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往事

向天一戈

一、初到新四军

       一九四零年一月，我参加了新四军。当时我们一批年轻人从上海出发，在一名交通员护送下，以上海地下党“四八办事处”的名义，送到了在常州奔牛地区活动的新四军部队。同行的青年大多是学无线电的，全被送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我虽然也学过收发报，但是更愿意留在前线，就去了江南抗日义勇军（江抗）二团。参加了团里集中培训后，四月被派到江抗二团一营三连当文化教员。当时的营长是刘史明①，我临离开上海时纪纲（上海特科人员）托我带给刘一个指北针，由于当时没见到刘史明营长，拖了很久才有机会交给他。五月部队在太（湖）滆（湖）地区活动，在武南城南遭千余日军”扫荡“，十五天里打了十三仗。此地区村镇密集，河道交错，公路纵横，部队行动受限，战斗打得十分惨烈，一、二营两个老红军营长都牺牲了。我跟着指导员初次参加战斗，渡运河过铁路向北突围时，我随一个排向石塘湾方向警戒，队伍刚展开就遭遇敌装甲巡逻车，一下子把我们队伍冲散了。我跟着副连长徐超②突了出来。部队在青阳集结时，由于伤亡减员较大，一营编成了两个小连。

       经过战斗锻炼，我在锡北地区入了党，六月二十日参加了第一次党支部大会。那时党支部活动是不公开的，会议在村外牛棚里开的，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我调营部当书记。

       部队东进至常熟地区，与沙家浜发展起来的江抗二支队会合。此时苏北形势紧张，我们老二团与新六团合编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二纵九团。在此期间，我跟随部队参加了曹溪战斗、姜堰战斗等数场大小战斗，经受了残酷的战场考验，经过硝烟战火的熏陶，逐步成熟起来了。

二、开始从事保卫工作

       黄桥战役结束后，我就到团部当特派干事。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组，部队改编为一师二旅③六团。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旅发起了裕华镇战斗，参加的部队有四团和旅部特务连，六团一营和四团一部担任打援。当时交给我的任务是带一个排，在西团以西阻击敌援兵。西团至东台的运河河面较宽，我将部队隐蔽在南岸的河堤上，往东台方向放了一个瞭望哨，选择了唯一 一挺轻机枪的阵地，并设置了对西团方向的警戒。同时规定天亮后，哨兵穿便衣，干部查哨也穿便衣。一直等到下午三四点钟，从东台方向传来马达声，敌人的汽艇来了。我们按预定计划，待敌艇进入伏击圈后，机枪首先开火，步枪排枪射击。由于河面很宽，敌艇加速前进，一排子弹打完，敌艇已驶出机枪射界，一眨眼就跑远了，很快向西团方向驶去。我们达到了鸣枪示警作用，几分钟结束了警戒阻击任务。那时日军士兵的素质还比较高，敌人汽艇的反应很快，遇到伏击马上用机枪还击，沿河对岸疾进，一下子突破了我们伏击圈。我们只有轻武器，敌艇速度太快，手榴弹也用不上。
       四一年八九月间，我调到旅政治部锄奸科当干事，不久又到四团④（是二旅主力，陈毅从赣南带下山的部队）当特派干事。特派员是经过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江西老表贺梦仙，绰号“白眉毛”。这时我已经懂得做一些工作了，在干事中我文化比较高，平时不乱说话，工作也很认真，所以特派员在工作中很相信我，常常听听我的意见，指定我写工作总结。一两个月后，特派员就调去学习了。团里郭猛⑤政委找我谈话，要我把特派员的工作管起来，还给我配了一个小郭干事和一个警卫班。这期间有一件事使我终身难忘，部队在盐东地区休整时，郭政委找我谈了一次话，他对我说：“团里现在没有特派员，既然叫你代理特派员的工作，有些会议就应该让你参加。前一段时间把这个疏忽了，请你原谅。” 我没有想到，一位老红军政委，竟然向我这个入伍不满两年的小干事作检讨。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对我的影响也很深远。自己当了领导干部以后，也勇于做自我批评，敢于向部下认错。令人痛心的是，郭猛政委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殉国。我当时已不在团部，只是听说，那天部队都撒出去了，到了下午突然冒出一股伪军直奔团部。当时团部里只有不到一个班的侦察员和一个通信班，还有部队出击时留下的一挺重机枪。郭猛政委沉着指挥仅有的兵力抢占两侧有利地形，把重机枪架在一个大土包上，集中火力扫射蜂拥而上的敌人，击退了敌军的突袭。但是郭政委却被两颗流弹击中，不幸光荣牺牲。当天晚上，全团排以上干部到团部集合，与郭政委遗体告别。各营、连的干部列队，绕着灵柩低头走一圈，然后散立在四周默哀，一队战士朝天放了一排枪，就将棺椁下葬了。郭政委在团里威信很高，很多干部在向遗体告别时嚎啕大哭，旁边围观的地方群众也跟着流泪。

       我是四一年十二月下到二营当特派员的，副营长为黄祖煌（江西老表，是三年游击战争过来的），教导员为张羽（四川人，当过国民党宪兵），团里还下来一个组织干事，我们四个人组成营军政委员会。其时，团部特派员已由军部派来的邱子华⑥担任。四二年春，四团调阜宁以南一带，担任军部的警卫任务。到阜宁后，邱子华调旅政治部锄奸科任科长，原科长罗斌调党校学习，卓飞由兴化独立团调四团任特派员。这时四团团部与旅部靠的很近。那时很注意对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教育，旅宣传科长余伯尤和四团宣传干事俗丁，都给干部讲过课。二营后来南下，具体任务我记不全了，只记得有一个任务就是护送从苏中到淮南的人员中转。有一次苏中送来一位记者，在营部住了一晚上。他十分随和，也很善谈，主动同我聊天，讲讲大后方国民党的情况。那天没有敌情，吃过晚饭后，就由几名侦察员护送他过了运河。事后才知道，他就是有名的记者范长江。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四团二营奉命攻打丁家垛。当时营长是孔X，教导员是张羽，由团参谋长饶惠谭⑦指挥。部队于午夜发起攻击，先是由几条排水渠摸索前进，待敌人发现后立刻转入强攻。丁家垛据点有围墙，有碉堡，还有护城河，守敌为伪军一个营，作战很顽强。敌营长是我军的一个叛徒，深知我军战术战法，又自知被我军俘虏后没有好下场，所以拼死抵抗。我们喊话要他投降，他还嚣张的大喊“有本事你们打进来呀！”我们的火力压制不住敌人，重火器少，子弹还不够用。当时在我身旁不远的一座小坟包上架了一挺轻机枪，营长命令机枪掩护，可是机枪没子弹了，赶紧从步枪手身上收集来子弹，打了一梭子又没了。我们被敌人火力压制，部队攻不进去，战斗打得很胶着。突然从敌方飞来一串子弹，几乎在同一时间，我前面的营长中弹负重伤，身后的营部号目胸部被打中，一声未吭就倒下牺牲了，我侥幸与死神又一次擦肩而过。仗一直打到佛晓，由于大批日伪军已从盐城来援，上级命令我们撤出战斗。后撤路上经过一个小村庄旁树林里小水塘，看见饶参谋长在水边洗身上的污泥，他叫我们也在这里洗洗。这时我们才注意到营部的几个人都是灰头土脸，浑身是泥，一个小水塘被我们洗成了泥浆池。这场仗打得挺憋屈，费了很大劲，消耗了不少弹药，没把叛徒打下来，反而自己一大堆伤亡，打了个消耗战，部队情绪不高。战后，我们与团部、一营会合，开了战斗总结会，具体内容不记得了。

