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保卫工作生涯

向天一戈

  

  

       一九四0年初，我从上海到常州参加新四军，是地下党特科介绍的，在路上直接随交通员行动。部队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上海长江局情报部来的，并且是党员发展对象，所以从武南太（湖）、滆（湖）地区突围后，我就被发展入党了。在江抗二团一营当营部书记时，营特派员钱春生（戈克平）①发展我为锄奸網员。黄桥决战后，因钱在姜堰战斗中负伤，营里就暂时未配特派员。同年十月，部队一到海安，我就接到通知到团（已改编为苏北指挥部二纵九团）特派员卓飞同志处报到,当上了特派干事。
       那个时期，部队刚刚经古溪、姜堰、黄桥等战斗，江南来的老兵伤亡很大，部队的政治骨干比较少，加上部队补充俘虏兵较多，新兵逃跑的不少。尤其是出现了有组织的拖枪逃跑，引起了领导高度重视。我记得马甸战斗后，部队回到东台，一营有一个连一个晚上所有的岗哨全不见了，而且是携枪逃跑。所以那时特派员（特派干事）的工作重心就是巩固部队，防止逃亡，特别是有组织的逃跑，更不允许出现拖枪逃跑。哪个连队逃兵多，特派员就要到那个连队去。

       我记得有一次我随贺国华主任②到仇湖二营去，当时的营长是方铭③。二营营部住在一个乡绅家，那家有个女青年对营长很好，营长也表现也有些暧昧。贺主任前去就是为了了解这件事，我则主要到连队了解部队巩固情况。二营是在黄桥决战的最后阶段由江南赶回苏北的增援部队，对战场鼓舞很大。实际上这支部队也是刚刚组建的新部队，编为原江抗二团的二营。当时情况是从江南来的新兵，有不少逃回去了。我在汇报了解到的部队有不巩固的现象时，营长对我发了脾气，指责我们搞“特务活动”。其实我们都理解，一个部队的发展和巩固要有个过程，必须经过几次战斗和长途行军来锻炼部队，淘汰不坚定分子，使部队得到巩固。在那个年代，我们部队有个好风气，上级到下面去了解情况，首长或机关干部在回去前，必须向下级单位领导反馈情况，凡是回去要汇报的，都会给他们讲。不会当面讲一套，回去另讲一套。我后来才明白，方铭当时是借机发挥以表达对调查他男女关系问题的不满。

       一九四一年六月，我从二旅六团特派干事调旅政治部锄奸科当干事。我到旅部后，部队在串场河东岸八灶一带活动。日军进犯盐城后，我们就主要在串场河河西活动了。在这个期间，我又调到四团当特派干事。特派员是“白眉毛”贺梦仙，这是位经过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江西老表。这时我已经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在干事中文化比较高，平时也不乱说话，工作又很认真。特派员就比较信任我，经常听听意见，指定我写工作总结。一两个月后，特派员就调去学习了。团里郭猛政委找我谈话，叫我把特派员的工作管起来，还给我配了一个小彭干事和一个警卫班。

