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大鱼島

王祖永

引子

”自由呼吸，自在荣成”已深入人心，并成为荣成市对外的口号和品牌。

为进一步提高文明城市品位，并打造绿色旅游城市，荣成市斥巨资决定将桑沟湾建成海洋牧场，这就需要将桑沟湾沿岸开办的养殖场全部拆迁。

大鱼島养殖场无疑将会从桑沟湾畔消失，为保留历史痕迹，让渔村人知道我们那时创业的艰辛，和曾经的辉煌，村两委派员并邀约我前往桑沟湾养殖场拍摄，保存不可再生的影像资料。

2019.5.17清晨，村党委干部宋建忠、崮山养殖协会会长张信涛，我们三人乘坐张会长轿车前往桑沟湾崮山养殖场。

（这是途经宁津街道东墩村，在谷牧故居门前合影。宋建忠（左）、王祖永（中）、张信涛（右））。

提起桑沟湾大鱼岛崮山养殖场，稍微上了年纪的大鱼岛永远不能忘怀。

它承载了大鱼島人太多的乡愁，这里的每一片海域，每一处沙滩，每一座礁石，每一块场地都洒满了大鱼島人的血汗，渔家儿女在桑沟湾崮山养殖场奋斗拼搏了好几代人，从1963年第一批养殖人堪探荒滩，选址在此建场，至今已有56个年头了。

大鱼島养殖场座落在东山街道的崮山东北方向大约1公里的海滩，这是大鱼岛的一块飞地，距离大鱼岛村约30公里。

（这张图片是进养殖场的第一座建筑物，它的第一代主人应该认识它，它原先是养殖试验队的宿舍，后来成立了养殖5队，队长王祖龙，副队长张忠智、王祖良。）

大鱼島距离桑沟湾崮山养殖场有50多里路，为什么要抛家撇业到这里生产呢？

说来话长，大鱼島人世代依靠大海生存，吃苦耐劳是渔家人的特质，这种艰苦奋斗精神是任何地方的人们也比不了的。

（这条大路直通东㘫。）

大鱼島村在新中国成立后，是山东省最早成立的渔业生产合作社，为了增加渔村人就业和扩大发展渔村经济规模，村合作社于1957年派遣青年男女几十人，到国营俚島养殖场实习取经，学成归村后，马上在炮台东五龙山前怀一处大鱼島的海湾，成立了第一支养殖队，在这片海域养殖了几百亩海带。

（这张图片是在5队宿舍房后，朝东北方向拍下了大鱼島养殖场港湾。）

那时候物资匮乏，技术落后，养殖海带所用的根绳、浮绠绳，都是生产队社员从山上砍来的草，什么被草、巴木墩、葛子等纤维粗壮的野草，自己加工成碗口粗的绳索，这是重要的养殖物资之一。

养殖海带首先需要选择适宜海带生产的优质海域，比如流速，水温，盐度，透光度，海底土质等等。

海区定下后，先要在海底生根，俗说“打㭈”。把拴上根绳的木桩用专用木杆打进泥质海底，一条海带架子需两条根绳才能系留住。

筏式养殖需要浮力支撑，那时国家造不出玻璃漂，更别说塑料漂了，只能从南方采购毛竹，裁成一段段两米左右的竹杆，就用它当浮力，也叫做“浮竹”，绑在浮绠上，然后把夹上海带苗的夹苗绳也拴在浮绠上。

海带生产期从11月底至翌年的5月底，大概半年的时间，这期间要根据海带的长势不断给它施肥。大海是不断流动的，怎样施肥能让海带苗最大限度地吸收养料呢？人们想出一个办法，用陶土加工烧制成2尺长左右，直径十多公分圆柱体，体周留有密密麻麻的小孔，罐内装满了沤好的大粪，罐口扎上系留绳，再把罐子拴在浮绠上，“肥料罐”解决了施肥的问题。

这样一条海带架子才算完整了，它大约长有七八十米，4条海带架子大概占1亩左右的海域面积。所以养殖面积都用亩计算。

（这是在大门口道边拍下的港湾，如今岸边潮际线以上是齐腰深的杂草）

一条海带架子需要这么多环节，这么多物资才能完成。可想而知，养殖人需要付出多少辛苦劳动。

如果海带进入成熟期，它每根夹苗绳的海带重量有几百斤重，一条架子绳拴有五六十条夹苗绳，加在一起有多重，它在海流的作用下对根绳是多大的考验。

1962年春，大鱼島的海带养殖丰收在望，突然一场超强风袭来，王家湾大鱼島养殖的海带荡然无存，全部“滚滩”。无情的风浪把大鱼島养殖人的希望统统横扫到蚧口南沙滩。

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走出来的大鱼島人又一次遭到重创。但坚强的渔村人没有气馁，没有被打倒，反而在困难面前愈挫愈坚。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重新选择了在木也岛后埠开发新的养殖场。