三、大团口伏击战斗身负重伤

      一九四二年九月，我从四团二营调一营当特派员。时任营长曾旦生已调学离开，副营长为钟谐仁，教导员则是原来团里宣传干事俗丁。一营是四团的主力，我能从二营调到一营当特派员，是被领导器重，颇有荣誉感。按不成文的规矩，新调到一营去的人，都要在战斗中看看你表现怎么样。十月二日，我们得到情报，日军有一艘汽艇，要从东台到盐城去。一营在团参谋长饶惠谭带领下，奉命在刘庄以南、白驹以北的大团口设伏。副营长和教导员要我随一连行动。那天一连的位置在正面，日艇首先要经过一连的伏击阵地。当时特派员的地位比较特殊，虽然只是连级干部，但连长指导员都很尊重。一连长战斗经验很丰富，他还是很谦虚的同我商量战斗部署。我不懂指挥，就说按连长的意见办。午后，听到远处传来敌人汽艇马达声，连长命令做好战斗准备。随着汽艇越来越近，在离我前卫班一二十米时，下达了开火命令。日军在毫无准备情况下，出现了短暂慌乱，但很快清醒过来，汽艇迅速在靠上对岸，鬼子兵很快爬上河堤，依托地形向我还击。敌人机枪占领了堤坝上茅草房屋顶的制高点，以密集火力压制了我岸火力。这时一连长发现我所在的位置很不隐蔽，就叫我：“特派员，你的位置太暴露，快到这边来”。我往那边移动过去，他一把就把我拉到隐蔽的位置。这反映了我确实缺乏战斗经验，连长对我这个缺乏实战经验的特派员，并没有看不起，还主动关照，这就是战斗友谊。也不知这位年轻的连长后来情况怎么样，我们都是同龄人。这个时候，突然听到我右侧的机枪手叫了一声，双手捂住左腿，原来他中弹负伤了，由两个战士把他架下了阵地。另一侧，饶参谋长正在和副营长分析敌情，决定派三连一个排从敌人左侧渡河，驱逐对岸土房上的敌机枪，可急切间找不到渡河船只。后来听说渡过河去了，但考虑到与敌相持时间过长，一时间难以消灭敌人，担心日军的增援赶到，参谋长就把我和连长叫到一边，命令一连撤出战斗。我就随着一连队伍沿着河堤向北撤退，后方的担架也上来了，见到伤员抬上就走。敌人发现我们后撤，就用机枪火力追着我们打，不时听到有子弹从头上掠过的声音。突然，我觉得脸上受到狠狠地重击，尔后一片麻木。我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负伤，直到从后面上来的战士告诉我，“特派员，你负伤了！”我才觉得脸上有热血淌下来。但没有停下脚步，只想着赶快脱离敌人机枪火力范围。后来迎面来了一副担架，我就一下子跑不动了，坐到地上被战士们扶上了担架，抬到了离河岸较远的一个小村庄。

       等我从昏迷中醒来时，听到不远处副营长在和教导员商量晚上的行动。副营长说，“刚才侦察员回来报告，大团口的日军汽艇已经开走，咱们得把伤员都送到斗龙港去”。又指着我低声说，“他可能不行了，流血一直止不住”。那时我还是清醒的，只是下颌骨被打掉三分之一，牙齿脱落，连在牙床上。人不能讲话，加上伤在脸颊部，贯穿到口腔，很不好加压包扎，所以血止不住。到了晚上已经流血三四个小时，满身是血，脸色更是难看。当晚即由三四个侦察员护送我们在大团口过了串场河，到了斗龙港附近。这一带无敌情，我们七八个伤病员被分散在老百姓家里。第二天上午，团卫生队的医生带着卫生员过来检查伤病员伤势。见到我流血过多十分担心，好在现在伤口流血减少了，要想办法注射生理盐水。那时团里卫生队哪里有输液器，也没有大的针管，只好用200CC的针管往腿上推，搞得我两腿很久都不能走路。那个负伤的机枪手，在第二天就锯了腿。我听到了他的哭叫声，“我的妈呀！我的腿呀！”问了卫生员才知道当时没有麻醉药，截肢手术是在完全没有麻醉情况下做的。十几天后，我才看到他撑着拐杖出来晒太阳。我在注射生理盐水后两天做的手术，用了全身麻醉。医生用铁丝做了个罩子，上面蒙一块纱布。医生一边滴药，一边说“一”、“二”……，我跟着说“一”、“二”……，数了不到十下，就听得医生的声音越来越远，以后就听不到了。 手术后，我觉得自己死过一次了，一个人的死亡大概就是这个过程。我到半夜才醒了过来，头还是昏昏沉沉的。身边的小勤务员跑去找医生，说“特派员醒了”。医生过来告诉我，下颌骨的碎片和打掉的牙齿都拿掉了，口腔的伤口也顶住了，但用了很多棉球，要用舌头顶住才行。

       休养了一段时间，外面的伤口慢慢愈合了，但口腔里的由于有唾液，伤口久久不能愈合。饮食就成了大问题，满嘴巴含着棉球，连流食都不能吃。开始打几针葡萄糖，可哪有那么多葡萄糖，而且营养也跟不上。后来还是聪明的医生想到了办法，把卫生队仅有的一只玻璃漏斗给了我。到镇上买来藕粉和白糖，在农民家里买来鸡蛋，将这几样东西冲在一起，把漏斗插到咽喉部，一提勺、一提勺往里灌，一天喂几次。就靠着个办法，身体慢慢恢复了，还能到农民家的鱼塘钓鱼了。自己做根鱼竿，用蒜苗把做浮子，缝衣针在油灯下烧红弯成鱼钩，挂上蚯蚓当鱼饵。鱼塘没人钓过鱼，塘鱼没有被人钓捕的经验，所以很好钓上来，个把小时就可以钓两三条鲫鱼，用来烧鱼汤补充营养。所以我身体恢复还比较快，不久能自己走路了。

       一天，表妹张鸣燕突然来看我。当时我正在换药，下巴还没长上去，松开绷带就掉下来了。我自己是看不见受伤的面部，张鸣燕进门正好看到这一幕，吓得她连退几步，要不是大门挡住，非被门槛绊倒不可，那就可惜了一袋子鸡蛋了！她不敢再看我换药，退到外面去等着。换完药进来后，医生告诉她，这一枪太危险了，也太幸运了。说我中了两颗机枪子弹，子弹有两个进口，一颗打掉了下面的牙齿，一颗打碎了三分之一的下颌骨。如果偏下一点打到动脉，血止不住就完蛋了。还说，不要看现在下巴掉下来了，以后可以长上去的。我问表妹怎么知道我负伤了？她说，“你们部队有人到税务所送信时说的，我知道你负伤过来看一下，也顺便告诉你，盐阜区要把我调过去。” 解放后我才知道，她是被黄克诚调走的，送到了七旅，嫁给了副旅长胡继承，这是后话了。 

