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中学是一所区级规模的完全中学,它的前身是国统时期省示范第七中学。据说是日寇侵华战争爆发后,为了躲避战乱,免遭涂炭,才不得不由省城搬迁至此。因挂牌时曾在原来的校名上加了“临时二字,当地人习惯称之为“七临中”。校址处在原晓天区中心地带,三面环村,一面临水,呈半封闭式格局。前面是几排机建平房,大多用作教室。后面是办公室、会议室、储藏室等。西边是食堂和大礼堂,东边是操场、学生宿舍,教师住房。而单身教师的宿舍则散落在校园的各个角落。纵观整个校园,基本还是初创时的风貌,不过,尽管它只是战乱年代遗留下来的建筑,又饱受风霜洗礼,历经岁月沧桑,早已”老珠黄,光不再,但仍然依稀可见昔日省城中学大手笔的印迹。在我们这里,在这个古老而又偏远的山区,能够拥有这样一块读书求学的场所,对乡民来说,已算是祖宗显灵了。

记得我县撤区并乡前,原晓天区作为全县八大行政区之一,共辖九个乡。因为地处偏远,面广人稀,为照顾山区孩子上学,除在我们晓天乡(那时还叫人民公社)设立了完中,别的地方每乡都有一所初级中学,有的还办了戴帽子学校或伸腿班。因此本校初中部的生源,全部都是来自学校周边隶属原晓天公社的三元、郭冲、方冲、龙潭四个自然村的村小或耕小。而且学生数不多,一个年级通常只招收一个班的学生。不过,作为山区教育的大本营,初中部教师的配备与阵容,则基本上是参照“特区”的标准,比起一般的初级中学不仅毫不逊色,而且具有近水楼台的独特优势。我们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胡茂宗。二十七八岁的年纪,微胖,右腿有先天性残疾。不过手劲特大,常见他一手提着两三个暖水瓶,一手端着大半脸盆凉水,轻松自如地行走在锅炉房与单身宿舍之间。因为他性情温和,为人宽厚,教学严谨细致,工作一丝不苟,因而深得大家敬重与爱戴。数学老师汪之兰,是位资深的教育工作者,黑黑的,瘦瘦的,戴副深度近视眼镜,显得比较文弱。因其无论课上课下,对学生总是和颜悦色,笑脸相对,故在所有的授课教师中,她是最具亲和力的一位。物理老师查斯功,是我最喜爱的老师之一。不光课上得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对学生也极其有耐心,只要你有不懂的问题,随时都可向他请教,而他总是有求必应,毫无保留地为你释疑解惑,直到你弄懂为止。我本来最怵的就是物理,但自他来了后,我也渐渐对这门课产生了兴趣。只可惜高中以后换了老师。虽说该老师专业水平首屈一指,但他的那种天马行空的教学方式,对像我这类基础差、学力弱的学生来说,简直就是对牛弹琴。因此,我每次听他讲课,都有一种眼花缭乱、懵懵懂懂、如堕五里雾中的无奈与抓狂。以致信心尽失,兴趣全无,成绩直线下降。高考时,也是由于该科成绩严重拖腿而名落孙山。不过这是后话,责任也不全在老师,故暂且按下不表。体育老师杨思艮是学校的元老级员工,花白的头发,深显的皱纹,写满了故事,镌刻着沧桑。尽管上了年纪,但神采奕奕、行走如风,身手矫健,老当益壮,雄风不减当年。化学老师林宗甫家住省城,是正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平时不苟言笑,同学们都有点怕他,其实他是很好的一个人,在我的记忆中,就从没见他对学生发过脾气。教我们音乐与美术的是位热情奔放、阳刚帅气的上海知青,姓甫,浓眉大眼,皮肤白皙,身材挺拔,衣着光鲜。操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一看就是大城市来的人。而且,他拉得一手好琴,画得一手好画,有着纯正的文艺范儿。这就不仅让我们这些大山深处的孩子们,第一次见识了风琴和画板,学会了曲谱与写生,初步感受了艺术魅力,得到了艺术的熏陶。同时也使他本人招来了无数羡慕的眼光,从而刚来不久就迅速跃升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成为校园内少男少女的偶像派人物,并一下拥有了众多不离不弃的铁杆粉丝。只是,说是老师,但举手投足,给人的感觉却像个大男孩。因此,我们大家同他的关系并没有师生之间通常所具有的那种疏离感,而更像是亲密无间、情同手足的生活伙伴,平时,只要没课,我们都会涌进他居住的那间小屋,或向他讨教有关音乐绘画方面的问题,或众星捧月似的簇拥着他,看他拉琴,瞅他作画,听他漫无边际、山南海北地神聊海侃。……