（这张图片是养殖场港湾东侧，远处高地的三队小房和大库房）

大鱼島养殖场整体迁往木也岛后，得到了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持，邻近几个村里的闲房子都被大鱼島人租下了。

经过两年的生产实践，大鱼岛人知道，木也岛海域虽然躲避风浪条件比王家湾海域好，但水质差、水流缓，不利大面积养殖，收成上的海带色泽淡，经济效益不好。

大鱼島人海的性格向来不甘落后。大胆探索创新是大鱼島人前进路上的再次选择。

1963秋，大鱼島养殖人，用几辆地板车、木轮小推车和肩挑人扛把养殖生产物资和生活用品，从木也岛一路向桑沟湾荒滩奔来，经过数月几百人浩浩荡荡的蚂蚁搬家，终于完成了艰难的搬迁，那时候村里连一驾马车也没有，靠着坚强的意志，硬是用人力把成百几千吨的物资搬到了几十里外的桑沟湾荒滩上，这是何等壮观的场景。

（这张图片站在海边向西北拍摄的，这是4队和2队的库房和场地）

就在这片荒滩上，大鱼岛人从乡下买来了芦苇，用旧浮竹，和从渔捞队调拨来的旧毛竹，在滩头扎起了一座座窝棚，芦苇和席子当墙壁，房盖用麦秸簾子，几张席子铺地，席子底下铺上海草，席子当房门抵御风寒。

席子在当时几乎无所不能，海带和盐垛还有物资都要草簾子席子遮盖。

住在窝棚里最怕下雨天，外面下大的，里面下小的，外面不下了，里面还在滴吧，这是当时的真实写照，虽然艰苦，但总算有了个安身之处。

养殖场港湾朝北出台，隔海相望是桑沟湾北海沿，是崂山、寻山一带，除了海中的几个小岛，这里毫无遮拦。冬天的西北风能把窝棚掀翻，把人们的手脚都冻伤了，雪天早晨把人冻醒，鞋子被雪埋住都找不到。

尽管生产条件异常艰苦，但大鱼島人仍不离不弃，坚守在创业的岗位上。

（这是在海边向北拍摄的）

大鱼岛全村办大事的精神是出了名的，各级领导对大鱼岛总是高度评价。

几百人初来乍到办几千亩的大养殖场，面临的重重困难可想而知。人多了窝棚不够用，就到崮山脚下的崮山前村租房子。

提起崮山养殖场生产，除了养殖队员的起五更爬半夜拼死拼活外，大鱼岛绳网厂妇女们的贡献是最大的，她们每年在养殖场的劳动，从冬天夹海带苗，夏天收割海带，到秋天加工海带，加起来有半年时间的。

那时候在大鱼岛，除了老幼病残，所有人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妇女成立了四五百多人的绳网厂，为渔村的渔业生产服务。每年从5月初海带开镰到7月初海带收割结束，这两个月的时间，妇女们绝对是养殖场的主力军。

那时候的海带全部都是醃制的。妇女们的工作是每天蒙蒙亮，也就是三、四点钟，他们和养殖队员一起起床，养民们从食堂领点干粮，背上油衣油裤，扛着大橹摇着小船出海了。妇女们则奔向自己所属的各个养殖队场地，揭开海带垛，把前几天醃好的海带抬往晾晒场地，铺开海带晾晒。干了一清早活，去食堂打点缺油少肉的饭菜，填进了填不饱的肚子，又回到场地，剪海带根，翻晒一眼看不到边的海带。刚刚坐下没喘过气，海边传来了呼唤，“几队几队的船上来了”！妇女们不敢怠慢，抄起竹杠子朝海边走去，一只只装的满满的船儿靠上岸边，大伙儿争先恐后到水中拖海带，卸完海带后，船出海了，妇女们两人一组抬上搭满竹杆的海带，送到场地进行醃制。刚醃完已近午饭时间，她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又到了食堂的窗口，一个玉米窝头，五分钱菜汤，又对付了一顿饭。

