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的美篇

王永

文革中风起云涌的白灵淖

　　前些日子，写了一篇回忆故乡白灵淖的文章，除了真挚的感情，其实文字很粗糙，本来是不足道的，想不到，竟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后来又拜读了来自家乡怀朔镇的书记郭勇先生的美文《英雄白灵淖》，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下白灵淖过去在文革中风起云涌的历史，给不曾了解白灵淖英雄过往的人们一点词不达意的知识普及。所以，今天想再以笨拙文字，给朋友们展示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地处偏僻之地的白灵淖，曾经的风云际会，曾经的风起云涌。

文化大革命开始于1966年。那时我8岁，刚上小学一年级。按照英国教育家洛克的记忆理论，人的记忆如同白板，因此最初的记忆总是清晰而深刻的。所以生活在小山村里，从未见过什么大世面的我，五十多年前发生在故乡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一幕幕，至今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文化大革命，不仅是革文化的命，而且似乎也是有了文化才能革命。在那个年代，中学生就是绝对的文化人了。有了这样一些文化人，又处于那样一个有个小火星，就可以燃起燎原的革命大火的年代，白灵淖这个塞北小村庄，也居然风起云涌，云诡波谲。罡风吹而波浪冲天，人情奋而风云变色。

当时白灵淖中学的学生分成两个派别:一个叫井冈山，一个叫韶山。现在想来，真佩服那个时候学生的政治水平。韶山是伟人的出生地，井冈山是伟人创立“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胜利”伟大理论的实验地。不管以那个名字作为革命的招牌，都具有无可争辩的革命性。

当时，韶山派的首领叫党成龙，好像是兴顺西人。中等身材，脸型微胖，长相有点像后来在样板戏《红灯记》中扮演李玉和的京剧演员钱浩亮。一头浓黑的秀发，眉宇间透出一种英气。还有一个瘦瘦的叫穆孝廉的，也属于韶山派中的核心人物。追随左右的还有一大帮人。

井冈山派的首领叫焦玉梁，好像是达茂旗人。个子中等，头发有些卷曲，脸上满是青春，人很聪明，能言善辩，讲话滔滔不绝，个人魅力十足，属于那种天生的领袖型人物。同一派中有个叫李桂香的同学，十分仰慕他的才华，一直追随左右，最终成功的成为他的妻子。

同一派的战友佩服他的聪明才智，就从马克思的名字里取了两个字，称他为焦克思。井冈山还有几个核心人物，一个叫冯全成，高个子，圆脸。两只眼睛不大，但炯炯有神。眼睛间距离有点阔，看了之后，让人容易想起鲁迅小说《铸剑》中的那个叫眉间尺的男孩。此外就是一个叫戎浩荣的大个子，本来是井冈山派的，大约觉得怀才不遇，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觉得有些落寞，有些郁郁寡欢，后来就“杀回马枪”，转移到韶山派了。

两派人经常在一起辩论，都觉得担当着保卫社会主义铁打江山永不变色色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一个个口若悬河，舌似利剑；一个个面红耳赤，声嘶力竭。想象到古希腊的哲人们探讨人生和世界奥秘时，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不知道哪个人曾经说过，生活中是没有观众的，在文革中也是这样。由于中学生分成两派，比较激进的是韶山派，比较稳健的是井冈山派。因此，井冈山常常被韶山派斥责为保皇派。工人叔叔和农民伯伯看不上火药味十足的韶山派，所以白灵淖农机厂的工人成立了“硬骨头工人战斗队”， 村里的青年农民成立了“黄土地农民战斗队”。这个塞北小村庄的工人农民，观点出奇的一致，都属于井冈山派的后援。

大约在1968年，全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进行的如火如荼，当时的生产活动处于半瘫痪状态，但信息传递还是满快的。串联的人们从外地带回了各种各样的传单，传单上有各地文革的消息。广播里的播报，传单里的传闻，都成了小山村的青年造反派奉行的圭臬。

当时的白灵淖村，高耸的墙壁上，宽阔的马路上，都写满了或表忠心，或充满火药味的标语:

