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地围城之三（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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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讽刺运用的自如性

钱钟书先生在运用讽刺的时候，信手拈来，绝不放过任何机会。例如，对话“鸿渐拿了几件，看都是‘成化’、‘宣德’、‘康熙’，也不识真假，只好说：‘这东西很值钱罢？’‘sure，值不少钱呢，plenty of dough. 并且这东西不比书画。买书画买了假的，一文不值，只等于Waste paper。磁器假的，至少还可以盛菜盛饭。我有时请外国Friends吃饭，就是用那个康熙窑‘油底蓝五彩’大盘做Salad dish, 他们都觉得古色古香，菜的味道也有点Old-time。”就活灵活现地将张先生那种半土不洋，假里假气的洋奴才般的买办形象展示在读者眼前，可谓不多着一字便“尽得风流”。

钱先生在运用讽刺的时候，奇想连篇，在人们司空见惯的事物上能发掘出独到的新意，使讽刺显得得心应手，挥洒自如。请看他描绘唐晓芙小姐的眼睛，“她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这将眼睛大与政治家讲的大话很巧妙地连结起来，形成绝妙的讽刺。再看“古典字者看她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为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袜，可是从没想到化作她的牙刷。”这将古今中外诗人所抒发的对女性的爱恋与崇拜之情的实质揭示了出来，那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虚妄的比拟与想像，根本上是不实际的，是浮在云端上的。再看“四个人脱下鞋子来，上面的泥就抵得贪官刮的地皮。”在夸张鞋子上泥多的时候就随带着讽刺了那些搜刮地皮的贪官污吏。

钱先生在给书中人物命名的时候，就已巧妙而自如地加入了讽刺因素。如鲍小姐之所以被名之为鲍，正象杨绛女士所说的“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这姓名之中包含着对鲍小姐那种放浪形骸的极大讽刺与嘲弄。又李梅亭之名也极有深意。其英文名片是“Mag-Din Lea”在英语之中，意思分别是“五月，吵闹，草地”之意，作者在书中借赵辛楣之口，想到了“Mating”（交配之意）与“梅亭”同音而更有意义。这样亦中亦西，暗示了李梅亭的卑鄙、猥亵。这种命名方式既包含着人物自身丑行大曝光的一方面，也含有作者对人物褒贬之评价，从而产生影射双关的谐趣与讽刺。

五、讽刺效果的轻松性

中国历来的讽刺笑声是过于凝重和厚道的，自《围城》始开清新活泼、轻松自如的讽刺效果。请看“伙计取下壁上的乌黑油腻的一块东西请他们赏鉴，嘴里连说：‘好味道！’引得自己口水欲流，只怕这几位客人的馋眼睛会把这肥肉看清瘦了。肉上一条蛆虫从腻睡里警醒，载蠕载袅，李梅亭眼快见了恶心，远远地向这条蛆尖嘴做个指示记号道：‘这要不得！’伙计忙伸指头按著这嫩肥肥白的东西，轻轻一捺，在肉面的尘垢上划了一条乌光油润的痕迹，像新浇的柏油路，一壁说：‘没有什么呀！’顾尔谦大怒，连声质问他，‘难道我们眼睛是瞎的？’大家也说：‘岂有此理！’顾尔谦还唠唠叨叨地牵涉适才床板的事。这一吵吵得店主来了，肉里另两条蛆虫也闻声探头出视。伙计再没法毁尸灭迹。只反覆说：‘你们不吃，有人要吃——我吃给你们看——’只不知道他讲的是吃肉还是吃蛆。店主取出嘴里的旱烟管，劝告道：‘这不是虫呀，没有关系的，这叫“肉芽”——“肉”——“芽” ’。方鸿渐回答：‘你们这店里吃的东西都会发芽，不但肉。’”这一段引人入胜的描写，令人看后大笑不已。其间将伙计的蛮横武断，李梅亭的虚伪，顾尔谦的罗嗦与自私，店老板的强词夺理，方鸿渐的随机应对都表露得淋漓尽致。而其中对蛆虫的描述更增添了不少的喜剧戏谑之味，令人阅后自如轻松地大笑。