有很多哺乳期的孩子也随母亲来到养殖场，养殖场成立了托儿所，由年老妇女照看孩子。

中午要把自己的孩子领回来哺乳的，大鱼岛四五十岁的那代人，他们每年都要随妈妈到养殖场度过几个月苦涩且快乐的时光。

刚刚喂饱了孩子，生产队又在大院吆喝“几队几队的海带上来了”，急忙忙自己胡乱吃了几口，抓起孩子送到托儿所，又匆匆赶往各队收船的地点，开始了下一波次的劳作。

遇到傍晚退大潮，船靠不上岸，只能在远处卸海带，这时所有的妇女全部钻进水里，把海带一绳一绳拖上来，即便来例假的妇女也在海水里泡着，没人叫苦叫累，她们和男劳力一样，一天到晚不知流了多少汗水。终于盼到日落西山，满场地晒干了的海带还要必须收起来，扎成捆，抬进大库摞好这才算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嗷嗷待哺的孩子正等着妈妈回来喂奶呢。

如今在大鱼岛的街道上走着，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凡是弯腰驼背跛脚上了年纪的本村妇女，绝大部分都来自原绳网厂的社员，她们都是在那个年代为大鱼岛的发展壮大，拼过命的功臣。

她们在大鱼岛真正是撑起了半边天，没有她们的付出，不会有当年渔村的辉煌。

（这是养殖场朝北的大门）

大鱼岛人吃这么多苦他们一定挣的多吧？

先说妇女。那时实行供给制，妇女的工分从35分到40分，分值3毛钱。也就是说她们的每月工资是10.5元——12元。年终看效益如何，好年景能再分六七十元。

海上渔民的工分从80分——105分，养殖场人员从40几分到80几分，整个大鱼岛村的工分值每月均为3毛钱。

大鱼岛村从1970实行供给制，何为供给制？就是拿着粮本到粮所领粮不用个人花钱，不管一户几口人领多少粮食都是这样的，由大队财务与粮所结算。

这也算是一种分配制度创新，后来由于改革开放的影响，制度本身也存在着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弊端，在实行了大约十年后终于寿终正寝。

（这是进养殖场大门正南拍摄的，楼房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盖的，那个位置是食堂和养殖2队宿舍，2队队长盛元吉。）

大鱼岛崮山养殖场每年的整个夏季，到处是一片火热的劳动场面，到了收割海带的紧要关头，崮山养殖场能汇集1000多号人在干活，村里各行各业全都派出人员无私相助，没有计较报酬的。船队派渔轮负责拖带进出港的小船，渔捞队每个作业组至少派两只船帮助收割海带，大鱼岛完小的孩子们没到放假时，也背起行李去参加劳动。

虽然很苦，甚至是煎熬，但是看到港湾里来往的船只密密麻麻，滩头抬海带的人群忙忙碌碌，劳动号子此起彼伏，那种人山人海的劳动场面还是令人震撼的。

说崮山养殖场是大鱼岛的第二故乡毫不为过，在这里能见到大鱼岛每个家庭至少1位成员，甚至有的家庭三、四人都在这里干活，太多的夫妻、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在养殖场挥洒汗水。

那年代所有的孩子只要毕业了，进入社会的第一站，便被村里分配到崮山养殖场养海带，美其名曰”过橹把子关”。

有的人干一年半载这关过去了，可以回村分配别的活。极个别幸运儿，被推荐当兵入伍，或推荐上大学，即所谓的工农兵大学。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其中的奧秘也不是什么秘密。

绝大多数人一生也没闯过这一关，他们从满脸稚气的少年，埋头苦干到雪染双鬓，他们无法与命运抗争，承受着时光带给他们的喜怒哀乐。

（这栋房子是6队的大库，6队队长宋保文。房子上用瓦拼写的“*****”几个大字依然清晰可见，它无言地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记得那是1965年初冬，我正在读五年级。

一天大鱼岛完小召开全校师生大会，邱洪贞校长在会上动员从3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要到劳动第一线锻炼自己，目标大鱼岛崮山养殖场。

