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征北战――我的下乡之路

文艺

　　一九七O年的三月，寒冬料峭春意微暖。刚过完春节，我就拿着浙江省慈溪县上山下乡办公室出具的“回上海重新分配”材料，高兴地去静安区上山下乡办公室办理重新分配。时值69届学弟下乡之际，可供选择的地方有云南，江西，安徽……等，可我还是选了离上海最近的安徽淮北。身上的“袋袋户口”还没捂热，就被直接分配到安徽怀远县，并拿到上山下乡通知书。

　　春分时节，上海是乍暖还寒。出发那天，北郊的彭浦火车站早己是人潮涌动，人声鼎沸。人们拥在绿车皮旁说话，站台上到处可见拿着行李，含着眼泪的家长和同学。大人们千叮咛，万嘱咐，把行李硬塞进窗口，又将孩子送上车厢。

下午三点，“呜”的一声汽笛，火车开始动了。站台上人们开始叫着，喊着，一片哭声。和其他知青不同，我却静静地坐在火车窗口边，摇着红色的毛主席语录，笑着向父母挥手告别。我明白：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再难，也要硬着头皮走下去，因为没有退路！

车厢内，一帮69届的学弟学妹们不知疲倦地说着，笑着，闹着。绿车皮车轮“咣当咣当”地载着我滚向北方，滚过长江，滚过淮河，驶入那片未知的淮北大地。

　　天刚蒙蒙亮，满载上海知青的火车就到了安徽蚌埠站。车站月台上，高高的人行铁架锈迹斑斑。睡意朦胧的知青们杠着行李，跟着护送的工宣队师傅一路跑到铁架下点名集合。黑灰色的火车头跑累了，趴在路轨上大口喘气，黑烟囱里喷出一个大大的白色烟圈，像给前途未卜的我画了个大大圆圆的饼，美幻充饥。

车站外早己停满了几十辆军车。根据名册编号，我拿了行李，登车赴双桥公社。一路颠簸终于到了怀远县最西北处的双桥公社。接着我和另一位69届学弟小郑，被分到周庄大队的周岗生产队插队落户。坐在去周岗的牛车上，我用洋泾浜普通话和老乡套近乎，了解周岗的生产和收入。周岗队在周庄大队的西北处，是怀远县西伯利亚的西伯利亚，离蒙城县不远了。生产队种红薯，小麦，比较贫穷，每天劳动收入只有八分钱，还不够买一包“劳动牌”香烟。

队里把我们俩安置在麦场边上的小土屋里。晚上，明亮的月亮撒向麦场一片银光。我和小郑坐在小屋门口，望着月亮傻看，傻想，没过一会儿小郑就哭了，说想家了。我没哭，可心里想：在这里每天只有八分钱收入的地方会有奔头吗？父母为我投亲插队和赴皖下乡插队已花费了那么多的钱，我怎么帮父母分担？今后我该怎么生活呢？不行！我要想办法离开这里，到能够自食其力的地方去劳动生活。想着想着，我决定：今晚不拆行李箱，明天到公社再想办法。那天晚上我和小郑都累坏了，不一会儿就在小屋的草堆上睡着了。

天才蒙蒙亮，小屋的门就被老乡们踢开了。“该起来了，要干活了！”队长喊着，要给我俩安排劳动。我和队长商量，想先去公社买些生活用品。队长同意了，小郑也想跟我去公社走走。

双桥镇不大，只有百把米长。公路两旁是邮局，百货店，油坊，小饭店，包子铺和汽车站，镇上最热闹的大院就是公社。因那天有集市，加之上海知青刚到要买菜，所以街上显得热闹。

我一个人闯进公社大院的“上山下乡办公室”，公社管知青的老王头和公社革委会主任老婆姚主任正在谈事情，护送上海知青的工宣队师傅也在。我就把自己如何去浙江投亲插队，怎样回沪重新分配，现在家里经济情况以及想调换生产队自食其力，走上山下乡道路的想法说了一下。想不到姚主任听了很感动，说我不错，懂得帮父母分忧，要靠劳动自立，可以帮你换大队。接着姚主任和老王头商量了一下，就亲自给路心大队张主任打电话，说我这里有个工农子弟……你来接一下吧。

