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郯城“九相之都”的由来

丛中笑

作者 郯城县美澳学校 乔闪

　　宰相，亦称宰辅，宰是主宰、主持，相是辅助、辅佐。商朝成汤任用伊尹为相，周文王封周公为太宰，后世就将太宰和相合称为“宰相”。因此，在古代中国，宰相泛指总揽国事、辅佐君王的政府官员，号称“百官之长”。在封建时代官僚等级里，是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

　　宰相，一直都是位高权重的存在，但在历朝历代职衔有虚有实，称谓有所不同，主要包括：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丞相、相国、三公（西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东汉：太尉、司徒、司空），隋唐宋元时期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中书令、门下侍中、尚书令）以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左丞相、右丞相，明清时期的内阁大学士，清朝末年的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等。

　　据《二十四史》记载，从秦代到清代，近两千年间，中国历史上共有1503人先后拜相，有明确籍贯记载的1269人，有籍贯可考的1037人。其中，就朝代而言，秦朝宰相最少，5人；唐朝最多，373人。就地域分布来说，河南宰相220人，陕西127人，山东走出了120位宰相，河北则是115人——这四省宰相的总数为582人，占全国宰相总数的一半以上。

　　“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汉书·赵充国传赞》）古代谚语就说：“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后汉书·虞诩传》）。不过那时的山东范围更大，是指函谷关以东地区。齐鲁大地，是中国历史上出名臣将相最多的省份之一，自古便出贤相，伊尹、管仲、晏婴、诸葛亮、王猛、王导、房玄龄等历史上最著名的贤相，都是山东人。正所谓“山东安，天下安”。

　　《汉书·地理志下》：“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自昭宣时期到西汉末年，历代丞相中，齐、鲁、东海人多达11人，12人次，人数占52．38%。班固分析原因说，主要是因为：“其民好学，上（尚）礼仪，重廉耻”，这也有力说明了儒学对政治生活影响之深刻。这种文化气氛一直传承,所以才有汉兴以来的文化强势,发育了很多的文化大家族和经济大家族。南朝的几个朝代,东晋前期基本上就是琅琊王氏的天下；到了刘宋，东海徐氏的势力又如日中天；再到齐梁,又是兰陵萧氏的天下。

　　 琅琊王氏，素有“华夏首望”之称。开基于两汉时期的琅琊（今山东省临沂市），鼎盛于魏晋时期，是中古时期中原最具代表性的名门望族、簪缨世家，当时百姓称“王与马，共天下”（东晋时期琅琊王氏家族与司马氏皇室力量势均力敌，甚至过之），琅琊王氏进入极盛时期，南朝以后走向衰弱。《二十四史》中记载，从东汉至明清1700多年间，琅琊王氏共培养出了以王吉、王导等人为代表的35位宰相。

　　兰陵萧氏，是中国古代著名家族、顶级门阀之一，号称“千年世家”。萧氏开基于东海郡兰陵县（今临沂市兰陵县，汉代东海郡治所在郯城），以儒学传家，数代不辍。萧氏家族从西汉宣帝时期大臣、太子太傅、位列三公的萧望之开始，到东晋末年已经显贵于天下，建立了齐、梁两朝，直至唐朝末期五代十国时，才与天下世家一起走向衰落。

　　所谓“两朝天子，九萧宰相”，是说南朝的齐、梁王朝都是由兰陵萧氏家族建立，先后出了21位皇帝，另有30多位宰相：萧思话、萧缅、萧嶷、萧嵩、萧晔、萧子良、萧锵、萧铄、萧子懋、萧子明、萧钧、萧铉、萧昭粲、萧坦之、萧惠休、萧遥光、萧颖胄、萧秀、萧憺、萧宏、萧樽、萧伟、萧纶、萧渊藻、萧会理、萧恪、萧业、萧范、萧宝义、萧宝源、萧欣和萧摩柯。昭明太子萧统为后世留下了著名的《昭明文选》，更是将兰陵萧氏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推向了颠峰。萧氏一门称得上人才辈出，贵不可言。萧梁旧臣、北周著名诗人庾信誉之为“派别天潢，支分若木”（《故周大将义兴公萧公墓志铭》）。

　　因萧皇后之故，兰陵萧氏成为隋朝外戚，满门显贵。到了唐朝，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兰陵萧氏出了10位宰相。其中，萧岿一支更是有8人入相，史称“八叶宰相”。萧瑀、萧华、萧俯、萧仿、萧复、萧遘，均有刚直鲠正之名。萧瑀在隋末动乱中归附李渊，在武德、贞观两朝都担任过宰相。故欧阳修、宋祁《新唐书·萧瑀传》末盛赞兰陵萧氏：“名德相望，与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之”。 大文豪苏东坡也赞道：“摇毫欲作衣冠表，成事终当继八萧”。

