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之形象.五四之精神 ~《原创》

贾宝良.周期元素相关方程发现人

<h3>原创作者: 贾宝良</h3> <h3> 在 五・四青年节前夕,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隆重纪念五・四运动之际,我们能否发扬好五・四传统精神,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前人在九死一生中为“活着”而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今天倘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发现连自己也未曾谋面的潜能和从历史长河里、天地自然中去虔诚的申请自己的另一半命运,那么,就试看我们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吧!!!</h3> <h3>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晚年曾预感到:人类的希望在东方,中华文明必将成为世界主流。中国将成为今后的世界历史的核心。他的主要根据是:“中国人民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把握了世界精神。” 的确,正象湯因比博士认为的那样,中华文明是有一种超级文明,几千年的起起落落,崛起、复兴,历史上其他国家前所未有过这样曲折的路程。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力还基于儒家: 博大胸怀,而海纳百川,天下为公的理念; 以及道家中医思想为中坚的东方哲学,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宇宙万物和谐相处的法则思想。这些在数千年前即已超越了世界各国的哲学思想。 今天的中国正象一位有远见的诗人在诗歌中赞叹的哪样:<br>磅礴之世纪光<br>一次神奇之觉醒<br>凝聚中华大地前行之力量<br>复兴 复兴<br>中华民族进入新时代<br>继往开来~新长征<br>这里曾是硝烟弥漫之战场<br>这里有过灿烂辉煌之古文明<br>这里一片浴火重生之土<br>这里子子孙孙, 山山水水<br>瘟疫浸过, 铁蹄踐过 ,炮火轰过<br>这里不会屈服,昂首挺胸 ,光明和平<br>复兴民族,梦想伟大<br>年复一年之草木枯荣<br>代复一代之前赴后继<br>世纪复世纪之斗转星移<br>百炼成钢之中国精神<br>顶天立地之中国形象<br>雄浑博大之中国力量<br>历史之长河不会倒流<br>举起接力棒~中国 !<br>日新月异之生机<br>展翅翱翔 ,扬帆远航………………</h3> <h3>  孔子曰:“此谓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亦!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不应只专注于财富利益,还应当以获得仁义为有益。统治国家的君王以专门搜刮民财为享受这一定是小人的主意。若小人被君王重用并让其治理国家,是会有灾难祸害的。即使以后改用贤良之臣也已无法挽救。这便是治理国家不要只重视于敛财为利益,而应以仁义道德为有益的道理。</h3> <h3> 而对于那些只以敛财为目的国家,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说明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的生存是由于正直,若不正直也可生存,那是因为他侥幸地免于祸害。只以自己的利益为重的治国理念,虽然一时强势,侥幸地生存而已,天长日久后终有一天会衰弱的。</h3> <h3> 道家学派老子曰:“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退其身而身失,外其身而身存。”</h3> <h3>这也说明了天地是长久存在的。天地之所以能长留久存,是因为它们不只为了自己的生存,所以能够长久存在。有道的圣贤谦让不争,自己的事业反而有领先天地; 为了正义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度外,而您的生命却会受到正义的保全。天地、国家、君王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它(他)们忘私而处,以天道、仁道为重,所以能长留久存。</h3> <h3>  东方文明智慧诞生于几千年前的中原,在历史的长河中,他的后裔先贤们是每天读着这些文章逐渐长大、并处世共事的。在老子,孔子的智慧思想影响了一个多世纪后,在春秋战国末期,出现了这位中华民族的灵魂人物–屈原,他看到当时的楚国江河日下,民不聊生的局面,为了挽救祖国,他不畏权贵,与当时的统治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贵族的排斥、诬陷,不幸被朝廷放逐,在流落边戌之时,写下光辉的“离骚”诗篇。最后他不得不以死捍卫真理,拯救万民,告诫人们当政者的昏愚。 正象一位学者所述,屈原并不安于既得利益,不与腐朽的旧贵族集团同流合污,而是毕生坚持改革的理想,追求美政,希望通过实行法治、举贤授能来振兴楚国,屈原在《离骚》中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一生两次被流放,第一次有四五年的时间,第二次则长达十八年,即便如此屈原都从未动摇或放弃过自己的政治理想,最后屈原怀石投江是因为公元前278年秦国攻下了楚国的郢都,李敬一认为这是“一种悲愤、一种抗议”,他的政治理想彻底破灭,而他高洁的心灵又与混浊的世俗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这就是屈原的心灵独白,宁可投入大江葬身鱼腹,也不去蒙受世俗的玷污。余光中在《淡水河边吊屈原》一诗中写道:“江鱼吞食了两千多年,吞不下你的一根傲骨……你的死就是你的不死:你一直活到千秋万世!”</h3> <h3>  相信屈原具有的高尚气节和风骨,随着汨罗江滚滚东流,沿途留下的“世人皆浊而我清的浩然正气,”使人民景仰他,向江里投放棕米,饮雄黄酒,对以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激发出巨大的民族精神和无穷力量。这一点与东方文明智慧的诞生是难解难分的。因为,倘若没有这种天道、人道的文明智慧的一代代熏陶及潜移默化的教育,人们可能沉浸于权力震压中,认识就自然会荒漠化了!分不清公理是非。</h3> <h3>  事实上这之后,中国出现了许多励志养精,为信念而奋斗的仁士。唐朝的李白为了革新政治,抨击时弊,宁愿弃官为民,一生漂泊穷苦,“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足迹到过祖国的所有名山大川,他改掉了以往在朝中一度赏花赞月的诗调,写下了大量歌颂劳动人民的不朽诗篇。