如果说看了《儒林外史》之后有吃四川红辣子的滋味，辛辣刺人；那么读了《围城》就象吃了一个特大的良种菜海椒，有辣子味道，但淡浓适宜，舒服爽口。书中大量新鲜贴切生动形象的比喻给读者一次又一次的捧腹大笑，笑过之后的深思也是轻松自如的。这是因为作者写作的主题很明确，读者也很容易看出，那便是人生正如结婚，“结婚就如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这样在阅读过程中读者自然沉溺于作者创设的讽刺幽默的情境氛围之中。微笑有顷，大笑有时，捧腹不断，正是《围城》给予读者的连锁反应。

六、讽刺目的的戏谑性

《围城》的讽刺目的，也正是它的主题，就是人生便是“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爱情也罢，职业、婚姻也罢，情况大抵如此。”这便道出了人生就是进去与出来的周而复始的轮回之役，是不可避免的失败与失望的生存绝境，从而展示了其讽刺目的的戏谑性。

其中机智的讽刺、哲理性的幽默自然地融于嬉笑怒骂之中，同时又有酸、甜、苦、辣、咸品不完的五味。《围城》既不是喜剧，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悲剧，而是充满喜剧色彩的“调侃”。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阶级冲突，没有血淋淋黑漆漆的社会，只有在人生的“围城”中，渐渐破灭的理想，慢慢冷寂的感情，默默腐烂的心灵。它用喜剧的风采展示了更深刻意义上的悲剧。

对于婚姻和男人，书中暗寓着一副对联“丈夫从来是‘女人中的职业’，男人难免做‘道义上的懦夫’”，就象苏文纨，留学归来首先喜爱上了幽默风趣的方鸿渐。但方鸿渐却先是陷入鲍小姐的肉欲之网，后又耽于唐小姐烂漫天真的情海，始终不曾给予苏小姐以真情。于是在八月十五的夜月下，鸿渐阴差阳错地吻了苏小姐，苏小姐便以为得到了方鸿渐的爱情。后来真相露出，苏文纨妒性大发，到唐小姐处播弄是非，使这出准三角恋爱剧竟草草戏剧性地收场，三个人都未曾得到称心的结局。苏文纨嫁了肥头大耳、故弄玄虚的所谓诗人曹元朗，唐晓芙到了重庆只将与鸿渐的恋情当作人生的一段小插曲，鸿渐陷进孙柔嘉的柔情之网并与她结了婚，但最终婚姻破裂。这可明显地看出连苏文纨这样貌似高洁，且确有些才华的留学归来的女博士都将丈夫当作一种职业来对待。而鸿渐也不得不在人生的围城中，在婚姻的道德的囚囿下，做了“道义上的懦夫”。

《围城》讽刺目的的戏谑性还体现在书中反映的“游戏人生”的哲理意蕴之中。在方鸿渐这个书中主人公身上，我们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出来。方鸿渐“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他聪明而无能，在朋友赵辛楣眼里成了‘不让人讨厌，可全无用处’的人；他善良而懦弱，做了‘道义上的懦夫’”；他既无力从善，又无力从恶。当方鸿渐以调侃的幽默与诙谐玩味着人生的时候，严酷的现实便使他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也就是说，方鸿渐游戏了人生，人生也游戏了他，使他最终从不完美的婚姻中摆脱了出来，陷于更加孤寂与无助的绝望的境地之中，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钱先生创作《围城》这部讽刺小说的初旨是含有发扬我国的讽刺艺术的，是要将《儒林外史》开辟的讽刺之路拓宽扩大的。

以上所谈《围城》讽刺笔力的刻薄性、讽刺对象的丰富性、讽刺手法的多样性、讽刺运用的自如性、讽刺效果的轻松性、讽刺目的的戏谑性六点，仅是《围城》讽刺艺术特点的几个主要方面。其它的还有很多，非我所能穷尽，故我一并略去。

不像鲁迅对笔下的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钱先生对笔下的方鸿渐淡然处之，唯望他随遇而安。所以鲁迅笔锋入木三分，而钱先生笔下却五彩生花，自成一种活泼之文风。

与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不同，钱先生极力在方鸿渐等人身上发掘出有益社会和他人的闪光之处，而仅就人类的生存上人生游戏性地“围城”这点来刻画他们的失败与失望之根源。

正因为钱先生在文中巧妙运用众多修辞手法，且无所不讽，灵活机智地将讽刺化入轻松自如的戏谑中，所以全书才形成了一种幽默风趣的风格。籍此，我们便更明了作者写作此书的确是在“幽默地围城”，不论婚姻、人生、爱情和职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