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兵团一一那个炼狱的年代

李海洪

“呜——”，轮船拉响了汽笛，船上、岸上顿时哭声一片。船舷边，挤满了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一个贴着一个，后排挨着前排，一个个挥舞着手，放声哭着说不出话来；岸上黑压压一片，大多数是中老年妇女，来送他们的孩子，嘶哑着喉咙哭喊着：“孩子，自己保重，”“别累着，”“多写信，缺什么就来信，” ……

船渐渐离开了码头，船上、岸上的“大合唱”也越加令人悲伤。我看到，岸边有几个老太太已瘫倒在地上。我心头闪现出一丝迷茫：从今天开始，我已离开父母，开始独自生活了吗？

这是一九七0年三月二十八日，军工路码头，“东方红404”轮满载着又一批上海知青，送他们去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当时，我16岁。

当时知青乘船的船票

是毛泽东主席的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知青下乡洪流滚滚，老三届首当其冲，而我们69届初中毕业生就是彻彻底底的“一片红”。

我家四兄妹，哥哥去了大丰农场，我去了安徽兵团，妹妹后来去了市郊农场，仅我弟弟留在上海。

四兄妹(右一是我)

当时，我一门心思想去生产建设兵团。想想吧，“军垦农业工人”，集工农兵于一身，多么令人向往。我们徐汇区对口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而且每个班级仅有两个名额，少得可怜。我报了名，但不知能不能有幸得中。我有个同学，他父亲是个军人，恰好认识安徽生产建设兵团来上海带知青的首长，就去找他“开后门”，想把自己的孩子弄到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去。他的父亲知道我与他的儿子很要好，而且儿子又有关节炎，想让我和他一起去安徽，彼此之间也好互相照顾。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是南市区。临出发前，来带队的兵团首长把我们这些“开后门”的人召集起来开会，强调我们都是有一些“关系”的，去兵团后要严格要求自己，注意影响。我们共7人，来自各个区，就随着南市区的大队人马踏上了旅途。

稚气未脱的两个孩子，怎会想到即将面临下乡(左侧是和我一起去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的同学)

16岁，还只是个孩子，懂得什么？没有太多的对上海的留恋，有的只是对兵团生活的“神秘”感。请几个同学帮忙，把行李送到南市区某中学集中装运。随后，自己一个人去了军工路码头。也不要父母亲去送。

但是，我忘不了外婆的眼泪。临行前几天，外婆一直躲在小房间暗暗流泪，大外孙下乡了（哥哥是67届初中生，已先去了大丰农场），现在我也下乡了，以后弟弟妹妹是不是也要下乡呢？

再见了，上海！再见了，爸爸、妈妈、外婆！

新的故乡

七十年代的江轮，溯水而上

“东方红404”号轮溯长江而上，船上的喇叭里不停的播放着“语录歌”和支持革命小将下乡上山的文章。

我不是第一次出门了，甚至有过小学毕业时，文革开始，我进不了中学，一个人去山东舅舅家玩。那是一次冒险的经历，一个六年级小学生，独自一人去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一路上乘海轮、坐火车、再转长途汽车，最后又是翻山越岭走30多里山路来到舅舅家，父母让孩子从小就外出闯荡的胆量由此可见。

我更有过步行串联的经历，从上海走到杭州，走到南京。

以往出门，不是访亲，就是游玩。少则个把星期，多则两月，又回到了家中。这次，可是真正地离开了家。以后还能回来吗？不知道，也想象不到，也根本不会去想。我们这一批知青中，有一项兵团“纪录”，有一个女知青，她父母为她准备的行李，从大橱、五斗橱，到洗脚的小盆、小方凳，足足有36件，简直比嫁妆还多，她父母一定绝望地认为女儿将永远与他们分别。

两天的旅程，轮船驶过南京、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最后停靠在长江北岸一个叫套口的小地方。这里长江作为江西和安徽的分界线，江南岸是江西彭泽县县城，也小有名气，发现了一个大溶洞，八十年代初曾在此举办过一个全国性的女篮邀请赛，就在洞里打球。

我被分至安徽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团综合加工连，我们7个“开后门”来的都在这个连队，大概是为了便于管理吧。这个地方在没有组建兵团时是个农场，主要种植棉花。老职工们曾自豪地告诉我们，全国的重点产棉省是安徽，安徽的重点产棉区是安庆地区，安庆的重点产棉县是宿松县，宿松的重点产棉点是复兴镇，而我们师部所在地就是复兴镇。原农场大面积棉田平均亩产皮棉100多斤，组建兵团后便每况愈下，这是后话。

船靠岸后已是黄昏，天上下着蒙蒙细雨。各连队来迎接的职工们挑着我们的行李，我们紧随着他们，一步步朝连队走去。连日下雨，地上泥泞不堪，这里的泥土仿佛特别滑，不时有知青摔跤，当然诅咒、哭骂也不断。顺便提一句，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也学会了如何在泥泞湿滑的泥土路上行走而不摔跤。

从江边到综合加工连整整8里路，终于到了，天也黑了。望着低矮的破旧平房，房顶大多是茅草铺就的，望着星星点点的煤油灯火，知青们谁也没有精力去抱怨什么了，吃饭、睡觉要紧。有几个女知青连饭也懒得吃了，干脆就尝一些从上海带来的点心。草草打开行李，度过了平静、忧伤的兵团第一夜。

我所在的团与江西彭泽县隔江相望，红点处(复兴镇)即安徽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师部所在地(即现在的安徽省华阳河农场总场场部)。

头几天，并没有让我们知青立即参加劳动，而是让我们熟悉一下环境，熟悉一下人员（我们已分至各班）。于是，我们结伴来到了后湖边。简单的说罢，我团南临长江，背靠一个大湖（在地图上找到这地区的一个叫大官湖，我们称之为后湖），当中一条宽十余里，长约百里的狭长地带，各连队依次排列，不过还有一半多的地域不属兵团，是当地农村。后湖确实大，站在湖堤上，放眼望去一眼不见边，微波阵阵，渔船点点（我连也有几只渔船）。湖对面，就是宿松县城。

天放晴了，地仍湿滑，我们兴趣不减，又来到了江边。就在江边，距套口约2里地，有一座小山，山上有小庙、亭，也有三五个和尚，山顶竖一碑，上书“江南第一山”，此山名曰“小孤山”。“小孤山”我可并不陌生，《水浒》中浪里白条张顺就是“扬子江小孤山人氏”，不知是否就是这小孤山。站在山顶，若天色好，隐约可望见上游九江的庐山。我不解，小孤山明明在江北，怎么称“江南第一山” ？后来听说，小孤山原在江南，后由于江水的冲刷，长江改道，将它与众山分离，孤零零留在江北，“小孤山”因此得名。若干年后，我曾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读到：毛主席视察“长江舰”时，舰经过小孤山，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水道变了，世道也变了。”