</h3> <h3>辛弃疾、陆游、王安石、柳宗元、文天祥、谭嗣同、林则徐……………不知有多少矢志救国救民的豪杰,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写就了一曲曲悲壮动人的赞歌。</h3> <h3>(文天祥就义)</h3> <h3>(谭嗣同:“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自嗣同始”。)</h3> <h3>(林则徐)</h3> <h3>(虎门销烟)</h3> <h3>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样一些敢于埋头苦干的人,敢于舍身求法的人,敢于为民请命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h3> <h3>1919年5月4日,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标志着新民主义的开端。</h3> <h3>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五・四运动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的确,五・四运动和党的成立这两件大事,在上世纪初接连发生于中国大地,并不是偶然的,两者之间存在着显然的联系。</h3> <h3>作为五・·四运动策源地的北京大学,便正是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为准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h3> <h3>自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于1918年10月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而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的大会演讲开始,</h3> <h3>就得到了具有革新思想和民主精神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士的倡导。大家研究学术,探索真理,在我国最早传播和繁衍了共产主义思想。这一时期(1920年10月)涌现出了第一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共产党人土,如:李大钊、邓中夏张太雷、高君宇、何孟雄、黄日葵、朱务善、缪伯英(女)、李俊、史文彬、邓培等人。当时蔡元培公开声明:“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学课无涉,亦不干与。” 这样不仅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思想能在北大迅速发展,也使马列主义的传播有了机会,并成了各种思想竞相角逐的园地。1920年3月最先发起并成立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旗帜鲜明地通告举行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学术讲演以及支援罢工工人斗争的讨论会等。1920年初出版了中文《共产党宣言》1920年10月协助广州共产党小组创办了机关刊物《劳动者》和由周思来、赵世炎、</h3> <h3>(邓中夏)</h3> <h3>邓小平等于法国创办了《少<br>年》等早期革命文献。1920年11月北<br>京党小组创办了《劳动音》刊物,以<br>“劳动运动的新生命”一文显示了中<br>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登上政治<br>舞台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力量和中国革<br>命形势的发展。之后,小组不断到长<br>辛店、唐山等地的工人中活动,同铁<br>路工人交朋友,帮助其提高文化知识<br>水平和阶级觉悟。1921年7月,北京<br>党小组创办了《工人周刊》,对于启发<br>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工会进行斗争,<br>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样经过宣传和<br>斗争,已产生了一个全国范围的民众<br>热情空前高涨,力量的积聚已达到了一<br>定程度,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时机已<br>经到来。但要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br>党,还必须有一批奉行马克思主义</h3> <h3>(李大钊等被处以绞刑)</h3> <h3>在群众中享有威望的干部和领袖人物。党的卓越领导人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前后(1918年秋一-1919年底曾两次来过北大。他在北大图书馆作管理员时,受到了李大钊等老一辈的启蒙教育。无疑这一时期缔造了我们党的最早接受马列主义思想的伟大领袖人物。 中华民族到了最大危机的时候,中国的仁人志士们总会站在风险的最前沿。五・四时期的青年为了反对当时政府在巴黎和会签字,提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等战斗口号,受到了当时政府的疯狂镇压。李大钊被推上了绞刑架,北洋黑暗势力屠杀了一批革命党人和爱国人士。但这场运动并没有因为力量的削弱而停止,五四的烈火愈烧愈旺,唤起了那个时代千百万沉睡的民众。虽然当时国内外的压力如此沉重,然而民众的斗争方式却是步步深入,成为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运动的重要一翼。在中国学运史和革命现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民主形象的五·四革命滚滚洪流,荡涤了当时中国大地上的污泥浊水,也淘选了中国革命的真金。尽管,当时是在哪样一种白色恐怖的局面下,仍然有一</h3> <h3>大批具有卓越才能的文人政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的参与领导,并进行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使得这场革命的胜利,区別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切斗争的性质。今天,我们试从文明史、思想史的眼光去考察过去的这场大革命,的确在这样短的历史,这样阴险的境遇中而奋斗出这样伟大的业绩来,这在世界各国都是少有的奇迹。