　　据陈国生《论我国古代宰相籍贯分布规律及其形成原因》一文考证：“山东宰相集中分布在郯城、枣庄、武城三地。”（载《内江师范学院学报》19卷第4期）。这个说法虽不严谨，也间接证明了古代郯城出宰相之多。

　　根据史书记载，古代郯城曾出过9位宰相级别的官员，其中，西汉2位——于定国、薛宣，东汉2位——陈耽、刘虞，魏晋南北朝时5位——王朗、王雅、徐羡之、徐孝嗣、徐勉。所以，郯城又被称为“九相之都”。根据史料记载，这九位宰相的事迹大致如下。

　　一、于定国（前111-前40），字曼倩，东海郡郯县（今山东省郯城县）人，西汉汉宣帝 、汉元帝时任丞相，在位时间为8年（前51—前43）。

他的父亲于公，曾任县狱史、郡决曹等官职，判案公平，那些触犯法网而被于公依法判刑的人，没有因不服而心怀怨恨的。郡中百姓都很敬重于公，为他建立了生祠，称作“于公祠”。于公在修建自家房屋时，笑着对工匠们说：“我治狱判案从未有过冤案，将来子孙中必定会有昌盛显贵者，有请你们把我家的闾门修建得高高大大，以便让高车驷马都能通过。”

于定国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法律，深受其办案思想熏陶。父亲死后，他也担任过狱史、郡决曹等基层官职，声誉渐高，升任廷尉史，并被推选与御史中丞从事（汉置,为御史中丞的属官）一起办理谋反者的案件。因才智出众、办案有方，受到汉昭帝的器重，被调到京城，擢升为侍御史、御史中丞。

元平元年(前74)，汉昭帝驾崩后，因无子，昌邑王刘贺(前92-前59)被拥立为帝，在位仅27天，因荒淫无度、不理朝政而被废为海昏侯,史称汉废帝。刘贺的正室叫严罗敷，尽管严罗敷的祖父严延年同于定国是老乡，他也曾毅然上疏劝谏，指责刘贺。（严延年，生卒年不详，字次卿，东海郡下邳县即今江苏睢宁人 ，西汉酷吏。少习法律，初任郡吏，后历任御史属官、侍御史、御史掾、涿郡太守等职。他执法严峻、苛刻、残暴，后因遭人弹劾举报，以诽谤朝政之罪，处以弃市刑罚。他担任河南太守时，母亲从老家赶来，打算与儿子一起行腊祭礼。刚到洛阳，就碰上他处决囚犯，他母亲很震惊，斥责他应当以仁爱之心教化百姓，以使百姓安宁，不能靠动用刑罚、大肆杀人来建立威信。祭祀完毕后，他母亲对严延年说：“苍天在上，明察秋毫，岂有乱杀人而不遭报应的?我要回到东方的家乡去，为你准备好葬身之地”。此为“严母扫墓”的典故，见《汉书卷九十·酷吏传·严延年传》）

大将军霍光另立汉武帝曾孙刘询为皇帝，是为汉宣帝。汉宣帝即位后，霍光上奏建议：凡是当时曾规谏过刘贺的大臣都应提升官职，于定国因此荣任光禄大夫（掌管顾问应对），加授平尚书事（参与评议论决尚书政事,为机密要职），受到特别重用。几年后，他又被破格提升为水衡都尉（主掌皇室财政的官吏）、廷尉（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吏），位列九卿之一。

在决狱断案中，于定国秉承父亲的办案作风，执法公正，量刑得当。不管是当朝权贵，还是平民百姓，或者是鳏寡孤独，只要是案子有疑点，他都一视同仁。尤其是他长期在基层做司法工作，对郡县情况很熟悉，精通法律条文，见多识广，因而办案明快，对一些疑难案件也是剖决如流。他还有个绝活，就是喜欢喝酒，而且喝几石酒之后仍然思维不乱，精神倍增，绝不会影响工作，堪称海量。在寒冬腊月时，他总是先喝酒再办案，喝完酒审查评议案件更加精细明察，与“李白斗酒诗百篇”有一拼，也算是官场一奇。他量刑时主张宽平，执法审慎，同情弱者，遇疑从轻，朝廷上下一致认为，只要是于定国负责断案，便可以消除蒙受冤屈的顾虑。他担任廷尉18年，时人有“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为不冤”的普遍赞誉。张释之（生卒年月不详），字季，是汉文帝时期著名法律家、最高法官，以执法公正不阿闻名。汉景帝即位后，因张释之曾弹劾时为太子的景帝“过司马门不下车”（当时连汉文帝也不得不摘下帽子来陪罪），将他谪为淮南国的国相。把他们两人相提并论，可见人们对于定国评价之高。

于定国身居高位后，仍谦虚好学，曾拜师学习《春秋》等典籍，亲自手执经书，面向北而行弟子叩拜之礼。尤其敬重那些精通经术、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分高贵卑贱，即使是徒步来拜访交流的，他都能做到以礼相待，尊崇备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汉宣帝甘露二年（257）他升任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次年，丞相黄霸死后，于定国接任，被封为西平侯。汉元帝刘奭(shì)(前74-前33)继位后，对于定国十分敬重。于定国和御史大夫陈万年一起合作处理政务8年时间，国家较为安定。

