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晓军

  在建南的6年,我们部分经历了建南气田初探和详探期。

  1974年,秦始皇兵马俑横空出世之际,正值二次大上建南详细勘探高潮期。我们耳闻目睹,气矿职工在恶劣环境下自强不息艰苦创业。

  1974年5月18日,大雨倾盆,山洪爆发。在建13井,32505钻井队地质技术员陈盛孝,为抢救地质资料殉职。他是江汉油田第一个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优秀知识分子。

  建13井是我国首次发现石炭系气藏并获得工业气流的井,开采了40多年,如今依然是建南的功勋井、长寿井、产气大户。

  1976年2月,气矿团委来了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干事,叫黄为祥。因为都喜欢打篮球,我们几个同学和他成了球友。我们喜欢到他宿舍,看他滴滴答答发电报,听他讲参加“援越抗美”的战斗故事,以及在32164钻井队的火热生活。

  1980年10月10日,时任第二勘探开发指挥部(原建南气矿)团委副书记的黄为祥,为营救被洪水围困的土家族村民英勇牺牲。

  他是江汉油田第一个被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的职工。和黄为祥这样的英雄交往,对三观形成期的我们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成长助力。

  有人说石油工人,献了青春献子孙;却没有看到,石油工人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传统,正是因为言传身教、耳闻目染,才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所有的石油会战,从来不是一代人的拼搏战斗,而是两代甚至三代人的牺牲奉献。据我所知,就有赖全泰——赖淑珍——胡莹;徐釆同——徐福林——徐敬;郑家益——郑之群——朱舒;冯德春——冯玉良——冯晨等多家,是五十年拼搏,三代人奉献在建南。

  有一种奉献,叫石油娃的童年少年。两代人的牺牲奉献,包括随会战职工到处搬家的职工子女。他们以幼小的年纪,随时处在吉普赛人似的流动迁移,处在非常艰苦的生活及学习环境中。在大城市不少同龄人还只会撒娇的时候,他们已经懂得父辈为甩掉中国贫油论帽子做出的拼搏奉献,已经知道什么叫艰难困苦,已经在承担与他们那个年龄不符的磨砺和坎坷考验,已经在祖国的戈壁沙漠和深山荒原,为父辈安心找油找气奉献自己艰辛的童年少年。年幼的石油娃,同样是共和国石油事业的奉献者。这样一群如风穿行的少年石油娃,值得致敬!他们的故事,石油同样不会忘记。

  在建南气矿,有一批像陈盛孝、黄为祥等英雄人物一样的模范典型。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一线职工拼搏奉献的工作热情所感染,在学习之余,我们这些少年石油人也用自己独特方式,为建南气矿的开发出力。

  在学校的组织下,通过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等方式,为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促进建南和气矿友谊发展做贡献。

  班上赖淑武、王莲英、陶玉梅三个女同学,是很有文艺细胞的才女,舞跳得特别好。

  不但在学校文艺演出中挑大梁,而且还被建南气矿宣传队挑中,参加气矿职工文艺汇演和对外交流演出,为学校争得荣誉。

  我们班男队,作为校篮球队的主力,经常与机关、机修部、电测站、工程队、压裂大队等单位友谊比赛。还专门在教体育的王淑斌老师带领下,到利川县城和专业的青少年篮球队比赛学习。

在黄金学校,我们参加建南公社中小学篮球运动会,我作为全体参赛运动员代表上台发言。

  我们男女篮球队、武术队一行30人,由王淑斌、刘汉松老师带队,到中国黄连第一镇——箭竹溪公社比赛,受到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夹道欢迎;箭竹溪公社还送我们一面“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锦旗,感谢我们在促进建南和气矿友谊发展中所做出的积极努力。

  我们利用暑假,由刘汉松等老师指导,排练了民族集体舞《打起莲湘庆丰收》、三句半《四个老汉看放喷》,以及舞蹈歌唱、武术表演、器乐演奏等形式多样的节目。在矿部礼堂和工地为职工汇报演出后,由负责宣传队的刘汉松老师和负责武术队的王淑斌老师带队,马上去一线井队慰问。