孩子们兴奋极了，长这么大从没到过那么远的地方，那里一定很精彩。

第三天清晨，400多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背着自己的小包袱、小书包，雄纠纠气昂昂一路欢歌向崮山养殖场开拔。大约走了一半的路程，天降大雨，孩子们前不着村后不够店，谁也值不起雨具，只能朝前狂奔，一会跑进一个村庄里，大家纷纷躲在农户的门楼底下，过道里，女生则跑进农户家中，孩子们个个成了落汤鸡。

雨刚刚停下，老师们不敢怠慢，便集合队伍，我的班主任是张忠泉老师，清点好人数后师生们又上路了。这么多十一、二岁的孩子，最大也不过十三、四岁，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五十多里路确实是个考验，渐渐地有些年小体弱的同学跟不上队了，幸好这时村里的三驾驮行李的马车赶到了，好心的赶车师付让掉队的孩子们上了马车。

我们则继续迈开双脚赶路，一路上还自编顺口溜鼓励大伙儿。有两句词虽然时隔50多年，我今天还能记住得:“同学们赶快走，胜利就在我前头，同学们步要快，前面就是马家寨”。（我们那时都说到马家寨）

下午时分，我们终于踏进了崮山前村，找到了各自的行李，跟着老乡住进了他们的闲屋子。走大半天饿了，打开背包找出干粮，一看妈妈给烙的几张大饼都泡湿了，我和弟弟先把泡的最软的饼先吃了，剩下几个系在梁上不舍得吃，屋里老鼠太多不敢放地下。后来把剩下的几个饼托邻居捎给我妈，让人告诉我妈，我们学生吃大伙支饭，用不着吃自己的饼。我虽然只有十三岁，但我知道，那个年代，所有的人家粮食都不够吃，细粮更是很金贵，家里一点点白面给我们烙了饼，妈妈和小妹在家只能吃瓜干了。后来妈妈回忆起这个事，总是泪流满面，夸我们从小懂事。

我们这一伙20几个男生住的是三间海草正房，没有炕，是大通间，地下铺了几张席子，席子底下是厚厚的海草，躺上去感觉倒也不错。

傍晚到食堂吃完饭，回到潮湿的屋子，点上小马灯，同学们放开形形色色的铺盖，挤在一起，我和我弟弟睡一个被窝，感觉真暖和。

那时我们家兄弟姐妹6人，两个姐姐不在家，剩我们四个间隔两岁一个兄妹在家，平时我们三个小子盖一床被，褥子好凑和，是妈妈用几条麻袋缝成套，里面塞进棕丝或玉米袍子，这就是最好的草褥子，隔寒效果不错。

冷不丁两个小子都要到崮山夹苗，老师说至少准备一个月的时间，眼瞅着天气越来越冷，一床小薄被两个孩子受得了吗？这可愁坏了妈妈。我奶奶知道后，找出她老人家当年结婚的粗布二蓝子花豹被，这下子问题解决了。

宿舍小，学生多，放不开自己的铺盖，大家只能紧紧地挤在一起，这下倒好了，虽然外面风雪交加，但挤在一起睡挺暖和的，用不了盖那么多的东西。

怕把奶奶的被弄脏了，我和我弟把奶奶的被子捆了起来，用绳子滑在屋梁上，夹完苗回家后亲手送给了奶奶。

（这座楼房是八十年代末崮山养殖大院盖的第一宿舍楼。它是原先的会计室、卫生所的位置。会计室先后有宋立建、张德建、邱焕彬等主管。卫生所曾有王祖鑫、王秀珍等任医生）

虽然天寒地冻，条件艰苦，但我们这些从小在海边生长的孩子在渔村吃苦耐劳的精神熏陶下，也都是乐观阳光，但有时也有些调皮。

我们宿舍的房东，院内靠东窗是个猪圈，里面养了两头大肥猪，院南头有个厕所，早晨起床后，圈里的猪听见我们的脚步，大概这一夜它也饿了，哼哼着靠上来好像要东西吃，本来天也冷，我们也打怯上厕所，就在猪圈墙外脱下裤子朝着猪头滋尿，猪被十几个孩子的热尿浇着也觉得挺舒服的样子，如果叫老师和房东知道了，我们这顿批评是免不了的。小时真没少闯祸。