现在的小孤山树木茂密，郁郁葱葱，当年可没有如此翠绿

初到安徽，初到兵团，有新鲜感，生活条件差我也无所谓，作为北方人的后代，我还是能适应的。当时特别令我激动的是我在“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的解放军领导下，于是，我从心里把兵团看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在我写给父母、写给奔赴各地的同学朋友的信的信封落款处，都工工整整、一字不拉地写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团综合加工连” ，以表明自己的身份，以表达自己的自豪。（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有时这差距是巨大的。没过多久，我写信时信封落款就只是简单的“安徽宿松复兴镇310信箱”了。）

过三关

何谓过三关”，生活观、劳动关、思想观是也。

到连队的第二天中午，沿着泥泞的小路去食堂吃饭。尽管小路上铺有一些碎石，也难以掌握重心，一个女知青一下子摔跤了，她挣扎着爬起来，碗也不捡，跌跌撞撞回到宿舍，不顾身上的泥浆，趴在床上嚎啕大哭。只有短短的一天，她心中已充满了绝望。

刚去时，我们知青睡过茅草顶、泥土墙的简屋，睡过大仓库。后来给我们盖了平房，是砖瓦结构，地还是泥土地。

伙食以糙米为主，配一些地瓜窝窝头、玉米饼。面粉属于“精品”，每月能吃到三次馒头或面条，作为休息日的改善伙食（一个月休息三天）。只是地瓜窝窝头、玉米饼初时实在吃不下去，多数知青都是咬了几口就偷偷扔掉，只能偷偷地扔，否则被发现少不了因“小资产阶级思想”而挨一顿批。等过了一段时间，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过量的体力消耗，还管它什么粗粮精粮，吃饱就行。

我们那时吃的窝窝头比这个要黑得多

一年半以后才开始用柴油机发电，在此之前只能靠煤油灯照明，其实点的多数是柴油，每天早晨起床用手一摸，两个鼻孔熏得乌黑。

洗衣在沟渠中，去污方式以棒锤敲打为主，饮用水从看上去还算干净的水塘中挑来，沉淀后桶底一层泥沙。后来连队打了一口井，稍微“卫生”一些了。

对于艰苦的生活条件，我并不当一回事，但我最怕的是过夏天。我这个人特别怕热，特别爱出汗。白天干活时反正“横竖横”了，赤着膊，任它汗像淋雨似的往下淌，到下班时挑两担水冲冲，晚上睡觉可就受罪了。

晚上，所有的床都搬出了门。安徽的蚊子厉害至极，尤其是那种花蚊子。我们曾甘愿忍受刺鼻的药味，把农药桶一溜放在床周围，但无济于事，蚊子仍疯狂地向我们进攻，无奈，只得钻进帐子里。月光中，一排排床，一顶顶白帐子，就像野营宿地，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不过，空气依然闷热，地上依然暑气逼人，头上、身上依然不停地淌汗，手中依然不停地挥动着扇子，就这样一分钟一分钟、一小时一小时熬着度过一夜，度“时”如年。

我有个邻居，后来也来到安徽生产建设兵团，也是三师，在十二团六连。这是她给我提供的照片。

女知青宿舍

男知青宿舍

我们的工资是20元，是“等外农工二级” ，这个“等外”的等级名称让人挺不舒服，不过那些老职工也只拿28元。我们的定粮是40斤，有时再照顾几斤。当我们逐渐适应了干繁重的体力活时，这些口粮是绝对不够的。有一段时期，我一个月要用60斤饭票，只得从女知青处寻求阶级友爱。这样，饭票1角6分一斤，一个月的工资一半要花在饭票上。好在菜比较便宜，都是连队养的、连队种的，也不大开荤，2角几分就可对付一天了。有时一份菜不够吃，花个分把钱再添一点，在食堂工作的知青也趁人不见时开个“后门” 。这样，一个月有时能余一、二块钱买些生活必需品。

当肚里实在缺油水、嘴里淡得无味时，知青们便约好，等发了工资，休息天走8里路到江边，乘摆渡船过长江，去对岸江西彭泽县城“嗟”一顿。这一天彭泽县城里必定到处是上海知青，有其它连队的，有相邻十一、十二团的，也有在彭泽县附近去江西插队的上海知青，我团其它连队的知青还和去江西的知青打过架。

彭泽县也是有故事的，彭泽县城1.5公里远的位置有一个黄岭乡，但它却是彭泽古县城旧址，公元692年，狄仁杰因遭奸臣陷害，虽冤情被昭雪，但还是被贬为彭泽县令。

立于彭泽古县城的狄仁杰塑像

从一品大员的高位断崖式下降到七品县令，而且还是在长江以南的蛮荒之地，狄仁杰没有任何怨言，他到彭泽上任时，正赶上大旱之年，在那靠天吃饭的年代，百姓自然颗粒无收。狄仁杰立即深入百姓家中，走遍田间地头，调查了解灾情。随后，他将灾情向朝廷及时报告，请求减免彭泽所有的租税。朝廷认为狄仁杰关心百姓疾苦，特与嘉奖，并下令免除彭泽一切租税，使百姓度过了荒年，免于受饥饿之苦。狄仁杰在任彭泽县令期间，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为民着想，因此，不仅受到百姓爱戴，也重新得到朝廷重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他升任魏州刺史。狄仁杰离开了彭泽，当地百姓感激他的功德，在古县城大圣塔旁为他修建了“狄公祠”。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宋朝范仲淹为狄仁杰撰写《狄梁国公祠碑记》，该碑曾存于祠内。

相比较过生活关，劳动关完全是脱胎换骨的磨练，那是“地狱与火”。

加工一班是粮食加工，加工二班是副食品加工，我分在加工二班，先跟班长学做豆腐。旧社会有这样一句俗语，“世上三般苦，打铁、行船、磨豆腐” ，说的就是做豆腐的辛苦。首先得起早，因为在上班前豆腐要卖出去。我们的豆腐不仅供给本连食堂、职工，还要供应团部和隔壁连队。不管春夏秋冬，天冷天热，每天3点多钟起床，把手伸进水缸淘洗浸泡了一夜的黄豆。天热还好说，要是三九严寒，刮风下雪，那手就像伸进冰窖被刀割一样，疼得钻心，冻得麻木。