永光元年（前43），适逢灾异，春霜夏寒，同时因为流民、盗贼、选拔官吏等问题，屡次受到皇帝责备。按照当时的认知水平和官场惯例，大家都把责任和怨气归结到了朝廷主要执政高官身上。于定国感到自己年事已高，已不能继续在朝廷里履职尽责了，先后几次上书谢罪、自劾，最后以体弱多病为由，坚决辞去了丞相职务。和于定国一起引咎辞职的还有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等。于是，汉元帝赐予于定国安车驷马、黄金60斤还乡。他72岁时病逝，谥号安侯。其子于永，以孝传闻于当世，官至御史大夫。

      （据《汉书卷七十一·隽疏于薛平彭传》）

　　二、薛宣，字赣君，生卒年不详，东海郡郯县（今山东郯城）人，敬武公主的丈夫。他年少时担任廷尉文书的佐吏、都船监狱的狱吏。后来大司农在下级官吏中选拔清廉官吏时，薛宣补任不其县丞。琅琊郡太守赵贡巡视下属各县，看到薛宣，很欣赏他的才能，让他随从巡视下属各县，回到郡府，令妻子孩子与他相见，告诫说：“赣君以后极有可能位至丞相，我二子也会做到丞相史。”于是举荐薛宣为孝廉，察举考试后调任乐浪都尉丞。幽州刺史推举他为秀才，担任宛句县令。大将军王凤听说薛宣才能卓异，推荐他为长安令。薛宣为官赏罚分明，用法公平，注重落实，果然不负众望。

竟宁元年（前33），汉成帝刘骜即位。即位之初，薛宣担任中丞，在朝中执法，外统管刺史。他屡次向汉成帝上疏进献有益的言论，受到了汉成帝的嘉奖。不久，薛宣离开京师出任淮阳太守，治理有方，政治教化普遍推行。当时陈留郡盗贼骚扰现象较为严重，汉成帝调任薛宣为陈留太守。到任后他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百姓衣食有余，很快就盗贼绝迹，弊绝风清，当地吏民都很敬重他。后来，他又调任为左冯翊（官名,亦为行政区名,为拱卫首都长安的三辅之一，因在京兆尹之左即东面而得名，辖境约当今陕西渭河以北、泾河以东洛河中下游地区）太守。

薛宣因通晓法律条文，鸿嘉元年（前20），汉成帝诏令让他补任御史大夫。数月之后，薛宣代张禹为丞相，封为高阳侯，食邑千户，在位时间5年（前20—前15）。永始二年（前15），他被免去丞相之职，回到东海郡郯县老家。

薛宣平时很注重仪容举止，待人接物温文尔雅，很有绅士风度。他为官赏罚分明，用法平而必行，以知人善任著称。

（据《汉书·卷八十三·薛宣朱博传第五十三》）

　　三、陈耽(?—182)，字汉公，东海郡郯县（今山东省郯城县）人。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汉桓帝刘志驾崩，年仅36岁。因刘志后继无人，公元168年正月二十一日，冀州河间国的解渎亭侯刘宏正式登基为帝，年仅13岁，改年号为建宁，是为汉灵帝。刘宏登基后，太傅陈蕃和大将军窦武大权在握，认为可以全盘操控朝政，于是两人旧事重提，密谋诛杀宦官。建宁元年（168）九月六日晚，窦武把次日用来弹劾宦官的奏章留在宫中就回家睡觉去了，不料宦官朱瑀偷看到了奏章，计划泄露。得知消息的中常侍曹节、长乐食监王甫等宦官决定先发制人，控制住皇帝刘宏和尚书台，当晚就派人去抓捕陈蕃、窦武等人，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其同党被诛杀、灭族。

建宁年间（168-172），陈耽先后任太尉、司空、司徒，位列三公——汉灵帝熹平三年二月，陈耽为太尉，熹平五年五月免；熹平六年十二月，陈耽为司空，光和元年四月免；光和四年（181）十月，又任命陈耽为司徒。

      光和五年（182）正月，汉灵帝下达了一封诏书，诏告朝廷公卿，可以“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就是说朝廷公卿，可以根据道听途说就举报那些各州长官刺史和各郡国太守国相中的贪残害民者。在正常时期，朝廷是严厉禁止这类“风闻言事”的举措的。当时，朝廷三公为司徒陈耽、太尉许彧、司空张济。其中，许彧、张济同朝中十常侍（张让、赵忠等十二位宦官都任中常侍，这里取其整数）结盟，谀附宦官，大肆收受贿赂，凡宦官子弟、宾客为官贪残者，皆置之不问，却举奏边远小郡为官清正、颇有政绩者26人，并将名单呈报给汉灵帝。三公之中威望最高的陈耽，为人正直，拒绝收礼纳贿，挺身而出上书汉灵帝：“公卿所举，率党其私。”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公卿举报行动，不过是包庇各自的私党，是“放鸱枭而囚鸾凤”（把鸱鸮放走，却关起了凤凰。比喻纵容凶恶，虐待贤良。见《后汉书·刘陶传》）。于是，数百名官员联名上书，纷纷支持司徒陈耽的奏议。汉灵帝闻奏，只是责备许彧等人，并将所蒙冤被举者全部赦免，并全部任命为议郎。