中学与小学相比,虽只一步之遥,一字之差。但毕竟上升了一个台阶,高出了一个层次,“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首先,自己的世界明显变大了。因而突然间便有了小鸡变老鹰、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偶回母校溜达,置身于昔日熟悉的场景,看到那些学弟与学妹做着自己以前曾经做过的游戏,就会面露不屑,甚至嗤之以鼻,认为那是小儿科,都是自己玩剩下的,没有什么意思。其次,同学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小学是两小无猜,中学是楚河汉界。那时还没有“三八线”之说法,但老祖宗留下的“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却像一道天然的屏障横亘在男生女生中间。除了来自同一学校、同一地方或遇有特殊情况无法回避,平时,异性同学一般很少接触,甚至形同陌路,路上碰见,打个招呼都觉得别扭。不要说我们这些原本就很木讷内向的老实人,就是班里那些爱出风头的活跃分子,也不敢轻易或过分的越线。否则就会很快成为八卦、绯闻的焦点人物。而我本人,因自知自己属于那种无颜值、无气质、无材质的“三无”人员。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从新生报到那天起直到高中毕业走出校门,我几乎未与班上的女生主动搭讪过一句。一是怕热脸贴人冷屁股,自讨没趣,二是怕瓜田李下,遭人误会与耻笑。因对女生极少关注,以致班上部分女生,我不但不知其何方神圣,甚至不知其姓甚名谁。更为奇葩的是,一次参加同学聚会,忽然看到好几个生面孔,若不是她们主动介绍,我还以为是哪个男同学把家属也带来了。你说荒唐不荒唐?第三就是,我们已隐约感觉到了生命的悸动,并带着一丝迷惘,一丝躁动,进入了青春发育的快车道,从生理到心理、从外表到内在,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们常常日有所思,自寻烦恼。开始关注自我、渴望独立、懂得自矜,学会掩饰;我们不再唯唯诺诺、对父母唯命是从,将老师奉若神明'。而是有了自己的价值取向、评判标准与行动准则。我们的叛逆性格也日益凸显,对自己不喜欢或不喜欢自己的老师,不止限于牢骚怪话、私下议论,而且敢于反唇相讥、公开叫板。当然,这仅限于那些个性特强、胆儿较肥的人,像我等只敢“阳奉”的“乖乖兔”当不在此列。总之一句话,我们已今非昔比,正远离单纯与柔弱,走向成熟与健壮。

中学时代正值读书求知的最佳年华。但由于众所皆知的原因,长期以来,学校的教学工作一直处于淡化、弱化乃至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因怕被扣上智育第一、白专典型的帽子。无论领导老师,皆对教学讳莫如深。一时间,校园上下,人心浮动,教师无心教书,学生无心学习,教学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与影响,几乎陷入无序状态。一是中心位移,喧宾夺主,以政治挂帅替代以教学为中心。而所谓的政治挂帅,对学生来说,就是不要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不做书袋子、书呆子,小绵羊,而是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思想上追求进步,政治上站稳立场,感情上爱憎分明,行动上雷厉风行。坚定站在革命群众一边,同一切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以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坚决的斗争。就是要积极参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争当反潮流英雄,争做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等等。当然,以上这些大道理,不过是应景之语。虽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人们通常只是用它作为自己演讲、发言等的装饰或点缀,并无多大实质性的意义。