的翘着尾巴的大机器（后来知道，那是康拜因）。宿舍房那一头的是食堂。宿舍和食堂的墙都是红砖砌成，屋顶也是红色瓦，但屋里的地面是没有任何修饰的泥地。

刚开始，有两个学校的两伙人，不知为了什么事发生了冲突，开始吵骂起来。有人打圆场：“坍招势勿？大家都是上海人，好了好了勿要吵了。”这两伙人并没有听他的，为首的边上聚了更多的人，骂得更来劲了。别的上海人，其他地方的人都围着看热闹。那些哈尔滨知青和本地人，听不懂上海话，看着一个个吵得面红耳赤，指手画脚的样子，都忍不住笑。但是吵架的似乎越吵越凶，捋胳膊甩袖的，大有动手的意思。有人便看大事不好，便飞也似的跑去告诉了指导员。指导员赶到，风波才告平息。对这些新来的人，指导员又听不懂吵什么，只有平息了事。但很生气，没见过刚到就吵架的。

指导员叫王兴茂，五十来岁模样，精神很好。看他走路，脚似乎有点瘸，但颇有军人风度，自然他是转业兵。别人介绍说，他自己也说过，他参加过“黑山阻击战”。这是有名的战役，腿也由此受伤。这引起人们对他的肃然起敬。也许是军人出身吧，头上老是戴着那顶洗得发白的军帽。他的两只眼睛很有神采。在不长的时间里，曾听到他的不少传说。有说他好的，也有是攻击他的。日子长了，好多都忘记了。只记得说他从小是做木匠的，做的一手好活，后来被抓壮丁，当了三个月的国民党的兵。被俘后，加入解放军杀敌立功云云。1958年转业到当时友谊农场五分场当党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靠边站”，后来又“解放”。兵团组建后到这个连当指导员。也有说他搞“破鞋”，受处分，降到连队当指导员。这大概是他所得罪的那部分人的攻击之词。当时觉得，王指导员在连队很有威信，很多人都怕他。那个连长就不一样了。他叫佟万春，是蒙古族人，长就的一副很宽的身架子，黝黑黝黑的脸膛，眼睛挺大，看去很厚道，老实，可能也因此人们都不怕他。自然也有人给新来的青年讲他的故事。说他原来在39连当副连长，不知怎么得罪了人。在“文*化大*革*命”有人批斗他，又上他家去砸玻璃。大冬天的把窗户玻璃砸了，他却没有办法。兵团组建后，也就在我们到来之前不久，他来到这个连队当连长。别看他如此，他老婆可不是一般人物。自然她也是蒙古族人，长得粗壮。据说在家是他老婆当家。佟在连队当连长，在家却连家长当不了。他老婆抽的是“迎春”、“哈尔滨”牌香烟（大约都要三角钱一盒，算是当时当地的高档烟），他却只抽“蝶花”、“握手”（价格大概只有一角五分左右，不过是当时当地中档烟，还有八分钱一盒的“生产”牌烟，那就是低档烟了）。他老婆还每天喝几两，他却没她能喝，他老婆还是个好骑手。他俩夫妻恩爱从不吵架，几个儿子、姑娘都很本分，老实巴交。

连长厚道，自然在连里不压茬，指导员一外出开会，连里的会都召集不起来。就是开了，人也总没有到齐过，所以人们说，王指导员一走，连队就像放假一样了。这天傍晚吃罢晚饭，司务长——那时组建兵团没几年，一切都照搬部队样子——王麻子（人们都这么称呼他）领着我们这批新来的知青。既然带长那就是官了，新来刚到的我们还是很听话的。80多人很快就集合起来了。王麻子也颇有点领导者的风度和架子，大声喊着 “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之类的口令。王麻子，高高的个子，真的不假，满脸的麻子，短短的鼻梁，一开口满嘴的黄牙。王麻子人极瘦，有人形容说，他的大腿像狼腿。狼腿什么样子，我们还没有见过，大概是极细的。说的人比画着，这么细，如何如何。

他喊着口令，俨然当官的样子，把青年领进了食堂——现在是兼作会场。这里没有凳子，好在还有上下铺的炕。食堂的中间砌了一堵火墙，烧着火。大家有的爬上了上铺，有的坐在下铺，有的坐在用原木钉成的一排排 “长凳”上。300多人铺上地下，满挤了满的一屋子。这天算是见面会。各个领导都出来和大家见了面，都说了一些诸如上山下乡伟大，大家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以及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和苏修反动派坚决斗争之类的话。再有就是介绍了连队有多少职工、多少口人，多少垧地，多少台拖拉机、康拜因等等的家底。我坐在下铺想，到底是兵团，纪律一定很严，管理也很严，人虽然杂些，但也很齐刷。说开会都来了嘛。会上宣布，最近几天是学习班。昏暗的灯光下，烟雾腾腾，直呛得不会抽烟的人直咳嗽。（写于1978年，2010年7月第4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