磨盘有一尺高，约一米的直径。连队里那时没有毛驴，全靠人推磨。而我们班的知青偏偏只有我转圈子头不晕，于是推磨的差事自然落到我身上。

每天凌晨，天还漆黑，我一个人，抱着粗粗的磨杠，推着沉重的磨盘，一步步迈着，一圈圈转着、转着……没有人陪伴，没有人说话。四周寂静、沉默，只听见磨盘之间的摩擦声和有间隔、有规律的磨碎了的黄豆糊顺着磨道落入桶中的“扑通、扑通”声。

天边露出曙光，班里其他人来了，于是，过滤、煮浆、点卤、起板压制、切割入水，一阵忙碌，买豆腐的人也该来了。

这扇石磨和我推的磨差不多大小

俗话说，“水做的豆腐” ，是说做豆腐需要大量的水，那么，挑水也是一门苦差事。我们用来盛水的是能容1200斤水的大缸，也就是说要12担水才能装满一缸。一溜四、五口大缸，最后的任务就是使它盛满水。水塘离加工房50多米，还要迈一道土坡。我们每天都是拖着疲乏的身子，咬着牙挑完这几十担水。

后来，二班又开始了做粉丝、榨油、做酱油等等，我带了两个70届知青，豆腐主要由他们负责，我开始做粉丝。班长早已“退居二线”，而且我做豆腐黄豆出豆腐率早已超过了他，这不能不说是城里人的聪明。这时，连队买了黄牛，开始用牛拉磨。

做粉丝比做豆腐更累，用水量也超过做豆腐，而这只能由我一个人干了。每天完工前的约五十担水，对我的意志、毅力、超乎“极限”的忍受力，真是极点的考验。当我几乎是没有感觉，只是机械地灌满了最后一口大缸，又挑来最后一担水准备自己冲洗后，人往往就虚脱般地朝加工房地上一躺，久久不能动弹。

做好的粉丝在连队操场上晾晒

在兵团的这三年半时间里，除了做豆腐、粉丝，我放过牛，养过鸡，看菜园浇大粪，上渔船捕鱼，我甚至还当过“屠夫”，杀过猪，长长的尖刀直插猪的心脏。我们连队有100多亩农田，种植水稻、棉花，这些最基本的农活，我们知青都一一学习、掌握了。从插秧、施肥，到割稻；从间苗、整枝打杈、打农药，到摘棉花。学着干一件件农活，其中的“煎熬”不言而喻。我记得那年夏天，棉田害虫肆虐，全团总动员突击打农药。棉虫生命力实在旺盛，放进未加稀释的“1059” 、“1605”农药中，居然摇头摆尾好长时间都不毙命。顶着火辣辣的烈日，日出而作，日落收工，突击打农药一个星期，呼啦啦倒下一大片，不是棉虫，而是人，农场职工和知青。曾有一天，团部卫生院送进100多个病人，不是中暑，就是农药中毒。

连队老职工在庄稼地里打农药

我连负有一特殊使命，每逢团部有什么任务，总由我连担当“突击队” ，比如说去江边卸粮食、卸煤等等，通霄加班是常有的事，那次卸煤就干了一夜。一艘大木船，装有几百吨煤，要连夜卸货，我连组织了20人，晚饭后乘拖拉机去江边。江滩上垒着空油桶，上面搁着跳板，一头搭船沿，一头搭江堤，这不就是电影中旧中国码头工人走的“过山跳”吗？整整一夜将煤一筐筐抬到了岸上，初时大家只想快点卸完，煤筐装得结结实实，少说也有150斤，到后来就希望装得越少越好，实在没力气了。当时“突击队”里还有两个身体较好的女知青，她们也是为了加速自己的“改造”而主动请缨的，最后2小时她们根本无力再坚持“改造”了，躺在了江堤上，当然也没有人再忍心去要求她们同甘共苦了，包括我们那位一直对知青声色俱厉的排长。等到精疲力尽、灰头土脸，乘着拖拉机一路颠簸回到连队时，天色已放光了。事后我计算了一下，每2人一抬，平均每筐算100多煤，每组大约要船上、岸上从“过山跳”上走200多个来回。

当时，我们的信念就是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脱胎换骨，缩小与贫下中农（职工）的差距。颇为自豪的是，劳动观我们知青都挺过来了。我是知青中的一等强劳力，200斤的大米包不用人帮忙自己可上肩，立定后肩上可压上2包大米（400斤）；挑上100斤的担子，两肩倒换着走上10数里用不着休息。我连几位女知青十七、八岁的年龄、较瘦弱的身材，居然也能练得扛起大包，真是不可思议，让父母知道了不知是伤心还是感慨。

知青资料图片

战天斗地

毛主席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来到农村，少不了战天斗地，包括与自然灾害的搏斗。

安徽是个多自然灾害的省份，其中一个主要的灾害就是洪水，小时候就知道淮河水患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我们在长江边，听说以往每到汛期，沿江人民都如临大敌，百加防范。

我们三师所处的地理环境，不仅要防长江，还要防后湖。平时后湖微波粼粼，渔舟点点。夕阳西下，渔船纷纷驶回岸边，一时船老大的喊叫声、孩童的嬉笑声，伴随着炊烟缭绕，一副“渔舟唱晚”的江南水乡景象。但到了汛期，狂风暴雨，后湖像孩儿的脸，变得蛮横无比，一浪接一浪，凶狠地冲击着湖堤，掀起几丈高的浪花。此时，平日里看上去宽敞、结实的大堤，变得像薄薄的玻璃墙，弱不经风，岌岌可危，令人胆颤心惊。

后湖，平静时，极目远眺，湖色与天光争辉．绿水共青天斗碧。

在我们下乡前，已听说了在洪水中牺牲的知青烈士，当时北有金训华(宣传画)

南有黄山茶林场11位烈士(宣传画)

1972年，我们也经历了这个场面。大雨，已经下了一个月了，长江水、后湖水猛涨。长江江堤，由当地农村负责把守，我们团，则全力护卫着绵延数十里的后湖湖堤。

就在汛期来时，我们仍在坚持生产。我们班需添增水缸，雇了一条船去十二团窑场购买8只水缸。回程中，途经十一团驻地，我亲眼目睹了一次决口。

初时，被湖水冲开的缺口仅三、五米宽，有七八个人跳入水中，以减缓水流，后面的人紧赶着打桩，填土袋。装满泥土的革包一个个扔进缺口，但无济于事，水势越来越急，缺口越来越大。情急之中，正巧路过的我们的这条船成了救急之物。毫无商量余地，船上的8口缸被推到了水中（后来我们专门去打捞水缸，再运回连队），船也被拖去堵缺口。