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

✘✘（人名）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打倒资产阶级当权派✘✘！

炮轰✘✘✘，油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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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学的校长武俊，以及一些老师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记得两个老师，一个叫苗增秀，一个叫高锦贵，被韶山派给戴上高高的纸帽子，多次拉出去批斗。在墙报上是对他们极度丑化的漫画。

当时，中学的老师我能记起名字来的有郑世通，智贞祥，赵文章，崔勇，周卓，刘月河，宋章林等。崔勇老师应该是井冈山派的，因为他给井冈山团队画过游行时学生队列前面扛的“马恩列斯毛”画像，其他老师因为没有什么出头露面的表示，所以属于哪一派就不太清楚了。

　　大约是1968 年，井冈山派与韶山派在辩论中发生了肢体冲突，当时围观的人当中有白灵淖农机厂的几个学徒工，学徒工也是十七八岁的年纪，很容易激动，加上农机厂的工人都是井冈山派的支持者，于是有一个姓卢的学徒工也参与到其中，把韶山派的一个人打了。

其实情况并不严重，但韶山派借题发挥，说保皇派打了造反派，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要“讨还血债” ，于是那个学徒工被韶山派抓起来。第二天开批斗会，别看那个年代学生们没有学下多少知识，但为了博取人们的同情，体现批斗会的正当性，还是很动了一番脑子的。韶山派拿一件白衬衫，撒上几处红墨水，作为挨打学生受伤情况严重的铁证，又拿了根铁棍，作为当时现场打人的“物证”，让那个打人的年轻学徒工一手拿着铁棍，一手拿着“带血”的衬衫，在批斗会场上高高举起。然后是几个韶山派的人轮番发言声讨。

因为事情发生在8月12日，韶山派的军师们根据所学的残缺不全的历史知识，把这个事件命名为“8.12流血事件”。批斗会之后不久，就把那个学徒工放了。从后来的情况看，这个批斗会还是开好了，因为从那个事件之后，两派虽然行为上一直互不相让，情感上一直你死我活，但再没有发生严重于此的冲突。不像一些大城市文革中发生武斗，动刀动枪，好多年轻的生命因此陨落。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人毕竟是黄土地上走出来的，身上仍然有一种源于父辈的淳朴和善良。

后来，那个学徒工参了军，当了几年兵，又回到白灵淖机械厂，当了工厂的保卫干事。

　　文化大革命主要是针对当权派的。有一件事现在也想不清楚，一向以保皇派自居的井冈山派，忽然间成了激进派––一大帮井冈派的学生到白灵淖公社大院搞了一场绝食静坐活动。目的是让当时的公社书记交出什么黑材料。

那时，白灵淖公社的书记是一个叫康秉义的人。当时年龄大概不到四十岁，方脸，白净面皮，上身穿一件黑色的皮夹克，下身是藏蓝色毛哔叽裤子，黑皮鞋。连续几天不让睡觉，人显得很疲惫，再加上处于被整的地位，和静坐学生讲话十分谦恭。隔一会就从窗户外糊满了大字报的办公室出来，低声下气的对绝食静坐的学生们，你们吃一点东西吧，要不会饿坏身体的。马上有学生说，什么时候把黑材料交出来，我们什么时候复食。其实这是学生们摆出样子给这位当权派施加压力。

当时参加静坐的，有白灵淖村队长的千金，这位千金的妈妈每天都会把在家烤好的馒头片悄悄的送给这位千金，千金在把干馒头片发给参加绝食静坐的战友。只要这位书记不在场，大家就大快朵颐。看到当权派可怜巴巴讨好大家的样子，并没有受到饥饿丝毫影响的革命小将们，体会到一种成功的捉弄人的快意。

虽然老子说“有生于无” ，那是从宇宙的演变，人类的产生而讲的。现实生活中，即使有人喜欢颠倒黑白，喜欢无中生有，但事实终究是不可改变的。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黑材料可以交给革命小将们，所以这场绝食静坐，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那时，知识自然学不到多少，不过大部分人的毛笔字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因为，几乎每天都在写大字报。此外，刻印各种传单，让革命小将们的硬笔书法功底越来越厚。此外，因为经常要参加辩论活动，所以，各个派别中那些领袖们，一个个都练的牙灵齿利，能言善辩。