  建南的钻井队基本上都是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里,分布比较散,一个井场与另一个井场要翻山越岭几十里,交通非常不方便,而且道路崎岖、泥泞不堪。

  我们跟随井队步伐,去32616、32518、3284等钻井队巡回演出,受到一线职工普遍欢迎。

  在距建南龙泉村王母山约2公里的井队,我们还听井队工人讲了山顶王母城的传说:相传古时候,王母娘娘在此山歇脚,看见土家族人居山寨住山洞,狩猎为生,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便亲自下山传授男耕女织技术。教土家族人学会耕田种地,织出西兰卡普(土花铺盖,是一种很漂亮的土家织锦),过上了幸福生活。

  她歇脚的山峰,每到王母娘娘生日时,紫气缭绕,霞光夺目。明洪武年间,后人为了铭记她的恩泽和祈求她的长久保佑,在山峰上修建寺庙,取名“王母城”。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也让我们忘记了一路上的颠簸和疲劳。

  建南盛产黄连等许多名贵中草药。暑假,我们组织义务奉献活动,为职工医院采草药。

  我们对中草药识别采挖知识的学习了解,主要是来自我们家的一本《常用中草药图谱》。这本文革期间出版的图谱,内附一半插页彩图,我们对照书中所画的图案按图索骥,识别中草药。

  建南山高林密,常有奇蛇出没。

  如 “猪儿蛇”,一尺长碗口粗 ,肥滚滚毒性大。还有“棒棒蛇”,像一根棍子,攻击时可直立行走,平时多卧伏,剧毒。为确保采药安全,我们查阅《常用中草药手册》知道,七叶一枝花是医治蛇伤圣药。

  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载歌曰:七叶一枝花,深山是我家,痈疽如遇者,一似手拈拿。我们邀请职工医院蔡医生,介绍医院需要的一些中草药相关知识。蔡医生告诉我们车前草名字的由来,还给我们讲部分中草药在生活中的实用功效。

  如:鱼腥草又叫折耳根,凉拌折耳根,是一道利尿解毒的小菜。白茅根生吃或泡水喝,具有抗菌、保肝等作用。

  初晓中草药皮毛知识,家住矿部的赖东升、张三荣、俞健、刘克达、王钦凤等十几个同学组成采药小分队;每人背一个背篓,扛一把小锄头,向矿部后面石穿山顶穿眼石进发。

  石穿山是一座聚宝之山,山上生长着黄连、杜仲、青蒿、野山药等名目繁多的名贵中药材。

  矿部的右侧,有一条在郁郁葱葱中时隐时现的小路,蜿蜒崎岖伸向远方,这是爬上穿眼石的必经之路。

  一路上,我们采到八角莲、板蓝根、贯叶连翘、蒲公英、七叶一枝花、鸡爪黄连、鱼腥草、白茅根、百合等中草药;还挖了不少可以乌发的何首乌,最大的有两三斤重。

  几个小时后爬到穿眼石时,每个人的背篓里已塞得满满当当。

  在怪石孤峰的石穿山山顶,是屹立亿万年的穿眼石。

  穿眼石是一个巨大的对穿石洞,望之如团月,海拨1704米,高约30米,宽约25米,可容纳一架直升飞机穿越,格外壮观。据地质学家介绍,建南以丹霞地貌为主,上亿万年地壳运动沧海桑田,地表青砂石断裂成悬崖峭壁,石壁下页岩风化垮塌,便形成了神奇独特的石洞地质景观。据利川县志同治版记载,武当开山祖师张三丰由鄂入川,曾路过建南穿眼石并题诗于璧。

  站在穿眼石洞孔,俯瞰建南风景,远山如黛,梯田层层;山风穿堂而过,爬山时的满头大汗尽收。穿眼石周围,山胡椒特别多,我们摘了不少治胃痛的山胡椒果,找背篓里的小空隙塞满。回来后,我们把采的草药,全部送给建南气矿职工医院。虽然一路辛苦疲惫,但能为一线叔叔阿姨们防病治病尽绵薄之力,心里特别高兴。