       我在盐东斗龙港地区休养了两个月。该地区我军部队较少，日伪据点也不多，局势比较平稳。但是卫生队还是很紧张，就怕听到由远而近或四周村庄的狗吠声。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要挨家挨户通知伤病员，做好应对准备，一旦出现敌情，马上按预案转移。这就是抗战期间，游击根据地后方医院的处境。
      大概到了十二月初，我们接到了转移命令，在斗龙港登上海船，利用夜色掩护沿海岸线向南航行。大海船扬起风帆乘风破浪行驶在茫茫大海上，外面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到海浪的拍击声。遇到风转向调整船帆时，船体剧烈摇摆，倾斜的很厉害。船上的人不要说站不住，躺在船舱里也要打滚。天亮后我们驶进了王家港。其实从陆地上走的话，盐东到台北王家港的距离不过五六十里地，但是这一带被伪军谷正刚部控制，封锁比较严密，抬着伤员的担架通过封锁线比较困难。大部分伤病员搞不清楚这次行动的由来，我倒是知道一些情况，二旅奉调进至盐阜区，承担保卫新四军军部的任务，这一带是黄克诚三师的防区。一师的防区主要在东台、兴化、台北一带，其后方医院也在台北垦区东边，也就是垦区植棉地区，我们是从盐东转移到一师的后方医院来了。一到台北，卫生队护送我们来的人与师医院办完交接后就归队了。说是师后方医院，伤病员也是分散安置在老乡家里。我们来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医疗队，指导员就是后来二团四连的指导员裴公望，之后与我又有过交集。住院期间，部队有人来后方，团特派员卓飞托人带来三四元的慰问金。那个年代，一师有一个传统习惯，凡是战友负伤了，见了面就要把自己心爱之物留给战友，伤员也会将自己喜欢的东西回赠，有一个作为纪念的意思。因为从此一别，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相见。凡是知道战友在后方医院的音讯，有人过去总要捎点东西，或者一二元、三四元钱，让伤病员能买上只鸡、几个鸡蛋、一斤猪油，以尽战友之谊。来人还带来卓飞口信，希望我伤愈后早日归队。这时我才知道，二旅现在都集中在台北，实行精兵简政，准备南下。本来二旅兼苏中军区二分区，现在也分开了。旅政治部主任陈时夫⑧调任二分区政委和二地委书记。令人明显地感到，我军到苏北后有了很大发展，形势有了巨大变化，下面还会有大动作。我也就是在这时候从后方医院回到旅政治部，知道了二旅南下的背景和意图。自己也想南下，到家乡去，但伤未愈，何去何从？不自觉中被卷入到这一转折之中。

四、到台北独立团当特派员     

       一九四三年，侵华日军为了从中国大陆掠夺更多的战争资源，以支持其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需要，加紧了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特别是加强对交通线沿线的控制，以保证其战略物资的外运。在长江下游的两岸，日军集中兵力进行了“清乡”，以图摧毁我根据地，加强日伪统治，巩固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安全。一时间苏北、苏中所有的城市和重要城镇均被日军占领，新四军军部早已转移到淮南，苏中部队也离开盐阜区，一师二旅到达台北（今改为大丰县）后，兼苏中军区二分区。所属四团、五团合并为四团，六团团部率二、三营地方化改编为兴化独立团，其一营（时任营长方铭）编为二分区特务营。原一旅三团与泰东警备团合编为泰东独立团，划归二分区建制，之后又与东台独立团合编为台南独立团。该团取消营的建制，团直辖各个连，营长当连长，教导员当指导员。同时组建台北独立团，抽调泰东独立团的一个连作为骨干，还有四个区的游击连。

       我于一九四二年十月负伤后，一直在养伤。二旅改编后，旅锄奸科邱子华科长想把我带走，我自己也想回到江南去，但最后还是被交给了分区。这也是事发突然，一夜间部队就开拔了。之后才知道缘由，当时苏南十六旅旅部在太湖边上受到日军袭击，部队损失很大，旅长、政委均牺牲。二旅急调苏南，统一指挥该地区的十六旅部队，二旅番号遂改为十六旅。

       二旅走了，留下不少零星人员。我被叫到分区陈时夫政委处。一见面，他就开门见山地说：“主力已走了，你的伤尚未好，有两个办法，一是到兴化独立团当特派员，原兴化团的特派员跟二旅走了；二是穿便衣打埋伏，养好了伤再工作。我们知道有一个隐蔽点在农民家里，但是具体什么情况也不清楚，很不安全。” 我回答说：“我不想打埋伏，到兴化独立团去可以,但是伤未好走不动呀”。 他说，“走不动可以坐小车（注：独轮木车），你带上一个干事，我们派两个侦察员送你过去。今天晚上就走。” 我答应后，晚饭后就向小海、三渣方向出发，佛晓到了三渣区的边沿。这里离敌占区很近，常有日伪军出没。天亮后我们就找了个离大路较远很隐蔽的独立房住下，下午派侦察员去寻找合适的渡河地点。天黑后，我们四个人就出发了。为了减小目标，我就没有再坐独轮车，所以走的比较慢。我们跨过东台至盐城的公路，在草埝以北找到了渡船，过了串场河，就到了兴化的永丰圩，这里已是兴化独立团的游击根据地。进圩走了七八里路，就找了个村庄住下了。不料到了后半夜，村庄内人声嘈杂，到处是敲门声、叫喊声，人来人往走动声。出去一打听，原来这里是兴化团团部驻地，他们自作主张带着一个营想跟随二旅向南开进，途中遇到二旅旅长、政委，被责令返回原驻地。既然兴化团团部回来了，特派员当然也回来了，所以我就没有再露面。天亮后我们悄悄离开团部驻地，转移到附近的村庄休息，当晚就渡河回到了台北。我把情况向陈时夫政委做了汇报，他听后就吩咐我先在分区休息，等待分配工作。

