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针与灸的作用详解

金针度人 马立昌

灸疗，要言之，是以利用艾绒等物燃烧生热、灼烫或熏熨人体穴位为主要形式的一类治疗方法。

从北京周口店发掘的含骨化石的地层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烧焦的石、土；被烧过的动物骨骼；及遗留的燃烧物的灰烬，证实在中国利用火的历史至少有50万年了。

灸疗要用火,故它的发明应当是在古人学会取火之后。然而，因为这一发明极可能是远在人类几千年的有文字史之前的事情；且那个时代的灸疗实物遗迹又是不可能存在至今的，故当代人对古代灸疗的发明时间已无从考察。

人类具有自我治疗的本能。可以想见，在很久远的年代，人们风餐露宿，遇有病痛缺乏治疗手段，人们只是自然而然地以手掐按，或以锐石杵击痛处；有时则将病痛得趋近于火，以获舒适的感觉，或也有被灼伤之时，却因之又体验到某些体表部位的被灼伤可使病痛减轻……。久而久之，人们便积累了关于哪些种病痛宜于杵击、哪些种病痛宜于熏灼；以及哪些施治部位更为有效之类的经验，这大概就是砭、灸术始创的情形。

已知的，关于灸疗的最早文字，记载于两千年前的史料《诗经.王风》（公元前700多年）曰：“彼采艾兮”（毛享注：艾所以疗疾）；《左传》记载，公元前581年，晋景公病，延秦国太医令医缓来诊，医缓说：“疾之不为也，病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治蔫。”其中，“攻”即指灸疗，达则是指针刺；孟子（公元前372-289年）在孟子·离娄》中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我国的针灸界一般认为，由砭刺俞穴而知针感走行，这是古人形成经络学说的基本根据。而灸灼穴位是否引起感传现象及它是否也为古人形成经络学说的依据这样的问题则很少有人提出并回答。其实，灸的传感现象，古医籍中早有记载。如《备急灸法·骑竹马灸法》记：“灸罢二穴……其艾火即随流注先至尾闾，其热如蒸，又透两外肾，俱觉蒸热，移时复流足涌泉穴，自下而上，渐渐周遍一身。”今人周楣声先生在其《灸绳》一书（全国首届灸法讲习班教材）中更提供了对灸感传导现象的大量临床记录。虽然这些资料不能证明早期的灸疗对经络学说的诞生曾作出过何等的贡献，但至少可以提示，在《足臂》、《阴阳》二书被发现之后，人们不再有理由无视灸疗的这种贡献。

《内经》对人体生理、病理及其与经络的关系有大量的论述，凡十二经脉、经别、十五别络等的循环分布、主病，都有系统的描述。对“五输穴”、“五脏原穴”、“十五络穴”、“六合穴”、“四海穴”、“五脏腧穴”等管定穴亦有重生阐发。此外，《灵枢·骨度》的人体骨度分寸较为全面、具体，确立了后世测定穴位的重要法则。《难经》对十二经脉、五输穴、十二原穴的论述有许多弥补了《内经》之不足。最为突出的是，《难经》首次提出“奇经八脉”的概念，对八脉的作用、起止分布、病候做了简要的说明，首次提出“府会太仓，脏会季胁，筋会阳陵泉，髓会绝骨，血会膈俞，骨会大杼，脉会太渊，气会三焦外一筋直两乳内也（注家：膻中）。热病在内者，取其会之气穴也”的八会穴理论。此外《难经》还提出“脐下肾间动气”为“五脏六腑之术”、“十二经脉之根”等重要学术观点。

《内经》、《难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基本理论的趋于成熟。这些基本理论对后世灸疗的发展，一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应该指出，《内经》针灸治疗学内容是以针法为主体，灸法只做为对针法的辅助疗法而已，故《灵枢·宫能》云：“针所不为，灸之所宜。”某些人以为，这是讲针灸应并重互补。其实，《内经》是偏于用针的，尚未做到“针灸并重”。《内经》的这一特征，与其作者的学术师承及临床专长于针法的背景有关。《灵枢·病传》云：“黄帝曰：余受几针关于夫子，而私览于诸方，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炳，饮药，之一者要独守耶，将尽行之乎？岐伯曰：诸方者，众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尽行也。”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是较有名的临床医生，未必能汤药、灸、刺样样善用。

《内经》中关于灸疗适应证的具体论说不太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素问·异法方宜论》云：“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冻冽，其民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

《素问·骨空论》云：“大风汗出，灸议嬉，噫嬉在背下侠背旁三寸所，厌之令病者呼噫嬉，噫嬉应手。……失枕在肩上横骨间，折使输臂齐肘正，灸脊中。”又云：“灸寒热之法，先灸项大椎，以年为壮数，次灸橛骨，以年这壮数，视背俞陷骨灸之，举臂肩上陷者灸之，缺盆骨上切之坚痛如筋者灸之，膺中陷骨间灸之，掌束骨下灸之，脐下关元三寸灸之，毛际动脉灸之，巅上一（王冰注：百会穴也）灸之，犬所啮之处灸之3壮，即以犬伤病法灸之，凡当灸29处。伤食灸之，不已者，必视其经之过于阳者，数刺其俞而药之。”

