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借来的手表

鲁海

1982年，我上农校的第二年初夏时节，我的左手腕第一次戴上了崭新的手表。

说来惭愧，这只上海手表二厂生产的“宝石花”牌手表，是我大哥帮我借来的。“宝石花”陪着我，一直到1984年完成全部学业，它整整跟了我两年多的时间。

那年春节，好像是大年三十晚上吧，家人们吃年夜饭。那时候的年夜饭十分简单，家家户户千篇一律煮饺子，不像现在十个盘子八个碗，隆重丰盛，应有尽有。吃饺子，喝饺子汤，原汤化原食，温馨祥和平淡。饭后，大家坐一起唠家常。期间，自然的提到了我们学校的一些情况，比如，有许多同学条件好了戴上手表云云。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大哥把这话听进耳朵去了。其实，父母当然也听到了，只是迫于当时家庭经济状况，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那时候，刚刚实行包产到户不久，家庭收入只有依赖土地，而从生产队分得的承包地十分瘠薄，产出甚微。所以，当时只是实现了初步温饱，花钱的问题依然严峻。因此，不可能拿出几十块钱去买一件奢饰品。

后来，大哥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要好的同学许庆恩。同学听后二话没说，从自己手臂上把表摘下来交给了我大哥。这块手表是庆恩大哥种植棉花的奖品，其实，这表也是他十分爱惜的。

借来块手表戴在手上，心情当然是复杂的，激动，感恩，尴尬，难为情，五味杂陈。但毕竟是戴上了手表，自信心油然而生，心里暖暖的、美美的。借来的手表，自己肯定不会宣传，别人固然不会知晓。就这样悄悄然收下了朋友的爱心和诚心，小心翼翼的隐藏和满足了自尊心。

要说借块手表戴上，在那个年代不是什么新鲜事，不光手表可以借，新衣服，新鞋帽，自行车，甚至白面（小麦面粉），食用油，布票粮票都有借取来往。因为，那时候像手表这类奢饰品毕竟是凤毛麟角。某些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又很需要戴上一只手表，比如相媳妇，结婚典礼或者应酬什么场面上的事情，就得有面子。要面子，自己还没有，怎么办？只有舍脸下气向人家借。

可是，借块手表一戴就是两年多还真的少见。所以，在从内心感恩这位大哥的同时，也为他们的同学之友情而汗颜。我大哥去世二十多年了，当初这两位同学至今每当逢年过节都去看望我嫂子和我母亲，大事小情都有来往，而且不管多大的事情只要是找到了，只要有能力办到都不遗余力，千方百计，从不计较。

我很珍惜这块表。除了公共场合，集体活动，平时很少戴，生怕造成磨损，更不能丢失，否则，不好交代。晚上，用一块软布小心翼翼的包起来放在枕头底下。每个夜晚，都是在嘀嗒嘀嗒的响声中入眠，而每天凌晨又在清脆的嘀嗒声中起床。

不知何故，那时候，我虚荣心特别强。借来手表戴上，原本就是虚荣心作怪的表现，而戴手表那种穷酸相更是令人啼笑皆非，忍俊不禁。

手表戴在左小臂中段若隐若现，犹抱琵琶半遮面，既要让人知道我是有手表的，又不明显的暴露于腕部，貌似低调的样子，那种心境真的好笑，真的很累，真的无聊。啧啧！我真的为这种心境而担忧，不知道别人的心境如何，但愿不是个案。

1985年，工作后的第二年，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手表。上班第一年的时候，每个月工资四十多块钱，除去生活开支所剩无几。期间，还要有每三毛钱一两的茶叶，每盒一毛一的“迎雪牌”烟卷，每瓶一块九的“金稻液”白酒之类的支出，哪有能力买手表。

到第二年的时候，不得不买了。除却人人都有以外，还要考虑自己的形象。当然，作为老师，上下课没有手表，不知道时间的确不可以。所以，积攒了大约半年的时间，买了聊城手表厂生产的一块手表。这手表当时在我们哪儿，就我们这个层次算是比较时尚的，也是相对紧俏的。

戴上用自己工资买来的手表，那种感觉，那种心情和借来的手表相比，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踏实、自信、坦然。

后来到乡镇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这些年基本没有戴表，一来乡镇工作时间观念不那么强，二来也许是懒惰的缘故吧，省事就好，简单就好。

现在更不戴了，一是没必要多此一举，手机不离手，时间也很准确，二是依然是自尊心虚荣心在作怪。

朋友们，大家可以冷静的观察一下，现在戴表的有多少是为了看时间？当然也有，而很大一部分是一种炫耀，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什么牌子？我们根本就不认识，动辄几万，十几万乃至几十万。我的手表“英纳格”，自认为相当可以了，跟人家一对面，脸红了，不如不戴的好，省得尴尬闹心，遭人耻笑。“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珍藏起来，说不定哪天成了古董。

近来，不知触碰了那根神经，突发奇想，总想买一块“宝石花”，市场上有没有这个牌子不得而知，但愿有吧。真的希望通过它连接起那些零零碎碎的记忆，寻回那段清贫而虚荣的故事。

当年那块“宝石花”安在否？惟愿收藏之，聊作纪念，以寄感恩之情。

一块手表记忆一段岁月，一块手表凝聚无限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