       冬季的一天，原二旅政治部锄奸科侦察股长刘永康同志来找我。他告诉我，自己被精简下来了，组织上派他到东台，打进伪军当连长。他对我伤后身体情况很关心，还拿出一些钱交给我，对我说：“我这一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上面给了我一笔制作便衣费，我已经弄了一套了。到了伪军那里反正有军装，有薪饷，还有外快，这三四十元钱就留给你保养身体吧。” 他说的很动感情，也有些悲壮。当时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刘看做“另类”，把他送到伪军去，实际上是把他推出去了，能回来是最好，否则就是自生自灭了。到现在还记住他说的一段话，“项远啊，你放心，我会记住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中国人。我要去的那种环境，是个大染缸，我会注意的。”我一直想念他，前几年我记忆力衰退加快，遇到东台人想打听刘的情况，名字都想不起来了。去年，同一些人谈浙江风光，说到了永康县，一下子就让我想起了刘永康的名字。但愿能从东台市的党史办了解到他的名字，而且希望他还能活着。
       一九四三年一月，分区陈时夫政委找我谈话，通知我去台北独立团当特派员。并告知该团刚刚成立，团长彭寿生⑨、主任郭守桢⑩都是原四团的，是老相识了。那时台北独立团只有从三团（泰东独立团）抽来的一个连作为骨干，还有四个游击连。其中垦区游击连刚刚成立，有一两个班；三渣、小海、潘家鐅各一个连，分别有三至五个班。团部的架子也刚搭起来，住在小海地区，和分区靠在一起。所以说去就去，一谈完话我就去团部报到。彭、郭见了我都很高兴，说现在有三个人，就可以组织军政委员会了，马上明确特派员兼任党总支书记。我带去了一个干事，还有一个技术书记（统计干事）。团里原有一个宣传干事，名字叫黄世璋，是个宁波人，记得他的妻子曾千里寻夫找到了台北，之后听说他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团里未设司令部，只有一个参谋，不就又派来了一名侦察参谋。团部编有一个侦察班和一个通信班。一九八六年我进杭州干休所时，原五十九师副师长周裕荣见面就问我， “特派员，你还认识我吗？我是台北独立团侦察班的，那时我最小，也最调皮。” 我一下就想起来了，他就是当时的“小癞子”。那时台北县委、县政府随独立团行动。
       台北地处串场河以东，东（台）、沈（灶）、潘（家鐅）公路以北，东至黄海，北至斗龙港以南。敌人为分割抗日根据地，控制苏北棉产区，在大中集地区驻有重兵。当时日伪的态势是，除东台、三渣、白驹等沿河据点外，主要集中在大中集和裕华镇据点。大中集为伪军谷正刚的据点，驻有日军，与裕华镇据点成犄角之势，西团不常驻伪军，是大中集与东台之间的交通要道口。
       台北独立团发展很快，我到团里一两个月后，就调来了二连，也是分区拨来的。到了下半年，三渣区游击连上升为三连。一九四四年初，垦区游击连也上升为四连。至此，台北团已有四个主力连，每个连都有一百多人。
       这年夏天，军分区举行“八一”比武大会。政治处主任郭守桢率一连去台南比赛，原定一过“八一”他们就返回台北。准备回来的当天，就为郭主任举办婚礼，新娘子也从分区供给部接来了。部队当时驻扎在南阳镇南面的大尾头，位于垦区的边缘。本来他们下午就该到的，直到了日头偏西时，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郭主任和一连指导员鲍志平在沈灶附近伏击日军的战斗中牺牲了。原来那天晚上他们要过封锁线北返，得知第二天上午有一股日军从东台经沈灶到潘家鐅。郭主任决定打一次伏击战，不但比赛拿红旗，还要打一个胜仗回去。不料这一仗打得很艰苦，牺牲了两个指挥员。新娘子得知噩耗后痛不欲生，完全接受不了，好不容易第二天劝说回后方了，不久听说与分区保卫科长倪南山结婚了。
　　

五、台北民俗风情和“反扫荡”

       当时台北的中心区是以小海镇为中心，南到南新灶、北新灶，北到东阳镇，东到万盈墩。由万盈墩向东，村落逐渐稀疏，东台、盐城一带一马平川。这里原来是滩涂，随着黄海的逐步冲积，滩涂也在不断向东延伸。海滩地上一开始时什么也不长，以后长盐蒿子，秋冬季里结出黑色的果子。灾荒年间，无地农民就采集盐蒿子烧糊糊吃，吃的满嘴发黑。有的老百姓会在盐地上积盐，把茅草灰铺在地上，过上几天，地下盐分向上泛起，被茅草灰吸收。再将草灰收集成一堆，放入挖好的池子里，旁边再挖一个深一些的池子。将水倒入茅草灰中搅匀后，慢慢向池里流去，这就是盐卤。盐民在盐滩上垒起盐灶，架起口大三四尺的铁锅，点起火用茅草烧盐卤，一锅盐卤能烧出不少盐。那里的土地经长年的雨水冲刷，盐分不断上泛，不断冲洗，河滩就由长盐蒿子到长出大半人高的茅草。秋天，盐民们把茅草收割下来，垛成一大堆一大堆的，像一座座小山，以供烧盐所用。茅草地不断向海边延伸，原来的茅草地也逐渐变成了农田，一个个村庄也由稀疏到密集建立起来了。当地的地名不少就叫XX灶，比如沈灶镇、七灶、八灶、南新灶、北新灶……，农田的开垦，是一家一户的，先搞一个水塘，将土在平地上堆高几尺，在土堆上建房子，一般都是茅草房。不知什么原因，那里的住房设计很特别，房门都开在屋山头上，门朝南。一进门右边是烧饭灶，左边是猪圈，猪圈后面是牛圈。再进去是老人、年轻人和长工的床。灶后为饭桌、会客区。屋内的采光靠天窗，或西墙上的小窗户。一间草房蛮宽且深，老两口在外睡，年轻夫妇在里住。房子两边有菜地、鸡舍、狗舍。垦区的农田很规范，被分割成长条地块，田地较高，长条地中间有沟，几十条田中间则有大沟。农场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模式，农工是临时雇的。每天一清早，附近农民就眼望着农场，如要当日要用工，就在竹竿上升起小白旗。农民看到了就扛着锄头去农场干活，按日发给工资。海边的村庄稀稀落落，买东西很不方便。较大村庄有杂货铺，肉铺杀猪了，就挂起用稻草扎的圈，说明今天有肉卖；豆腐坊则是白布高挂，表示有豆腐卖。这是很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时间到了一九四三年初冬，日军向台北境内实行多路扫荡。我军为避其锋芒，决定向王家港以南，潘家鐅以北转移。这时的海滩上大片大片的茅草已经发黄，道路全是前卫连走出来的。那里村庄稀少，没有房子，很少盐灶，部队就靠在草堆旁休息。草堆很高，上面放个瞭望哨，十几里路外都看着清清楚楚。日军只是到了茅草地的边缘，未敢走进草地深处中。傍晚，撒向几个主要敌据点周围的侦察员回来报告，日军曾进至小海、南阳镇一线，向东走了不远，就折回据点了。说句实话，还算日本人“聪明”，没有贸然向海滩进击。大片半人高的茅草地，就像一片海洋，藏进几百个人难寻踪迹。我军在暗处，日军在明处，如果敢进去，只有挨打的份。记得那天我们离开海滩时，夜里行军在路上踢到几支刺猬，用绑腿拖着，到了宿营地用开水一烫，剥皮加上烧酒和盐一起煮，好好地美餐一顿。

六、查处伪军特务

       部队在游击区活动时，尤其靠近敌占区的地方，防奸反特工作十分重要。特派员一到驻地就要放出便衣哨对来往人员进行审查，一般是只准进，不准出。部队行动的秘密，关系到部队的生存，绝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也的确碰到过从敌人那边过来的人，也抓到过我军开小差跑出来的人。那时的审查也就是从谈话讯问中找漏洞。在这个时期，我最大的锻炼就是学会观察人，从说话的口吻、语音，到装束、发型、走路姿态等细节来观察。比如查看手上的老茧，当过兵的手，握枪的手，和农民的手就不一样，通过蛛丝马迹来发现可疑的对象。在靠近敌占区的地方，如果发现可疑的人，既不放也不抓，留给当地乡保长，让他们做好人。部队带的向导，要到第二天我们开始新的行动后才放走。我们做的一切，就是首先要保证部队行动的安全。