路心大队在淝水河畔，有芦苇可搞副业编蓆，经济条件较好。大队一直想多要几个上海知青，尤其是上海女知青。听说是个上海男知青，有些失望。碍于领导老婆姚主任的面子，同意明天来接人。

小郑不知怎么也知道了我要走，也想和我一起去路心，但被工宣队师傅劝阻了。姚主任帮我从厨房借了一辆小板车，嘱咐我回周岗取行李，快去快回。看着小郑在还屋里哭，我感到很无奈。多年来，我一直为此事感到惭愧，似乎是我抛弃了他。

推着小板车，我飞快地赶往周岗。从公社到周岗有二十多里路，途中有十几道沟坡，我每走过一个转弯点，就在路旁放个大土块做记号。我推车一路快跑，赶到周岗生产队小土屋时，己是黄昏时分。我拿行李放在小板车上，赶紧往公社赶。不多时，天色渐暗，我吃力地拉着装满行李的小板车，沿着路边大土块路标方向，一道沟一道坎地向公社赶路。待看到双桥镇时隐时现的灯火时，己经看不清路了。

进了公社大院，姚主任给我送来了食堂做的白面馍和咸菜。晚上，我就睡在工宣队师傅的脚后跟边。这一天，我跑得太累了。这一晚，我睡得好香！

　　三月，淮北大地晨雾弥漫，远处只有几个老乡背着粪篓，在路边拾狗粪。赶集的人还没来，许多摊位还空着。

我在食堂吃了个白馍，就在大院溜达，等着来人接。太阳爬上树稍时，装着化肥的刘庄马车来到公社，我急忙向姚主任，老王头和工宣队师傅道别，然后拿着行李上了马车。刘庄的贫下中农遇到上海知青显得很新奇，我们一边聊，一边奔向路心大队刘庄生产队。

除了我以外，路心大队已经接收了六个上海知青(五男一女)，加上蚌埠社会青年共有廿余人。刘庄队只有我一个上海知青，所以受到关爱也就更多。我被安排住在刘庄小河南畔麦场上的小土屋，吃饭就暂时安排在生产队会计文乐哥家搭伙。

刘庄队在路心大队属小姓氏队，一百多口人。主要种植红薯，大豆，小麦和棉花。冬天在淝水河边割芦苇，平时用来编蓆卖钱，经济条件还不错。我有了浙江投亲插队的磨练，有了淮北老乡的照顾，只剩好好劳动了。

　　上海知青刚到，各个生产队一片乱哄哄。公社“上山下乡办”每天都接到电话反映：有想家哭鼻的，有打群架的，有流窜吃喝的，有偷鸡摸狗的，有和女生住在一起的，还有将尿灌在别人热水瓶中的……。许多上海知识青年还处在苦恼，彷徨，胡闹……时，我因有浙江慈溪插队的经历，所以悄然过了思想关，生活关和劳动关。

我哪也不去，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只是天天出勤，早上，上午，下午甚至晚上，我都和老乡打成一片，在一起劳动生活。在老乡的教育下，我学会了拉车，赶车，锄草，起粪，撒粪，插薯苗，割小麦，……，似乎天天都换农具，什么农活都要干。农闲时，跟老乡一起牵着根粗绳“嗨吆唠喉”拉大车，农忙时，在麦田割麦，捆麦，装车，赶车。麦子收上来后，我就在麦场晒麦，翻麦，碾麦，扬麦，……烈日炎炎，汗流脊背，忙个不停。傍晚麦杆堆垛时，我总是站在垛上，麦杆越堆越高，最后堆成一个大面包，我才和老乡一起爬下来。然后再帮其他社员扛麦进仓。

每天的劳动很辛苦，也很充实。脸黑了，人也壮了。贫下中农关心我，爱护我，对我评价很好。大队和公社也一直表扬我，公社姚主任和老王头也很欣慰，好像我是他树的典型。当年我就被批准入团，还参加了公社和县“上山下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份子代表大会”。路心小学的老师，还把我的表现编成“记决心把青春献给农村的知识青年毛文达”短文，作为学校教材。怀远县知青工作慰问队到田头，竟认不出我是上海人，讲我一口标准蚌埠话，活像个蚌埠知识青年。

