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迹天涯的游子

东方木

我们在校时的母校大门

尽管已经过去将近50年了，我还记得黎老师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那天，他夹着讲义和学生名册，一走进教室，就在我们这些刚刚入学的少男少女中引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

他身材细高，头发侧分，梳理得油光铮亮，瘦长的脸上，颧骨显得有些高，腮上有两个微陷进去的坑，表情严肃，令人感到不怒而威。他穿的是什么样子的衣服我忘记了，只记得透过一副深棕色的玳瑁边近视镜，扫了我们一眼，走上讲台，放下学生名册和讲义。

他并不理会同学们的窃窃私语，只是转身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黎志云”三个字，然后用有些怪异的普通话说，“同学们，我叫黎志云，从今天起担任你们这个班的班主任，也是你们的语文老师。下面我开始点名，点到名字的同学请站起来，我们大家互相认识一下。”

那天的语文课学的是什么，他是怎么讲的，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课没听好，下课以后，黎老师的绰号却在我们同学之间传开了。

原校舍图示，1935年建成，当时名为“新京樱木小学校”。

我不记得是谁给他起的绰号了。总之从那以后，虽然当着他的面，我们大多数男同学还毕恭毕敬地称呼他为“黎老师”，但私下里提到他时，几乎都是称呼他的绰号。

我后来才知道，黎老师是马来西亚的华侨。他父亲早年离开中国去了马来西亚种橡胶，后来成了一个橡胶园的农场主。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当时仅16岁的他不顾父母反对，只身回到中国。周恩来总理会见的第一批归来支援新中国建设的华侨华人中就有他。他先是在广州求学，没多久，为了学习标准的普通话，又来到北京，当时的侨联安排他住在北京大学，补习了三个多月的普通话后，随后他又到哈尔滨读高中，高中毕业后考进东北师范大学。大学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长春市第二中学做了一名教师。我们这一届学生，既是文革中“复课闹革命”后升入中学的第一届学生，也是他接手的第五届学生。

我们大概是黎老师从教以来最头疼的一届学生。时值1969年，文革初期的混乱还没完全过去，我们已经有三年没正经上课了。尤其是男同学，像野马似的在社会上疯了那么久，不仅没有心思马上静下心来认真听课，而且还常常会捅出点乱子来。班主任老师如果没有一把刷子，还真很难镇得住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少年。

他没接任我们班主任前，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那堂课之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因为课堂上乱得像一锅粥，老师在讲台上她的课，同学们在下面聊自己的天，再加上那位女老师也许第一次上讲台，不知是没有经验还是怯场，讲课的声音很小，几乎都被同学们聊天的声音淹没了，即使想听，也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在建中的原校舍。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学校紧急把正在农村带毕业班下乡插队的黎老师调了回来，接任我们这个班的班主任。

不久，我就亲眼见识了他的厉害。

有一天，同学捎话说，黎老师让我去教员室，我不知他为什么找我。一进教员室，就看见他在批评一位男同学。那位男同学头上歪带着一顶草绿色军帽，乜斜着眼睛，一副就是阎王老子来了也不怕的表情，还不时地和黎老师顶嘴。黎老师的脸都气青了，可能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在其他老师众目睽睽下，他竟然抡起胳膊，狠狠地扇了那位同学一记耳光！

后来我才听说，那位男同学是黎老师从派出所接回来的。他到底是犯了什么事进的派出所，我早就不记得了，但黎老师扇耳光的那个动作，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所有人扇人耳光，都是五指并拢打过去，可他却是叉开五指打过去的！

我不知道黎老师因此受过学校的处分没有，不过，当这件事传开后，在他上语文课时，再调皮的学生也不敢轻易讲话了。

那四年，各科老师讲的那些东西，绝大多数我都早就忘得无影无踪了，还留在记忆里印象较深的，只剩下极少一部分，其中就有他讲的两篇古文，一篇是《触讋说赵太后》，一篇《曹刿论战》。