白天到海边生产队夹海带苗，夹苗是个技术活，我们单独干不了，就给绳网厂的妇女们打下手。她们也可怜这些孩子远离父母，吃这么多苦，所以尽量让我们干点轻松活，就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从小毛手毛脚，有一天，身上穿的旧棉袄后身，被窝棚露出来的毛竹头挂撕了很大一个口子，我穿着豁露出棉花的棉袄干了一天活。我和我同学姜秀本的妈妈在一个大窝棚里夹苗，姜妈妈看见了，第二天捎来针线让我脱下，在窝棚里给我一针一线缝补好，我穿上缝补好的衣服，身上暖和了，心里更觉得她像妈妈一样，温暖极了。

我们分在3队夹苗，冬天北风刺骨，海边上用毛竹、芦苇、草苫、席子扎起来四面透风的窝棚，就是我们的工作场所，而且经常要挑灯夜战，不到八点以后是不会收工的。

我们年龄大点的勉强能坚持，小点的孩子坚持不了。一天晚上八点多收工，我招呼我弟弟走，怎么人不见了，我慌了，他那年才11岁，四周除了荒滩就是海水，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向爹妈交待。我大声四处呼唤，走到一座稻草绳垛跟前，看见一个小脑袋从绳垛中间探出来，原来又困又冷又饿的弟弟在这里面睡着了，我领着他走回1公里多的崮山前村宿舍时，同学们都早己睡着了。

（这座红墙楼是八、九十年代本村建筑公司盖的。它座落在院内南边养殖1队宿舍旧址。养殖1队队长是宋立学。）

创业难，大鱼岛人付出了太多的血汗。大概是1966年夏天，大鱼岛养殖场院内已刚刚盖起了部分宿舍，大批妇女住进了泥土未干的房子。

一天，妇女们早已在场地上干活，一阵狂风暴雨袭来，人们忙着收拾、苫盖海带，集体的物资一点也不能让它损失。

突然大院内传来轰隆隆响声，怎么回事？人们冒雨跑回去一看，原来刚盖好的房子里面的土坯墙经不起雨淋浸润倒塌了。幸好人们都在外面干活，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从废墟里传来微弱的哭声，谁家的孩子压在里面，大家七手八脚把浑身是血的孩子扒出来，用马车把孩子送到很远的医院抢救，孩子的生命保住了，但他的精神从此受到严重的损伤。

还是那年的事，养殖场东北不远处有一石矿，大鱼岛所有的库房、宿舍大小石料都从那个石窝子劈来的。建场初期，石料需求量很大，石矿常年有四、五个石匠在放炮劈石。一天上午放了大炮，效果不错，石头都松动了，工匠们察看了一下，暂时没问题掉不下来，吃完午饭再说吧。午饭后，人们听见石矿传来巨石倒塌的怪声，和工匠们的哭喊声。原来有个工匠以为没事，正在巨石底下准备干活，毫无防备石匠师傅瞬间被掉下的巨石砸成肉饼，其状惨不忍睹。大伙跑过去施救，这块巨石少说也有几十吨，谁也奈何不得。

这些当年的伤心事真不想再提，可是毕竟是大鱼岛人创业时蒙受的灾难，这种血泪史后人应该记住，不能忘记。

（张信涛会长站他使用的办公楼前介绍情况）

新鲜海带晒干后，要摞成大垛，那时一进入养殖场，遍地都是海带垛、盐垛、草簾子垛、绳垛，浮力垛。

干海带垛上面要蒙上席子、草簾子，然后盖上水龙布捂十几二十几天，这个阶段妇女们可以回家一些日子，等到了天气稍微不那么潮湿了，大队人马又涌向养殖场加工海带，卖给水产公司，这时养殖场又热闹起来。

上小学那几年，每到放暑假，我们这些男孩子组织起来，背着小行李步行到养殖场坤海带，到养殖场办公室报到，然后在会计室领粮票领菜金票，粮食到时侯在你家的粮本上扣下来，菜金则是每天给五分钱补助。

有一年我们分配在2队坤海带，晚上住在崮山前村老百姓的房子，和养民们的宿舍隔的很近。每天天不亮我们随着养民们的脚步，早早来到海边的场地，帮助大人揭开海带大垛，从上头背起一捆捆海带，找到合适的石硼，抡起瘦弱的双臂，把一撮海带高高举过头顶向石蹦上奋力摔击，为的是把上面的泥沙、盐硝摔打掉，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里里外外全是汗水夹盐硝，身上难受极了。好在我们这些小子瞅空可以偷着跳进海里洗会澡，嬉戏一会。这些绳网厂的妇女们则没有我们幸运，她们只能默默地忍受火辣辣太阳的蒸烤，和漫天飞舞无孔不入的海带硝带给她们难受的刺痒。

