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妈妈

若愚无言

　　妈妈是在1974年的五一节前病逝的，已经整整45个年头了。

妈妈去世那天的情景，至今我也不能忘记。那一天，我正在学校里上政治课，课的内容是学习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文件。那些天我就总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心里头老像是悬起来了似的，没着没落的，总感觉到要出什么事，想回家，学校又不给假。政治课的内容我是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思想一直在溜号。

忽然，教室的门开了，我们“冷加工”教研室主任将政治老师叫到门口，嘀嘀咕咕地讲了几句什么

回过头来，政治老师快步走到我跟前：“主任有事找你”。

我的心猛地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就要成为现实了，几天以前，在家吃晚饭的时候，爸爸已经对我们兄妹几个打过招呼，说是妈妈的病情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当时我们几个默默无语，心中暗暗地为母亲祈祷着。可是没有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

我是怎么离开座位的，怎么到的门口，都记不得了。只记得，在门口主任对我说：“快回家吧，你母亲可能不行了。”我谢过主任，径直跑到车站，从学校到三台子在当时要倒三趟车，17路汽车倒15路汽车，再倒6路无轨电车。由于不是上下班时间，乘车很顺利，很快就到了242医院。

当我赶到呼吸科妈妈住的病房时，病床已经是空空的，上面铺着洁白的床单。我感到窒息，仿佛周围的空气已经凝固了，但我还怀着一线希望，问邻床的阿姨：“我妈妈去哪了”？

那位阿姨伤心地告诉我说：“孩子，你怎么才来呀，你妈妈已经走了，送到‘太平房’去了”。

太平房就是停尸间。我立刻感到仿佛是天塌下来了一般，五雷轰顶一样。泪水夺眶而出 ，妈妈没了，我再也没有妈妈了，我成了没妈的孩子了。马上我就要挣钱了，可是妈妈永远也花不着我的钱了，我想孝敬妈妈也没机会了。

我像疯了一样，怎么到的停尸间 我全然不知，当时的停尸间，非常小，说是停尸间，其实就是一间空房子，里边用砖头砌了一个水泥台子，尸体都放在台子上。我妈妈孤零零地躺在那里，身上盖着雪白雪白的床单，我站在妈妈的身边，放声痛哭了一场。

第三天，妈妈的追悼会在文官屯殡仪馆举行，当时的运输科革命委员会用一辆十轮大卡车拉着妈妈的灵柩，我们兄妹几个分坐在灵柩的两边护送着妈妈到文官屯殡仪馆。

当妈妈的遗体被送入火化炉内的一瞬间，我们兄妹几个那真是撕心裂肺，就那么一把火，将生我们，养我们，抚育我们的敬爱的妈妈吞噬了，将一个爱我们疼我们的敬爱的妈妈给夺走了，无论如何我们也接受不了这一残酷的事实，我们几个号啕大哭，哭我们命运的不幸，哭我们的将来的不可预测。

从殡仪馆回来的路上，我们不断地回头，望着妈妈最后路过的地方，妈妈生前的一件件往事，清晰的映入脑海。

　　妈妈叫周桂英，生于1929年的农历十月初十，（我查过万年历，1929年的农历十月初十是阳历的11月10日）属蛇。在姥姥家的女孩中排行第二。在姥姥家的姊妹中，妈妈是最漂亮的一个，也是最勤劳的一个。

妈妈的手很巧，你是说裁剪，缝纫那是手到擒来。只要有衣服样子，鞋样子，她都能照葫芦画瓢地给你做出来，不带差样的，为了做衣服，妈妈省吃俭用了好几年，攒钱买了一台上海产的“飞人”牌缝纫机。那些年，我老姨家，三舅家四舅家大人孩子的衣服裤子，我妈妈没少给他们做。当年，老姨在“东北灯泡厂”上班，没工夫收拾家务，一到星期礼拜，老姨就把家里该缝的该补的，都拿过来让妈妈给做，就连家里的被衬都是妈妈给绷上的。妈妈去世以后，老姨不会绷被衬，她倒是很聪明，用四个别针把被衬别到被子上。老姨后来说，每到那个时候，她是真想我妈妈。