我们站在堤上，望着抢险的职工、知青。身旁，船主蹲着抱头痛哭，我们知道，那条船就是他的身家财产。

湖水汹涌倾泄，靠近湖堤的几排平房已被冲塌了，水面上漂浮着被子、木箱，耳中，传来了一片哭声、喊声。我心中惶忽、难受，这悲惨的一幕也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湖水决堤场景

冒雨沿湖堤赶回连队，湖堤上早已布满了抢险的人群，我们连也全数投入了抗洪抢险的战斗之中。

湖水毫不留情，借着风雨之势，猛烈无比，冲刷着堤坝，像剥皮似的，一层层往下削着泥土。连队组织了“敢死队” ，哪里危急往哪里冲。天上的雨并没有“休息”的迹象，而由于积水、内涝，堤内水深已近膝盖，但保住湖堤，是此时所有兵团人员心中的念头。保住湖堤，保住房屋，保住已垫高的粮食、生活用品（重要的生产工具、能源物品已转移至高地）就有喘息的机会，就有重整的机会。

我们拼命地挖土、填装草袋，然后肩负草袋，四“脚”着地，爬上堤坝，将草袋投入被湖水“侵略”得已显狭窄的堤边。水中，由紧急砍伐的树木削成的木桩一根根打入水中，以便堆筑草袋和树枝捆，目的当然是抵御水浪的冲击。每个人的脸上身上，已分不清是雨水、汗水，还是泪水。

这是令人一生中难以忘记的几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与风雨、湖浪搏击着、挣扎着。危情缓解时，回到宿舍，脱下湿透的衣衫（实际上，这时我们的衣服已没一件是干的了），休息一会，啃几口馒头。而一听到哨声，马上又披上湿衣，冲入雨中。

这种状况下，风雨侵袭，又毫无卫生条件可言，不少人拉稀了。没办法，憋急了随处“就地解决” ，反正遍地都是水，管它冲到哪里去。

终于，雨停了，太阳露出来了，辽阔的后湖又恢复了平静，而湖堤终于保住了。我们站在水中，看看为之祈祷、为之搏命数天的湖堤，默默无言，心中并没太多的喜悦。我身心疲惫，心中涌现出一丝悲哀，对这种生活已产生了厌恶的感情，下乡前的理想、雄心、豪情差不多已荡然无存了。满腹冤气，我把手中的铁锹狠狠地往水中插去，不料锹面与锹把有一角度，锹面一入水改变了方向，一下子扎在我右脚面上，顿时水面上泛起一股血水，我惨叫一声，倒在了水中。

那一年，安徽兵团有两位女知青死于洪水中，我师十二团的郑培志和一师的黄观顺，均作为烈士分别在《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上作过长篇报道。

七三年，春节回沪探亲时，我们几个知青去看电影《战宏图》。望着银幕上出现的抗洪场面，触景生情，我的眼睛湿润了。

当时的安徽省革委会出版了宣传纪念郑培志的书籍

黄观顺的日记摘抄

刻骨铭心的"思想改造”

该说说过思想关了。

“七十年代第一春，上山下乡干革命” ，伴随这个口号，我们于七十年代第一春来到了农村。下乡的目的（也可以说是任务、宗旨、使命）：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脱胎换骨，与贫下中农（对我们来说是兵团职工）彻底打成一片，反修防修，使中国永不变颜色。连我们自己都不由自主地认为，我们的脑子里充满着“小资产阶级思想” ，必须在下乡改造过程中，与之彻底决裂。

 那时，“三忠于” 、“个人崇拜”席卷全国，我们下乡随带物品中，“毛主席语录”是必备的。无论生产多忙，农活多累，每天上班后的“天天读”雷打不动。晚上，不管有多劳累，仍坚持着在油灯下虔诚地写“红色日记” 。冬天，不时呵呵冰冷的双手；夏天，忍受着蚊子的叮咬，我写了厚厚的几大本日记，在回上海读书前连同所有信件一把火烧个精光， 至今想起还有些后悔。

六十年代出版的"红宝书"

为了写红色日记，还有人买了按现在的说法属高大上的日记本

当时，我连有一位知青就是这样挎着红宝书下乡的，他把它当成了一种改造世界观的自觉行动，因此在劳动时他也不愿拿下来。

生产建设兵团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军人领导，管理着一帮百姓。也许以前王震领导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但七十年代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兵团却并不成功。但是，军人领导们却以管理士兵的一套来管理百姓，对我们这些来接受再教育的知青也更严厉，使我们承受了沉重的精神压力。

七十年代初，商店里商品很少，下乡知青可凭证明购买线毯、蚊帐等生活用品，包括市场上见不到的煤油炉。艰苦的劳动之余，有机会就改善一下伙食，这也是人的本能需求。到了兵团后，宣布纪律当头第一棒就是“不许烧煤油炉” ，收音机是不许听的，大城市有干扰系统，外地则不然，若晚上悄悄躲在被子里打开小半导体，不当心听到了“外台” ，被发现了可就有“收听敌台之嫌” 。打扑克是“四旧” ，自然绝对禁止。

十六岁下乡，花季的年龄，我们太年轻，我们太幼稚，我们太天真，我们太单纯，。一方面，我们极其虚心地听军人们、老职工们的“教导” ，拼命加速自己世界观的改造；一方面，我们奉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对连队内我们认为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事提出意见，没想到这已铸成大错。

说起来，对连队各级领导（除了连长），我都提过意见，甚至有争吵。尤其是我的排长，复员军人，本地（宿松）人，安徽人（包括许多非宿松籍的职工）看宿松人，就像上海人看苏北人，是看不起的。排长也是我连知青（不仅我们排）最痛恨的人，他对知青的态度，就像老子对小子，狱警对犯人，稍不顺眼便劈头盖脑一顿训斥。我们排的知青们可没少受惩罚，批评、全班帮助、写检查……几乎无一幸免。