       大约在四三年底或四四年初，有一天我们接到报告，从大中集据点跑出来伪军谷正刚部的一名士兵，带了一支崭新的三八式步枪，找到垦区游击连投诚。团里命令速将此人带到团部来，分区锄奸科也有指示，要查清其来历、投诚的动机和细节。那时我作为特派员手里已有一个警卫班作为执法班，我们还从一连收上来一柄日军指挥刀。这个“投诚”来的伪军被送来后，我马上开始审讯。当时台北根据地形势很好，独立团已发展到了四个主力连，四个游击连也均充实到五六十人。根据地向敌据点逼近，地方民主政权也日益巩固。县里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了“三三制“政权。这个大会是在北新灶开的，那里背靠小海镇。结束那天还开个大会，搭了个戏台，点了四五盏汽灯。县政府机关与独立团联合演出了话剧《雨的重庆》，我还饰演了一位鬓发花白的老教授。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敌伪的重视。尤其是大中集，控制着大量棉田，那里商业很发达。过去伪军谷正刚一直很猖狂，现在他们很少出来扫荡，我军对据点威胁也不大。我就在考虑，为什么突然会有伪军带来一支新枪来投降？这是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从对面对面的观察看，这个人很精悍，两眼炯炯有神，问话的回答沉着，气质不像一个普通士兵，这越发令人怀疑。在深入盘问他是怎样逃出大中集的细节时，发现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最后他只得招认是谷正刚派来，打入我新四军，了解台北军事、政治情报。这个案子查清后，经团军政委员会讨论决定就地处决，并通报县委县政府,张贴布告公布了特务的罪状。当晚，我们部队就转移了驻地。

七、粟司令到台北

       车桥战役结束后不久，苏中军区粟裕司令员突然来到了台北，他只带了两个警卫员（侦察员） ，和一名随行干部。来后就住在我们团部，衣服也不特殊，但穿得很合身。这是第二次见到粟司令，第一次是在黄桥决战前夕，他到王必成纵队向排以上干部作动员，印象很深的一句话，是在讲清当前军事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后说：“前面是韩德勤，后面是长江，我们只能打败韩德勤！打不赢，就到长江喝水！” 讲的十分悲壮。当时我们坐在台下，离他约有二十米左右距离。这一次见面是面对面的，他很随和，走路说话都显得很精悍。车桥战役后，使华中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撤出了车桥地区，华中的苏中军区和盐阜军区、淮南地区连成了一片，粟司令这次就是经过台北去淮南军部的。粟司令的到来，我们团也没有请客，只是临走时送了两斤猪肉在路上吃。不久，苏中军区、苏中区党委、苏中行署就搬迁到淮宝地区，并在那里开办了苏中党校。

                  

                      八、参加苏中党校学习整风

       一九四四年四月，我奉调去苏中党校参加整风。车桥战役后，苏中党政军机关先后迁至淮（安）宝（应）地区，那里有百里方圆的根据地。抗大一分校、苏中公学先后招生，苏中区党委也开办了党校。党校主要招收地方区以上干部、部队营以上干部（包含老的连级干部）学习，后来又专门办了整风队。这一举措是为了迎接抗战大反攻准备干部。延安是四二年开展的整风，苏中地区到这个时候才开始进行。

       苏中党校驻地离金吾庄不远，靠着也不远。四零年十二月攻打曹甸时，先打下的就是金吾庄，我对这个地区地形有印象。

      苏中党校共有五个队，我在的二队多数是部队的老连长、老指导员，还有老红军（记得名字叫陈端瑞），同时也有地方的区委书记、区长等。夏期发在的三队，都是营、区级干部。四队都是搞文艺的，有不少是军区服务团（以后叫文工团）的人。我们二队队长姓张，支部书记是韩念龙⑪。我在二小组，韩就参加我们这个小组活动。一开始确定我参加支委会的，以后不知什么原因，只担任了小组长。这个职务也很重要，可能由于我是特派员出身吧。我的同组有胡云标。束恂开始在三组，临结束前三组并到二组，我们就在一个小组了。

       在党校期间我在生活上有两件小事印象较深：一是学游泳。村边有条小河，是天然的游泳场。我原来一点都不会水，黄桥决战时过小河都是别人推我过去的。学了一个夏天，我的成绩是可以游三四米，一个猛子扎下去，拼命地划水，抬头换气时，已过了河中央，站起来水深就只到胸口了。这样以后在苏北打起仗来过小河就没问题了。二是吃茄子。到 党校学习时，正值种植瓜菜的季节。我向房东要了几棵茄秧种在屋旁，悉心料理浇水施肥，活下了两棵，到秋天结了两只大茄子。摘下买了点油，在房东家烧了，想享受一下自己劳动成果。不料到了后半夜胃剧烈疼痛，疼得直打滚，呕吐到吐黄水。后来虽然好了，但胃痛这个病落下根了，在以后的五六年里还不时发作，一直到一九五一年夏天在朝鲜还犯过，后来发展成胃炎、胃下垂。一九五零年冬，部队在太仓时，我又一次腹痛，开始以为还是胃病，幸好有上海同济大学医生在部队防治血吸虫病，他们不让吃止痛药，仔细观察后确定为急性阑尾炎，急送同济医院手术时已经穿孔。

       回来继续说党校的学习，我们从反对教条主义学起，进入反对自由主义后，开始对个人进行历史的审查。小组成员中，部队干部占了一半，大部分出身贫苦，文化低，很单纯，对党忠诚，性格率直，有的很快就成了骨干，那时支部要求各小组要培养二三名积极分子。而地方工作的干部，一般文化较高，经历复杂，也有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从城市来的干部情况比较多，有的在学校时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而工农干部对这个就很敏感，认为凡是国民党就是反革命，如果有国民党高级官员的社会关系就更值得怀疑。从反对自由主义开始，小组明显形成两个阵营，有几位同志就成了被审查对象。

       在审查历史活动中，由于一些从农村来的同志文化水平低，知识面窄，政策水平不高，对很多历史现象不理解。有的同志过去在城市中学读书，教师中有国民党员，学生中有的受影响加入了国民党、三青团的，也有学校组织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当然，他们也会受到进步教师、学生的影响，所以后来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可是按照一些同志简单的推理，既然已经参加了国民党，怎么又到共产党这边来了呢？很值得怀疑！来学习的兴化一位区长，就是因为这样一段历史说不明白，一直被审查。我记得有一位从四分区来的同志叫徐诚，是一位老党员。他在地下党时有段历史有疑问，党内出了叛徒，其他人都被捕了，唯独他留了下来，这段历史他怎么讲都通不过。那个年代怎么去调查呀！他反正坚持自己的说法，怎么逼他都这么说。到了秋天以后，又开展了一个抢救失足者的运动，运动开始走偏了。对被审查对象搞通宵战、车轮战，让他们睡不好觉，整天精神恍惚。那个区长为了睡觉，你说什么，他就承认什么，这就是逼供信了。但徐诚就不是这样，他能坚持原则，很耐心，逼急了就不吭声，闭眼养神。他的经历复杂，地下党的工作环境很特殊，这对于长期在部队工作的同志是不可理解的。我当然看出了他的不满抵触情绪，但他经验丰富，他的应对我们也没办法，就把他列为顽固分子放到一边。此人我还打听过，听说在四川，但愿这位老党员一切都好。党校的整风运动，从开始抢救失足者运动以后，就开始偏向了。大概到了十一月份就停止了，开始组织写个人自传。这时有些同志因工作需要已调出去了，小组进行了合并,把积极分子合并在一起，二、三组合并为二组。被审查对象则单独编成一个小组，不然的话，这些人的自传是通不过，过不了关的。