不要求立竿见影,也无需对号入座,形同于纸上谈兵,对空放炮,不会对具体的人造成攻击与伤害。因而也就不会给大家带来困扰和压力。只是在我们上高一的那一年,当老校长突然被当成走资派,成为众矢之的,被人在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遭到口诛笔伐的时候,我们才猛然意识到,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不管你是驴子是马,不管你愿不愿意,是被别人拉出去也好,是自己主动走出去也罢。不像模像样地溜达一圈,看来是不行的了。因为有人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我们。而我们,若想证明自己,也必须丢掉幻想,奋蹄一跃,有所行动和表示。我至今还记得,老校长被贴大字报的次日,我们那位曾在他的大字报中说过老校长“满嘴喷粪”的授课老师,上课之前是如何夹枪带棒棒、满嘴喷火,把大家骂得狗血喷头的。他的话似乎有点闪烁其辞,但再迟钝的人也能听出其弦外之音。就是对我们整个班级在“倒王”(注:老校长姓王)斗争中的消极态度兴师问罪,发泄他强烈的不满情绪。而发泄完之后,他仍意犹未尽,来了一段慷慨陈词。他说:在真正的战斗打响之后,是英雄是狗熊,立刻就能见分晓。前者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后者退避三舍,唯求自保。而畏缩的原因就是由于骨头太软,私心太重。他声色俱厉,越说越激动,最后终以一句“”我们鄙视这样的胆小鬼,熊包蛋、软骨头”结束了训话。授课老师的当头棒喝,让我们个个芒刺在背,无地自容,同时更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形压力,因此,一下课,同学们便立刻聚拢在一起,商量讨论紧急行动方案。结果大家一致达成共识,就是以我们班全体学生的名义写一篇大字报,以此作为班集体的投名状向老师交差。因为我平时的习作时常被老师拿到班上宣读,尤其是学校首开先例,将我那篇丑小丫《锤子班长》在校园专栏上登录之后,更让我一时瓦釜雷鸣,名声“小”噪。所以,大家便矮子头上选将军,将执笔的重活托付给了我。我想推辞,但授课老师课前的怒斥言犹在耳,加上被大伙儿的迷魂汤灌得有些晕晕乎乎,便得意忘形,摆出一副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派头,爽快应承了下来。但拿起笔来,才知道接了个烫手的山芋。因为既不知老校长身犯何罪,又不愿出言不逊,冒犯尊长,更不愿欲加之罪,凭空捏造。这该如何是好?无奈之下,只好强按牛头硬灌水,生搬硬套,信手涂鸦,以便尽快了了这笔糊涂账。常听人说“文章不是无情物”。不想写大字报也是这样。正是由于以上诸多情感因素的左右,我稀里糊涂码就的“豆腐块”也在无意中呈现出了以下一些特点。这就是:避实就虚,无病呻吟,隔靴搔痒,游而不击。比如我在大字报中提到,“身为一校之长,应当做到“三省吾身,日有所问”。一问自己,“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坚决积极支持,还是站在了群众的对立面?”“二问自己,“有没有做到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三问自己,“有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觉?”四问自己,“有没有辜负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对下一代尽到责任?”五问自己,“是否还记得当初入党的誓词?”末了,还煞有介事地加上一句:“敢问校长大人,扪心自问,这些你都做到了吗?”等等。虽然用的是诘问的口气,但雷声大,雨点小。基本都是大话、空话、套话、废话乃至屁话。好比是用儿童的玩具枪打出的连珠“泡”,虚无缥缈,不碰自破。除暴露执笔者的幼稚,根本就不具什么杀伤力。就算给老校长带来不快,顶多也就像被蚊子叮了一口,不会造成多大的伤痛。而这,也正是我所期待的结果。当初我还曾颇为自得过,以为自己脑袋灵光,福至心灵,竟然想出这样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妙招。