打击终于降临到我头上。一天，我们在场地上摊晒粮食。天热，我脱下外套，想送回宿舍，刚走了没几步，被排长发现了，马上叫住了我，还没等我解释，训斥伴着唾沫星子已朝我飞来。我实在不服，嘟囔着说了一句：“军阀作风。”这下无疑捅了马蜂窝，挨下来就没我的太平日子了，批评、帮助、班里检讨，一次次不过关，干脆让我停工反省，深刻检查。听听排长的理论，“我是党员，你说我是军阀（天哪！“军阀作风”可不是“军阀”啊），连长、指导员是党员，他们是军阀吗？你爸爸妈妈是党员，他们是军阀吗？我们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党员，他们都是军阀吗？”我早已无话可说。最后，定性为“反动语言” ，那几天的日记，也是我日记中写得最长、最“深挖思想根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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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下乡的第二年发生的事，我们班要增加做粉丝业务，我是生产骨干，早已决定由我跟班长去江西兵团学习做粉丝。临行前，指导员、排长、班长三堂会审，明确我这次去有两项任务：一、认真学习，掌握做粉丝技术；二、继续深刻反省，认识错误，回来后要召开全连批判大会，批判我的“反动语言” 。

晚上，我一个人来到后湖边，望着平静的湖水，心潮却翻腾起伏，在堤岸上默默地坐了很久很久。我苦闷，我想不通，我才十七岁，我满腔热血来农村接受再教育，我到底犯了什么大错？我说的不对，可以批评、教育，为什么对一个半大孩子要施以这样沉重的打击？可以想象，这已给我心灵上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创伤。（这件事，我始终未对家里透露过。）

夜里，我和几位好友悄悄商议着，有人出了个主意：“逃回上海避风头。”这不失为一种“无奈”的办法，我确实害怕这个全连批判大会，我不知道如果经受了这次批判后，我的信念会不会泯灭，我的精神会不会垮掉。我们决定，当我完成学习做粉丝的任务回来后，若真要召开批判大会，由他们替我筹借路费并“掩护”我逃回上海。

从上路一刻起，直到返回连队，班长一次也没提起过这事。这也难怪，一个土生土长的老职工，识些字，能读毛主席语录，自知若和我辩论，绝不是我的“对手” ，而且人还算纯朴，对我们知青也有些同情，自然不会像排长那样对知青“横眉冷对”了。

事情的发展令人惊奇，回来后，指导员、排长似乎忘了此事，风平浪静，丝毫没有什么批判会的迹象，甚至排长见了我，也只问了几句学习做粉丝的事，就开始购置工具，准备粉丝的生产了，而我的“出逃”计划当然自动消亡。

这件事一直令我百思不解，是他们“良心”发现？还是确实觉得小题大做？或是认为已施威于我，我已不敢再犯这种事了？但是，这件事对我来说刻骨铭心。社会发展到今天，也许再也不会发生这种“天方夜谭”的事了，而在那个年代，这种事却实实在在地、并不是偶尔一次地发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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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生活在继续，期间，经历了司空见惯的知青打群架，甚至酝酿过大范围的知青约架（涉及十团、十一团、十二团）；经历了必不可少的爱情花絮；经历了招工悲喜剧，这些都与我无关，从文革开始我就从不参与打群架，在农村我根本没有谈恋爱的念头，招工也没我的份，也许我的命运只能等待后来开始的知青大返城（怎么能预料到呢）了。（顺便说一下后来开始的“知青大返城”。在我看来，知青返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办事效率最高的一次全国性行动。从各大城市到全国有知青下放的农村，所有牵涉到的人都“忘我”地奔忙着。上海，有孩子下乡的家长们奔波于医院、里委、街道，开出一张张证明，火速寄出；我们兵团，当地医院的复检例行公事、“遮”人耳目，没人愿意知青回城的机会在自己手中被扼杀。团部、师部各办事机构，知青们就是拿着一张张表格，一次次排队，敲上一个个图章。也许，有些办事人员一辈子敲的章，也没这一段时间敲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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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高考

下面的故事，是我离开兵团的经过，一波三折，悲喜交加，最后，命运终于眷顾了我。

不知不觉下乡已三年了。三年春节三次回沪探亲，每次十多天在上海是知青们最解放 、最欢乐的节日。这十多天，脱离了扛包、挑担、锄草、捉虫、插秧、割稻，脱离了每时每刻承受“思想改造”压力的日子，我们无拘无束，尽情地玩，尽情地吃。中学时的同学、朋友，天各一方，终于相聚，在谁家闹腾一夜，家长也毫无怨言。我们来到南京路第一食品商店，狂吃冰砖，哪管现在是寒冬腊月。在农村夏天天再热，汗再流，也享受不到冷饮，实在馋得不行。

其实，所有家长此时都希望分别了一年的孩子能时时陪伴在身边，让他们难得地再给于一点父母的爱。但他们也体谅孩子，苦了一年，让他们放松一下吧。孩子与朋友相聚，一夜不回家，他们不埋怨；孩子玩乐过分，闹出了一点事，他们也不指责。

知青回沪探亲，都带上当地的土特产，我们带的则是一网兜一网兜，一旅行袋一旅行袋的鱼干。我们那儿就是产鱼，被认为最上品的鱼，比如乌青、鲑鱼，以及长江里的鲥鱼，卖３角、３角５分一斤。最不入流的鲫鱼，１角３分一斤。实际上半尺来长的鲫鱼，十来条一串，给个２角钱就行。我们带回的鱼，是家长唯一可以在邻居前炫耀的东西。

1973年春节来临，这是我在兵团的最后一次探亲。文革的冲击，加速了爸爸妈妈衰老的过程，哥哥、我尚在农村，弟弟“硬档”工矿，算是一个安慰，而妹妹又面临下乡（后去了郊区奉贤农场）。当听到我仍未入团，父母并没多说什么，但我后来回忆，感觉到他们透露出的那种伤感。对家长来说，对自己子女的命运无法把握，而子女在农村的表现、改造似乎又没有“成果”，前途怎样？他们无法想象。

3月，我探亲返回后不久，妈妈实在放心不下，来到了连队。

这是1972年春节前探亲回上海时，几个当年的小伙伴出去玩，在外滩的合影(右一是我)

这时，形势已有所改变，传说兵团将要撤销，知青们早已放出风声：“谁对知青凶的，领章帽徽一走，要你们好看。”非现役的连级、排级干部们开始改换面容，与知青们呼朋唤友，开玩笑、发烟、喝老酒，包括我们那位排长，早就杜绝了“凶神恶煞”的模样，主动与知青们打成一片。

说来奇怪，三年中，艰苦、苦闷、思想压力下，我没有抽烟，而最后半年，气氛平和了，我也完全适应了生活、劳动，我却学会了抽烟，抽的是1角4分一包的“大铁桥” 、1角9分一包的“江淮”。