       过了不久，团部带一个营攻击伍佑。这个伍佑镇横跨在运河两岸。我随团部由东岸攻击，突破后俘虏了十余名伪军。再往前就是大石桥，桥对岸筑有碉堡，部队几次组织强攻都没得手，还伤亡不少人，指挥员十分激动，发誓非打下来不可。但南北两个方向的敌人沿河和公路来增援了，部队不得不撤出战斗，退到离伍佑十余里外的村庄休整。晚饭后接到情报说有敌情，部队要马上转移。我请示团首长，这里还有八九个俘虏怎么办，晚上行军靠警卫班这几个人怕是看不住，遇到什么情况就会发生逃亡。毕竟在游击战争情况下，部队的保密是第一位的，俘虏一旦跑了，可能会给部队带来威胁。团长政委简单一商量，就命令我：“你把这几个人处理了，一个都不要留！”这是我做锄奸保卫工作以来遇到的第一大案。团里没有特派员，我那时刚刚满二十岁，还有一个比我还年轻的干事。我接受任务后，就给警卫班布置下去，要他们马上准备处决场地，并且要保密。记得一共有八个俘虏，关押在一间房子里。我从年纪最大的开始问话，问明年龄籍贯和什么时候参加伪军后，就拉出去砍了脑袋。后面的人就知道自己的下场了，都是一副很害怕很绝望的样子。这期间，司令部不断派人来催促，问处理完了没有，部队等着要出发了，我还是坚持着一个一个问完再出去处决。叫到最后一个，我实在有些不忍心了。前面杀的都是老兵油子，是做过恶的，但这是个十六七岁的小鬼，问完话要推出去时，他一直回头看着我。快到门口时，我大叫“回来！”问他：“你愿意跟我们走吗？”他点点头。我就问战士，外面处理好了吗？告诉我已经弄好了，他们是一边行刑，一边掩埋，弄得很利索。我们就带着这个小鬼，随大部队出发了。这个小兵后来怎么安排的我记不清了。解放后，曾遇到二十四军（二旅是其前身）的同志，忘了是谁告诉我，说那个被特派员刀下留人的小鬼，仗打得很好，解放战争时期，就当到了团长，后来真想有机会同他见一面。我在执行处决俘虏这一错误命令时，思想上产生过激烈斗争。从当时军事环境看，带着俘虏行动确实有风险，不能保证俘虏不外逃，为了保证部队安全，这一命令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应该看到这其中也有用感情代替政策的因素。把没有打下伍佑，遭受较大伤亡的愤怒，迁怒于这几个俘虏。当时自己心里也就是隐隐觉得不太对头，我只是个小干事，战时必须服从命令，况且自己也很恨这些俘虏。现在看来，看押俘虏还是有办法的，将他们分散看管，一个连看两个，也就完了。但当时没想那么多，退一步讲，即使想到了也不敢讲。        那时部队在活动时，尤其靠近敌占区时，防特任务很重。特派员要审查过往人员，一到驻地就放出便衣哨。有人进来就审查，而且只准进，不准出。保守部队行动的秘密，这关系到部队的生存安危。我们的确碰到过从敌人那边过来的人，也抓住过我军开小差跑出来的人。从事保卫工作后，我最大的锻炼提高就是学会了观察人，从对方说话的口吻、语音，到装束、发型、走路姿势等细节来观察。比如看手上的老茧，当过兵的手是握枪的手，和农民的手就不一样。那时的审查就是从谈话讯问中找漏洞。在靠近敌占区的地方，发现可疑的人，既不放也不抓，留给当地乡保长，让他们做好人。部队带的向导，要到第二天我们开始新的行动后才放走。我们做的一切，就是首先要保证部队行动的安全。
       我在台北独立团当特派员时，大约在四三年底或四四年初，有一天我们接到报告，由大中集据点跑出来伪军谷正刚部的一名士兵，带了一支崭新的三八式步枪，找到垦区游击连投诚。团里命令速将人带到团部来，分区锄奸科也有指示，要认真查清其来历、投诚的动机和细节。那时我作为特派员手里已有一个执法班(警卫班)，我们还从一连收上来一柄日军指挥刀。这个“投诚”来的伪军被送来后，我马上开始审讯。当时台北根据地形势很好，独立团已发展到了四个主力连，另四个游击连也均充实到五六十人。根据地逐步向敌据点逼近，地方民主政权也日益巩固。县里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了“三三制“政权。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敌伪的重视，尤其是大中集，控制着大量棉田，那里商业很发达。过去伪军谷正刚一直很狂，我军对据点威胁不大，现在他们出来扫荡也不多。我就在考虑，为什么突然会有伪军带来一支新枪来投降？这是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从对面对面的观察看，这个人很精悍，两眼炯炯有神，对讯问的回答沉着，气质不像一个士兵，越发令人怀疑。在深入追问他是怎样逃出大中集的细节中，发现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最后他只得招认是谷正刚派来，企图打入我新四军，了解台北军事、政治情报。我们那时的斗争水平只能做到这一点，有疑问，有嫌疑，查清楚就处理，没有什么长线斗争的计划，更没有如今抗战剧里那些剧情。这个案子查清后，经团军政委员会讨论决定就地处决，并通报县委县政府。执行的地点就在团部驻地，那天下午，执法班将特务押了出来，班长要求用指挥刀砍，我同意了，并下令执行。这指挥刀还真锋利，一刀砍下去，脑袋就滚了好几步远。我们贴了布告，公布了特务的罪状，当晚部队就转移了。
      大概在四三年秋天，我还亲自枪毙过一个逃兵。那时分区转移到小海附近，一天我到分区锄奸科去办事，他们正在处理一名刚从江南抓回来的逃跑干部，这人还是作战科长茅健群的小舅子。在战时干部逃跑的后果很严重，会直接威胁到部队和地方党的安全，按规定必须镇压。我到时他们正要去处决，我自告奋勇去执行。 科长同意后，我们就把犯人带到村外，人犯背朝着我们跪着，在开枪前他还回头看了我一眼，我迅速扣动扳机，正中后脑，应声而倒。我那时年轻，既出于对叛徒的憎恨，也是因为好奇。
      保卫部门要担任部队成分的调查，那时苦于无档案，信息不灵通。调查只是凭反映，了解被调查对象说他去过何处，见过什么人，就是要想办法搞清他的来历，并根据当时的条件对某些人进行监控。如在根据地的通信上，部队经常通过某种关系，作为通讯地址。对审查对象就注意他们的通信往来，来信中有特定对象的要拆开检查，所以也学会了怎么拆信。
       回忆我从事保卫工作的年代，正值我军从国内革命战争转入民族解放战争，但保卫工作沿袭和继承了红军时期的做法。工作任务既要针对国民党对我党我军的敌视，还要应对日伪军对我军发展的破坏活动。我军当时正处在大发展时期，各类人员一起涌进来，日伪顽也会派遣特务打进我军，难免有鱼龙混杂的情况。还有收编改编的民间武装中不少人有土匪习气，缺乏政治信仰，有的是收编了又叛变。我们队伍中不免夹杂着一些政治投机分子，部队人员成分的情况很复杂。在整风审干中，就发现有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混进了共产党。所以当时把巩固部队，防止敌特破坏，作为保卫工作的第一要务，主要的工作是对部队进行防奸反特的教育。那时的工作方式，既要依靠群众，又搞的相当神秘化。比如建立“锄奸网”的组织，网员的发展对象要依靠连指导员推荐，但又不归指导员领导。在台北独立团时，又搞了“十人团”办法，每个连队要发展“十人团”，这时指导员可以同“十人团”联系了。，据说这也是红军时期的组织形式。一九四四年底，我从苏中党校出来，到苏中军区特务二团任保卫股长，这时候“十人团”就不再搞了。保卫部门还担负着审查干部的责任。整风运动中，凡经过学习的人都有一份审查材料，连排干部的材料都在我的公文箱里。一九四五年在富春江南萧山河上店，我军后方被日军偷袭，团组织股丢了好些档案文件。我们保卫股是靠挑夫陈家南才保全了干部档案。后来“三查三整”时，干部中有的交代了家庭历史问题，都只是保卫部门掌握。全国解放前，干部档案基本没有建立起来，有了也保存不下来。对干部的政治档案，基本上是在解放后才搞起来的。        我从一九四0年十月开始从事保卫（锄奸）工作，先后担任过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二纵九团、一师二旅六团、一师二旅锄奸科、一师二旅四团的特派干事，一师二旅四团二营、一营特派员，苏中军区台北独立团特派员，苏中军区特务二团、苏浙军区四纵十一支队、山东军区一纵一旅二团保卫股长，华东军区一纵一旅保卫科副科长等职务，直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师机关精简后，我在一纵一师政治部做了“七大干事”的头，从此离开了保卫工作岗位。上海战役后，军保卫部长丁公量④调任兵团保卫部长，我到嘉定军部办事时见到丁。他说你到军政治部来当保卫部长吧？我知道这是军里让他推荐接替人选，但是我婉言相拒了。
       数年的保卫（锄奸）工作的经历，使我深刻体会到战时部队保卫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亲身体验了在那个特定年代锄奸工作的艰巨性和神秘性，作为军队特殊战线上一员，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注释：
       ① 戈克平：原名钱懋根，1919年12月出生，浙江省嵊州市人。1937年8月参加革命，1939年4月入党，历任上海地下党交通员，新四军第六团战士，班长，排长，营特派员，团特派干事，特派员，保卫科长，保卫部长，建国后历任华野炮兵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南京军区炮兵政治部副主任，1964年任核工业部情报所党委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4年晋升大校军衔，2010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
      