我天天出全勤，从三月到年底近十个月，竟挣得二仟多工分。全年扣除粮油花销后，我还分得五十二元现金。我一分钱也舍不得花，用红纸包好，想带回家给弟妹做压岁钱。我还将父母平时寄给我的生活费节省下来，买了许多花生米，麻油，老母鸡和鞭炮带回上海。

那年头，从安徽带回上海的农付产品管得很紧，对鞭炮危险品查得很严。我就把花生米装进用毛巾缝制的口袋里，像子弹袋一样围在腰上；将鞭炮装入塑料袋并塞进几只老母鸡的肚膛内，有时还将鞭炮藏在鞋底下。

每逢过年时节，大批知青扛箱背包回城，火车站里挤得人山人海。从北京到上海的快车没几班，蚌埠站是中途站，火车进站后只停几分钟。我是跑啊，挤啊，好不容易上了车，可连站脚的地方也没有。车厢里到处是人，行李架塞得满满的，没有坐票的旅客都铺张报纸睡在座椅下。过道上都站滿了人，挤得连路都不能走。记得那天夜里，我看到火车窗口边坐着一个穿军大衣的人，一边吃着糖水桔子，一边好奇地看着我们这些“知青农民工”。我就想：我也会有一天，能靠窗坐，能吃上糖水桔子。

第二年，队里让我参加棉花组劳动。我从育苗，移栽，打药，掐尖，摘棉到拔杆，全年就干棉花一件事。棉花打药是个累活，危险活。“1605”和“1509”都是剧毒农药，我得按比例稀释配制药水，二十多斤的喷雾器背在身上，来回在棉花苗垅中喷药。几个来回后，化纤裤膝盖处就湿透了。劳动休息时，老乡在田头吸烟，我待裤子吹干了又接着干活。我那条化纤裤当工作裤，也不懂洗。有次膝盖痒了，我抓破了皮肤，农药毒性就感染到膝盖肌肉。左腿膝盖红肿了，也没有什么药膏可涂，后来膝盖皮肤溃烂，看到了关节骨头。那时，左腿不能动，膝关节一动就疼的钻心，只能用双手扶着小橙挪腿走。过了好几个月，伤口才愈合，直今左膝盖处还落下个大疤痕。

　　在刘庄生产队，对我最关心和照顾的是会计刘文乐和队长刘文正。乐哥初中毕业，三十出头，有四个小孩。刚到刘庄时，队长见我人小要劳动，又要做饭太累了，先让我在乐哥家搭伙。生产队将我的粮油直接拨给乐哥。乐哥的朋友都是读书人，有小学教师，有赤脚医生。我在乐哥家吃饭，渐渐地也和他们成了好朋友，我常去小学或诊所拉呱聊天。农村的女人很辛苦，乐哥老婆除了洗衣，做饭，带孩子，还要下地劳动。她待我很好，从不要我动手帮忙。我在乐哥家吃现成的，每天红薯饼，豆面条，山芋稀饭……，也从不挑食，晚上还让我带一瓶热水回家。有时乐哥的几个朋友来串门，我也是座上客，跟他们喝上几盅，嚼上几粒花生，便是好口福了。他们几个喝酒划拳，就着花生米，豆干喝得特得劲。大嫂忙着做菜，小肉，豆角，薯叶，豆腐，做好了都往屋里送，给男人们吃喝，而她却带着四个孩子，在锅屋吃着残菜剩饭。我喜欢乐哥的几个小孩，上海带来或寄来的零食糖果经常给他们吃。