坤海带生产队给我们包任务，一天坤300斤才给你记一个工。`坤好后队里保管员要验收，弄的不干净要返工，完不成任务不记满工，拼命干到天黑才能挣个满工。

怎么办？说来可笑，我们这些孩子想一个歪招，过秤时靠上几个人，挡住保管员的视线，用脚偷偷地往下踩住磅秤，海带的份量上来了，我们可以提前收工了。洋洋得意了几天，后来被保管员发现猫腻了，我们再也不能得逞了，只好乖乖地干活。

（这张图片是大门西侧4队大库，其中一间房顶塌了，前面这一堆是牡蜊皮。）

署假里，我们几乎全都在养殖厂与海带盐硝打交道。

说起盐硝，我记起了那年夏天的事。

我家住在离海边几十米的地方，大海退潮了，裸露出的礁石上面长满了海蛎子、紫菜、海菜、鹿角尖等藻类，礁石附近浅湾里的石头底下藏有很多螃蟹、海参、海胆，章鱼等。只要我们不懒，扛着鱼竿，带着小篓子、小水桶等，一两个小时保证收获满满，或钓几斤活蹦乱的黑鱼呀、黄鱼呀，或掀开石头捉些螃蟹，或手伸进石缝摸几只海参、海胆、章鱼、海螺等，赶海的妇女则带上蜊钩子刨一碗牡蜊肉，或缛一大篓子紫菜、海菜、鹿角尖等。过去的生活虽然很穷，但我们从不缺少富含蛋白质海鲜海味的。大海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就在放假的前几天，放学后我到退潮后的海里赶海，那时孩子们都赤着脚，谁还舍得穿着鞋赶海。在跳过一个小石蹦时，脚背被锋利的蜊壳划破了好几处，好在不太深，用海水洗了一会血也不怎么流了，我没在意，心想这样的伤根本不是事，过几天就好了。

几天后，我随着同学们奔赴50多里外的崮山养殖场干活，穿一双勤工俭学发的不太合脚的蓝球鞋，步行了六、七个小时，到达目的地脱下鞋子一看，赶海划破脚上的几处伤口被鞋磨的红肿了。没事，第二天清早就到场地坤海带，孩子们都不舍得穿着这唯一的一双鞋干活，鞋留着走路穿。大家都赤着脚，光着头，光着膀子在一个劲地干活，一个个晒的像小黑人，身上的皮肤晒的掉了一层又一层。

干了一天活虽然脚上的伤口被盐硝盐的很痛，但是能受得了，晚上到海里洗洗脚第二天照样上工，上工前我找了一个塑料肥料袋，把它撕开包在脚上，心想这个办法好，谁知盐硝无孔不入照样渗进伤口，没办法找到卫生员，他只有碘酒，紫药水这些东西，每天晚上去擦一擦。就这样一直坚持十多天，照常坚持干活，伤口整天在盐硝里醃着，最后溃烂成深坑，脚肿胀的厉害，每走一步都很痛。

一位好心大叔看了我的伤口，知道我很难受，告诉我说，崮山前村诊所有个老医生他会治，你去找他吧。就这样我干了半天活，下午一瘸一拐找到了这位医生，老医生看后他心痛地说，孩子你怎么才想起来治疗，都已经化脓了。他递给我一个小纸袋，里面装了十几粒深褐色的大药片，嘱咐我怎么使用，我从兜里找出母亲给我的2毛零花钱，医生说5分钱就够了。

回宿舍的路上，我按照医生说的方法找到一个红瓦片，用个小石头把几粒药片放在瓦片上研碎成细末，然后用凉水把药面和成糊状填进两处伤口里，非常神奇，伤口不痛了，脚消肿了，就这样每天敷一次，又敷了两次，休息三天后，伤口基本长好了，我又回到小伙伴坤海带的队伍中。至今我也不知道医生给我的什么药片，竟这么管用，我一直记着这个老医生。

署假结束了，我们回到村里到会计室结算工钱。其它同学干了43天，每人得21块5，原先干部告诉我们说，干一天给7毛5分钱，谁知干完活算账时，每天又扣了2毛5分钱，只剩5毛钱。我因为养脚伤，休息3天半，干了39天半，结果只挣了19块5毛钱。当我把人生挣的第一笔钱如数交给妈妈时，妈妈要把零头5毛钱给我，我坚持不要，妈妈高兴地说，“你们几个开学交学费不用愁了”。我在自豪的同时心里也在懊悔，别的同学都挣20多块，我连20块也没到，感觉真不自在，心里想了好长一段时间。