      记得韩念龙同志对我说，这个小组就你的字写的好，让我帮他抄写自传。从而知道这位来自贵州遵义的大学生，是怎样立志救国，投笔从戎走上革命道路的。当时他是南通警卫团的政委。
      党校对党员干部的历史问题，最后下的结论是很客观，很实事求是的。要求个人对党坦诚，向组织负责，是什么就说什么，组织上相信个人交代。就这样，大家放下包袱，高高兴兴的离开党校，回到了工作岗位。我至今还记得自己的自传上由苏中区党委组织部签署的"相信本人交代"字样。
       不管怎么说，到党校学习，参加整风，使我们坐下来学习了毛泽东思想，树立了反对本本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但在整风开展的审干运动中，“左”的思想造成的偏向，也伤害了一些干部，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九、到特务二团工作

      党校学习结束后，苏中军区组织部给我的开的介绍信是到军区特务二团任保卫股长。党校一起分去的胡云标到二营当营长，夏期发任组织股长。当时团里的政治处主任是从兴化独立团调来的，宣传股长张伯华是军区政治部调来的，民运股长是巢可，政治处干部配得整齐精干。以后才知道，这是余光茂⑫团长和姚念⑬主任抢先到军区政治部去要的人。军区政治部钟期光主任是姚念的老上级，因为特二团将有南下任务，特批姚主任亲自去苏中党校、苏中公学和军区政治部整风队去挑选干部。裴公望、江流、刘锡文等同志都是从整风队调来的，陈曙是苏中公学调来的。特务二团是由二旅六团的一个营改编为苏中军区二分区特务营，后以该营为基础扩建为苏中军区特务二团，不久又改编为苏中军区教导旅二团，以后演变为苏浙军区四纵十一支队、一纵一师二团、二十军五十八师一七三团。二旅老旅长王必成到武汉军区当司令员时，还查问：二旅有一个营在你们一纵，现在在哪里？之后他还专门去了一七三团。

       苏中军区特务二团的建立，是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盟军在欧洲战场和苏联战场上的胜利，加快了对日作战的进攻步伐。美军飞机远程轰炸日本，常有坠落飞机的飞行员降落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区而获救，美军还曾拟在东南沿海登陆。为配合未来大反攻的形势，我军开始着手各种准备。此时日军为巩固京、沪地区控制，倾全力加紧对苏南地区的扫荡。我新四军继二旅南下改编为十六旅后，一九四四年底，粟裕司令员率三旅南下苏南，并开辟苏皖边游击根据地，从广德、长兴地区进入天目山地区。这一地区与国军后方相通，我军拟打通至富春江南岸的通道，逐步向南发展，直到浙南、闽北，建立更广大的根据地，迎接抗日战争大反攻的到来。粟裕司令员一到苏南，就成立了苏浙军区⑭，首先发起了天目山战役。由于手里只有一、三两个纵队，兵力不够用，粟裕催促叶飞部火速南下，以打开苏浙局面。在这个背景下，苏中军区于一九四五年初成立了教导旅，以一旅一团为骨干，调特务二团、特务三团（高邮独立团）组成，廖政国为旅长，韦一平为政委，曾如清⑮为政治部主任。

      二团这时刚从五个连扩建为九个连。部队中的战士大部分是本地的农民，现在部队要机动作战，他们就面临着离开本乡本土，这是一个大的转变。那时从根据地动员农民参军刚刚开始，有一个民兵大队长曹立三带头参军，从地方上走时就说到了部队他就返乡，到了部队当然不能同意他走，他就闹情绪搞得很凶。带头参军的民兵大队长到了部队闹着要回家，这对新战士影响太大了。部队就集中力量做这个人的工作，使他明终于想通了，吃饭了，出操了，也参加训练了。这个战士的思想转变，在刚参军的新兵中很具有代表性。团里就运用这个典型展开工作，还编排了活报剧，采用各种形式开展教育活动，使部队政治工作在新形势下产生了一个飞跃。过去都是我军多是小部队打游击战，均在本地区活动。现在是在军区范围内机动，而且要远离家乡到长江以南去活动，形势的迅速发展变化，需要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要跟上。通过深入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给部队指战员讲清楚道理，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要扩大抗日武装，扩大抗日根据地，必须要有一批主力兵团，在更广大的区域里机动作战，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因此参加抗日，参加新四军部队，必须要舍得离开家乡。这个群众性的教育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组织动员了大批的积极分子，在群众中发挥骨干作用，稳定了部队思想，调动了官兵积极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到部队时，二团正在开展教育活动。那时张孤梅⑯政委刚刚到职，他同姚念主任召集从党校分配来的同志开座谈会，要我们介绍在党校开展整风活动中，如何运用积极分子的体会。这个时期的部队政治工作已有很大变化，不再是单纯的讲课，作动员报告，或者指导员个别谈个话，而是根据重大行动中部队的反映，分析战士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的开展思想工作。要依靠积极分子，团结中间分子，教育后进分子，用战士的语言去教育战士，这是我到二团后感触很深的变化。姚念主任这位曾经的泰国曼谷华文报纸编辑，观察问题细致，工作作风踏实。在工作中，他不仅会提出问题，还有一套达到工作目标的办法。他有一段话，使我印象深刻受益终生，他说：“你布置工作，要让指导员听得懂，告诉他们一套工作方法。他回到连队，就可以照着做。老指导员还会有发挥，新指导员也可以达到基本目的。”在以后的几年中，这一套方法我体会较深，到我当主任、政委时，工作能够心中有数很快上手，得益于姚念作风的影响。张孤梅政委政治敏感性强，工作认真，要求严格，对我的影响也比较大。他听汇报最讨厌讲大概、估计，说多数是好的这种话。比如下面汇报，说大多数战士投弹在三十米以上，少数在二十多米，个别的只有十米左右。他严格批评这种评价，说打起仗来，有一个投不到三十米，敌人就可能从那里上来了。在这样的要求下，二团逐步形成了扎实的工作作风。

十、南下天目山

       教导旅成立后，二团位于中间位置。南下之前，在苏北打了一仗。军区决定打下沙沟和崔垛。开始决定一、二团一起打沙沟，方铭参谋长都已化装侦察过地形了，又改为一团单独打沙沟，二团去打崔垛。二团的干部私下议论，旅里对二团还是不大放心。因为沙沟是个重镇，四面环水，乃水中之城。围墙又高又厚，易守难攻，旅里觉得还是交给一团比较放心。二团打崔垛是扩编后的第一仗，上下都鼓足了劲，决心打好这一仗。一营担任主攻，三连最先接敌，从水路进攻顺利登岸，守敌是大约不到一个营的伪军，天不亮就解决了战斗，歼敌二百余名。这一仗，说明二团还是能打的。