妈妈没有文化，认识的几个字，还是爸爸在朝鲜打仗的时候，住在奶奶家那昝参加村子里办的扫盲班学的。妈妈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学过的字几乎是过目不忘，妈妈自己就老是夸自己，说要不是姥爷当年家里穷，要不是姥爷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妈妈我要是上过学，那我现在起码是一个教师。

妈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好强，眼里不容沙子。由于她的这种性格，我小的时候，没少挨她打 。记得有一回，我上厕所大便，北屋老李家的大小子要小便，（那时候我们家住的是两家一个厨房的宿舍）将正在拉屎的我给拽了出来 ，搞得我拉了一裤子。本来在这件事情上，我是被人家欺负的，是受委屈的，妈妈也感到自己的孩子受了气，心里头窝了一股无名火，可是对方是个小孩子 ，又不能说什么，结果，妈妈将一肚子的火气全发到我的身上，劈头盖脸地暴打我一顿，打完了不说，还让我面向墙跪了两个多小时。小时候我很淘气，不是把人家的花给弄折了，就是把人家刚打的煤坯给踩了，弄得人家不断地找上门来告状，只要一有人告状，我就得挨一顿打。罚一次跪。反正这么说吧，小时候，我是没少挨打就是了。

虽然小时候妈妈没少打我，但是她还是很心疼我的，每当我过生日的时候都给我煮一个鸡蛋，这在今天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可是在那个年月确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买鸡蛋得要鸡蛋票不说，每个月每户也就一斤左右的份额，鸡蛋在那个年月几乎成了稀罕物。

我下乡插队的那几年，每次回家妈妈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搞一些好吃的给我改善生活。记得有一年我回家过春节，闲着没事时，我跟妈妈将我在农村的所见所闻东拉西扯地讲给妈妈听，特别讲了我们青年点大家伙吃了一个猪脑汁的故事。由于连续几个月没能吃到荤腥，正巧赶上生产队杀了一头猪，我们青年点也分到一份，同时，当时的辛队长特意将猪头也搭给了我们（就那么一只猪头，给社员也是实在不好分）。我们把猪头烀熟了以后，将能吃的都吃了，最后，就剩下猪脑汁了，我们几个从来也没吃过这种东西，不知道这猪脑汁是个什么滋味。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们拿着匙子舀起那白乎乎，粘糊糊的猪脑汁送到嘴里，还别说，真得很好吃。于是几个人你一匙我一匙，不一会儿，一个猪头的猪脑汁就让我们几个给吃了个精光，而且还有点儿意犹未尽的感觉。

妈妈听了以后，脸上现出一种酸楚的表情。接着，她用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肉票买了两个猪头，把两个猪头的脑汁都给做熟了，端到我的跟前，说是让我吃个够，可是我只吃了几口，就再也吃不下去了，全然没有了在农村青年点吃猪脑汁的感觉。

但是，妈妈对却自己却很刻薄，每次家里吃鱼，妈妈总是把鱼身上最好的部位给爸爸和我们吃，她自己只吃鱼头，并且解释说她就是爱吃鱼头，说鱼头有嚼头。那时我们也是实在太小了，根本不懂得大人的心理，还天真地以为妈妈真的是爱吃鱼头呢！以至于以后每当吃鱼的时候，我们都争着把鱼头端到妈妈的跟前，生怕妈妈吃不到她的最爱。无知的我们，哪里知道其实她是把好的部分让给我们吃，她是在委屈自己，是心疼我们。

妈妈的烹调手艺不错，特别是烙饼的手艺更是叫绝，每当大舅家的表姐表妹表弟来做客的时候，总是吵着让妈妈给他们烙饼吃，吃完饼，还得带几张回家给姥姥吃。

妈妈一共生了五个孩子，我是长子，下面有三个妹妹，本来还应该有一个弟弟，叫永凯，不幸的是他在一岁的时候得了麻疹，由于国家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药品奇缺，当时如果能有几支青霉素的话，我那可怜的弟弟也不至于离开我们。

弟弟的夭折，妈妈悲痛了好一阵子，一直到老妹妹出世，她才缓过劲来，可是好景不长，老妹妹在六个月大的时候 ，不幸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妈妈带老妹妹在“南八条”传染病院住了好长时间的院 ，最终也没治好老妹妹的病，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差 。

