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9日,《人民日报》、《东北日报》在头版报道“我军17日解放九江”。

新华社18日电:“人民解放军十七日下午解放长江中游重要的战略城市和商业城市九江,守敌南逃。”

亲历九江解放前夕的黄老门战斗

口述 兰德胜

撰文 兰家金


        1949年初,我从九江县中学读书毕业,回到了家乡,进入黄老门一所公立小学。校长于灿烈是一位很有涵养、受人尊重的学者,他对我说,我们这里有一个秘密组织,叫中国农工民主党,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派,发展的对象主要是文化界人士,农工党是为劳苦大众办事的群众性组织,你愿意参加吗?我高兴得连声答道,我愿意参加。余校长当时就拿出一份入党誓词,我填好后交给组织,经批准后我就成为了一名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这一天是1949年4月10日。

        1949年5月,时局发展很快,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人民解放军渡江在即,我们农工党也更加忙碌起来,为迎接人民解放军渡江做周密的安排和部署。5月13日深夜,黄老门车站郭站长和售票员黄则即提着马灯匆匆赶到陈村农工党领导人陈天章家,告诉他一个重要消息,国民党在紧张地清理文件,筹备干粮,一定是在准备南逃。在会上,省委委派来的农工党领导李柱告诉大家:伪九江县县长曾庆麟和警察局长胡剑平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一定不能让他们逃掉。我们学校当时接受的任务是接待南逃的敌人,让他们吃好喝好,目的是拖住他们,待我们的武装人员到达后再实施围歼。

        第二天快到中午时分,正是做午饭的时候,我一边装着没事一样在铁路边玩耍,一边不时地向九江方向张望。就在这时,我发现从九江方向驶来一辆手摇车,上面挤满了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我急忙回到学校向于校长报告。于校长赶紧去车站迎接他们。这帮家伙到了黄老门后,对整个黄老门镇实行了戒严,四挺机枪分别架在火车站、街后山头和学校桥头,手摇车就停放在火车站。这时于校长接到农工党指挥部的秘密通知,叫他亲自出面,同曾庆麟和胡剑平周旋,设法尽量拖延时间。我们的小股武装人员已悄悄地潜入火车站边的碉堡里和南边的铁路两边,堵住敌人南逃的咽喉。由于沿路受到游击队的惊扰,这帮敌人刚吃完午饭,就商量着要尽快离开黄老门继续南逃。就在这时,我们的一名武装队员徐超群扛着枪从碉堡中走出来小解,被敌人哨兵发觉,局面顿时紧张起来。指挥员陈天章果断地向着车站的警察喊话:警察兄弟们,你们也都是穷苦人出身,解放军就要过江了,你们再也不要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优待俘虏,也可以放你们回家。但对方没有回应,而且有准备南逃的迹像。陈天章果断地命令开火,并率先打响了第一枪,战斗开始了。

这时,尽管我们扼住了敌人南逃的退路,但我们的武装人员绝大多数尚未到达,仅有施政带领的乡公所武装队员十余人,武器也只有两支短枪,十多支长枪,在火力上处于劣势。不过敌人还是没有胆量冲出我们的封锁线,他们一方面仗着四挺机枪的优势负隅顽抗,另一方面用电台向距离黄老门仅六公里的30多名国民党驻军求援,殊不知马迴岭的国民党驻军早已南逃一空。战斗打响不久,天就快黑了。我们武装人员先后已陆续进入阵地,指挥部决定夺取车站的手摇车辆,因为敌人的子弹和重要物资都在上面。我们的武装人员发起了几次冲锋,都因敌人的火力太猛没有成功。后来指挥部决定,带领一支熟悉地形的精悍队伍,沿着车站西边的小河沟,潜入敌人占领的小河岸边的封锁点,突然出现在敌人的后面,一阵猛烈射击,守卫在河岸的敌人猝不及防,溃退下去。我们顺利地夺取了敌人的手摇车,获得了大量的弹药等物资。敌人的嚣张气焰开始收敛了。

次日凌晨,我们指挥部就派人向敌人喊话,对敌人开展攻心战。要求他们放下武器,我们优待俘虏,也可以放他们回家。这时敌人的枪声基本停止,天亮时分,我们武装队员十多人率先冲进小学,活捉了敌人大小头目18人。大家正在打扫战场时,人们发现俘虏中没有胡剑平,就在这时,狡猾的军统特务胡剑平躲在学校的前楼,朝着楼下的于灿烈校长胸前连开了两枪,于校长当即倒地。敬爱的于校长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黄老门这一解放前夕的战斗,彻底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九江的最后统治,九江人民迎来了新生。

  ▽在解放九江的最后一场战斗中最后一位中弹牺牲的于灿烈烈士

  黄老门一战,是赣北重镇九江解放前夕的最后一场战斗。由于国民党军政人员撒离,蛰伏于江北黄梅的原国民党军官王公霸等趁九江出现军政暂时“真空”,16日打着“中国人民革命军皖鄂赣边前进指挥部”的旗号,妄图抢夺九江城。民盟九江地下联络组负责人许杰夫等人当即乘船来到江北,向解放军报告九江的情况,迎接大军渡江。5月17日凌晨,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18军54师162团在政委翟寿亭的率领下,从新港抄小路向九江进发,在三里街解除了王公霸等阻击人员的武装,由东门进城,解放了九江城。九江这座千年古城,终于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于灿烈烈士永垂不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