       教导旅奉命南下，旅部率一团先行，二团由旅政治部曾如清主任带领单独过江。部队由宝应一路向南到长江边，经过里下河水网稻田地区，必须乘船开进。那时为了防止日军汽艇的袭击扫荡，内河河道上均做了坝，有明坝，有暗坝。暗坝可以徒涉，但明坝很多。二团有一千八百多人，加上随队南下的地方干部和到四明山的军队干部，约有两千人。部队乘坐的农用小船一般可坐十人（一个班），全团行动就必须有两百多条船。在行进中，船与船的间隔为十米，全团行军长径起码有两公里，浩浩荡荡直奔长江边。按照小船的速度，每经过一个地方要五分钟，全团就要四个多小时。在敌后这么大规模的部队行动，在敌人据点间穿行，壮观的场面对敌伪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南下之前，政委、主任突然找我，由于二营教导员张自来临时要去处理一个战士的事情，以后单独南下，让我去该营代理教导员。在乘船行军中，每条船上有一名船工，用竹竿撑船。沿途每到一个坝，战士们就下船，把船抬过坝。这样在坝前很容易发生拥挤，需要加强指挥。所以我在整个南下的水上行军中，每天晚上都要站在坝上指挥过坝，嗓子都喊哑了。途中我一直随四连行动，四连指导员裴公望就是我在台北后方医院疗伤住院时的指导员。 

       我们顺利地渡过了长江，越过京沪铁路和京杭大运河。当进入溧阳地区时，下午五点钟左右，我部在向南开进时，与一股扫荡后返回据点的鬼子遭遇。 部队经过几个月训练，士气正旺，部队装备也有大的加强，南下时还带着七三毫米和五九毫米迫击炮。和日军接火后，先头部队一个冲锋，就把二三十个日本鬼子挤到一个小村庄，躲在一座房子里固守。前面部队把敌人包围后，立刻向团里请示打不打。考虑到一打就会影响到整个行动，还要处理各种后续可能出现的情况，团里临时开设电台，向苏浙军区请示。军区回电很干脆，“迅速归建，有黄金也不捡！”就这样，部队在天黑后继续开进了。

       不久，我们就到达了广德的砖桥地区。教导旅改编为苏浙军区第四纵队（一、二、三团番号依次改为第十、十一、十二支队）；早在四二年底南下的二旅改编为十六旅后，今为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原浙东部队改编为第二纵队；四四年底南下的三旅陶勇部改编为第三纵队。粟裕为司令员，叶飞为副司令员。
      广德地区是新区，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的前沿地区，他们的社会基础还比较牢固。而对我军而言，社会情况较为复杂，群众才刚刚发动，群众工作任务很艰巨。所以一到砖桥，张孤梅政委和姚念主任就派我上先到一步的一团（十支队）去取经，了解这一地区的敌社情和人文地理情况。我到了一团直接找到政治处主任朱启祥⑰，他向我详细介绍了广德一带的民俗社情和社会政治情况，以及他们开展群众工作的一些做法。我回去向张、姚二位领导汇报了取经的情况，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新四军苏浙军区成立大会

（资料照片）

      
　　

      我们苏浙军区四纵在浙西广大土地上，与日伪顽开展了一系列激烈战斗，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到来。

注释：

      ①刘史明：原名吴宝仁，山东省沂水县人。1908年出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6月任中共沂水县委委员，参与和领导了沂水暴动 ，9月到东北参加抗联，1937年赴上海中央特科工作。 1938年春赴江苏江阴组织抗日游击队，后编入新四军，历任新四军江抗二团一营营长、一师二旅六团参谋长、苏中三分区如西独立团团长和新四军华中军区六纵五十四团团长、华野六纵特务团团长、六纵炮兵团团长等职 。1948年1月至1958年4月，先后在六纵二十四师、二十四军七十一师任副师长，在山东航空办事处、华东空军徐州基地站、华东军区空军司令部、华东空军后勤五分部任副师长、大队长、处长、部长等职。 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 1959年4月任江苏省民航处处长、江苏省民航管理局局长。1960年10月，任江苏省交通厅副厅长，“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冲击，1980年任江苏交通厅顾问 ，1982年12月离休。
       ②徐超：（1919-2010.4），原名徐德兆，江苏省江阴县璜土镇人。1938年2月参加梅光迪抗日部队。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江抗三路三连一班班长、江抗二团三连副指导员、一师二旅六团一营副营长、四团三营营长，四十七团参谋长、四十八团副团长、四十六团团长，三野二十四军二O八团团长。建国后任二十四军七十师参谋长，军事学院空军系战役法教授会副主任，空军学院战役法教研室主任、训练部长、副院长（副兵团级）、顾问等职。 文革中，曾任三机部第四设计院军管会主任、党委书记。

       ③ 新四军一师二旅： 1941年2月由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2纵队改称。旅长王必成，政治委员刘培善，副旅长段焕竞，参谋长杜屏，政治部主任陈时夫。辖4、5、6团和特务营。1942年9月，兼苏中军区第2军分区，将4、5团和特务营合编为4团，6团1营改为特务营，6团其余部队与台北、兴化地方武装合编为台北独立团和兴化独立团。同年12月30日，2旅旅部率第4团渡江南下，免兼第2军分区。 1943年1月16日在苏南与16旅合编，改称16旅。

       ④ 新四军一师二旅四团：该团前身是坚持在湘赣边、赣粤边、赣东北和皖东的红军游击队；1938年2月改编为新四军1支队2团，1939年11月改称江南指挥部2团，1940年7月编为苏北指挥部2纵队2团，1941年1月改编为新四军1师2旅4团，1943年1月随旅与16旅合并改编为16旅48团，1945年1月改编为苏浙军区1纵1支队；1945年11月改编为华中野战军6纵48团，1946年3月改编为华中6师16旅48团，1947年2月改编为华野6纵16师48团，1949年2月改称24军70师210团；1966年6月改编为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13团。

      ⑤郭猛：（1913-1942），原名郭光昭，江西吉水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后，郭猛留在湘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任第三大队政委。抗战爆发后，随粟裕将军挺进苏南敌后，任丹北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兼一支队政委、一支队二团政委、一师二旅四团团长兼政委， 1942年12月29日牺牲。郭猛烈士原葬于三湾村中湾庄，后于1962年将墓迁至郭猛镇西杨果林场至今。

      ⑥邱子华：（1915-1945.2），1929年参加农民武装暴动，并加入儿童团，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冬，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他留在闽西参加了三年游击战争。1938年1月，闽西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二支队，邱子华任支队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从福建开赴皖南后，调任4团政治处技术书记、1营2连指导员。1939年到军部教导队受训，结业后任军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科员。1940年调任3支队5团政治处特派员。1941年1月，邱子华在皖南事变中率领18名战士冲出重围编入新四军7师，随后调华中党校第一期党训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到新四军1师2旅政治部任锄奸科科长。1943年初，第2旅南渡长江到苏南与第16旅合并，邱子华调任茅山专署公安局局长。1944年9月，调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锄奸科科长。1945年2月22日，在上虞反击日伪军的作战中英勇牺牲。
       ⑦饶惠谭：（1915-1953年），湖北大冶殷祖镇人，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六军团（湘鄂赣军区特务营）连长、营政委。参加了湘鄂赣苏区反“围剿”和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一师二旅四团参谋长、十六旅四十八团副团长，苏浙军区一纵队三支队副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六纵队四十八团团长，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十一师副师长，上海警备区第九十九师师长。解放后，曾任上海警备区公安十六师师长。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第二十三军参谋长。于1953年3月21日在石岘洞遭美机轰炸光荣牺牲。