妈妈作为知青家长，更何况是老党员、老革命，还是残疾军人，自然受到连首长的盛情款待。妈妈了解了我的生活环境、劳动情况，也访问了一些老职工们。临走时，妈妈问我，是否想去工矿，因为她刚和一位老战友恢复了联系，而那位老战友当时正担任安庆石化总厂筹建指挥部副总指挥，妈妈想让我去安庆石化总厂。

说不清是出自于什么心理，我当时对农村生涯有了一些留恋，而对当工人没有一点兴趣，我拒绝了。妈妈有些发火了：“你干了三年，连团都入不了，你想过前途没有？”妈妈拿出了带来的一包书，说：“既然不想当工人，听说今年恢复高考，你复习一下，争取考大学。”

这个消息大大震动了我。小学里，我是全校尖子，我的作文，别的班主任都会借去作为“范文”，老师们都认为我一定能考上重点中学。尤其是哥哥考上了上海中学后，我也满怀信心，我也要考上海中学。文革粉碎了我的梦，不用说上大学了，连中学都无法学到什么知识。我是多么盼望着能进大学读书啊。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1973年，文革中招收第三届工农兵学员，也是唯一的一次由周恩来提出的恢复考试、延长学制的一届。若还是前两届的“推荐”上大学，我不存指望，要是考试，只要能同意我去考，就有希望。此时不搏，更待何时？

几个月，我投入了紧张的复习（说学习更妥当一些）之中，白天照样劳动，晚上熬夜看书。连队柴油机发电，九时半熄火，点起煤油灯继续看。初一到初三的课程，一本本学过去，强记公式，理解定义、定理，已来不及做一道道例题来熟练、巩固，也没时间再看语文书，就靠我小时打下的扎实基础吧。

六月，消息有了，我团三个名额：上海科技大学半导体材料专业、安徽大学中文系、安徽劳动大学植物保护专业。按照一个名额三个人考的原则，我们团可选九人去参加考试。

这时，我深深体会到了在连队三年多时间里，各位领导中我唯一没对连长提过意见，没和连长红过脸，这给我带来了巨大好处，这几乎就决定了我今后的命运。

我团七个生产连队，加机务连、加工连以及团部，共十个基本单位，差不多一个单位一个参考名额。连长去团部据理力争，一定要有一个名额，这关系到全连的“荣誉”，（凭什么低其它连队一等？）最后，机务连没有名额。

就我和另一位两人报名，一听要考试，绝大多数知青谁掂不出自己的分量？连长一锤定音，选我去参加考试，他落选。我想过，还可能有这样一个因素，他已调至机务班，学习金工，而连部刚给他定了“机务二级”，35元工资，这在我们知青中可算“高薪阶层”了。连里在培养他，不想让他这么快离开。

赴考前，团部召集我们九人开会，一介绍，我自觉低人一等。看看，团部：当地知青，宣传股干事，党员 ；四连：女知青，副连长，党员；三连：仓库保管，“红管家” ，团员；五连：职工，“劳动模范” ，党员；一连：男知青，“学马列、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团员；六连：女知青，副指导员，党员，团党委委员……而我，非党非团，无任何荣誉称号。

军人领导，自有军人的纪律，规定每三人考一所学校，填表格时志愿一栏必须填这一学校，否则作“自动放弃” 。可想而知，宣传股干事，且又是安徽人，自然是归入安徽大学中文系；女知青党员们也当然考上海科技大学，我只有唯一方向——安徽劳动大学。

七月，汛期临近，后湖水位开始上涨，湖面已涌波涛，我们已无法乘船直达湖对岸的宿松县城（考场所在地）。于是，至江边，摆渡过江到江西彭泽县，再乘上水小轮至湖北黄石县，转乘长途汽车，绕了一个大圈子赶赴考场。船上，其他知青们热热闹闹地讨论着“鸟飞”这句话的主谓宾结构这类最简单的问题，我一个人趴着船舷，脑海起伏，我是否应该去参加这场考试？安徽劳动大学学期仅两年，毕业后最多回原处当个农业技术员，我心中有些后悔。

团政治处主任带队，考场气氛森严。文革中第一次恢复考试，空气相当紧张。在兵团知青考场，师领导亲自监考。有男知青憋不住，点燃香烟刚吸一口，即被监考者毫不留情一巴掌拍落。考数学时，与我同桌是四连的副连长，我见她愁眉苦脸，悄悄塞了一张纸，是某道题的解法，她也就抄了这道题，得了这一个分数。（她们与我“考”的不是一个学校，我不担心她们会对我构成威胁）六连的副指导员，团党委委员坐在我后面，尽管她唉声叹气，我也没胆量反身做“小动作” 。我知道，这张试卷她交了“白卷” 。

语文试卷，写作文时我得心应手。我认为，只要不写错字，标点符号正确，内容叙述较完整，语句通顺，突出中心思想，那就不会扣太多的分。多亏我小学基础知识的扎实以及突击“复习”中学课程，我做试卷还算顺利。

有些情节今天看来，可以当作“趣闻”。化学是口试，我们那一教室考生轮到我是最后一个。时已至中午，隔壁教室主考官已收拾表格，准备打道回府吃饭、睡午觉了。监考者提醒他：“还有一个。”看着我走进教室，考官强打精神，从夹子中找出表格，问了第一个问题：“水的分子式？”没等他“式”字出口，我早已脱口而出：“H2O。”也许我的口气坚决、果断，也许考官实在没心思再“忠于职责”了，我只看见他在表格上划了一个“√” ，就合上了文件夹。天哪！只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就通过了化学口试，而令我庆幸万分，大呼侥幸的是当时我所掌握的所有化学知识只有这一个“水的分子式”。

我们当年也是在这样的教室里考试，低矮的房间，如将2位监考老师换成戴领章帽徽的，真如情景再现。

考试期间，不时有风波。各团已开始了又一次的抗洪抢险，当有消息传来，某团某连湖堤决口，该连赴考知青（主要是女知青）立即发出一片哭声。不少知青约定，若自己连队湖堤被冲垮，考完后就不回连队了，回上海去，所幸我团没发生这种情况。

考试结束，就在当地医院进行体格检查。若大学录取，总要有这一道手续，干脆不论结果如何，大家都过一“关” 。医生们对知青充满了“人道主义” 、恻隐之心。视力检查从屋里移到屋外，光线充足些，距离也由五米减至四米。我看他们填写数据时，也毫无“职业道德” ，尽量往及格标准上靠。医生们坦言：“你们放心，绝不会卡在我们手里。”

回到连队，开始了忐忑不安的等待。没过多久，消息有了，是调到师部的总机接线（由我连调去的）打来的电话，她已看到通知，安徽劳动大学的录取名单上，写着我的名字。这时我有点急了，难道真去劳动大学读两年书再回兵团当技术员吗？怎么办？通知真下来了又不敢不去，一切听天由命吧。