《素问·血气形志》云：“形乐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形乐志乐，病生于肉，治之以针石。形苦志乐，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编者：熨，谓药熨，灸之类也）。形苦志乐，病生于咽嗌，治之以百药。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是谓五形志也。”

《素问·调经论》云：“燔针劫刺其下及急者（王冰注：调筋法也。）；病在骨，粹针熨；……”（燔针、粹针、或针后以去燔针使之温，或烧针以后刺之，皆针、灸保用的治法）。

《灵柩·邪气脏腑病形》云：“胆病者，善太息，口苦，呕宿汁，心下淡淡，恐人将捕之，嗌中介介然数睡，在是少阳这本末，亦视其脉之陷下者灸之，其寒热者，取阳陵泉。”

《灵柩·经筋》云：“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又云：“粹针者，刺寒急也……。”

《灵柩·癫狂》云：“脉癫疾者，暴仆，……脉满，尽刺之出血；不满，灸之挟项太阳，灸带脉于腰相去3寸，诸分肉本输。”又：“治癫疾者……灸骶骨20壮。”

《灵枢·禁服》云：“陷下者，脉血结于中，中有著（着）血，血寒，故宜灸之。”

《灵枢·背输》云：背俞穴“灸之则可，刺之则不可。气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以火补者，毋吹其火，须自灭也；以火泻者，疾吹其火，传其艾，须其火灭也。”（此者末妥）。

《灵枢·宫能》云：“阴阳皆虚，火自当之……经陷下者，火则当之，结络坚紧，火所治之。”以上述文字，可以看出，《内经》主要是用灸疗（包括艾灸、熨引、燔针、焠刺）来治疗一些虚、寒证，以补针刺之不及。虽然《内经》作者倾向于认为灸法特优于治疗虚、寒证，但并没有提出“灸法不可以治实热证”的观点。

东汉张仲景于公元196-204年撰成《伤寒论》，该书辨证，用药组方精审非凡，确立了伤寒、杂病的六经辨证、八纲辨证原则，被后世称为“方书元祖”。

仲景愈病以内治为主，间或择用刺灸等外治手段。与《内经》类似，《伤寒论》中灸法的运用，主要是补内治法之不足，以治疗某些三阴虚寒证，如《伤寒论》云：“少阴病，下利，脉微涩，呕而汗出，必数更衣，反少者，当温其上，灸之。” “伤寒脉促，手足厥逆，可灸之。”等等。与《内经》不同的是《伤寒论》明确提出反对用灸法治疗以伤寒三阳证为代表的外感实热，及以“微数之脉”为特征的阴虚有热证。认为用灸法治此，常常或使汗不得出、邪热内炽而生诸变，或导致大汗亡阳之弊，如《伤寒论》云：“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脉浮，宜以汗解，用灸之，邪无从出，因火而盛，病从腰以下，必重痹，名火逆也。” “脉浮、热甚而反灸之，此为实。实以虚治，因火而动，必咽燥、吐血。” “伤寒脉浮，医以火追动劫之，亡阳，必惊狂……。”等等。

古代为何有那么多禁灸穴？

仲景之所以对灸疗的应用颇有戒心，恐怕与那个时代他所见到的灸疗技术不高明，邮灸疗所导致的变证、坏证时有所闻有关。如果灸的方式、取穴，灸量不得当，自灸与愈病无缘，那个时代的艾灸，显然流行化脓灸，若施灸面积过大，灸伤过深，“焦骨伤筋”之类的“治害”就可能发生；再则，若医者每以发灸疮为能事，则对病在三阳者，未免有得不偿失之嫌。此外，当时除艾炷灸还存在燔针、瓦熨及作坑烧地，取松柏叶等盖卧熏蒸等灸疗形式，由于施用过于粗放，便会造成仲景所言：“亡阳、必惊狂”，“其身发黄”，“阳盛则欲衄、阴虚小便难“等情况。

但是，仲景所谈到的，灸疗会引起的各种变证、坏证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这些并非灸疗的必然结果。随着灸疗形式的改进，辨证取穴、灸量控制水平的提高，灸疗完全可以具备适应证广泛，高效，高度安全的特点。

由于《内经》论针详而论灸略；《难经》不言灸法；《伤寒论》示“三阳证勿灸”、“阴虚有热勿”之训戒，以后历代均有一些医家盲目泥古尊经而重针轻灸，或信守“实热、阴虚证不灸”之说，这对于灸疗的正常发展一直有不良的影响。

简单总结下，就是说《内经》这一类针灸书，是以针法为主题，灸法只作为针法的辅助疗法而已。所以拿针法教材来主导灸法就有所不妥，很多玩针的医家未必懂灸，所以不要偏信一家之言。

而且，古代流行直接灸、化脓灸，所以有比较多讲究，有些穴位禁忌灸，灸疮造成的伤害就连仲景都有所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