      ②贺国华：1912年4月出生，江西省莲花县良坊下布村人。193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游击队大队长、莲花县委书记，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任新四军1支队营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江南指挥部新6团政治处主任，苏北指挥部2纵9团政治处主任、第1师2旅6团政治处主任、5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苏中军区第1军分区江都独立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苏浙军区第3军分区特务团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1纵队1旅3团团长、华野1纵1师副参谋长、3师副师长、三野20军60师副师长。新中国成立以后，历任三野20军60师副师长、58师副师长，华东军区公安16师副师长、师长，南京军区公安军副参谋长，江苏省军区盐城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0年3月1日，因病在南京逝世，享年68岁。

      ③方铭：1921年11月生，浙江宁波人。原名方文星。1938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第3路1支队连长、江抗2团连长，1支队2旅9团营长、1支队2旅6团营长、苏中军区2军分区特务营营长、特务2团参谋长、教导旅2团参谋长，1师4纵11支队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1纵1师1团参谋长、3团副团长、2团副团长，华野1纵1师2团团长、1师参谋长， 3野20军58师参谋长。建国后，历任空军陆战第1旅副旅长、陆战第1师副师长、陆战师(空降兵师)师长，空军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空降兵军副军长、空降兵军军长， 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空降兵军长。文革中，历任中共湖北省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武汉市革委会主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中共第九届候补中央委员。1964年4月晋升为空军少将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1年8月7日在武汉逝世。

       ④丁公量：浙江省定海县人。1921年10月生，1938年1月参加新四军，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教导总队锄奸干事，新四军1支队政治部特派员、新四军教导总队特派员，经历过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保卫科科长、敌工部部长、支队政治处主任、干部团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野1纵政治部保卫部长，三野20军58师172团政委，三野9兵团政治部保卫部长。抗美援朝期间，曾任中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板门店谈判代表团代表，后任遣返战俘办公室副主任。回国后历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60军181师政治委员。转业到地方工作后，任上海市科委副主任。文革后任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于2017年3月7日逝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