原校舍正门

在讲这两篇课文时，他脸上不怒而威的表情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绘声绘色，眉飞色舞，把这两篇直到现在还是高中语文课本中必选的文章，讲得生动异常。他的普通话发音还比较标准，但他讲话的声音有点儿尖利刺耳，声调还是和普通人不大一样，有点儿很难用言词形容的怪异。我至今还记得他讲到“有复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时，“唾”和“鄙”两个字的怪异发音声调。

我原以为，这两篇文言文他讲得如此精彩，是因为那时候的语文教课书中有意思的课文不多，这两篇课文情节生动故事性强而已。直到数十年后当我进一步了解了他的身世时，我才恍然大悟，这两篇课文中的某些情节，肯定是触动了他内心深处情怀，他当时是带着一种复杂的感情色彩讲授这两篇课文的。

教我们英文的是一位姓贾的女老师。我们那个年代的英文课本，课文带有极为鲜明的时代特色：第一课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第二课是“Vice Chairman Lin is Chairman Mao’s Successor ”，其他内容就可想而知了。那时候，我也算是个无知且狂妄的混球，公开向贾老师挑战，宣称“我是中国人，不学外国话”，气得她只能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以后会后悔的。”

刚建好的校舍。

黎老师知道这件事后，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当时他具体对我说了些什么，我今天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不过从那以后，我放弃了对英语的敌视态度，乖乖地学起了英语。说起来，那几年的英语还真没算白学，尽管6年后参加高考时都忘得差不多了，且我填报的志愿中并没有外语系，但我的英文笔试成绩（1978年高考外语不计入总分，只作为参考）还是进了吉林大学外语系的录取线之内，只是在口语考试环节才被淘汰。由此可见，要在当时参加高考的学生中录取合格的外语考生有多难。

我们上中学的年代，学校贯彻的教育方针是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此，尽管初中和高中已被压缩到四年，我们还是要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以野外长途拉练等方式学军。除此之外，还要干些脱坯、捡煤核、烧砖、挖地道等等杂活。四年的所谓初中高中时光，就这样一晃而过。

1973年2月，我毕业后下乡了。等我从农村回来后不久，就听说他举家离开了长春，回马来西亚去了。

现在已经重新翻盖过的母校。

和黎老师再度相逢，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

那天我正在病中，急性痢疾把我撂倒了，腰酸腿痛，浑身无力，正病秧秧地躺在床上，忽然听见电话铃声大作。

我有气无力地拿起电话，没等我说话，对方几乎是用喊叫似的声音问：“***在家吗？”

这个声音对我来说已经久违了，不过仍是那么熟悉，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对方是谁。

我兴奋地说：“你是黎老师吧！”

“咦，你怎么知道是我？”他感到奇怪了。

那个“咦”字，声调还是如同唱歌似的，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就突然从低音区拔到了高音区。

他感到奇怪，这是很自然的。

虽然彷佛是一眨眼的工夫，但毕竟25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本以为，我们师生可能此生再无缘相见了。

1990年，我举家迁往深圳后不久，在国贸大厦意外地碰到了教过我们物理的黄老师。当时已在香港的黄老师告诉我，黎老师也在香港。我向他索要黎老师的联系电话，他说没有，只是知道黎老师在香港的一家建筑公司当小工头儿。

明明知道我和黎老师现在中间仅隔着一条深圳河，但在茫茫的人海中，我就是没有办法找到他。

现在，他竟然找到我了，这能不让我又惊又喜吗？

如今的母校物非人亦非。

“黎老师，你现在在哪儿？”我迫不及待地问，顾不得在电话里继续交谈，只是想马上见到他。

“我现在就在深圳。”他的声音依然很大，听得出，他也很兴奋。

我问清了他的地址，在电话里说了句“我马上就到”，放下电话便从病床上一跃而起，浑身的不适，彷佛也一下子跑到爪洼国去了。

我急于见到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解开一直萦绕于心中的一个谜团：一个翩翩少年，当年不顾父母反对来到中国求学，毕业后不回马来西亚（他父亲是一个橡胶园的农场主），而是留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却在改革开放后，挈妇将雏，决绝地放弃自己喜爱的教师身份，不惜一切代价，要举家离开中国回到马来西亚去，没回去也宁可滞留在香港，不惜一切从头开始拼搏，也不在回头，这到底是为什么，期间发生了什么？尽管我知道，那大概是一个会触动他心灵深处痛点的故事，但我还是想解开这个谜团。