真应了“人生莫测”那句话，就在我准备打点行装时，又一场运动爆发了，这场运动波及全国，影响了整个招生工作，又延续到我们进校后，引发了一场“教育革命” ，这就是令人记忆犹新的“张铁生的一封信” 。一时，“凭老茧上大学”成了时尚，全国招生工作暂停，复查一个月，审查是否存在“只看成绩，而把优秀的贫下中农子弟以及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表现突出的知识青年排挤在大学校门之外”的现象。

全国的事态发展并不千篇一律。我承认，很多地方，许多考试成绩较好的知青们在这次复查中被“刷”了下去，我的朋友中就有这遭遇的。但在我们兵团，或我们那一片招生地区，上海招生组拿着当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尚方宝剑：“把表现最好的工农兵学员，吸收进上海的大学里来，”于是，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招生组借“复查”为名，无视“推荐意向”，“报考志愿”也撇开不顾，乘机挑选考卷，一看有成绩尚可的，便装入自己皮包。

终于，漫长的一个月复查结束了。终于，通知来了。出乎意料，毫无思想准备，我的去向竟然是——上海科技大学，而且专业也由“半导体材料”变成了“无线电系电子测量仪器”，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已经无法用言语来描述我当时的心情了。

历史就这样经常给人们开着玩笑，昨天，我还在无奈地准备去安徽劳动大学读书，并考虑着我将一辈子在安徽当个农业技术员了，今天，我却要告别安徽，去上海——我的故乡上大学了，这是梦境，还是现实？一时间，我惶然了。今天，该怎么来评论这件事？如果没有“张铁生事件”，回上海的就是我们九人中的另一位。现在，并非出自本意，我替代了他（她），我该内疚吗？不，我毫无愧言。虽然，按今天的正常标准，我那时赴考时所掌握的文化知识，根本没有资格进入任何一所哪怕是“档次”最低的大学，但我自豪地认为：在当时我团参考的九人中，我分数第一。不管今天人们如何评价张铁生，我却应该“感谢”他，没有他，我回不了上海。

随后，全师所有已录取去上海读书的知青齐聚师部医院进行体格复检。当时上海方面有一条规定：肝炎患者不许进上海。应了“大喜大悲”这句老话，出现了悲惨的一幕，十二团的一位女知青，原录取上海师大政教系，偏偏化验单上出现了“阳性” ，顿时天崩地裂 ，欲哭无泪。望着她那痛不欲生的表情，任何同情安慰的语言都没什么作用了。分手时，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去和她说“再见” 。

关于1973年的这次高考，至今已无人提及了，但我不会忘记，这是我人生的分水岭，我也由此跳出了“农门”。

告别

后湖，我喜欢你风平浪静的模样，我愿意跃入你的怀抱

终于要走了，要离开兵团了，要离开这块我曾经战斗了三年半的土地了。一时间，心中产生了一种情结，一种深深的留恋。

我来到了后湖，望着长长的、宽宽的堤坝，我曾经为你而搏过命。望着汛期过后恢复了平静的湖水，我曾经“抗击”过你，也曾在你的怀抱里享受过你给我的酣畅。我上了渔船，和职工们最后一次碰杯，最后尝一口那数年不洗的锅中鱼汤的鲜味。我来到鸡场，回味着每天清晨捡拾鸡蛋的乐趣。我来到了菜园，在这里，我曾经挑水、浇粪、施肥，经历了播种，也经历了收获。我钻入低矮的瓜棚，和职工最后一次叙谈，我们曾一起看瓜，一起伺候那娇嫩的瓜苗。我来到了大田，望着正生长的棉苗、水稻，回忆起自己“脸朝黄土背朝天” ，头顶烈日，汗如雨下的劳动情景。我来到加工房，抚摸着我曾经使用过的劳动工具，大水缸、钢磨（条件改善了，几百斤的大石磨已经淘汰，我们用上了电动钢磨）、灶台、豆腐架、粉丝漏勺、扁担、水桶、榨油机……我脑子里又闪现出抱着磨杠，默默地转圈的创业时刻。

我来到了班长家，三年半，他一直是我们的班长。在当时的形势下，班长也曾背诵着毛主席语录，以他的认识水平，“上纲上线”教育过我们。但他教我做豆腐，教我如何在干农活时节省力气。班长有八个孩子，生活很艰苦，却经常把知青叫到家中，倾其所有，弄几个菜，一起咪两口。班长的老父亲死时，我们知青都参加了送葬，抬棺材的人中，排头一杠，就压在我和另一位知青的肩上。

我依次来到老职工们的家，向他们告别。这些职工，有的憨厚，有的圆滑，有的善“侃” ，有的显得“愚昧”，而那些女职工们，更喜欢和我们知青开些“粗俗”的玩笑，使我们面红耳赤。但是他们勤劳，他们忍辱负重，在艰苦的生活中，我看到了他们闪光的一面。我们知青和职工们已有了深深的感情。

我也来到了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事务长、排长的家。是的，他们批评、教育、训斥、惩罚，甚至用更严厉的手段对待过我们。我也恨过、骂过、暗地里诅咒过他们。但是，他们毕竟带领着全连一起奋战在兵团，他们的生活同样艰辛，他们身上的担子比我们更重，他们所付出的比我们更多。在分手的时候，我还有什么疙瘩解不开，还有什么理由去继续保持“恨”意？

再看一眼小孤山吧，你见证了我们在农村的艰苦，见证了我们在逆境中的成长

尚未上调的知青们卸下门板作台面，摆开了宴席。搪瓷碗层层叠叠，盛满了鱼、虾、蟹、鳖，鸡、鸭、蛋、肉，一杯一杯的土烧，尽情地喝，为送我，也为祝贺我。职工们也来到了宿舍，挤了满满一屋子，耳中充满着惜别的话语。

厚厚的信件、日记早已烧了。所有的物品，扔的扔，送的送，鞋、衣、水瓶、脸盆、被子、席子、帐子……这些，已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但是，那只帆布箱，我下乡时凭“下乡证明”购买的“奢侈品”，作为我下乡的“见证” ，我把它留在了身边，它伴随我进了大学，又伴随我去了小三线，直到小三线调整，我经历了第二次“返城”，才和这只已破烂不堪的帆布箱彻底分手。

度过了几乎不眠的一夜，我上路了。机务连的知青开来了拖拉机，我连的知青们将我送到江边，送过了江，送上了九江至安庆的下水小轮。几位好友随我登上小轮，送到安庆，最后将我送上驶往上海的江轮，时间，一九七三年九月。

