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校时的母校大门


尽管已经过去将近50年了,我还记得黎老师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那天,他夹着讲义和学生名册,一走进教室,就在我们这些刚刚入学的少男少女中引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

他身材细高,头发侧分,梳理得油光铮亮,瘦长的脸上,颧骨显得有些高,腮上有两个微陷进去的坑,表情严肃,令人感到不怒而威。他穿的是什么样子的衣服我忘记了,只记得透过一副深棕色的玳瑁边近视镜,扫了我们一眼,走上讲台,放下学生名册和讲义。

他并不理会同学们的窃窃私语,只是转身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黎志云”三个字,然后用有些怪异的普通话说,“同学们,我叫黎志云,从今天起担任你们这个班的班主任,也是你们的语文老师。下面我开始点名,点到名字的同学请站起来,我们大家互相认识一下。”

那天的语文课学的是什么,他是怎么讲的,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课没听好,下课以后,黎老师的绰号却在我们同学之间传开了。

我不记得是谁给他起的绰号了。总之从那以后,虽然当着他的面,我们大多数男同学还毕恭毕敬地称呼他为“黎老师”,但私下里提到他时,几乎都是称呼他的绰号。

我后来才知道,黎老师是马来西亚的华侨。他父亲早年离开中国去了马来西亚种橡胶,后来成了一个橡胶园的农场主。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当时仅16岁的他不顾父母反对,只身回到中国。周恩来总理会见的第一批归来支援新中国建设的华侨华人中就有他。他先是在广州求学,没多久,为了学习标准的普通话,又来到北京,当时的侨联安排他住在北京大学,补习了三个多月的普通话后,随后他又到哈尔滨读高中,高中毕业后考进东北师范大学。大学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长春市第二中学做了一名教师。我们这一届学生,既是文革中“复课闹革命”后升入中学的第一届学生,也是他接手的第五届学生。

我们大概是黎老师从教以来最头疼的一届学生。时值1969年,文革初期的混乱还没完全过去,我们已经有三年没正经上课了。尤其是男同学,像野马似的在社会上疯了那么久,不仅没有心思马上静下心来认真听课,而且还常常会捅出点乱子来。班主任老师如果没有一把刷子,还真很难镇得住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少年。

他没接任我们班主任前,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那堂课之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因为课堂上乱得像一锅粥,老师在讲台上她的课,同学们在下面聊自己的天,再加上那位女老师也许第一次上讲台,不知是没有经验还是怯场,讲课的声音很小,几乎都被同学们聊天的声音淹没了,即使想听,也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现在已经重新翻盖过的母校。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学校紧急把正在农村带毕业班下乡插队的黎老师调了回来,接任我们这个班的班主任。

不久,我就亲眼见识了他的厉害。

有一天,同学捎话说,黎老师让我去教员室,我不知他为什么找我。一进教员室,就看见他在批评一位男同学。那位男同学头上歪带着一顶草绿色军帽,乜斜着眼睛,一副就是阎王老子来了也不怕的表情,还不时地和黎老师顶嘴。黎老师的脸都气青了,可能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在其他老师众目睽睽下,他竟然抡起胳膊,狠狠地扇了那位同学一记耳光!

后来我才听说,那位男同学是黎老师从派出所接回来的。他到底是犯了什么事进的派出所,我早就不记得了,但黎老师扇耳光的那个动作,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所有人扇人耳光,都是五指并拢打过去,可他却是叉开五指打过去的!