       ⑧陈时夫：(1913-1953.8)，本名程时福，湖北省阳新县燕厦区湖畔村(今属通山县燕厦乡)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少共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国工农红军1军团1师政治部地方工作科科长。到陕北后，任共青团陕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书记，中共环县、庆阳县委书记，陕甘宁省委组织部部长。1937年底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到皖浙赣地区任中共特委组织部部长。1939年起历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江南指挥部新6团政治委员、苏北指挥部2纵队政治部主任，1师2旅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员，中共苏中第2地委书记兼苏中军区2分区政治委员、第1地委书记兼第1分区政治委员，参加了郭村、黄桥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苏中区委员会副书记，华野6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纵副政委、政委，三野20军政委，先后参加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副院长、党组书记。1953年8月11日在上海病逝。
       ⑨彭寿生：（1912.3-2003.10）， 江西萍乡县人。1931年参加工农红军。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红军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从1938年起，历任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三队副连长、一支队老二团连长、一师二旅特务营营长、苏中军区二分区兴化独立团副团长、台北独立团团长，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一纵二旅六团团长，华中九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苏北军区南通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建国后，曾任江苏省南通军分区司令员，江苏省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

       ⑩郭守桢: (1914-1943.8) 江西省兴国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他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随部改编为新四军投身抗战。1940年后历任新四军一支队老二团二营副营长、苏中军区台北独立团政治处主任。1943年8月10日，在殷家灶战斗中牺牲。
      ⑪韩念龙：（1910.3-2000.6）贵州仁怀人，1935年春参加革命，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江苏崇明县工委委员兼游击队政治部主任，崇启海3旅政治部主任。新四军1师3旅9团政治部主任，南通警卫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苏浙军区3纵8支队政委、3纵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华中野战军8纵队政治部主任、军调部驻淮阴执行小组代表、华野政治部宣传部部长、4纵10师政委、4纵政治部主任、33军政委、淞沪警备司令部副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团团长。1949年12月调入外交部，历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1951.8～1956.2)、驻瑞典大使(1956.5～1958.10)，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1958.11～1964.4)、外交部副部长(1964.4～1982.4)、党组副书记、顾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党组书记等职。2000年6月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⑫余光茂：（1915.10-1998.1）江西崇义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3军团7军21师32团班长、红5师15团代理排长、政治指导员、红28军1团指导员兼连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三、四、五次反“围剿”等战役战斗，并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又参加了吴起镇、神木等战役战斗。1936年6月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余光茂从延安到皖南，历任新四军3支队5团宣教股股长、2营教导员，江抗四路1支队支队长、江抗1团3营教导员、新四军1纵政治部组织科长、4纵队7团政委、1师1旅3团政委、东台独立团团长、苏中军区教导二团团长兼政委、新四军一师一旅二团团长等职。参加了著名的郭村保卫战，参与创建苏北抗日革命根据地，还参加了半塔集、马家集、宜陵、黄桥孝丰、和尚店、泰北等多次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野1纵1旅参谋长、4纵11师副师长、12师副师长、30军89师师长等职。参加了兖州、泰安、宿北、枣庄、莱芜、孟良崮、费县、诸城、胶河、碾庄圩、淮海、渡江、淞沪等重要的战役战斗。建国后，历任20军89师师长。1951年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先后任志愿军20军89师师长、20军副参谋长。1952年10月入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后任20军副军长、军长、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安徽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安徽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还担任过安徽省委常委，是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98年1月7日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83岁。

      ⑬姚念：(1916-1969)，广东潮阳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新四军。曾在泰国曼谷参加反帝大同盟。历任苏中军区教导旅二团政治处主任、苏浙军区四纵十一支队政治处主任、华野团政委、三野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建国后调外交部，1950年8月任驻印度使馆参赞，1953年任首任驻孟买总领事，1956年10月离任回国，历任外交部外事局局长、驻突尼斯大使、亚非团结委员会副秘书长，被前外长陈毅誉为"文武兼备的外交家"。

      ⑭新四军苏浙军区: 1944年12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奉中央指示，派粟裕率部由苏中、淮南渡江南下苏浙皖边区。1945年1月13日组建苏浙军区。2月5日，新四军苏浙军区在长兴县温塘村正式成立，任命粟裕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未到职）、刘先胜为参谋长，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苏南与浙东部队。4月，叶飞又率部南下编入苏浙军区。
       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由十六旅改编，辖第一、二、三支队和独立第二团; 第二纵队由浙东游击纵队改编，辖四、五、六支队和淞沪支队、金萧支队；第三纵队由南下的三旅改编，辖第七、八、九支队；第四纵队由南下的教导旅改编，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支队。
      苏浙军区第一军分区辖独立一、三团，江宁、 句容、 茅山、横山、 溧阳、溧高、宣当7个县总队；第二军分区辖独立二团，太湖、 金坛、宜溧、武宜、 广德、郎溪、 长兴7个县总队；第三军分区司辖特务团和安吉支队。
      苏浙军区的成立，引起顽固派的极大不安。从2月14日至6月23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向新四军苏浙军区发起三次大规模进攻，新四军被迫进行还击，取得三次反顽战的胜利，共歼灭顽军123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聚歼苏浙军区主力的企图。
       1945年8月上旬起，苏浙军区积极展开对日军的大反攻，在浙西和苏南，共解放县城10座，拔除日伪据点100余处，使北起京沪铁路，南至安吉、孝丰，东起太湖，西迄宣（城）芜（湖）公路的广大地区连成一片，苏浙皖解放区人口达到370余万。苏浙军区主力及地方武装已发展到近5万人。
       1945年9月下旬，苏浙军区各纵队开始分批北撤，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在苏北解放区进行了整编。新四军苏浙军区胜利完成了历史使命。

       ⑮曾如清：（1914－1989）江西省庐陵（今吉安）县永和乡锦源村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巡视员，赣南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中共于都县谭头区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治委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政治部民运部组织科科长，苏北指挥部一纵队一团政治处主任，苏中军区三分区泰州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新四军一师一旅一团政委，苏中军区教导一旅政治部主任，苏浙军区四纵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一纵一师政委，第三野战军二十军五十八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副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江苏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⑯张孤梅 : (1910～1969.1)，原名琪元，广东梅县人，先后就读于黄埔军校预科、广州光华医科大学预科、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1933年参加吉鸿昌、冯玉祥等组织的抗日同盟军，任第五师政治部科员，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抗战时期历任新四军苏中军区特务二团政委、苏中军区教导旅二团政委、苏浙军区四纵十一支队政委、一师二团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野一纵一师政治部主任、一师副政委、七兵团政治部宣教部长、二十三军六十九师政委，参加了著名的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解放杭州、解放舟山群岛等战役。1951年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历任志愿军二十三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55年，任解放军政治学院研究室主任，后任训练部副部长。1958年筹建福州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1963年任党委书记。1957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大校军衔，同时授予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9年1月逝世于福州。

       ⑰朱启祥：（1919—1977） 江苏省无锡县人。1939年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秘书，教导队教导员，江南指挥部一纵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新四军一师一旅一团营教导员，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一团政治处主任、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野一纵一师一团政委、一师政治部主任，三野二十军五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历任志愿军二十军五十八师副政委、政委， 二十军五十八师师长兼政委，二十军参谋长，副军长，二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六十军政委、军长，一军军长，武汉军区炮兵政委、军区炮兵顾问。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