（我站在原发电厂那排西厢旧址，朝东北拍下3队4队大库）

我们上小学那时家里生活都穷，国家也是一穷二白，物资馈乏，很多东西凭票供应，像布票、棉花票、粮票、肉票、食油票、煤油票等等，几乎包涵了人们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就说布票吧，每个成年人一年只供应十六尺布，人们很少有换洗的衣服。小孩子穿衣服又能破碎，分的布票又比大人少，很多都是穿父母的或哥姐旧衣服改制的衣服。到养殖场干活夏天还好对付，冬天去夹苗外面穿一件小棉袄，里面1件小单褂，没有换洗的内衣，又不讲卫生，从来不洗脚的，那么多的孩子睡一个大通铺，身上、头上不知道能有多少虱子，大风天不能夹苗，这些孩子在宿舍里互相捉虱子，松开衣服后，每条缝里都藏满了虱子，两手拇指盖被掐的虱子血都染红了。

（这是五队大院，南面的平房是90年代盖的大库，现在出租给加工蛎壳的私企。）

养殖5队大院。

红蓝相间的一溜房子是原先5队的宿舍，世事沧桑有代谢，如今被堆积如山的蛎壳堵住了门窗。

张信涛会长右侧是五队大库，主要存放半成品、成品海带和其它生产资料。

院内等待加工的蛎壳堆集如山。

座北朝南这一溜平房是养殖五队的男宿舍。

西头两间是队部宿舍，里面住宿的正副队长、保管员和从渔捞队下放的船长。中间4间是记工员宋仁华率领的第一组20多位弟兄的宿舍，紧挨着的4间是王发德的第二组宿舍，东头两间是以后盖的小库房。

望着养殖场大院内一排排荒废的宿舍，眼前浮现出48年前热闹的养殖场和一个个熟悉的面孔，6个生产队、400多大鱼岛人远离家乡和亲人，在这片荒滩上安营扎寨，挥洒着廉价的血汗，为大鱼岛6000多父老乡亲支撑起生活的保障。

我撫摸着有些风化的青色花岗岩墙壁，眼晴里泛起动情的泪花，混浊的双眼仔细辩认着它渐渐失去光泽的纹理，思绪穿过时光的隧道，回到上世纪70年代初的日子里。

1972年2月1日，我从荣成二中高中毕业，第2天到村办公室报到，等待干部分配工作，分管安排劳力的领导把一纸调令推到我眼前，内容是调至崮山养殖场出海干活，我拿着调令跟他轻轻的说，“我在二中到黄海厂培训半年，我会使用车床，能到修船厂上班吗”？领导不屑地瞟了我一眼，“毕业的学生都要到养殖场过橹把子关”！我无语了，拿着调令走出办公室，第二天背着行李坐在村里的敞篷卡车来到了崮山养殖场。

提起在黄海船厂培训一事，需要从头说起。1969年秋天，我从大鱼岛渔业中学毕业，是渔中4级毕业生，那能叫毕业吗？从小学转到渔中只上了1年学。

学校属于村办的半渔半读性质，在石岛原盐业公司东面水域（靠黄海）养了几十亩海带，学生们多半时间围绕着养殖海带干那些永远干不完的活，学习文化课时间少的可怜，没学到什么知识。

学校养海带有经济收入，老师根据对每个学生的鉴定，每月能发6一8元的工资，我的工资每月7元，比女同学多1块钱，发钱时大家还是很兴奋的。我的班主任是回村的高中生、荣成二中二级的邱堂泉老师，他兼物理课，校长也是高中二级回村执教的张信仁老师，兼语文、政治课。文革动乱时期刚刚“复课闹革命”，上课没有课本，只能借以前初中生的书勉强读了一年，到了秋天海带加工完了，学校告诉我们毕业了，想上高中的可以报名，也不用考试。那时候心里很纠结，继续读书吧，社会“读书无用论”盛行，现实也证实读书确实无用，知识分子整天被批斗，是“臭老九”。看着大部分同学都没报名，我有些犹豫，说心里话，我真想读书。回家问我妈妈，妈妈也没主意，正好碰上我的堂叔王瑞先，他当时在大鱼岛完小任校长，后来又兼任渔中校长，偶尔去渔中上几节政治课。我妈问他读书有用吗？孩子想上学怎么办？我堂叔坚定地说“读书怎么会没有用，早晚会有用的，让他去上学”。就这样我报名进入荣成二中（石岛中学)高中部学习了2年零5个月。