我不知道黎老师因此受过学校的处分没有,不过,当这件事传开后,在他上语文课时,再调皮的学生也不敢轻易讲话了。

那四年,各科老师讲的那些东西,绝大多数我都早就忘得无影无踪了,还留在记忆里印象较深的,只剩下极少一部分,其中就有他讲的两篇古文,一篇是《触讋说赵太后》,一篇《曹刿论战》。

在讲这两篇课文时,他脸上不怒而威的表情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绘声绘色,眉飞色舞,把这两篇直到现在还是高中语文课本中必选的文章,讲得生动异常。他的普通话发音还比较标准,但他讲话的声音有点儿尖利刺耳,声调还是和普通人不大一样,有点儿很难用言词形容的怪异。我至今还记得他讲到“有复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时,“唾”和“鄙”两个字的怪异发音声调。

我原以为,这两篇文言文他讲得如此精彩,是因为那时候的语文教课书中有意思的课文不多,这两篇课文情节生动故事性强而已。直到数十年后当我进一步了解了他的身世时,我才恍然大悟,这两篇课文中的某些情节,肯定是触动了他内心深处情怀,他当时是带着一种复杂的感情色彩讲授这两篇课文的。

教我们英文的是一位姓贾的女老师。我们那个年代的英文课本,课文带有极为鲜明的时代特色:第一课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第二课是“Vice Chairman Lin is Chairman Mao’s Successor ”,其他内容就可想而知了。那时候,我也算是个无知且狂妄的混球,公开向贾老师挑战,宣称“我是中国人,不学外国话”,气得她只能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以后会后悔的。”

如今的母校物非人亦非。


黎老师知道这件事后,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当时他具体对我说了些什么,我今天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不过从那以后,我放弃了对英语的敌视态度,乖乖地学起了英语。说起来,那几年的英语还真没算白学,尽管6年后参加高考时都忘得差不多了,且我填报的志愿中并没有外语系,但我的英文笔试成绩(1978年高考外语不计入总分,只作为参考)还是进了吉林大学外语系的录取线之内,只是在口语考试环节才被淘汰。由此可见,要在当时参加高考的学生中录取合格的外语考生有多难。

我们上中学的年代,学校贯彻的教育方针是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此,尽管初中和高中已被压缩到四年,我们还是要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以野外长途拉练等方式学军。除此之外,还要干些脱坯、捡煤核、烧砖、挖地道等等杂活。四年的所谓初中高中时光,就这样一晃而过。

1973年2月,我毕业后下乡了。等我从农村回来后不久,就听说他举家离开了长春,回马来西亚去了。

和黎老师再度相逢,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

那天我正在病中,急性痢疾把我撂倒了,腰酸腿痛,浑身无力,正病秧秧地躺在床上,忽然听见电话铃声大作。

我有气无力地拿起电话,没等我说话,对方几乎是用喊叫似的声音问:“***在家吗?”

这个声音对我来说已经久违了,不过仍是那么熟悉,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对方是谁。

我兴奋地说:“你是黎老师吧!”

“咦,你怎么知道是我?”他感到奇怪了。

那个“咦”字,声调还是如同唱歌似的,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就突然从低音区拔到了高音区。

他感到奇怪,这是很自然的。

虽然彷佛是一眨眼的工夫,但毕竟25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本以为,我们师生可能此生再无缘相见了。

1990年,我举家迁往深圳后不久,在国贸大厦意外地碰到了教过我们物理的黄老师。当时已在香港的黄老师告诉我,黎老师也在香港。我向他索要黎老师的联系电话,他说没有,只是知道黎老师在香港的一家建筑公司当小工头儿。

明明知道我和黎老师现在中间仅隔着一条深圳河,但在茫茫的人海中,我就是没有办法找到他。

现在,他竟然找到我了,这能不让我又惊又喜吗?