既能给老师一个交待,又可给班级挣得政治分,还给老校长留了面子,给自己留了后路,堪称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但现在想想,这样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事情绝非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别人也许并不在乎你写了什么,写得怎样?只要你参与了这件事,哪怕就是虚晃一枪,他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一方面起码说明他们有同盟军,并不孤立。另一方面他们更可以借题发挥,利用这个东西大作文章。因而不管当时你是出于什么动机,不管你是如何的字斟句酌,笔下留情,对老校长来说,都是伤口撒盐,都是落井下石,都是一种伤害。二是频繁学农,上夹生课。除农忙季节按上面的规定放假,让农村的学生回队参加双抢或秋收,进行劳动锻炼,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珍惜劳动成果的良好习惯以及对劳动人民朴素的阶级感情,学校还经常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学生参加种菜、植树、栽秧、割稻、挑田土、打秧草等集体或义务劳动。而且定时定量,只能超前超额,不允许偷工减料。否则就会被记过,受重罚,给你任务层层加码。记得有一次,我因为每人100斤秧草的的劳动指标,没有足额完成,中午放学的时候,便独自一人来到离校两三里地的一条比较大的河沟里寻找“货源”。由于生来就很胆小,而这个地带又位于河东与石龙两个生产队的交界处,两边是荒山,中间是溪流,沟深草密,水寒涧肃,远离村庄,人迹罕至,除了几只不知名的水鸟在头顶盘旋,不时发出凄厉的尖叫,根本看不到一个人影。所以还没靠近它,我就感到腿肚抽筋,毛骨悚然,准备脚后跟朝前了。但看到沟里铺满了嫩绿的水草,一想到完成任务就能“割掉耳朵头一轻”,我又不甘心就这么放弃,几经犹豫之后,我终于决定爷们一回:留下来,坚持战斗。再说,来都来了,总不能不能空手而归吧。就这样,我一边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停地给自己打气壮胆,一边强压着内心的恐惧,硬着头皮,继续前行。但终究还是心虚,不敢向纵深挺进,只好在外围打起了“游击”。不过,饶是这样,仍然忍不住头皮发麻,脊背发凉,心里发毛,浑身直冒虚汗。一直到最后,当我担着满满一担的“战利品”,失魂落魄逃离出那个地方,一路狂奔赶到学校,将秧草交给老师过秤后,心里还在扑通扑通乱跳。一时间,心旌摇荡,百感交集——那只身涉“险”的余悸,那“劫”后余生的欣喜,那缷下包袱的轻松,那孤胆英雄的悲壮一齐涌上心头。以致好长时间后,还常常半夜惊梦,不得安生。三是众生厌学,顽疾难医,诸师嫉首,徒唤奈何。加之制度缺失,管理缺位,逃课、混堂,司空见惯;迟到、早退,屡见不鲜。作业,一人会,全班“会”;考试,挂红灯,交白卷;甚至整堂课睡觉、捣蛋,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当时,校园当中最含贬义的词是臭老九、书呆子;最受追捧的人是黄帅、张铁生。最为流行的话是:“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正是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下,我们度过了六年梦幻般的中学时光。蹉跎了岁月,虚掷了年华,荒芜了学业,徒留下几多伤感、几份遗憾,几声叹息!因而高中毕业那年,虽然有幸搭上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班列车,而且鉴于本届的特殊情况,还对我们专设了绿灯,即按照上面的统一规定,将我们在校的时间延长了半年之久,但木已成舟,回天乏术。高考揭榜,几乎毫无悬念,本校文理两班一百多应届毕业生,竟无一人中榜,真的有辱了“三元”这个极富彩头的好地名。而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满头青丝,早已被冰霜覆盖,但回首那段荒唐而又尴尬的人生经历,早已结痂的旧疤似乎还在隐隐作痛,一时怅惘唏嘘、情难自抑,故特援旧日戏作以述之,聊寄伤逝自挽之怀:

“忆惜当初,同学少年,大把时光付尘烟。上课嬉闹如虾戏,下课疯耍似猴仙。

正值曲终,又起管弦,半载延期续梦圆,讵料身心早归汉,曹相纵怜奈何天”。

三年初中、二年半高中,从时间上来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但这一人生中最珍贵的黄金时光,究竟都去哪儿了?是渗漏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还是抛洒在尘土飞扬的操场内?是滴落在追逐打闹的脚印里,还是飘逝在昏昏欲睡的课堂中?我早就已经不再纠结,也无心拷问了。但当年那些或让人无奈、或令人惶愧的记忆的碎片却像锈迹斑斑的铁钉,顽固地镶嵌在日渐衰退的大脑中,无法拔除。首先让我最为郁闷的是,初二那年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症状。就是整天头晕耳鸣、昏昏沉沉。眼鼻、前额、头顶等要害部位时时感到酸麻、胀痛,虫咬蚁啮一样,难受得要命。尤其是一拿起书本,更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或被念了紧箍咒,满纸文字,会立即化作揉进眼里的沙子刺激折磨着你,让你苦不堪言,难以为继。因此,我每次看书,都要用手指、硬物按压在患处或将头抵在墙上,以缓解痛苦。或许正是见不得我这种看书的丑态吧,只要父亲在家,不管是什么书,都成了我绝对碰不得的禁书。因为一看你拿起书本,他就会面露不悦之色,甚至大动肝火。不仅如此,他还会变着法儿支使你干这干那,从不给你空闲的时间。以至高考的前十天,还叫我跟他一起打场地上的小麦,收割自留地里的庄稼。我偷空看了一小会书,竟惹得他火冒三丈,又吹胡子又瞪眼,就像我做了啥见不得人的错事。对于父亲的这种行为,我一直无法理解,更无法接受。但由于一向生性懦弱,从不敢与之公开对抗。只能俯首听命,指到黄河跑到边,强忍着自己的眼泪与怨气,委曲求全。大概以上这种情形也确实有悖常理吧,多数人在听我诉说之后都表示难以置信,但我敢拍着胸脯保证,我没有理由来编排、挤兑自己的父亲,我所说的全都是实情,绝无半点虚构。信不信由你。不过,有件事我同样无法解释,就是我的高考成绩还是父亲告诉我的。因为考完试后,我知道自己没戏,就连回母校的勇气都没有,哪还好意思去打听什么消息?是父亲,那天从家里出去之后,不知在哪儿得到了消息。回来时,一见到我,就带着不无惋惜的口吻对我说:“你考试的分数我替你打听到了,人家说你差了十几分,主要是物理拖了后腿,只考了9分,要是这门课能够考个二三十分,走是不成问题的”。哎呀呀,我的个亲大吔!我考试前想看点书,您都龙颜大怒,竟然有闲心关注我的高考成绩?您这唱的究竟是哪一出?哈,我知道了。想来你也不是特意去打听,而是碰巧遇到知情的熟人,人家主动告诉你的吧!只是这一来不要紧,本来我已是心如止水,现在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翻腾开来。心里的那个恨那个悔,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前面的那个字我就不说了,说到“悔”字,我真的恨不得狠狠抽自己一个耳光。为什么呢?因为在文理分班之前,我本来是打算考文科的,这是我的较强项。但据说文科要考世界史,而我们只上过中国革命史。世界史不但没上过,连书都不知哪里能搞到。好在我姐在三线厂上班,她们厂里有图书室,我便托姐设法给我借来了一本。尽管这本世界史并非正规的教科书,但总算可以凑合着用。于是,我如获至宝,经常利用晚上空闲的时间,瞒着父亲、就着煤油灯偷偷地看,一边看一边小声地背诵。别看那时我脑子症状不轻,记忆的速度却相当惊人。于是,不到一个星期,我已经能够将半本世界史一字不落、整章整节地全部背下来了。但不知为什么,回到学校后,和同学交流时,别的人说得头头是道,唯有自己是一脑浆糊,只是别人提起什么自己才会想起什么。这种极其反常的情况,对我的自信心打击很大。当时我就想,考文科必须要记忆力好,而自己这么快就把学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显然是脑子确实有问题。这就是我后来为什么放弃文科,而去挑战自己的软肋——上理科班的原因之一。当然,如果仅为这一点,我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因为理化一直是我的短板,特别是物理,高中换了老师,讲课风格与初中老师迥异。