光和五年二月，天下许多地方发生瘟疫。三月，汉灵帝以陈耽为政失德、导致瘟疫横行的罪名，罢黜了他的司徒职务，把他下到狱中等待处罚。被罢官之后，陈耽仍不依不饶，继续上书弹劾公卿勾结宦官。光和五年（182）十月，前司徒陈耽与议郎曹操上书弹劾亲宦官官员、太尉许彧等人，汉灵帝采纳，罢免了许彧、张济等相关官员。他痛斥十常侍等祸国殃民，不惜以自己的头颅撞宫中台阶而谏；谏议大夫刘陶上书讨论时势，归责宦官，均为他们所忌恨、诬陷。中平二年（185）十月，陈耽、刘陶被宦官弹劾，最后被害死在狱中。

陈耽为人忠正刚直，以直谏闻名，以忠诚著称。陈耽一死，百官噤口。

（据《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第四十七》）

　　四、刘虞(?-193.10)，字伯安，东海郡郯县（今山东省郯城县）人，汉光武帝刘秀之子东海恭王刘强之后。东汉末年著名政治家，汉室宗亲。他通过举孝廉担任曹吏，因能履行职务而获升为郡吏，后因累积政绩迁为幽州刺史。刘虞任幽州刺史期间，政绩卓著，在鲜卑、乌桓、夫余、濊貊等外族间有崇高威望。他们随时朝贡，不敢侵扰，百姓传唱歌谣赞颂刘虞的功德。

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黄巾军攻破冀州诸郡，朝廷任命刘虞为甘陵相（诸王之国设相，职级同郡太守），前去安抚灾荒后的百姓。刘虞以俭朴为下属树立榜样，不久升为宗正（官名，为掌管皇帝亲族或外戚勋贵等有关事务之官，九卿之一）。

中平四年(187)，前中山相张纯、前泰山太守张举与乌桓大人连盟，发动叛乱，进攻到蓟下，烧毁城郭，虏略百姓，杀护乌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部队达到十余万，屯住在肥如。张举自称“天子”，张纯自称“弥天将军安定王”，传书到各州郡，说要代替汉朝。张纯又指使乌桓峭王等率领部属五万人，进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等地，杀害吏民。

中平五年（188），朝廷因为刘虞在北方的威信很高，再次任命他为幽州牧。刘虞到达蓟城，精简部队，为政宽仁，劝导百姓种田，开通上谷的胡市，发展渔阳的盐铁产业，百姓安乐并积累了不少粮食。青州、徐州的士族和百姓为躲避黄巾之乱，先后来投奔刘虞的有一百余万人，都被收留并安排工作。刘虞以生活简朴著称，帽子旧了也不换，打上补丁再戴。远近原本作风奢侈的豪族，都被他感化而改变风气。同时，他派遣使者告峭王等人朝廷将宽大处理，可以免除他们犯下的罪责，又悬赏通缉张举、张纯二人。二人逃到塞外，其余的也都投降或逃跑了。张纯被手下王政杀害，首级被送到刘虞处。汉灵帝刘宏派使者升刘虞为太尉，封容丘侯。永汉元年(189)，董卓专权，派使者授予刘虞大司马，进封襄贲侯。此时大司马与太尉并存。《后汉书·孝献帝纪载：“永汉元年九月乙酉，以太尉刘虞为大司马，董卓自为太尉。”初平元年(190)，董卓封刘虞为太傅，招他回朝任职，因道路阻塞，任命竟没有到达他手中。

公孙瓒奉命征讨乌桓时，受刘虞的节度。公孙瓒只注重自己的部队强大，放任部曲侵扰百姓，而刘虞注重仁政，很关爱百姓，于是与公孙瓒之间逐渐出现了矛盾。刘虞准备赏赐给游牧民族的物品，多次被公孙瓒抢夺，刘虞不能制止，于是上报朝廷诉说公孙瓒掠夺百姓的罪行，公孙瓒也上表告发刘虞办事不利，两人相互指责，朝廷也无力处理。

初平四年（193），刘虞自己纠合十万人进攻公孙瓒，兵败为其所执，惨遭杀害。

（据《后汉书·卷七十三·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第六十三》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汉纪五十二》）