第二年回乡，我便自己开伙做饭。队长说仓库角随便扫扫，就够我吃的了。我的口粮基本上是白面，我又在屋后种了韭菜，扁豆等蔬菜，生活过得还可以。我还在厕所边种上芝麻，芝麻长得又高又壮，一平米地收获了五六斤黑芝麻。小屋的北面是小河，平时我在河边洗衣服，遇到洗床单，洗蚊帐时，就站在河中洗，还在河里游泳。麦场上的小屋原是生产队牲口草料房，用芦苇杆隔开后便给我居住。雨天息工时，我便和饲养员拉呱聊天，有时也帮着铡草，炒料……，帮着照料牲口。饲养员刘文豪和我处得很好，晚上，我们常到地里拔青毛豆，煮带壳毛豆吃；他常和我讲淮北的农村习俗和过去事情。最好笑的是，当年怀远县出了个铁道推石的英雄年四旺，那个时代他爸也成了英雄父亲，当了大队，公社和县革会付主任。那年记者采访年爸爸，要他说说过去的苦日子，他随口竟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事情。可见他老人家对自然灾害印象如此深刻；他喜欢开玩笑，有时边笑边推我，去看他饲的驴马……。他对我很关心，几次打百子，都是他给我压被捂汗，端水送药。我买了许多大枣，想加工成红枣带回上海，也都是他帮我早上拿到屋外晒干，晚上捧进屋内凉干。每当我回到小屋时，满屋子都弥漫着枣的甜香味。

全队的老小都对我不错，记得只有社员刘文弟曾训过我。那是抗旱保苗的大伏天，我在红薯垅边埋头拨秧，培土和浇水，文弟挑水从我边上走过，一不小心，水桶箍擦到我眉角，顿时眉毛处出血了，我也随口说了句“册那”，一句普通的上海话，他也不懂意思，引起文弟强烈不满，他狠狠地训了我一顿，吓得我下次再也不敢乱说了。

　　路心大队有九个上海知青，分在五个生产队劳动，加上蚌埠知青和社青，总共有二十多人。平时知青各自生活劳动，少有往来。只有每月一次知青学习，才在大队部小聚吹牛。

为加强知青管理，上面学吉林模式搞知青集中住宿，分队劳动。知青住在一起，劳动和做饭实行轮流制，矛盾多，搞了一段时间就停了。住在一起的时候，知青少不了有偷鸡摸狗的事，我一般不参与。有时大家去外大队看露天电影，夜归时，每个知青肩上都扛着个顺摘的大冬瓜；有时外面的小公鸡不知趣，误闯知青门，就有一名知青穿着游泳裤，靠门抽烟吓跑门外老乡，而其他知青在屋里忙着杀鸡，将鸡毛放进火灶，烹鸡改善伙食。

那时上海知青住在一起，一个姓王的知青在外公社打架伤了人。上面发话：只要小王一回队就报告。说实话，我不想他被抓，我希望他不要回队。结果他一直没有回队，直到人家伤好了，到次年春天才回来，上面也不追究了。

有一件事神奇而刺激，使我终身难解难忘。赵庄队上海知青小李，因个子矮小，人称“小猎狗”，因为常受其他知青欺负，所以他喜欢和我相处。七一年秋天，“小猎狗”小李从上海返皖，刚回农村，先到我处落脚休息。小李将上海带来的东西放在我桌上，便去老乡家送托带的胶鞋杂物。生产队的妇女孩子听说有上海知青回来了，纷纷前来看热闹。大家看到桌上有不少糖果糕点，特别高兴，都抢着品尝，我也拦不住。傍晚，小李还未回来，我就忙着和面做面条，往灶台添柴烧火。虽然火苗烤在身上，我还觉得身上寒意袭人，阵阵发抖，直觉告诉我要出事。我急忙起身，将邻居锅屋的菜刀放好，并叫知青小葛留下吃饭。同时，将小李寄在我处箱子里的刮刀拿走，藏到草堆下。晚上小李回来了，看到桌上的糖果少了，顿时燃起无名火，责怪我将糖果送了做人情。接着，便火气十足地翻起自己箱子找三角刮刀，看没找到后，顺手操起屋内菜刀向我砍来，由于有预感，我躲闪劈空。接着我与小李扭打夺刀，二人扑倒在床上，刀锋割破了床单。在小葛帮助下，我们夺下了小李手中的菜刀。小李哭了，估计有什么不顺心或委屈的事，我们仨人谁也不说话。吃过晚饭就早早休息了，小葛睡在中间将我俩隔开。这一夜，我没睡着……。第二天早上，我出早工回来，小李像啥事都没有发生过，和我打招呼，我也不提昨晚的那件事，像是从来没发生过一样。