上电学部分时,给我们讲电路图的变式,一会儿变过来,一会儿变过去,搞得我眼花缭乱,如听天书,头都大了一圈。从而使我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对物理的兴趣,一下子又降到了冰点。两害相衡取其轻,两短相衡取其长,这点理智我还是有的。若非后来分班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我也犯不着跟自己较劲,要求进理科班。这件事是这样的。当年,我们上高中靠的是推荐,虽说根红苗正者优先。但因为名额限制,竞争也就比较激烈。为此,一些比较有心计的同学便暗地里结成同盟,搞起了小圈子、小动作。而其中有一个人称笑面虎的姓王的同学,当年曾是这个“圈子”里的一员干将,虽说后来我与他一样,都被推荐上了高中,且阴差阳错地分在了同一个班级。但因为质疑他的人品,我对他一直是心存芥蒂、敬而远之。而恰恰就是这位仁兄,在老师告知我们分班的消息时,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老伙计,你语文好,你上文班,以后努努力,一定能考上。”按说,这是一句很正常的话,无可厚非。但不知他当时为啥单单与我说话,更不知他这句话究竟是挖苦、是奉承、还是好心好意,但即使是好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我就感觉变了味,听起来特别刺耳。因此,我坚定地认为,他这是反话正说,意即我除了语文好点,别的都不行。“好一个笑面虎,损人都不甩脸子。哼,你以为我只能上文班,我就偏上理班,打你的嘴巴子。”就这样,头脑一发热,我便斩钉截铁地报了理科班。开弓没有回头箭,上了理科班要是一直坚守在“希望的田野上”,沉下身子,撸起袖子加油干,说不定也会创造奇迹。只是那时认真学习的同学不多,而我又坐在老师疏于管控、倒数第二排的座位上。后面是班上有名的活宝,绰号大头的那位同学,上课的时候总喜欢嘻嘻哈哈、小戳小捣,“豆”(逗)你玩,惹你分神,弄得我是五心烦躁,无法听课。可碍于情面又不好打他的小报告,只好“蒜”(算)你狠,自认倒霉。进而发展到近墨而黑,与“郎”共舞。上课时常常爱听不听,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应或回敬他一下。结果,就连自己一向喜爱的语文课也听不下去了,为此还曾被一向对自己偏爱有加的语文老师当堂狠狠剋了一顿。而更令人懊恼的是,有一次上数学课,我因被他骚扰的无法听课,百无聊赖之下,便心血来潮地拿起钢笔,给正在讲课的数学老师画了个不伦不类的漫画,末了还在旁边标上了大伙给这位老师起的绰号。不想被大头看到了。只见他,就像被一下子打进了鸡血,兴奋得两眼放光,不由分说,便一把抓了过去,一边看一边还龇牙咧嘴,做着鬼脸,一副乐不可支、旁若无人的架势。这可真的把我给吓坏了,便赶忙给他打手势、使眼色。但已经来不及了。只见数学老师快步走过来,一把就夺去了他手中的纸条。而随着老师抓纸条的动作,我的心也几乎跳到了嗓子眼,脑袋嗡的一下,整个人都蒙了。心里就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因为我知道,如果仅仅只有个画像,倒也没有什么,要命的是那个白纸黑字的大不敬的绰号,墨迹未干,赫然在目,证据确凿,无可抵赖。老师要是较起真来,真的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考虑到后果确实很严重,下课时,我只好鼓起负荆请罪的勇气,硬着头皮,主动跑到老师那儿,痛哭流涕地向老师坦白、认错、道歉,以乞求老师的原谅。幸好老师是个有涵养的人,又见我认错态度良好,淡淡奚落了几句,便高抬贵手,打发我回去了。只是尽管风波得以平息,危机得以化解,但劣迹无法抹去,裂痕难以弥合。为此我将那个给我惹事的二货不止在心里骂了多少遍。当然,这只不过是自己作奸犯科东窗事发受到告诫后,因心里懊恼无计消除而寻找一个出气筒而已。其实我心里十分明白,自己闯了红灯,却把气撒在摄像头上,是毫无道理的,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而且,我也并非真的生过大头的气,或要把这笔糊涂账算到大头的头上,所以,敬请各位千万别把我最后说的这句话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