当时隔25年后双手再度握在一起时，我们师生都兴奋得溢于言表。在交谈中我得知，他现在的确是在香港一家建筑公司工作，不过不是小工头，因为他会看建筑图纸，英文也好，在这家建筑公司担任相当于工地监理一类的角色。那次重逢，他没有谈及为什么要举家离开长春，又为什么没有去马来西亚而是滞留在香港。老师对此闭口不谈，我自然不便唐突询问。

黎老师给同学们的信。

从那以后，他凡是到深圳来，必给我打电话。他打电话很有特点，不等接电话的人说话，他马上就发出一句尾音突然高挑上去的询问：“***呢？”他常常只是在电话里和我聊上几句，我要去看他，他经常说是在罗湖口岸，马上就回香港了。我心里清楚，他可能是知道我忙，不想老打扰我。

大约过了三四年后，有一次他又来到深圳。这次，他没有拒绝我开车去接他。见面后，他告诉我，他在那家公司退休了，公司给了他一笔退休金。看得出，他对公司给的这笔退休金的数额还是非常满意的。随后，他又告诉我一个很意外的消息，说他在深圳买了一套房子，问我要不要去看看。

我自然愿意。

他购买的这套房子面积有80多平方米，位于罗湖区一个小公园的边上，客厅的窗户正对着公园里的一座小山，坐在客厅里，就能看的满山坡的翠竹，很是僻静优雅。我对此赞不绝口，看得出，他对这套房子的环境也非常满意，说是以后就准备在这里养老了。我知道，8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香港已经有点儿接近豪宅的标准了。

黎老师在和同学们聚会时即兴吟唱的诗，后被同学拿去谱了曲。

也就是这次会面，我才发现，他的听力已经开始衰退了。

退休后，他经常回长春，而且几乎每次回去，都和同学们聚会。每次从长春回来，他都会和我兴奋地谈论聚会的情况。2003年，他在回长春与同学聚会时，即兴创作了一首诗，随后就有同学将他写的这首诗请人谱了曲：

茫茫风雨路八千，

人生离合必有缘。

当年负籍神州路，

峥嵘岁月铭心间。

斗转星移三十年，

春城汇聚笑声酣。

满怀激情抒心志，

共话母校培育篇。

那时候，我还没有完全理解他这首诗所蕴含的复杂感情。

后来，我们又通过几次电话，他告诉我，他把在深圳买的房子卖掉了。在最后一次电话中，他的嗓门大得让我吃惊，而我在电话里几乎是用喊叫的声音和他说话，他好像还是听不清我说什么，老是答非所问。我知道，他的听力衰退得已经非常厉害了。再后来，我试图用存在手机里的电话号码联系他时，系统告诉我，这个电话号码已经是空号了。

我和他再一次失去联系。

2017年8月份，我回到故乡长春，在参加同学聚会时，从他给同学们的信中，意外地发现了他在香港的住址。回来后，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去了香港（我们再次失联已过去有七八年了）。

黎老师在香港的家大门。

坐地铁在九龙马鞍山站下车后，我用高德导航锁定了他居住的那座楼，就开始步行。不到十分钟，就走进了那个住宅区。这个靠近海边的住宅区很大，有几十座30多层的楼房。我找到他居住的那座楼房和房间，平息了一下心情，按响了门铃。