　　五、王朗(?-228.11)，本名王严，字景兴，东海郡郯县(今山东省郯城县)人。汉末至三国曹魏时期重臣、经学家。

王朗早年师从太尉杨赐（杨赐属弘农杨氏，父亲杨秉是汉桓帝的老师，以“三不惑”知名，祖父杨震是闻名天下的“四知太守”，儿子杨彪，孙子杨修，杨赐则是汉灵帝的老师），因通晓经籍而被拜为郎中，任菑丘县长。 中平二年(185年)，杨赐逝世，王朗因而弃官为杨赐服丧。服丧期满后，获举孝廉、受官府征辟，他都不应命。后被徐州刺史陶谦举荐为茂才。

初平四年(193)，汉献帝被李傕、郭汜控制，王朗时任徐州治中从事，与徐州别驾赵昱建议陶谦遣使向献帝进贡，以表示对汉室的支持。陶谦听从，并命赵昱带奏章至长安。汉献帝接到奏章后，颇感赞赏，并升陶谦为徐州牧、安东将军，王朗也被任命为会稽太守。在任内他深获当地百姓爱戴。

建安元年(196)，横扫江东的孙策率兵进攻会稽，王朗的幕僚、会稽功曹虞翻建议避其锋锐，但王朗决意坚守，率兵抵抗。 孙策数次渡水进攻，均为王朗击退。 后来，在孙策之叔孙静的献策下，王朗最终被孙策击败，在逃亡失败后投降。孙策因敬重王朗而不作加害，亦曾派张昭劝王朗为他效命，但王朗坚决不肯。

后来，丞相曹操上表征召王朗，王朗从曲阿县出发，但因为久经战乱而道路不通，辗转数年才到任。王朗抵达许昌后，先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

建安十八年(213)，魏国建立，王朗以军祭酒身份领魏郡太守。后历任少府、奉常、大理等职。延康元年(220)，曹丕(魏文帝)继任魏王后，王朗迁任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同年，曹丕受献帝禅让称帝，改御史大夫为司空，进封王朗为乐平乡侯。曹丕时常出外游猎，有时到半夜才回宫，王朗于是上疏劝谏。并劝曹丕减轻刑狱，转以扶助幼弱，帮助人民休养生息。王朗与钟繇都以治狱而知名，凡发现控罪有疑点时判罚都会从轻发落。太和元年(227)，魏明帝曹睿即位，进封王朗为兰陵侯，升任司徒，他曾上书谏止大肆营造宫室。

太和二年(228)，王朗去世，谥号成侯。其子王肃袭爵兰陵侯。王朗博学多闻，校注儒家经典，很有名气，与其子王肃都是经学大家。王朗著有《周易传》《春秋传》《孝经传》《周官传》等，有文集34卷。正始六年(246)12月，魏国朝廷以王朗所作的《周易传》作为学习《易》学之人必须考核的内容。后世把他注解里的思想称为“王学”。其孙女王元姬，嫁与晋王司马昭，即文明皇后，生晋武帝司马炎、齐献王司马攸。

（据《三国志·卷十三·魏书十三·钟繇华歆王朗传第十三》）

　　六、王雅（334―400.9.13），字茂达，东海郯县（今山东省郯城西南）人，三国时期曹魏司徒王朗玄孙，卫将军王肃曾孙，后将军王隆之孙，大鸿胪王景之子，家世显赫。

王雅从小知名，州中召他任主簿，举秀才，授郎中，后补任永兴令，以干练能理事著称，深得晋孝武帝司马曜的器重与宠幸。官职多次升迁，历任尚书左右丞、廷尉、侍中、左卫将军、丹阳尹等职,领太子左卫率（西晋武帝泰始五年即 269年置，领精兵万人，宿卫东宫，亦任征伐，地位颇重）等。

王雅十分关心爱护下级，恭敬谨慎，不徇私情。晋孝武帝对他礼遇有加，他虽然在外地任职，也屡屡受到接见，并且经常参与谋划朝廷大事。晋孝武帝每次举行酒宴时，如果王雅没来到，他就不开始举杯饮酒。孝武帝认为其弟司马道子没有治国才干，反而宠信王国宝等阿谀奉承之人，而这些人又与孝武帝所信任的王珣等人不睦，怕自己去世后会生乱。为此，孝武帝就选了当时有一定声望且认为值得信任的王恭、殷仲堪等人，分别出任青、兖二州刺史及荆州刺史，用作外藩。王雅曾劝谏孝武帝千万不要擢用王恭、殷仲堪等人,认为他们没有治世之才，不可以担当如此大任，一旦日后国内发生事端，就会因他们而生乱。孝武帝却认为这是王雅嫉贤妒能，并未采纳他的建议,反而重用他们。后来，王恭和殷仲堪相继反叛，印证了王雅的预判。当时有识之士均称王雅善于知人。

隆安四年（400），王雅去世，时年67岁，追赠光禄大夫、仪同三司。

（《晋书·王雅传》《资治通鉴》《晋书·王珣传》）

　　七、徐羡之（364-426），字宗文，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县）人，南朝宋开国功臣。东晋左将军徐宁之孙、上虞令徐祚之之子，历任琅琊内史、吏部尚书、丹阳尹、尚书仆射等。