妈妈的病是在1964年开始发现的，当时爸爸在哈尔滨搞“四清”（那年头的运动是一个接着一个），常年不在家，妈妈每天的下午都发烧，冒虚汗，邻居阿姨劝她去医院看大夫，她就是不去，一直拖到爸爸从哈尔滨回来，才去医院看病，结果一检查，是肺结核，让她住院，她就是不同意，后来大夫讲，这种病的传染性很强，为了你的孩子，你必须住院，别无选择。到了这个份儿上，妈妈才不得已住了一段时间的院。当病情稍微稳定下来以后，便出院了。出院以后，就一直在吃药，直到逝世为止。妈妈在有病期间，特别注意餐具的隔离，生怕我们被传染上。她的碗筷都是单洗单放，她吃剩的食物从来不让我们吃，或者是爸爸吃，或者扔掉。正因为如此，我们兄妹四个没有一个被传染上肺结核。

为了让妈妈能够静下心来养病，1965的年春天，爸爸将妈妈和老妹妹送到锦州大姨家，那时候，大姨住在锦县王家窝棚，王家窝棚是个渔村，大姨夫是个渔民，经常出海打鱼。著名的风景区“笔架山”就在大姨家的南面不远的地方，也就是两三里地的样子。

妈妈在锦州的那一段日子心情特别好。人站在海岸边上，眺望着碧波荡漾的大海，心胸顿时开阔，一切烦恼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往处远看，水天一线，往近处瞧，山海相连。在大自然面前，人是那么的渺小，但是人的心却能装下整个海洋，甚至整个宇宙。一有闲暇时间，妈妈就带着老妹妹到“笔架山”去玩。当时的“笔架山”还没有开发成风景区，山上的古迹一点儿也没遭到毁坏，笔架山上到处是石头制成的楼台、庙宇，门、窗、桌、椅统统都是石头做的，庙里供奉的各路神仙也都是石头做的，而且做工相当精细，可见在古时候工匠们的手艺是何等的精湛，高超。笔架山的另一个神奇之处，就是它独有的“神路”。当涨潮的时候，神路深深地淹没在海水下面，一旦潮水退去，“神路”就奇迹般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神路”由大小不一的鹅卵石构成，从岸边弯弯曲曲直通笔架山脚下，人们可以轻松地沿着“神路”步行走到笔架山上。在王家窝棚期间，妈妈不止一次到过“笔架山”，山上的每一处庙宇，每一座道观，她都一一拜访过，一则求神灵保佑一家人的平安，二则，利用这一段难得的机会，好好享受一下美好的人生。

但是，神灵并没有保佑我们一家人的平安。

妈妈得病前后一共是十年的时间，这十年，可以说是苦难的十年，1964年妈妈得病，1966年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的浩劫就开始了。先是爸爸被批斗，接着是我上山下乡到昌图，一去就是四年，家里经济条件越来越不好，妈妈的营养根本就谈不上，再加上担心爸爸，惦记我。造反派又三天两头到家里来抄家，弄得成天人心惶惶的。妈妈的病于是就每况愈下，越来越重。

这十年，中国的经济状况也是每况愈下，从三年自然灾害开始算起，到妈妈去世十年后的1985年为止，中国人在境内购买任何物品，除了付人民币以外还，必须加付另一种凭证——票券。那年头，买鞋要鞋票，买布要布票，买粮要粮票，甚至买一盒火柴，买一包香烟，买一块豆腐，都得要票。这么说吧，买轻工产品，要工业券，买副食品，要副食券，什么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仅仅有钱你是买不来的，必须得有票券。妈妈在病中，想吃苹果，就得先到242医院的医务科开诊断书，再到中街一个专门指定的水果商店购买，蔫蔫巴巴的烂苹果，却只能买五斤。想吃点肉鱼什么的，也得想办法掏换点票券。否则否你就是再有钱你也买不着东西。在这样一个不尽人意的环境下，妈妈的病能好得了吗？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全国上下掀起“破四旧，立四新”的狂潮，在红卫兵的眼睛里，到处都有四旧，什么老的旧的商店字号，什么历史古迹，什么过去的发式等等，那是一个狂热的时代，一个歇斯底里的时代，就好像一股股污泥浊水汇成滚滚泥石流，荡涤着神州大地。