“黎老师,你现在在哪儿?”我迫不及待地问,顾不得在电话里继续交谈,只是想马上见到他。

黎老师给同学们的信。


“我现在就在深圳。”他的声音依然很大,听得出,他也很兴奋。

我问清了他的地址,在电话里说了句“我马上就到”,放下电话便从病床上一跃而起,浑身的不适,彷佛也一下子跑到爪洼国去了。

我急于见到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解开一直萦绕于心中的一个谜团:一个翩翩少年,当年不顾父母反对来到中国求学,毕业后不回马来西亚(他父亲是一个橡胶园的农场主),而是留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却在改革开放后,挈妇将雏,决绝地放弃自己喜爱的教师身份,不惜一切代价,要举家离开中国回到马来西亚去,没回去也宁可滞留在香港,不惜一切从头开始拼搏,也不在回头,这到底是为什么,期间发生了什么?尽管我知道,那大概是一个会触动他心灵深处痛点的故事,但我还是想解开这个谜团。

当时隔25年后双手再度握在一起时,我们师生都兴奋得溢于言表。在交谈中我得知,他现在的确是在香港一家建筑公司工作,不过不是小工头,因为他会看建筑图纸,英文也好,在这家建筑公司担任相当于工地监理一类的角色。那次重逢,他没有谈及为什么要举家离开长春,又为什么没有去马来西亚而是滞留在香港。老师对此闭口不谈,我自然不便唐突询问。

从那以后,他凡是到深圳来,必给我打电话。他打电话很有特点,不等接电话的人说话,他马上就发出一句尾音突然高挑上去的询问:“***呢?”他常常只是在电话里和我聊上几句,我要去看他,他经常说是在罗湖口岸,马上就回香港了。我心里清楚,他可能是知道我忙,不想老打扰我。

大约过了三四年后,有一次他又来到深圳。这次,他没有拒绝我开车去接他。见面后,他告诉我,他在那家公司退休了,公司给了他一笔退休金。看得出,他对公司给的这笔退休金的数额还是非常满意的。随后,他又告诉我一个很意外的消息,说他在深圳买了一套房子,问我要不要去看看。

我自然愿意。

他购买的这套房子面积有80多平方米,位于罗湖区一个小公园的边上,客厅的窗户正对着公园里的一座小山,坐在客厅里,就能看的满山坡的翠竹,很是僻静优雅。我对此赞不绝口,看得出,他对这套房子的环境也非常满意,说是以后就准备在这里养老了。我知道,8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香港已经有点儿接近豪宅的标准了。

黎老师在和同学们聚会时即兴吟唱的诗,后被同学拿去谱了曲。


也就是这次会面,我才发现,他的听力已经开始衰退了。

退休后,他经常回长春,而且几乎每次回去,都和同学们聚会。每次从长春回来,他都会和我兴奋地谈论聚会的情况。2003年,他在回长春与同学聚会时,即兴创作了一首诗,随后就有同学将他写的这首诗请人谱了曲:


茫茫风雨路八千,

人生离合必有缘。

当年负籍神州路,

峥嵘岁月铭心间。

斗转星移三十年,

春城汇聚笑声酣。

满怀激情抒心志,

共话母校培育篇。


那时候,我还没有完全理解他这首诗所蕴含的复杂感情。

后来,我们又通过几次电话,他告诉我,他把在深圳买的房子卖掉了。在最后一次电话中,他的嗓门大得让我吃惊,而我在电话里几乎是用喊叫的声音和他说话,他好像还是听不清我说什么,老是答非所问。我知道,他的听力衰退得已经非常厉害了。再后来,我试图用存在手机里的电话号码联系他时,系统告诉我,这个电话号码已经是空号了。

我和他再一次失去联系。

2017年8月份,我回到故乡长春,在参加同学聚会时,从他给同学们的信中,意外地发现了他在香港的住址。回来后,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去了香港(我们再次失联已过去有七八年了)。

黎老师在香港的家大门。


坐地铁在九龙马鞍山站下车后,我用高德导航锁定了他居住的那座楼,就开始步行。不到十分钟,就走进了那个住宅区。这个靠近海边的住宅区很大,有几十座30多层的楼房。我找到他居住的那座楼房和房间,平息了一下心情,按响了门铃。

等待。没人应答。

再按。等待。没人应答。

再按。等待。依旧是没人应答。

出门了?搬走了?生病了?住院了?被送到老人院了?还是……一瞬间,好几种可能性掠过我的脑海。

我不甘心,又按了几次门铃,还是没有应答。

我失望极了。

转身要走时,正好他家旁边的邻居领着孩子走出来。我向她打听,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他没事儿,可能是到海边散步去了。

我跟在他的邻居后,悻悻地刚走出楼门,他的邻居就指着前方对我说,那不就是嘛!