徐羡之“起自布衣”，从小生活很苦，四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但他聪颖好学，打小便涉猎经史。晋安帝时期，他被推荐进入朝廷，担任太子少傅主簿，一步步进入权力中枢。在为官经历中，徐羡之结识了以后当上南朝宋开国君主的刘裕。刘裕很欣赏徐羡之的政治才干，两人关系很是密切。后来，刘裕起义，他被任命为镇军参军（相当于军事参谋）。刘裕起兵北伐时，徐羡之转任太尉左司马，负责军政事务。刘裕成为南朝宋的皇帝后，他一步步升官晋爵，直至司徒，位列宰相之职。

永初三年，宋武帝刘裕驾崩，传位给长子刘义符，史称“宋少帝”，遗诏谢晦、傅亮、徐羡之、檀道济四位大臣辅政。史书说“少帝失德，居丧无礼”，大肆铺张浪费，警悟好弈，游戏无度，不务政业，“刑罚苛虐”“黩武掖庭之内，喧哗省闼之间”(在宫女居住的地方滥用武力，在朝廷办公的地方大声喧哗)。徐羡之等人见其难当皇帝大任，为了刘宋江山长治久安大计，便把他废掉了，由刘裕次子刘义真（407~424）来接替。但刘义真也是昏聩至极：“纵博酣酒，多行无礼”，“德轻于才，非人主也”。于是，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密谋废立之事，以太后的名义将其贬为庶人，并废黜刘义符为营阳王，不久又将其处死，另立皇三子刘义隆为帝，尽心辅佐。景平二年（424），刘义真死于新安郡徙所。元嘉三年（426），宋文帝刘义隆巩固了权力，以废弑君主等罪名下诏将徐羡之、傅亮、谢晦等治罪。徐羡之遂在一个陶窑内自杀，时年63岁。 

（《宋书·徐羡之传》）

　　八、徐孝嗣（453—499），字始昌，小字遗奴，东海郡郯县（今山东省郯城县）人。

他的祖父徐湛之，在南朝宋时官至司空；其父徐聿之，官至著作郎，都被宋太初帝刘劭杀害。徐孝嗣当时还在母腹中,故幸免于难，所以乳名叫“遗奴”。孝嗣少年时即能自立，风仪端庄清简。八岁时，袭封爵为枝江县公，后来官拜驸马都尉，授职著作郎，迎娶宋孝帝康乐公主。不久，因母丧辞官。

徐孝嗣的姑姑嫁给了东莞的刘舍，刘舍的哥哥刘藏当时任尚书左丞，徐孝嗣曾去拜访他。刘藏回家后对刘舍说：“徐郎以后肯定是尚书令和仆射这样的人，到三十多岁就可以知道了，你应该主动地好好同他结交。”升明年间（477-479），徐孝嗣被提拔为齐高帝萧道成骠骑从事中郎（官名，为帝王近侍官，担任皇帝的侍卫和随从），兼管南彭城太守。

徐孝嗣在朝廷重大礼仪活动中趋步走得很好，容止端庄闲雅，可以和迟行缓步、风标雅素的太宰褚渊比美（褚渊，字彦回，助萧道成代宋建齐。仪表优美，举止和善，一举一动都很有风度。每到朝会的时候，文武百官和外国使者无不伸长了脖子观看他的举动，时人谓之有宰相风度）。尚书令王俭（字仲宝，琅邪临沂人）对别人说：“徐孝嗣将来必为宰相。”不久，他转任御史中丞。南朝齐武帝萧赜(440-493)对他优渥有加,曾问王俭：“你觉得谁适合继承你的职位？”王俭说：“待臣下我退休时，大概只有徐孝嗣适合接替了。”后来，他出任吴兴太守，王俭赠给徐孝嗣一首四言诗壮行：“方轨叔茂，追清彦辅。柔亦不茹，刚亦不吐。”

在郡里主持工作时，徐孝嗣很有能力。赶上王俭去世，齐武帝便调他任五兵尚书（曹魏始置,相当于今日国防部长）。也是在这一年，齐武帝下敕令仪曹令史陈淑、王景之、朱玄真、陈义民等编撰东晋以来的朝仪典章，并让他们向徐孝嗣请教。次年，他升任太子詹事（官名，掌管皇后、太子家内务服务以及文学侍从）。徐孝嗣曾跟随齐武帝巡幸方山，齐武帝打算在这一带大兴土木，修建一座规模比灵丘还要宏大的离宫，他立即直言劝谏说，如今天下还很不太平，老百姓也很疲惫，盼望陛下在这方面更加用心，从而打消了这个计划。竟陵王萧子良对徐孝嗣十分称许。徐孝嗣后来转任吏部尚书（吏部最高长官，为中央六部尚书之首，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封勋等事务），不久加右军将军（官名，西晋置，通常为虚衔。东晋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世号王右军），兼任太子左卫率，中央许多工作都交给他处理。