　　路心小学的老师曾写过一篇“记把青春献给农村的知青毛文达”短文作为学校教材。但我并没想在农村扎根务农。早在浙江慈溪插队时，我就想当一名村小学教师，或在公路边螺丝厂里当一名工人。

在安徽淮北时，我曾有几次离开农村的机会。七二年春节刚过完，大队来电报说公社有招生名额，让我速归。我赶回公社，才知是县卫校招生培养护士。当时招生负责人只听公社介绍，说是有个优秀青年，也没问男女，就说“行”，通知我从上海赶回来。我回来后，招生负责人说不招男生当护士，公社要求能否当男护士长。此事我谢绝后，公社又让我参加县“农民通讯员”学习班，我也发了几篇稿子。

那年初夏，马鞍山钢铁公司招工。这是淮北第一次招工，很多人想去。我们大队刚来的一名上海女知青也想去，因她父亲是上海大国企领导，是通过关系把女儿从吉林转到安微。公社只好安慰她时间太短，下次再有机会。随后，通知我去领招工表格，我借了辆自行车去公社。待回队时天色已晚，我只能借着月光，沿着一条微亮道痕骑车回家。道路二旁是庄稼和河。现在想来也是后怕，要是晚上骑车落河怎么办！后来，传说上面讲什么全国吃商品粮超标，工资总额超标……，招工便停止了。

我们又回归原来的生活。

　　在淮北的生活和劳动，有阳光照耀得意的风光，也有乌云飘袭烦恼的时光。

七二年春，我在集市上买了二十只刚孵化的小鸡，托队里刘大爷放养。说好四六分成，我啥也不管，到时拿十二只鸡。小鸡散养，长得很快，到劳动节时，我就有童子鸡吃了。

那年夏天，因马鞍山钢铁公司招工。我怕回不了家，就托回沪避暑的“小猎狗”小李，将余下的八只鸡带回上海送到我家，并把其中三只鸡送给小李，作为酬劳。后来，那年招工流产了，我也没有走成。

初冬时节，我便和其他几位知青一同回上海。出发那天早上，葛林他们偷了老乡几只老母鸡，让老乡们在淝河渡口追截成功。我什么也没做，但“上海知青又偷鸡回家了”，“知青组长也一起参与偷鸡”……，一时在村里大队里传得沸沸扬扬。队里干部，社员也搞不清我做了什么，于是先进青年的形象一下子就粉碎了。

过完年，我回到队后，已感觉不一样。怀疑的目光，质疑的声音充斥身旁，我像犯了什么大错误，过着隔离审查的日子。同时，一连串坏事也接踵而来，发展入党的事停了，改选当团支部书记的事黄了，拟任大队革委会付主任的事也吹了。大队根据公社的要求，另择一名蚌埠女社青当大队革委会委员。

这段时间，我心情沉闷，情绪也低落，我只能用劳动解除烦恼，並写了不少愤忿之情的打油诗。那种时刻，我似乎明白知识份子受冤枉，受迫害的日子不好过。

好在时间不长，葛林一帮上海知青回来了，大队找他们调查了解当时的情况，才算还了我一个清白。

从此，我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

　　七二年底，福建莆田县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反映了其儿子上山下乡后生活上遇到困难。次年四月下旬，主席给李庆霖复信，寄去300元，并指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此后，随着毛主席给李庆霖复信的印发，全国都关注上山下乡现状。大队让我参加学习宣讲活动，我也乐意讲李庆霖的故事。

七三年邓小平复出后，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前两年开始实行的采取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试图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的制度。这年夏天，安徽高等院校招生除了评议推荐及审查复查外，还要进行语文，数学，理化三科的书面考试。

根据“自愿报名，群众推荐，文化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精神，我也报名了。听说全公社参加报名的下乡知青和农村青年有六，七百人。刘庄生产队全体社员也在“推荐书”上联名签字，一致推荐我报考上学。

我从文乐哥的朋友，路心小学魏老师处借来了复习资料。我花了三天时间，复习完初一的课程，第四天开始就自学初二，初三的数学，物理和化学。这段时间，队里也不要我上工，每天就做饭，看书，做习题，遇到不懂的地方就找魏老师辅导。