等待。没人应答。

再按。等待。没人应答。

再按。等待。依旧是没人应答。

出门了？搬走了？生病了？住院了？被送到老人院了？还是……一瞬间，好几种可能性掠过我的脑海。

我不甘心，又按了几次门铃，还是没有应答。

我失望极了。

转身要走时，正好他家旁边的邻居领着孩子走出来。我向她打听，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他没事儿，可能是到海边散步去了。

我跟在他的邻居后，悻悻地刚走出楼门，他的邻居就指着前方对我说，那不就是嘛！

 头发已经全白了的黎老师拄着单拐，弓着腰，低着头缓慢地走过来。

已步入老年的黎老师。

时隔七八年不见，他已经明显衰老了很多。我迎上前去，抓住他的手，大声向他问好。

他一愣，脸上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我知道他没有认出我，就大声通报了自己的姓名。

他似乎认出我来了，脸上露出了笑容。“你什么时候来的？”他说话的声音依旧很大。

我告诉是专程从深圳来找他的。接下来他的反应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他“哦，”了一声，松开了我的手，然后说了句“回见”，马上转身朝大门走去。

——他竟然想不起来我是谁了。

我这才明白，他并没有真正认出我是谁，也许仅仅把我当成了一个他常见面的邻居了。

我正尴尬着，他的老伴郭老师从后面走过来，见到我很高兴，并热情地把我邀请到他家里。

我用手机和黎老师拍的合影照片。

我试图解开一直藏在心中的谜。尽管他已经戴上了助听器。可当我大声问他到底是那一年回国的，他的脸上还是一副茫然的表情。郭老师见状，知道他没有听清，就贴近他的耳朵重复了一遍我提出的问题。

他想了半天，还是没回想起到底是那一年。只是在听到郭老师向他重复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他脸上才露出笑容，非常肯定地说，“是的，周总理还亲切地拍过我的肩膀呢。”

因为和黎老师交谈太困难，后来，我就和郭老师直接交谈。在交谈中，我才得知，1978年，他就想回马来西亚，但是当时中国和马来西亚还没有建交，根本不可能回去，在征求了一个在省公安厅工作的学生意见后，他就独自一人先来到香港，第二年又将郭老师和两个儿子接了过来，准备在这里住满七年先拿到香港居民身份，再返回马来西亚。但是，当他取得香港居民的身份、中马建交后，马方还是不允许他入境，即使是以探望父母的理由，依然也不允许。就这样，直到他父母去世，这个离家已经近半个世纪的游子，也没能在父母活着的时候看上一眼……

在我和郭老师交谈的过程中，黎老师一直笑眯眯地注视着我们。我知道，他根本听不到我们谈话的内容。

我是怀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和黎老师和郭老师道别的。

黎老师与他的老伴郭老师。

不论我如何婉拒，黎老师夫妇还是一直把我送到公交车站。路上，郭老师还告诉我，由于几乎失聪，黎老师已经好几年不用手机了。

当我坐在公交车上，向车门口的黎老师夫妻挥手告别时，我知道，我心中隐藏了将近50年的谜，可能永远没有谜底了。

我已经无法确切知道，16岁的他，当年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激情辞别父母，远游来到中国求学的；

我已经无法确切知道，38岁的他，当年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复杂情感，挈妇将雏，决绝地要离开祖国回到马来西亚的；

我已经无法确切知道，从38岁到60岁之间的他，在人生地不熟的香港，为了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和自己的妻子一道，宁肯一切从头开始拼搏，也不再愿意回到长春继续从教，到底是因为什么；

我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60多岁的他，在离别40多年后，明明知道自己的父母已将不久于人世，却被人为的藩篱阻隔在大海的另一岸，无法再见到父母一面时，是怎样一种悲愤的心情；

我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如今已经80多岁的他，在基本失聪后，内心是否已经归于宁静……

在走过架在深圳河上的罗湖桥时，我不由想起了于右任那首著名的诗《望大陆》。我知道，教过我们语文课的黎老师一定会读过这首著名的诗，只是不知道，这位已经离家60多年的游子，在读这首诗的那一刻，有没有失声痛哭……

                                       （写毕于2017年教师节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