齐武帝驾崩，遗诏中委任徐孝嗣为右仆射（官名，位仅次尚书令。唐宋左右仆射为宰相之职，宋以后废），齐郁林王萧昭业隆昌元年(494)，他升任散骑常侍（官名，入则规谏过失，备皇帝顾问，出则骑马散从）、前将军（官名，负责京师兵卫和边防屯警）、丹阳尹（地方官名，为东晋南朝之京畿长官。东晋南朝五朝皆定都于建康，即今江苏南京，建康隶属于原丹阳郡，地位关键、特殊。为提高京都地位，显天子之尊，晋元帝太兴元年、318年改丹阳太守为丹阳尹，职掌相当于郡太守，但参与朝议）。

徐孝嗣爱好文学，器量宏大，志趣清雅，从不以权势自居。齐明帝建武四年(497),加封徐孝嗣开府仪同三司，他推辞不接受。他协助齐明帝萧鸾废除郁陵王萧昭业后，升任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并被册封为枝江县侯。当时国家财政空虚，孝嗣上表请求施行屯田制，皇帝已经卧病在床，战事还没有停止，最终也没有施行。齐明帝驾崩时，他官拜中书监，被选为顾命大臣，辅佐齐明帝萧鸾次子萧宝卷。

萧宝卷(498-501在位)，字智藏，原名萧明贤，是南朝齐第六位皇帝。萧宝卷视百姓如草芥，对文武大臣也不知爱惜，动辄大开杀戒。为巩固帝位，他接连废杀六位辅政大臣，肃清朝野，政由己出。公元499年冬天，徐孝嗣被召入华林省（古代朝廷设置的一个专门研究学术的官署），面不改色，饮所赐鸩酒而死，时年47岁。会稽太守魏温仁赶来后，用个人私财为徐孝嗣营葬丧事，时人都称赞他。

永元三年初(501)，萧衍在襄阳起兵。同年十月，萧宝卷被宦官黄泰平、张齐杀死，年仅19岁。萧衍贬他为东昏侯，谥号炀。齐和帝萧宝融中兴元年（501），追赠徐孝嗣为太尉，谥号文忠，改封他为余干县公。

徐孝嗣著有文集十二卷，《隋书志》作十卷，隋志注作七卷。 

（据《南史·徐孝嗣传》《南齐书·徐孝嗣沈文季传论》）

　　九、徐勉（466-535），字修仁，东海郯县（今山东省郯城县）人，南朝梁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

徐勉的父亲去世较早，史书说他“年少孤贫，早励清节”，“厉志忘食，发愤修身，慎言行，择交游”，笃志好学，后进入国子监学习。不久，他通过选拔考试，补授西阳王国侍郎。梁朝建立后，他官拜中书侍郎，转任尚书左丞，升任太子詹事，辅佐昭明太子萧统。

后来，他官拜吏部尚书，负责官员铨选，继而升任侍中、尚书右仆射，累官至中书令，相当于宰相，辅佐梁武帝成就梁前盛世。梁天监二年（502），徐勉被梁武帝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参掌大选。此时梁朝建立才一年多些时间，梁武帝又兴师北伐，朝中政务军务十分繁忙。徐勉这时虽然掌管吏部，但因为他是秘书出身，极有文才，为了不延误军机，梁武帝又让他“参掌军书”。徐勉本来十分勤勉，工作也确实繁忙，因此往往要隔几十天才能回家一次。他家养了一群狗，因为回来的次数少，连这些狗都不认得自己的主人了。徐勉每次回来，这群狗就把主人当作陌生人，都要狂吠一通，他感到既好笑又无奈。有一次他感叹说：“我忧国忘家，才导致这样的事情出现，等我死了后，如果有人为我写传记，‘群犬惊吠’倒是一件值得一记的轶闻趣事吧！”

不过，更令人推崇的是徐勉清正廉明的高风亮节。徐勉修身慎行，很重操守，是一个十分清廉的官员。在担任吏部尚书时，他时常同门人学生晚间聚会。有一次，有位叫虞皓的文人来徐勉家做客，恳求徐勉提拔他担任一个小官。通常来说，朝廷吏部要员提拔一个人不算是一件难事。但徐勉委婉地对这人说：“今晚只可谈谈风月，不宜叙及公事。”拒绝了这位客人的请托。这事传开后，人们都很佩服他的大公无私。徐氏嫡传支派后人把“风月堂”列为家族堂号，就是为了纪念和缅怀徐勉的高风亮节。

徐勉从政三十多年，史书上说他“虽居显位，不营产业，家无蓄积，俸禄分赡亲族之穷乏者”。这些话绝非溢美之词。看到他家如此清贫，一些好心人便劝他为子孙后代着想，经营一些产业。徐勉回答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人家留给子孙的是财产，我留给子孙的是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辎軿(辎和軿都是古代车名，此处连用意为家产);如其不才，终为他有。”