</h3> <h3>正像日本著名思想家池田大作所断言的那样“透过个别现象看整体,似乎可以说这是中国的特征”。日本著名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吉川幸次朗博士在他的《东方人道主义》一书中曾给中国文明命名为“无神的文明”。的确,在中国文明中找不到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中那样被极端推崇的“神仙”,以及那些疯狂信仰的教徒。在亚</h3> <h3>洲其他国家,如日本、印度等国自古<br>以来就有许多特别的神话,一直相传<br>至今,并被奉为至真。</h3> <h3>可是在中国,正像孔子说的“不语怪力乱神”所象征的那样,中国大概是世界上最早与神决别的国家,从底层百姓至达官贵人,人们早已不受神的左右而生活了。与此相反,欧洲各国属有神文明,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透过神这个整体来看个别的。神统治着人所无法达到的一切。人能够做的只是在世上执行神的意志。神的意志是至高无尚的。而在中国的那一年代,司马迁在《史记》的《列传》开头就已举出了许多善人衰亡,而恶人荣兴的历史事实,发出了强烈的质问:“余甚惑焉,偿所谓天道,是耶非耶”。而这在当时欧洲人反过来去质问“天道”是决不允许的。只有到了宣告“神已死亡的十九世纪末之后,在欧洲的历史上才出现了司马迁式的质问。 而五・四时期提出的新文化、新思想也绝不仅仅是一种没有任何基础的突发性的独立意识所致。所经历过五・四时期的那一代人曾经持有两种观点:其一是民族主义观点,其二是文化保守主义观点。前者认为,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性民族运动,倾向于其传统的影响,否认其新文化性,持</h3> <h3>有此种观点的人大多数是当时国民政府的政界人士。今天,当我们用现代文艺潮流演变的深层透视镜来观察时,发现此两种观点未免都有各自的偏激。其实,五.四运动既是一个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新文化运动,二者缺一不可。五四运动的胜利正是二者相互渗透、相互统一的结果。 今天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本着对前辈景仰感恩的态度,我们有必要说明五四运动的点火者~林长民 等人。 关于林长民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史学界意见不一,至于当时参加过五四运动或者与此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的回忆也不尽相同。从当时历史发展过程以及林长民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来看,他确实与五四运动的发生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虽没有证据表明五四运动的发生与其直接相关,但是把外交失败归咎于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舆论,则必定是受了林长民、梁启超等人极力的宣传鼓励有关。 林长民对自己的政治才能充满自信,他认为自己是“治世之能臣”,相信在未来的中国政坛会大有作为。1912年,临时参议院成立,林长民出任秘书长,并参与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年5月,他参与组织共和党,参加政党活动,1913年,他又被推为众议院议员,4月,又出任众议院秘书长。5月,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并为进步党,黎元洪任理事长,梁启超等人任理事,而林长民出任该党的政治部长。 1919年,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召开,这次会上,日本提出将德国在山东一切权利,连同胶州湾租借地,以及铁路矿业海底电线在内均无条件让与日本的无理要求。迫于国内朝野的压力,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为难了。梁启超曾发电政府,敦促政府不能在这个损害中国主权的屈辱的和约上签字。林长民5月2日在《晨报》发表署名文章《外交警报敬告国民》, 云:“呜乎!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洲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文章虽短,却如一颗重磅炸弹,激荡着人民的爱国热情。当日,外交委员会紧急会议,议决拒签和约,拟就电稿,由该会委员会长汪大燮与事务长林长民亲送总统徐世昌,转国务院拍发给中国代表团。而总理钱能训却另具密电,命令首席代表陆征祥签约。林长民有一同乡在国务院电报处工作,当晚将此情告知林氏。5月3日,林到外交委员会报告,因此並通知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点燃了五四之火,导致了五四学生大游行。在这次游行中,有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和殴打驻日公使章仲和的过火举动。林长民:五四点火者事实无可逆转,林长民于1925年11月30日深夜,在关外苏家屯凛冽的寒风中被一颗流弹击中身亡,死时年仅49岁。在兵荒马乱的年月,死于非命者何止千万,但林长民之死,却是一个重大的新闻。他的敌人掩饰不住潜在的快意,而他的朋友和亲人,却抑制不住悲痛和惋惜之情,盖因林氏是民国初年政坛上一个极端活跃的人物,他事实上是五四运动的直接点火者。 倘若没有爱国的民族传统精神做基础,没有这种干百年来中国的脊梁,就谈不上去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倘若没有新文化、新思想的潮流,则爱国的民族传统就会无方向、无目的,只能成为空谈。更不能以一方的存在来否定另一方的存在,双方是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中的。 因此中国人能够正视现实的思想绝非偶然。我们从五・四时期鲁迅那锐利目光中会领略到一些的。“然而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淋的鲜血……”; “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吧”。从中我们也多少可看出一些开辟中国历史的全新的民众形象。<br></h3> <h3>  我可以毫不客气的预言:中国的民众形象与现实的思想精神尚蕴藏着等待人们去开拓的未来的无限能量………………</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