汽笛声声，江轮缓缓离开码头，这与三年半前迥然不同。那时，我离开上海，离开父母，独自一人踏上生活之路；今天，我返回上海，返回父母身边，生活，已向我展开了另一幅画卷。向岸上的知青招着手，眺望着兵团、连队的方向，我思索万千、感慨万千。

每年探亲乘江轮，回上海了还要再回去，这次登上江轮就不回去了，上海，我回家了

在告别连队时，我经历了人生政治生涯中的第二件大事——入团。事情也来得突然，团部首长们忽然发现自己的“疏忽”：我们团选送到上海去读大学的应该说是表现好的知青，怎么连团员都不是？一个电话给连部，接下来的事情，就带有突击的性质了，突击填表，突击开团员大会，突击审批通过。于是，我没有过过一次团组织生活，没有缴纳过一次团费，就带着团组织介绍信上路了。后来，我是在大学入的党。

在上海科技大学读书期间，三年暑假，我都回到了连队。这时，兵团已撤销了，恢复了农场建制，已看不见领章帽徽了。指导员一职已不复存在，连长也换了新人（外连调入的一老职工）。我并不是心血来潮，这片土地，我懂事、成人，踏入社会的人生第一站，我在这经受挫折、打击、磨难、锤炼，这里尚有还未离开的知青好友、曾经朝夕相处的职工们，我始终魂牵梦绕。

每次一回到连队，当天晚上，邀吃饭的计划已排到了我走的那天，实在排不上的，就在我离开的那天清晨，硬拉我去喝上几杯。每次临离开前一晚，我都拖着醉醺醺的身躯，一家家去打着招呼，有一次实在撑不住了，就躺倒在一家职工门外的竹榻上。

职工们的盛情，使我受宠若惊。那一年我又回到了连队，在一位老职工家中，几杯酒上脸，他满脸通红，激动地、几乎是哽咽着说：“知青们一个一个、一批一批地走了，只有你，每年回来看我们。我们想念你们，我感激你。”一时，我双眼模糊了。

我会忘记你们吗？不，今生今世，我无法忘怀。

这是当年赴安徽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团综合加工连的上海知青名单：

李海洪、于吉林、王 巍、赵海波、许品健、杨伟力、王绪传、范金芳、陈铁辰、奚爱华、邵家玲、杨翠灵、陈美娟、李宝凤、朱兰英、刘玲娣、金美萍、桂佩芬、骆惠芳、胡敏娟、陈伟军、朱柏祥、范荣申、戴伟荣、徐岁芳、冯云财、顾雅芳、魏悦康、刘红妹、杨佩芬、田盛春、王关金、黄宝根、华幼君、倪凤珍、郭守海、吴吉丽、计玲妹、陈福民、邱建民、郑龙珠

七十年代初下乡，我们没有照相机，更不要说手机了，我们在兵团的艰苦岁月，我们与天地的搏斗，我们的生活，等等等等，没有留下第一手画面资料，这是我们的终生遗憾。

我连一位女知青上调至团部宣传股，有了一些拍照的机会。

当时照相机拍出的效果很差

难得的知青集体照，坐椅子上的是团部领导

离开连队了，过去了多少年，却始终牵挂着这片土地，1997年4月，距我下乡27周年，我完成了回忆录“下乡记”。2017年，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纂了《上海知青在安徽口述实录》一书，并在2018年出版，书中收入了我的回忆录“下乡记”。

我于2018年2月拿到此书

之前的2011年11月21日，江淮晨报记者也对我进行了采访报道

报道最后，记者写到：后来读大学时，每年暑假李海洪都会返回农场看望农场职工和未回城的知青。

如今写这篇报道时，我们也会被李海洪对安徽的这份感情而感动，安徽人民忘不了上海知青。

读大学时，每年放暑假我都要回连队看望老职工和知青们。这是1974年暑假回连队时，和知青们在连队操场上(右一最高的是我)

知青们每年都会聚会，回忆在连队里的点点滴滴，笑谈那难以忘怀的往事。

摄于2016年10月22日，后排左三是我，前排右四(坐轮椅车者)是女知青中第一个能抗200斤粮包的，在农村也吃了不少苦。就在这次聚会后没多久，因病去世了

下面是知青旧地重游，回兵团(如今已恢复了原华阳河农场的场名)看望的照片

谨以此篇，纪念我的兵团生涯

附录：

1969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安徽生产建设兵团。1969年9月11日，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在合肥成立。任命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任之兼任兵团政委；安徽省军区第四政委张春森兼任兵团第二政委；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程业棠为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暂缺）。

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初期，以安徽省28个国营农场和3个林场为基础，按军事编制分别组成农业师、团和独立营，连以下单位以农场生产队为基础组建。1973年，相继接收江淮汽车制造厂、淝河汽车制造厂、芜湖汽车发动机厂、六安汽车修配厂、皖西汽车修配厂、淮南轴承厂、马鞍山铸管厂等企业，直属兵团领导。兵团部下辖4个农业师、18个团（场）、9个独立营和16个工厂。

农业第1师，师部驻淮南。师长董占江，政委李行笃。下辖第1团、第2团、第3团、第4团，由12个农场组成。

农业第2师，师部驻滁县。师长高超，政委张书茂。下辖第5团、第6团、第7团、第8团、第9团，由9个农林场组成。

农业第3师，师部驻宿松县复兴镇。师长王铭，政委陈德慧。下辖第10团、第11团、第12团、第13团、第14团、第15团，由华阳河农垦总场、皖河农场、东南湖农场组建而成。    农业第4师，师部驻宣城。师长丁亚，政委张兴邦。下辖第16团、第17团、第18团，由8个农林茶场组建而成。

兵团总人口为20万人，其中干部10275人（现役军人2874人，地方干部4424人，以工代干2977人）；职工83700人（凡符合民兵条件的青年均称为兵团战士，其余称兵团职工）。职工主要成分是原农场工人及各地知识青年。

1975年6月5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撤销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由各部队调至兵团的现役军人原则上各回原部队。9月10日，改变体制和领导关系。所属各农业师、团移交安徽省农垦厅；磷肥厂、制药厂移交安徽省化工厅；广播电讯器材厂、印刷厂移交安徽省民政厅；江淮汽车制造厂、淝河汽车制造厂、芜湖汽车发动机厂、六安汽车修配厂、皖西汽车修配厂、淮南轴承厂等企业移交安徽省汽车工业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