 头发已经全白了的黎老师拄着单拐,弓着腰,低着头缓慢地走过来。

已步入老年的黎老师。


时隔七八年不见,他已经明显衰老了很多。我迎上前去,抓住他的手,大声向他问好。

他一愣,脸上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我知道他没有认出我,就大声通报了自己的姓名。

他似乎认出我来了,脸上露出了笑容。“你什么时候来的?”他说话的声音依旧很大。

我告诉是专程从深圳来找他的。接下来他的反应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他“哦,”了一声,松开了我的手,然后说了句“回见”,马上转身朝大门走去。

——他竟然想不起来我是谁了。

我这才明白,他并没有真正认出我是谁,也许仅仅把我当成了一个他常见面的邻居了。

我正尴尬着,他的老伴郭老师从后面走过来,见到我很高兴,并热情地把我邀请到他家里。

我用手机和黎老师拍的合影照片。


我试图解开一直藏在心中的谜。尽管他已经戴上了助听器。可当我大声问他到底是那一年回国的,他的脸上还是一副茫然的表情。郭老师见状,知道他没有听清,就贴近他的耳朵重复了一遍我提出的问题。

他想了半天,还是没回想起到底是那一年。只是在听到郭老师向他重复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他脸上才露出笑容,非常肯定地说,“是的,周总理还亲切地拍过我的肩膀呢。”

因为和黎老师交谈太困难,后来,我就和郭老师直接交谈。在交谈中,我才得知,1978年,他就想回马来西亚,但是当时中国和马来西亚还没有建交,根本不可能回去,在征求了一个在省公安厅工作的学生意见后,他就独自一人先来到香港,第二年又将郭老师和两个儿子接了过来,准备在这里住满七年先拿到香港居民身份,再返回马来西亚。但是,当他取得香港居民的身份、中马建交后,马方还是不允许他入境,即使是以探望父母的理由,依然也不允许。就这样,直到他父母去世,这个离家已经近半个世纪的游子,也没能在父母活着的时候看上一眼……

在我和郭老师交谈的过程中,黎老师一直笑眯眯地注视着我们。我知道,他根本听不到我们谈话的内容。

我是怀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和黎老师和郭老师道别的。

黎老师与他的老伴郭老师。


不论我如何婉拒,黎老师夫妇还是一直把我送到公交车站。路上,郭老师还告诉我,由于几乎失聪,黎老师已经好几年不用手机了。

当我坐在公交车上,向车门口的黎老师夫妻挥手告别时,我知道,我心中隐藏了将近50年的谜,可能永远没有谜底了。

我已经无法确切知道,16岁的他,当年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激情辞别父母,远游来到中国求学的;

我已经无法确切知道,38岁的他,当年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复杂情感,挈妇将雏,决绝地要离开祖国回到马来西亚的;

我已经无法确切知道,从38岁到60岁之间的他,在人生地不熟的香港,为了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和自己的妻子一道,宁肯一切从头开始拼搏,也不再愿意回到长春继续从教,到底是因为什么;

我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60多岁的他,在离别40多年后,明明知道自己的父母已将不久于人世,却被人为的藩篱阻隔在大海的另一岸,无法再见到父母一面时,是怎样一种悲愤的心情;

我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如今已经80多岁的他,在基本失聪后,内心是否已经归于宁静……

在走过架在深圳河上的罗湖桥时,我不由想起了于右任那首著名的诗《望大陆》。我知道,教过我们语文课的黎老师一定会读过这首著名的诗,只是不知道,这位已经离家60多年的游子,在读这首诗的那一刻,有没有失声痛哭……


                                                                              (写毕于2017年教师节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