徐勉善于写文章，勤于著述，即使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仍下笔不休，有多部著作行世 。“遗子孙以清白”这一思想绝非徐勉一时的即兴之言，而是发自他内心的真诚表露。他在晚年曾给儿子徐崧写过一封《诫子崧书》的家书，就可证明这一点。其中写道：“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贫素，至于产业之事，所未尝言，非直不经营而已。古人所谓‘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又云:‘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详求此言，信非徒语。吾虽不敏，实有本志，庶得遵奉斯义，不敢坠失。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则无所恨矣。”大意是说:我家本来就清廉，因此常常过着贫穷素朴的生活。至于产业的事情，不但从来没有经营过，也从未谈起过。古人所说“将清白遗留给子孙，不也是很丰厚的遗产吗?”古人又说:“留给子孙满箱黄金，不如传给他们一部经书。”详细探求这些话，确实不是虚妄之词。我虽然不够聪敏，但实有这样的志向，希望能够遵循、奉行古人这个教诲，从不敢堕落失误。希望你能够理解和体察我的志向，那么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和失望的了。

古往今来，许多父母往往看重的是多留给子女一些物质财富，更有甚者是不知教子、只知敛财，这看似爱子，实则害子，因而是愚蠢、不明智的。一代宗臣徐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以德教子，要以自己光辉的人格、风范传给子女。这篇诫子书，其言谆谆，在今天仍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徐勉最后因足疾退休。大同元年（535）去世，享年70岁，追赠特进、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谥号简肃。《资治通鉴》评价说，梁朝称得上贤相的，只有范云和徐勉二人。

徐勉长子徐崧，官至晋安太守；次子徐悱（？年—525），字敬业，善写文章，官至晋安内史，早逝。徐悱妻刘令娴，是南朝诗人刘孝绰的妹妹，世称刘三娘，也是著名女诗人，其《答外诗》《祭夫文》等，辞意或清拔或凄惋，留下了“令名士搁笔”的美谈。

   （2019年4月25日初稿  2019年4月29日改定）

　　注释：

1.开府仪同三司：官名。一般是魏晋至元朝时，朝廷对有功大臣功劳的重赐。南北朝后期，分化为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两者，皆可以开府置官署。明朝废。开府，始于汉朝，指以自己的名义开置幕府与幕僚部属的行为。仪同三司，得授者可以得到与三公（西汉指丞相、大司马、御史大夫，东汉指司徒、司马、司空）一样的仪卫、待遇。汉朝时，只有三公、大将军、骠骑将军、卫将军等位同公的将军可以开幕府。

2. 派别天潢，支分若木：潢，天河、天池。古时用以称皇族、帝王后裔。若木，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树名，长在西方，据说是赤树、青叶、赤花，是一棵供太阳栖息的巨大神树。此句谓皇室后裔支分派别，如导源于天池，也如若木神树的分叉枝条。

     3.安车驷马：古代可以坐乘的小车。古车立乘，此为坐乘，故称安车，供年老的高级官员及贵妇人乘用。高官告老还乡或征召有重望的人，往往赐乘安车。安车多用一马，礼尊者则用四马。“安车驷马”是汉代退休高官的标配。汉代官员正常退休或免职后，皇帝赐给黄金和车辆，既是养老的物质待遇，也是一种荣誉。家乡人甚至把安车悬挂起来，子孙相传，当作很高的荣誉，是为“致仕悬车”，历史学家班固将其称为“悬车之荣”。

4. 王俭《赠徐孝嗣诗》：“方轨叔茂，追清彦辅。柔亦不茹，刚亦不吐。”

方轨：原指车辆并行，此处为与……比肩之义。

叔茂：指王畅，字叔茂。据《后汉书.王畅列传》：为东汉“三君八俊”中的“八俊”之一，“所在以严明为称”，主持正义，坚守清廉，时人称“天下俊秀,王叔茂”。其孙王粲，“建安七子”之一。

追清：指在清廉方面和……相似。

彦辅：指乐广，字彦辅，历任河南尹、尚书令，名望很高，说话得体，能宽恕人。“广所在为政，无当时功誉，然每去职，遗爱为人所思。”（《晋书·乐广传》），意思是：“乐广在官治理政事，没有当时的功绩和声誉，然而每次他离开职位，留下的仁德政爱总是被人们怀念。”

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刚:硬、强;柔:软、弱;茹:吃。对强硬的不害怕，对软弱的不欺侮。形容不欺软怕硬。本义是刚强而不露锋芒，柔和而不忍气吞声，形容人刚正不阿，不欺软怕硬。出自《诗经·大雅·烝民》：“人亦有言，柔则茹之，刚则吐之。维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

 

　　参考书目：

《诗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史》《南齐书》《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文献通考》卷四十九《宰相》《唐朝宰相制度简论》《唐朝宰相的地位和职权》《唐代官制》《唐初三省皆宰相》《唐朝宰相称谓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