固阳县城里也有两派，一派叫“鲁纵”（鲁迅纵队的简称），一派就叫井冈山。不用说，县城里的井冈山派肯定支持村里的井冈山派，“鲁纵”自然是白灵淖中学韶山派的强大后盾了。有时候固阳城里的造反派也开着大敞车，到乡下来，对乡下的造反派表示一下支持声援。车进了村，便开的十分的慢，敞车上插满了红旗，车头顶棚，固定着高音喇叭，喇叭里播放着当时的流行革命歌曲––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

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大车一来，我们就跟着车去看热闹，去拣花花绿绿的传单了。回了家，把那些五颜六色的传单订成练习本，就可以演算式或记笔记了。从这点看，我们这些少本缺笔的农村孩子，倒是乡村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了。

文革后期，武斗愈演愈烈，虽然中央提出“大联合”，但年轻气盛，观点偏执的革命小将们，是根本听不进去的。所以，整个社会处于极度的动荡之中。当时生产处于半停顿状态，工厂的工人都不怎么上班，又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生产任务本身就不饱满，所以工厂基本不招工。社会上大量闲散人员的存在，而且这些闲散人员还是以团体的形式存在，成了社会极不稳定的因素。于是，领导们想起了邢燕子董加耕这些文革之前就从城里走入田间的读书人，觉得农村可以大量容纳这些在城里日益不安分，而且渐渐难以驾驭的年轻人，于是中央发布号召，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于是六十年代末期，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别父母，告别城市，来到了“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城里那些曾经叱咤风云革命小将是这样一种命运， 对于这些原本就生活在乡下，来自白灵淖周边四乡八里的中学生来说，哪里会有比这更好的出路。于是白灵淖中学这帮学哥学姐们，在荒废了学业，耗费了青春之后，带着几分怅惘，几分愤懑，几分迷茫，并没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毕业后，只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回到山上乡下务农，继续走父辈们走了一代又一代的老路––在黄土地上刨食。

我不知道 ，那些在白灵淖这片土地上曾经显赫一时，曾经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学生领袖们，在耗费了理想，耗费了激情，荒废了学业之后，却不得不回到自己生活的家乡，不得不再一次重复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时，是一种怎样的悲哀与无奈！

　　那些原本是来自白灵淖四乡八里的学长们带着无处安放的青春，带着心有不甘的苦闷回家了。后来，村里来了许多知青，都是包头的。村里还专门为知青盖了一排房，供下乡的知识青年居住。

当时有一种说法，叫知识青年要扎根农村。这种说法不够科学，知青的父母亲人都在城里，父母才是青年的根。父母在城里，儿女在乡下，两相思念，两相牵挂。由此也产生出许多莫名的怨气来，所以一些胆子大的知青隔三差五的打架闹事，并不能安分守己的接受再教育。

甚至，曾经传出了这样的段子，说有的知青晚上去老乡院里偷鸡，先去窗户上敲几下，然后说，老乡 冬天夜长，饿的睡不着，抓你家一只鸡压压饥。这种情形下，老乡们自然不敢出去。

不过，人生的变故，往往是人成长的催化剂。虽然大部分知识青年即使在城里，也不是过的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总归要比在农村生活的好。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磨炼，每个人都获得了一笔难得的人生财富。许多知青在回城之后，不管是进了工厂，还是进了机关，都成了工厂机关中的佼佼者，都有了不错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讲，苦，从来没有白吃的，一个人年轻时吃的苦，最终都会转化为他能力和境界。

文革中的一代人是狂热的，但也有可敬的地方，那就是他们的信仰。虽然那时的信仰有几分虚妄，但作为万物灵长的人，本来就不是只为了吃饭而存在的，人还应该有精神追求。所以即使只相信虚妄的信仰，也总比现在除了金钱什么也不信的好，至少，我以为是这样。

　　本人介绍:王勇（王永），固阳县白灵淖村人。感谢那个年代，没出村就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1978年参加考试，考入包头师范语文班读书。1980年分配到二机教育处工作。在二机一中教了8年高中语文，1988年调入二机三中教了8年高中。是一个颇受学生欢迎的语文老师。1995年调入包头市教育局教研室，担任中学语文教研员22年。2018年退休。