从没念过书的妈妈处在茫然中，这个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是怎么的了？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家里有没有能够与“四旧”沾点儿边儿的东西？想一想，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四旧”一类的。最后她的目光聚焦到我积攒下来的书籍上面。小时候，我特别喜欢书籍，平日里的零花钱节省下来几乎都用来买书了，再加上从小学一年级起到中学使用过的课本，甚至一些用过的笔记，都保存得完整不缺，我买的书籍内容广泛，其中当属科普类的居多，故事书也有一些。所有的书籍统统都放在一个纸壳箱子里。妈妈当时也是考虑再三，最后一咬牙，把所有的书都给卖了。妈妈卖这些东西的时候，恰巧我在乡下爷爷奶奶家，我如果在家的话，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妈妈把书卖掉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妈妈的做法是对的。在爸爸被隔离审查的那一段黑暗日子里，造反派无休止地到家来翻腾，少了这些东西也就少了许多的麻烦，可是有一样东西妈妈没有料到，那就是爸爸的军功章，各个战役的纪念章，一个不剩地都让造反派给抄走了，至今都不见个踪影。还有几样东西，也险些给爸爸带来麻烦。我在小时候特别喜欢无线电，早在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迷上了矿石收音机，整天摆弄线圈、电容、耳机之类的东西，后来又自己组装半导体，什么再生式、来复式、超外差式，反正这么说吧，我自己攒下的零用钱几乎都用来买半导体零件了，为了能省下几个钱买半导体零件，我和几个同学到市内都是徒步去，从来都不坐车。临下乡前夕，我把所有的无线电零件用纸包好，收藏在一个角落里，同时收藏在一起的还有一张爸爸早年保留下来的朝鲜战争敌我双方态势图。就是这些东西，被造反派发现了以后，如获至宝，有耳机子，有无线电零件，还有地图。简直是战果辉煌，挖出了一个埋藏极深的大特务！当时，造反派就要将这些东西拿走，妈妈是高低不让，据理力争，说这是我儿子的东西，你们要是拿走的话，别说我跟你们拼命。造反派见状，也有些无可奈何，最后，有一个女造反派动了恻隐之心，说服造反派的头头，“那是孩子的玩具，不是什么发报机”，将东西好歹是给留下了。这段经历，妈妈一直引以为自豪，日后，她不止一次的眉飞色舞地描述她与造反派据理力争欢畅淋漓，她那一副胜利者的骄傲神态，真是让人永远也忘不了。

文革期间，环境是那么的艰苦，一家人的身心都受到极大的创伤，妈妈都挺过来了。1972春天年爸爸的冤案获得平反昭雪，并恢复了工作，按说，妈妈的病也该好了。可是偏偏天不随人意，妈妈的病却急剧恶化，不得不又住进了医院。而这一住进去，就再也没有出来。妈妈住院期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相当的不好，简直就是入不敷出，每个月都得借钱，爸爸每月一开资，老妹妹就得将上个月跟别人家借的钱先还上，到了这个月的中旬，老妹妹就又得去跟别人家去借。这种窘况一直延续到妈妈去世。

妈妈去世的第三年，我用一个月的收入，买了一些点心和白酒，和婶婶一同回到故乡，分别到几个本家族的叔叔大爷家，探讨将妈妈的骨灰埋葬的家族坟茔地的事情。叔叔大爷们都说将妈妈的骨灰埋到本家的坟茔地，是无可厚非的事，是理所当然的事。

转过天来，三舅求了一辆客车，我们兄妹四人连同舅舅、叔叔婶婶、姑姑等将妈妈的骨灰护送回老家的坟茔地，记得当时也是春天，乡亲们正忙着种地，老远的看见我们的汽车到了村口，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赶到我们家的坟茔地里来，帮助我们下葬。由于当时提倡深葬，所以妈妈的墓地没有起坟头，我只能凭着记忆，记住妈妈深葬的位置，事情过去将近五十年了，埋葬妈妈的位置，我依然能找得到。因为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地方，在我心里，妈妈永远活着。

爸爸赴朝回国后，在四平郭家店军人疗养院疗养期间，妈妈和我与爸爸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