公社经评议，推荐及审查，共推荐六十多名考生去县中进行文化考试。在公社汽车站集合时，我看到上海知青有二十余人。记得有个邻大队的上海知青问我们“侬化合价懂伐？”，“侬分子式写得来伐？”，我们谁也没理他。

文化考试由地市出题，各县主持。考生只能选择学习文，医，理，工类别，至于进高等或中等学校由“招生办”考核而定，我报了医科。

由于有语文，数学，理化三门考试，访谈和体检，所以要在县中住上几天。县中这段时间特别热闹，整个大楼住满了各公社考生和带队干部，办公大楼墙上贴着全国各个院校在怀远县招生名额的佈告。我看到上海高等院校在怀远有八个招生名额，我们曾私下议论，谁有好运回上海读书。

文化考试的题目不太难，要求初中生用初中知识解题，高中生必须用高中知识解题。我似乎没有碰到什么难题，对错就不得而知。晚上还有“招生办”同志到寝室同大家谈话，我记得那天他问我们“你们下乡期间学马列吗？”，我说“学啊！”。“那学什么呢？”，我说“学共产党宣言”。“那共产党宣言讲了些什么？”，我只记得“共产党宣言”里有的一句很古怪且印象很深的话，就说“好像说有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那个同志似乎也知道这句话，就对我说“对，对，对”。但也有不顺利的考生，据说要他背毛主席诗词“七律.长征”，他背了二句就卡住了，要求唱“长征”歌词。在考生体检时，我眼睛近视，由于上次县卫校招生的一些医生帮助，我的体检全部“合格”。

三天文化考试结束后，我们从县城回到了生产队，又继续过着原来的劳动生活，谁也不知道招生结果怎么样？我为了防止上次马钢招工事情重演，也就不写信告诉父母关于考试的事情。我又跟老乡买了近百只大鸭蛋，用黄泥和盐腌制咸鸭蛋，准备打持久战，混到冬天回家。

不久，辽宁铁岭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林事件，全国高考又陷入激烈的爭论之中，招生进度变缓了。直到九月初，才有招生结果。我们公社有三名上海知青回上海读书，一个是上海师范学院政教系，一个是上海机械学院光机系，我是上海化工学院无机化工系。我也成了回上海读书的幸运儿，我太高兴了。但我没写信告诉父母，我想回上海后给他们一个惊喜，一份回报。

在我的心里，能离开农村，在当地工厂当工人，在当地学校做学生，己是幸福之极。如今，迟来的喜事从天而降，这是上苍的眷顾，也是奋斗的回报。我感谢淮北大地的养育，也感谢干部社员的关爱。

要离开刘庄生产队了，我将己经腌制的盐鸭蛋送给其他上海知青，将许多生活用品送给社员干部。临走前夜，我又买了许多酒菜，在文乐哥家中款待会计，队长，老师，医生和朋友。

那天，小河南畔来了许多老乡，他们在小屋前和我道别。会计文乐哥，队长文政哥还送来几斤花生米和二瓶麻油。当我坐上生产队的马车，和送别的老乡告别时，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这是感动，这是伤心，这也是一种幸福！

　　岁月蹉跎，青春无悔。 转眼五十年过去了，我已从毛头小伙变成了古稀老人。想当年：从乘白轮船，去浙江慈溪南征――投亲插队，抹忧泪向父母泣别；到坐绿车皮，赴安徽怀远北战――下乡插队，挥语录向父母笑别。四五年间的下乡情景历历在目，“南征北战”的生活故事时时浮现。我在写完浙江部分后，总想把安徽部分补上，从而完整地记录下乡经历。

我用手机写“美篇”。写写，停停，学学，改改，遇到生辟字就查字典。写故事也不用打草稿，因为它都在我的脑海里。

五十年前的我，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在农村的四，五年中干过好事，也做过错事，我不纠缠于孩时的善恶对错。只想写下真实的我，真实的经历，真实的历史。

今天，我完成了这份记载，并将它取名为“南征北战――我的下乡之路”。今天，我总算完成了一个夙愿，也算是给自己留下一份情愫，给后人留下一份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