大鱼岛养殖协会张会长站在失修的宿舍前向我介绍养殖5队的历史。

听完他简单的介绍，我躲开脚底下尖锐的蛎壳和散落的啤酒瓶，小心翼翼地推开半扇斜挂在墙边的破门，进入屋内。

这就是当年5队宿舍的正屋，它的作用是停放队员非常稀有的几辆自行车和晾挂出海干活的油衣油裤。右侧被锁住的两间屋是队员的宿舍，我扒着门缝往里看了看，里面放满了养殖生产物资。

当年的宿舍砌了南北两侧大土炕，上面铺了几张苇席，我和同时从二中毕业的张世梁被分到5队，张世梁在东屋，我的行李挤在这间北炕靠东第二的位置，正式成为养殖人了，开始了我11个月的崮山养殖劳动。

我高中同班同学卞寿宽，和我很要好，春节过后也来到了大鱼岛养殖场报到，分在我们宿舍，他住在南炕隔我挺近，我俩有共同语言，许多事可以互相照应，他干了没几个月，后来春天征兵，他有文艺特长，荣幸地被烟台军分区文工团征召入伍，从此我们的人生轨迹截然不同。

正屋墙角堆放的绳索

叉子梁撑起了年久下垂的椽子(腰杆子)，上面的芦苇萡看样子挺结实的，估计重新修缮过。

屋内的山墙是土坯垒起来的，还是当年那个样子。

张会长脚下是5队女宿舍原址，当年每个生产队有十几名年轻姑娘，她们和男人一样出海作业，摇橹、打㭈、绑漂、撒肥、挂苗、倒置、割海带样样少不了她们艰辛的付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年大鱼岛的妇女是世界上最勤奋、最勇敢、最吃苦耐劳的人，她们柔弱的肩膀扛起了今天看来本不该由她们扛起的重担。

当年闻名于世“三、八”妇女船的女船员们，她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和男人们一样，不避严寒酷暑，勇斗惊涛骇浪，为渔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她们的拼搏精神显现了大鱼島人永不服输的豪迈气概，也为后人做出的榜样。

这是5队院内大库，还是当年那个样子，那时候入库的海带成品摞的比房梁还高。

那时每个生产队养殖近千亩海带，干品海带近百万斤，小小的海带苗从夹苗、施肥、收割，到最后加工成品售卖给水产公司，其中的艰辛付出只有养殖人才能理解。

大库一角

张会长身后右侧原先是石岛陆军养殖场的仓库和宿舍，这是大鱼岛在院内为他们建设的。

军队在渔村建渔业生产基地以及军民两家的友好关系由来以久，大鱼岛人识大体顾大局，豪爽忠厚，村风淳正，再加上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所以只要军队有需求，没有二话坚决支持。军队也经常到村里送电影，有时派大卡车接送养殖场人员，帮助民兵练兵习武等等，大鱼岛多年荣获上级授予的军民联防、拥军拥政先进单位称号。

后来部队养殖场停办了，这里也变成大鱼岛养殖场会议室，当年这里也曾经红火、热闹过。

记得1972年初春，大鱼岛养殖场迎来了山东省歌舞团下基层锻炼、体验生活，这些艺术家们的到来，为提高渔村文化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山东省歌舞团女高音歌唱家张瑛的嗓音高吭明亮，她的独唱特别甜美，一首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唱到极致，受到大鱼岛人的喜爱。养殖人出海回来或天气原因不能出海，坐在会议室观赏这些艺术家的演唱，简直太享受了。现在我还能哼唱那些老曲子，如“红棉花开红万里，红水河畔歌声起”，“洗衣歌”等。

那年山东省歌舞团这些艺术家在大鱼岛体验生活一个多月，他们还帮助村剧团排练了“洗衣歌”这个舞台剧，后来这个节目成为大鱼岛剧团的拿手戏，经常在本村大房子演出和参加上级调演，受到人们的欢迎。

说起大鱼岛渔村文化，有很多话要说，大鱼岛老一代人在与大海的相处中，有期盼、有收获、有欢乐，更有艰难、有危险、有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