  有科学家认为,孩子长大以后的基本价值观,是在十四五岁以前,从所阅读的书籍和所经历的东西当中获得的。我们非常幸运,三观的形成期,偶遇了建南。

  那时候的建南,信息闭塞,没有电视,露天电影翻来覆去就那几部,文化生活枯燥单调。文革期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1973年6月工农兵大学生招生考试,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年底,又出了一个“反潮流英雄”黄帅。那个时候我们很可怜,正式场合,除了马列、毛选、鲁迅和小人书(也叫连环画),几乎无书可看。功课不多内容太浅,课余有大把的时间,特别容易蹉跎岁月、虚掷光阴。

  所幸的是,我的少年时光,是与书为伴的日子。这得益于我有一个喜欢看书的母亲。母亲是50年代初的大学生,一直鼓励我们开卷有益博览群书;即便是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那个年代,也不反对我们看一些名著性质的禁书,但仅限于在家看,以免生事端。

  家里没钱,书以借阅为主。同学或叔叔阿姨家有好书,定软缠硬磨借来一阅。班上喜欢看书的同学不少,碰到好书,我们经常以书易书。限期归还的书,必在被窝里打手电看得如醉如痴通宵达旦。《青春之歌》、《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等好多书,就是这样按时阅后归还的。

  在矿部图书馆,我看完了图书馆所有藏书,如《红岩》、《李自成》、《暴风骤雨》等,特别是鲁迅所有作品一篇不拉。我还通过各种渠道,秘密借阅了大量文革前出版的中外名著,受益终身。

  中国的有《红楼梦》等,外国的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约翰·克利斯朵夫》、《红与黑》、《战争与和平》、《哈姆雷特》、《静静的顿河》等。这些书当时是禁书,借来时纸张发黄,没有封面和结尾;偷偷地用报纸卷了,藏在书包里,带回家看。一书在手,别无他求。

  有人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盛行、书桌不易安放的年代,建南帮我们隔离了红尘纷扰,让我们在这片净土,安静地通过书本,打开了走出大山看世界的一扇窗,面对世俗的纷扰和人为的桎梏,内心淡然不再慌乱。

  那些年,同学中秘密流传的手抄本,如《第二次握手》、《一双红色绣花鞋》等,偷偷一阅,也受益匪浅。葡萄牙诗人安德拉德说:“生活就是用牙齿咬住一朵花成长”。对在建南与书为伴的时光,我始终念念不忘,因为虽然艰难,但它见证了我们生命最美好的精神成长。

  生命是一场无法回放的绝版电影。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唯一能回去的,只是存于心底的记忆和缺憾。

  1976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中国三位重要政治人物相继逝世,唐山大地震发生。这也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年,在这一年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班来说,也剧烈变化的一年。1976年6月份,江汉油田招工,原本50多人的教室,慢慢只剩下十几个同学。这一突发事件,使我们班唯一可能的初中毕业大合影,成了我们今生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凝视只有十几个同学的高中毕业照,心总是感到一种莫名的锥痛。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好想和意气风发的少年同学们,永远定格在1976年的黑白大合影,任凭时光飞逝花开花落,永远记住彼此清纯美俊的脸。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逐步开始有书可读。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 《人民文学》第一期发表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我们终于在高中的最后两年,名正言顺如饥似渴地以学为主,学到了以前无法企望的文化知识。

  1978年,6年来,我第一次走出建南的崇山峻岭。

  东方红号轮船驶出长江三峡西陵峡峡口时,突然一马平川天高云淡,也开启了我们对建南的漫长眷恋。

  小小少年恰如风,以梦为马在建南;从童心未泯,走向三观初现;从懵懂无知,迎来生命中的第一次破茧成蝶。建南特有的艰苦环境,对我们恰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磨砺和淬火;培养了我们坚韧不拔、乐观向上的毅力和正能量心态。

  那些不期而遇的艰难,支撑了我们百折不挠的勇敢。有建南这碗艰难困苦酒垫底,坎坷再曲折也是一马平川;有建南这段世外桃源开卷有益,终身学习手不释卷。

  41年弹指一挥间,不管是否去而复返,建南,始终让我们魂牵梦绕割舍不断。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建南却在,心底最深处。

  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

  愿以此文,对我们深爱过的建南,说声再见。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